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关注的不仅仅是具体的恶人，而是告诫我们：

 

当社会生病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恶的帮凶乃至制造者。

 

最近“研珍”主演的最新韩剧《国民死刑投票》，也与此有关。

 

韩国法律制裁不了的人渣，“面具狗”通过手机投票交给全国民众裁决。

 

看上去解气，但归根究底只落脚在了以暴制暴的私刑上。

 

除了发泄一通“韩国法律没救了”的怨气，并没有什么可以思考的余地。

 

轮到《八尺门的辩护人》，故事仍以一起恶性杀人案件开头。

 

凶手阿布杜尔，印尼籍渔工。

 

灭了船长一家三口，包括溺死一名2岁女童。

 

罪证确凿，情节恶劣，看上去完全没有辩护的必要和余地。

 

公设辩护人佟宝驹（李铭顺 饰），接过了这个烫手山芋。

 

他不是什么正义之光。

 

想好好打这场官司，纯属被同行挑战到了男性自尊，一时上头。

 

 

公辩，虽说也是律师，但处于食物链底端——钱少、活累、名声还不好。

 

亲爹将他告上法庭索要抚养费，理由让人心头一暖：

 

怕你死，帮你买保险。

 

 

一般情况下，这个案子走个流程就完事了，但是在佟宝驹的追查下，这个案子居然有了一线转机。

 

这一点并不难猜，阿布杀人肯定另有隐情。

 

他的遭遇，是所有外籍移工的缩影。

 

上船后，护照被收走，日常遭受船长暴力调教。

 

 

他年纪小、爱哭、怕血，被船上的人欺负，患上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但船长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们都是在如此残酷的海上生存法则下生活过来的。

 

阿布的犯罪过程，有一点显得格外讽刺。

 

为什么要溺死年仅2岁的小女孩？

 

原来把她按在水里，不是想杀她，仅仅只是不想她哭。

 

因为他在船上时，女孩的船长父亲就是这样对他的——压在水里两分钟，不让他死，也不让他哭。

 

 

杀人动机、精神状态、过失杀人，这些都是影响死刑判决的因素。

 

但阿布必死。

 

不是因为他犯的罪，而是他目击了台湾捕鱼业巨头雄丰船业的犯罪证据。

 

通过阿布，佟宝驹一步步挖出雄丰船业涉及非法捕捞、虐待船员、走私和杀人的罪行。

 

在此过程中，受害者和施害者的身份不断模糊界限。

 

于是，为死刑犯辩护，逐步升级到了与资本和体制的对抗，越看越揪心、越看越无力。

 

 

帮阿布辩护的难度，佟宝驹心里门清。

 

他对新人讲过一个“笑话”——

 

台湾民众有八成的人认为，穷人比有钱人更容易被判死刑，但有八成五的人，支持死刑。

 

细想就会发现其中的矛盾：

 

民众一边质疑法律的公正性，一边却又希望法律来保障公正。

 

他们站在受害人视角，似乎从来没考虑过自己也有可能站在审判席上，承受死刑判决里的不公。

就像阿布那样。

 

 

支持死刑是主流价值观，因为杀人偿命在我们普通人眼中天经地义，代表着最朴素的正义观。

 

它太过深入人心，乃至废死被很多人认为是在为杀人犯开脱。

 

但“谁是凶手”并不是犯罪链条的最后一环，“减少杀戮”才是。

 

废死派认为，死刑导致错杀的话，后果是不可逆的，而且死刑很难产生积极的威慑效果。

 

哪怕佟宝驹的死对头也承认，死刑没办法让恶停止。

 

那么废死能做到吗？答案仍待检验。

 

 

在我看来，本剧最大的意义，不是鼓动我们支持废死。

 

而是引导我们思考现有体系的不足，多去倾听不同立场的声音，寻找不同的可能性。

 

其实不管死刑废不废除，这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本质上，人们想要的是终止暴力、杀戮和恶行，生活在一个更加健康、包容、有安全感的社会。

 

我们应该看到背后的共识，再去展开辩论与探讨。

 

而不是看到废死就跳脚。

 

 

佟宝驹的原住民身份，拓宽了这部剧的议题边界。

 

他出生于阿美族，这里的人世世代代都是跑船的渔民。

 

被杀的人是他表哥，他却要为凶手辩护。

 

私情、公义两难全，也凸显了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困境。

 

 

当范逸臣说出部落俩字，我差点喊出“为了部落，永不为奴”……

 

对于我们而言，这个概念遥远陌生得像来自另一个时空。

 

我也是第一次在一部剧里听到这么多种方言：

 

闽南语，阿美族语，乃至印尼的爪哇语。

 

一方面，多语种表演让我们见识到台剧演员令人羡慕的专业度——

 

马来西亚人李铭顺讲阿美族语，00后台湾妹子雷嘉汭扮印尼人，几乎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另一方面，语言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存在感，因为它隐喻了文化隔膜和文化强权。

 

印尼籍杀人犯，听不懂中国话，也没人听得懂他说话，在法庭上，彻底陷入失语状态。

 

唯一可以跟他沟通的，是佟宝驹半路挖来的翻译莉娜。

 

同为印尼人，大学学历只能找到保姆工作，在雇主家常常遭到性骚扰却求告无门。

 

 

作为异乡人，他们是失语的。

 

作为少数族群，佟宝驹也是缺乏话语权的。

 

他从小目睹渔民父母的苦难，决心逃离原住民的出身，选择了法律这条代表文明与现代化的出路。

 

为阿布辩护，看似是在跟族人作对，但实际上，他维护的恰好也是族人的生存权利。

 

因为，原住民跟外籍移工都是台湾社会的边缘人，都是社会不公的潜在受害者。

 

 

坐在被告席上才知道死亡的重量，当过弱者才知道生存有多难。

 

佟宝驹的辩词，慷慨激昂、字字泣血。

 

一举戳破了很多幸运儿的伪善、高高在上的正义感。

 

他其实永远无法与原住民身份割席，而这，正是他不顾前途地为弱者发声的内在动力。

 

 

值得一提的，还有野心勃勃的女政治家陈令秋，放眼整个东亚，也很少看到这么不落窠臼的女性角色。

 

还记得94年台视版《倚天屠龙记》吗？

 

古板的纪晓芙和风流的杨逍，曾让不少人嗑到上头。

 

扮演纪晓芙的女演员，名叫潘仪君。

 

多年后再见，刷新了我对她的观感和记忆。

 

就像这些年来的台剧，进化速度令人恍惚。

 

陈令秋的人物气质，复杂微妙，可以说集热血与冷酷于一体。

 

从大学开始，她就是理想主义的进步青年，为了公平与正义到处奔走。

 

那时候，她和同为进步青年的佟宝驹坠入爱河。

 

 

中年坐上法务部部长的位置，主张废死，来消止无谓的杀戮。

 

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爱情亦是可以牺牲的棋子。

 

 

她的一个抉择，让故事的结局变得更加意味深长，冷峻深刻。

 

随着调查深入，阿布的真实年龄揭晓，杀人时他未满18岁，没有责任能力。

 

陈令秋知情，但还是同意执行死刑。

 

一方面是出于高层压力下的自保，但根本原因在于：

 

等处死阿布再公开他的真实年龄，在舆论上便会引发民众同情，从而让他们心中的天平倒向废死这边。

 

好一招以退为进。

 

 

佟宝驹反对陈令秋的政治手腕。

 

在他看来，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的杀戮，都是违背公义的。

 

所以你看，同行者尚且会走上分岔路，越深入的探讨越会陷入两难。

 

现实总是遍布荆棘，你不可能完好无损地走一遭，并找寻到完美答案。

 

 

《八尺门的辩护人》，没有太多跌宕的剧情。

 

它写实且扎实，用常识和人文精神带出台湾社会目前有关司法正义、多元族群等社会议题。

 

就像剧中那样，横亘在现实问题面前的，往往有赤子，有野心家，也有难以撼动的既得利益者。

 

让未来充满未知与变数。

 

但有勇气直面复杂，才是改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