王蒙：我目睹的中华民国

提起中华民国，我首先想到的是日伪的“中华民国”，原因是日伪政府仍然自称中华民国，仍然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执政党”仍然名为国民党。

不同之处是“国旗”上加一个小黄条，上书“和平反共救国”字样。“和平”，意味着汉奸路线，不准抗日；“反共”，以此标榜，耐人寻味。

回想起1942年3月日伪当局在华北推行的穷凶极恶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条口号就是“我们要剿灭共匪，肃正思想”，当时我是小学三年级学生，学校紧紧张张地要求我们背诵，说背不下来就有可能被“带走”，可以看出日伪势力是如何地视中共为心腹大患。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原汪记的汉奸国民党党部立即在报纸上发表《告同胞书》，大言不惭地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并高喊“蒋总裁万岁”。原来说的是“汪主席”“陈（公博）主席”如何如何，眼也不眨，立马换成了“蒋总裁”，让少年的我大惑不解。

后来报上出现了关于国府“接收大员”的报道。国民党贪官污吏当了大员以后颐指气使，化公为私，什么“五子（房子、车子、票子、儿子、金条子）登科”啦，什么发国难财、接收财、娶接收夫人抗战夫人（把沦陷区的夫人抛弃娶新夫人）啦，不一而足，这些事情，在报纸上爆料，使人深感失望。

我那时爱看报，许多消息是从报上得来的。国民党暗杀闻一多、李公朴后报上登了许多对嫌犯的审讯消息，居然还大量刊登了他们对闻、李的咒骂，连“嫌犯”的捶胸顿足、流泪喊叫都有报道，似乎是在宣扬“杀之有理”。1946年美军皮尔逊强奸北大学生沈崇案发生后，各报纷纷连篇累牍地刊登对沈崇的妇科检查病历，污七八糟，观感十分恶劣。1947年四川说发现一个女子杨妹不需要吃饭，国府组织了国家级专家去调查，后来报上登的调查结果是在她肛门上发现有食物残渣，说明她不是不吃饭。为此引起媒体冷嘲热讽，说国民政府主导的我国科学专家的最大科研成果竟是人类必须吃饭才能生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民国时期的报纸有一套专门语言，战事失利撤退，叫“转移阵地”，学生在游行示威中被打死，叫“自行失足”。那时的报纸还有一个说法，将大学生中致力于反蒋的学生称为“职业学生”，即他们不是学生，而是以学生的身份打掩护，专搞颠覆国民党政权的。根据我的了解，“职业学生”实属罕见，相反，地下党的要求是进步学生首先必须学好功课，才能在同学当中树立威信。

日本刚投降时，万民欢腾，日军家属侨民狼狈返日，他们变卖家产，物价狂跌，百姓充满希望。但是很快，国民党法币与关金（国民党在东北发行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后来上涨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一两小时粮价变一次，晚上比早上不知翻多少倍。房租也只好以值多少袋面粉计算，因为钱币转眼变成废纸。老板雇工有时也用袋装面粉发工资。

那时失业人口极多，我们家住的西四小绒线胡同一带大多数人都没正经工作。有房的人家出租一两间，勉强维持生活。再有就是过往略有积蓄的人，靠卖上一辈的遗物维持生活。

当时一般人是进不起饭馆的。人们买了食品，如烧饼油条等，都小心极了，生怕被饥民从手里夺走，他们啐了吐沫，你抢回来也不想再吃了。

民国街头，刺激人的还有乞丐的群相。有一种叫作“叫街”的乞丐，他们走的是自我施暴苦肉强讨路线，见了他们估计有钱可给的乞讨对象，就用砖头砸破自己的脑袋，砸青自己的胸口，甚至用利刃划开自己的脸面，血流满面地跪下乞讨，令人不寒而栗。还有一种乞丐，寒冬腊月，破衣烂衫，天色已晚，他睡到你家门口，吓得居民赶紧掏钱送食物，只求可怜人不要死在自家门前。

说到停电，民意机关参议会开会的时候，参议员们吐槽最多的就是这一点。当时的说法是北平的电力来自冀北电力公司的供应，此公司据说位于唐山一带，总经理叫鲍国宝。参议员与平民都在召开参议会时大骂鲍先生。解放后突然传出鲍总是我党地下党员的消息，不知其详。但从1949年2月北平解放以来，停电的事渐渐没有了。

注：王蒙，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前文化部部长。#历史##涨姿势##热门话题创作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