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公元1498年-1559年,蜀中四大才女]
黄峨(1498-1569)明女文学家,字秀眉,明朝工部尚书黄珂之女,四川遂宁人(今遂宁市安居区玉丰镇)。少年时其诗名已为时人所知。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与新都状元、翰林院修撰杨慎(升庵)结为伉丽。婚后居新都桂湖之滨的榴阁。次年,随杨慎回京。世宗嘉靖三年(1524),杨氏父子在“议大礼”的政争中,忤触嘉靖,杨慎两受“廷杖”,后被谪戊云南永昌卫。她回到新都居处。其间以诗词寄情,她的《黄莺儿》词四阕最为感人。五年,杨慎回家探父病,获允同赴云南戊所。八年,杨慎夫妇由戊所奔父丧,后升庵返戊所,她独居榴阁。此期间写有深情感人的《寄处》诗:“雁飞曾不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隆庆三年(1569)病逝与杨慎合葬。
明弘治十一年(1498),黄峨诞生在遂宁县的一个官宦之家。父亲黄珂,字鸣玉,成化二十年(1484)举进士,初授农阳(今湖南汉寿县)知县,由于他吏治精勤,升迁为御史,在京供职,母亲聂氏,为黄梅(今属湖北省)县尉聂新的女儿,知书识礼,严于家教,她既是黄峨的慈母,又是黄峨的启蒙老师。黄峨自幼聪明伶俐,在母亲的教导下,谨守闺训,好学上进,写得一手好字,弹得一手好琴,而对于做诗文、填词曲更有着高深的造诣。她在《闺中即事》一诗中写道: 金钗笑刺红窗纸,引入梅花一线香;蝼蚁也怜0早,倒拖花瓣上东墙。
由此可见,黄峨这位天真烂漫的少女,不堪闺中寂寞,向往春日美景;观察生活细致,写作技巧高明。因此,长辈们十分器重她,常指导她比喻为东汉时的女才子班昭。
正德四年(1509),黄珂擢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县)。因延绥为明代九个边镇之一,战事频繁,故家眷仍留在京城。正德六年(1511)春,鞑靼首领亦不刺侵入河套地区,黄珂带兵一举击溃入侵者后,派人回京报捷。这时,恰逢当朝首辅杨廷和的大公子杨升庵考中状元,明武宗钦赐朝服冠带,授官翰林院修撰。黄珂与杨廷和在朝共事多年,早结为道义之交,两家关系甚为密切,升庵谢过皇恩,拜了主考后,本应拜见黄珂这样的长辈。因黄珂不在家,故仅派人给黄府送去一张拜贴。这时的黄峨,已有十二岁,她听说杨世史金榜题名,独占鳌头,心里非常倾慕,从而激励着她更加勤奋地读书。
这年秋天,黄珂奉调回京,任户都右侍郎,接着升迁为刑部左侍郎。正德九年(1514)再升迁为南京右都御史,不久又拜为南京工部尚书。黄珂的连连升迁,却解脱不了一桩心事:女儿黄峨已到及笄之年,品貌端庄,才艺超群,前来求婚的显贵子弟,风流少年络绎不绝,但黄峨一再向父亲表明心迹,一定要选择象杨升庵那样学识渊博,志趣高尚的郎君。尚书疼爱女儿,常为黄峨的终身大事没有订下而忧虑。后来,黄珂有感于朝廷腐败和年事高迈,便辞官不做,携带家眷回到老家遂宁。冬去春来,在遂宁的闺阁之中,黄峨忆及京城旧事,遂调动琴弦,弹唱了新作的《玉堂客》散曲,抒发了她对昔日亲朋好友的眷迹之情:
东风芳草竟芊绵,何处是王孙故园?梦断魂劳人又远,对花枝,空忆当年……
后来,杨升庵读到这道散曲,对黄峨的才情赞叹不已。
正德十二年(1517)明武宗终日游乐,不理朝政,杨升庵忧国忧民,上疏劝谏,未被采纳,遂以养病为名,回到新都,读书自娱。不久,升庵的原配夫人王氏病故。次年,升庵得知聪明有才、美丽多情的黄峨年过二十尚未许人,便征得父亲的同意,遣人做媒。黄杨二家交谊深厚,门当户对,一说即成。于是,升庵备办丰厚的聘礼,亲往遂宁迎娶黄峨。当彩轿到了新都,倾城震动,人们都争先恐后来看这位“尚书女儿知府妹、宰相媳妇状元妻”的绰约丰姿。
黄峨和升庵住在状元府西端的榴阁,这里濒临桂湖,环境清幽,经庭院中栽种石榴树而得名。他们乐度新婚之际,正值红榴怒放之期。喜看枝头,绯花掩映,朵朵如霞,这怎不激起黄峨的诗情!她展笺命笔,写出了情意缠绵的《庭榴》诗:
移来西域种多奇,槛外绯花掩映时。不为秋深能结实,肯于夏半烂生姿。
翻嫌桃李开何早,独秉灵根放故迟。朵朵如霞明照眼,晚凉相对更相宜。
在古代,石榴籽粒众多,象征婚后子女繁衍。黄峨托物抒怀,自比榴树,以含蓄的语言,巧妙的譬喻,向升庵倾注了火热的纯真的爱情。
黄峨是一位教养深厚、卓识远大的妇女。她珍惜光阴,注重学问,常和升庵一起吟诗论文,弹琴作画,切磋砥砺,孜孜不倦。她关心国事,考究民瘼,竭力鼓励升庵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第二年秋天,当他们观赏了桂湖馨芬娇艳的桂花之后,黄峨便陪同升庵,告别故乡到京复职。
黄峨在京城的官邸里,成为升庵的有力内助,夫妻生活倒也惬意。第二年暮春,淫乐无度的明武宗死去,
因为他没有儿子,便由在安陆州(治所在今湖北钟祥县)的堂弟朱厚聪继皇帝位,即后来的明世宗。明世宗登位不久,就想把他亡故的父亲兴献王尊为“皇考”,享祀太庙。这个与明朝皇家礼法相违背的决定,遭到了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派的竭力反对,争议相持不下。明世宗为了提高皇权,扶持自己的势力,便将这次“议大礼事件作为打击内阁派的机会。嘉靖三年(1524)二月,内阁首辅杨廷和-辞职还乡;七月,明世宗更肆无忌禅地-议礼诸臣。他派出锦衣卫,将聚众-、竭力抗争、勇头-的杨升庵等一百九十人囚入监狱。杨升庵两次受到廷杖,死而复生,最后被谪戍云南永昌卫。秋风萧瑟,寒气逼人。杨升庵身披红色的囚衣,项系沉重的枷锁,带头被廷杖后的创伤由解差押送出京城。他从潞河登舟南下,连和家人告别的机会也没有。黄峨听到这不幸的消息,肝肠寸断,悲愤满腔。她急忙收拾行装,带领仆人,赶到渡口,誓与丈夫同生死,共患难。黄峨、升庵乘船沿着北运河向南行驶,在黄峨的精心护理下,升庵的杖伤逐渐好转。可是,升庵被害充军,朝廷中的奸佞们还不善罢甘休。“荒村聚豺虎,夹岸鸣蛟鼍“。他们又派遣刺客,伺机暗害升庵。黄峨早有提防,加意保护,刺客们从京城跟到千里以外的山东临清,一直没有下手的机会,只好悻悻离去。
“畏途险已出,胜地心犹惊“。船行一月,升庵、黄峨来到灯红酒绿的秦淮河和美丽繁华的杨州府。他们心有余悸,无意赏玩,径直驶南京而去。南京这座明太祖朱元璋开国时的都城,杨升庵有许多友人宦游于此。他们得知升庵惨遭-,倍加同情,特备下美酒佳肴,聚会雨花台上,举觞畅饮,一抒情怀。然后,黄峨偕升庵溯长江西上,顶风破浪,路过李太白捉月的采石矶、白居易落泪的浔阳江、苏轼谪居的黄州、屈子行吟的洞庭等处。当黄峨提起这些忧国忧民、才华满腹、壮志未酬的古代文化名人时,更激励着升庵的逆境中奋进的决心。
隆冬时节,船已行至江陵(今属湖北省),升庵将从这里起岸,经湖南、贵州到云南。此后山川险恶,道路崎岖,升庵不忍累及爱妻,坚持要黄峨顺长江回蜀。“江陵初解帆,仓皇理征衫,家人从此别,客泪不可缄”。升庵与黄峨即将离别,他们冒着朔风飞雪,立于江陵古渡,难分难舍,悲泪纵横。升庵触景生情,作了《临江仙.江陵别内》:
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桌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
却羡多情沙上岛,双飞双宿河洲。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团清影好,偏照别离愁。
黄峨读罢此词,悲痛欲绝,纵有万语千言,也不知从何说,从何写了,她在回蜀途中,心潮起伏,难以安定。忽然,她情思奔放,一口气写下了《罗江怨·阁情》四首,其一云:
空庭月影斜,东方亮也。金鸡惊散枕边蝶。长亭十里、阳关三叠,相思相见何年月。泪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结,鸳鸢被冷雕鞍热。
黄峨这首用血和泪写成的散曲,追忆了她与升庵在江陵惜别的景况和心情,读起来感人至深。
黄峨回到新都,静居榴阁。她强压悲愤,茹苦含辛,孝敬公婆,教哺子侄,为远谪在外的升庵操持家务,排难分忧。中秋节到了,黄峨孑然一身,来到桂湖,见升庵沿湖种植的桂树正绽蕊飘香,她触景生情,想起了往事: 就在升庵到京复职的那年中秋之夜,夫妻二人在桂湖赏月。他们偎依湖边,一对倩影倒映水中,和桂影一起晃动着。她油然地吟诵出友人泸雍所作的《桂湖夜月》:“月白湖光净,波寒桂影繁,人间与天上,两树本同根”。她借此诗表达了与升庵相依相存,天上人间,永不离分的的愿望。就在那时,升庵摘一枝金桂花插上黄峨乌黑的发髻,随即口占道:“银汉无声下玉霜,素娥青女斗新妆;折来金粟枝枝艳,插上乌云朵朵”。黄峨高兴地将此诗记下,题为《桂林一枝》……现在,景物依旧,升庵去远,黄峨怎不思念啊!
秋更深了。桂湖风雨连绵、桂花摇落,黄峨登上城垣,遥望南天,顿添惆怅。她回到榴阁,以深沉的思念之情,写下了长为艺林传诵的《黄莺儿》散曲:
积雨酿春寒,看繁花树残。泥途江眼登临倦,云山几盘,江流几湾,天涯极目空肠断。寄书难,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
后来,升庵读到这首情深意远、字字佳绝的散曲,倍加赞赏,他不甘落后于夫人,乃用心计,另外和作了三首《黄莺儿》。结果,每首的意境和字句都赶不上黄峨所作的,真真愧煞了这位状元郎。
嘉靖五年(1526),-辞职还乡的杨廷和担忧国事,思念儿子,忧思成疾,病势沉重。升庵闻讯,回蜀探望,当父亲痊愈后,黄峨便随同升庵,跋涉千山万水,去到云南连陲,成为升庵讲学、著书的好帮手。他们生活虽然淡泊,但夫妻同甘共苦,互相体贴,并常以词曲唱和,交流心声。
黄峨唱道:
休教莺语学蛮声,万里长途辛苦行。迢迢远别情,盈盈太瘦生。
升庵和道:
休教眉黛扫蛮烟,同上高楼望远天。天涯新同悬,故乡何处边。
过了三年,杨廷和病故,黄峨回蜀挑起了家庭重担。暑往寒来,花前月下,她怎不思念千里外的亲人?飞雁不到,锦书难寄,升庵何年才能被赦归来啊!黄峨声泪俱下,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名篇《寄外》诗:
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朝花柳妄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
日归日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远在滇海之涯的杨升庵,“辞家衣线绽,去国履痕穿”,以何赏不思念黄峨这位贤淑而有才情的妻子呢!他接连写了《画眉关忆内》、《青蛉行·寄内》、《离思行》等诗篇,发出了“易求海上琼枝树,难得阁中锦字书”、“相思离恨知多少,烦恼凄凉有万千”的哀叹。在明世宗的严密控制下,升庵被赦还的机会十分渺茫。黄峨由盼望而失望,最后只有自我安慰了。她在《寄升庵》一诗中写道:
懒把音书寄日边,别离经岁又经年。
郎君自是无归计,何处青山不杜鹃!
诗中说,黄峨强压自己长期思念亲人的感情,后来连书信也懒寄了,应当是升庵永远回不来了。
杨升庵在云南流放期间,著书讲学,传播文化,受到了各族人民的爱戴,但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根据明朝的律例,罪犯年满七十即可归休,不再服役。可是,当白发苍苍的升庵老人七十岁归蜀不久,又被明世宗的鹰犬派遣四名指挥将他抓回云南。升庵悲愤到极点,不到半年,即含恨死在一座古庙中。 噩耗传来,黄峨悲伤万状,泣不成声。她不惜以花甲之年,赢弱之身,徒步赴云南奔丧。走到泸州,遇上升庵的灵柩,她仿照南北朝才女刘令娴的《祭夫文》自作哀章,词语凄怆哀惋,闻者无不垂泪。灵柩运抵新都,家庭中人和亲戚朋友都主张厚葬升庵。黄峨料到凶残的明世宗连死了的升庵也是不会轻易放过的,便力排众议,强忍悲恸,以简单的丧仪装敛了升庵的遗体。不久,明世宗果然派人来查验,见死去的杨升庵穿戴着戍卒的衣帽静躺棺内,一副服罪的样子,也就不好再刁难了。众人从心里佩服和赞赏黄峨有先见之明。这时,黄峨忆及夫妻一往情深和升庵生前死后的不幸遭遇,悲泣不止。次年冬天,黄峨将升庵附葬在新都西郊其祖父杨春墓的左边。
嘉靖四十五年(1565)十二月,明世宗晏驾,由裕王朱载垕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隆庆。他颁发世宗遗诏,宽赦“议大礼”获罪诸臣:活着的召用,死的抚恤,被关押的开释复职。升庵已死七年,被恢复原官,并追赠为光禄寺少卿,后来又谥封为文宪公。黄峨也由安人晋封为宜人。隆庆三年(1569),黄峨病故。她和升庵一样,出活了七十一岁,并实现了与丈夫“生同心,死同穴”的誓愿。
黄峨能文工诗,更擅词曲,这早见于与之同时而略晚的朱孟震《续玉笥诗谈》:“博通经史,能诗文,善书札。”但诗不多作,亦不存稿。而其词曲,则比诗作为多。她的许多诗还辗转传抄,分别散收于明、清人集中。至于黄峨作品以集名,则始见于《杨状元妻诗集》一卷。这是隆庆四年(1570)俞宪刻本,辑入《盛明百家诗选后编》,但仅诗三首,曲一支。《杨夫人乐府词余》五卷,署万历戊申(即三十六年,公元1608),杨禹声刻本。《杨夫人词曲》五卷,著录于《明史·艺文志》,未见其书。《杨夫人曲》三卷,民国十八年(1929)任中敏编校,与《升庵陶情乐府》合编为《杨升庵夫妇散曲》,商务印书馆排印。《黄夫人乐府》四卷,乃民国二十五年(1936)黄缘芳编校,与《升庵先生乐府》四卷合订为《升庵夫妇乐府》,由中华书局排印。卢前《饮虹簃》也收入黄峨作品,名《杨夫人乐府》。以上专集,内容都大同小异,有的还辑录诸家评论。此外,《锦字书》一卷,书目仅见于清初王士禄《然脂集例》。 对于黄峨的作品,早有异议:认为有传抄之误;有疑为升庵代作;有书贾牟利而杜撰,以淫亵词标新立异。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她的词曲,好多都同杨升庵的作品混在一起,很难辨别,这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黄峨作品的内容,历来论者都只提到她写个人离情别绪,幽怀怨致。然而仔细吟读,在个人幽怨中,也不乏具有社会意义的词章。
历来对黄峨的作品,评价都很高。万历版《杨夫人乐府词余》序中,称她“才情甚富,不让易安、淑真”。徐文长称赞她。“旨趣闲雅,风致翩翩,填词用韵,天然合律”。“积雨酿春寒”这阕《黄莺儿》,被明代骚隐居士《衡曲尘谈》誉为“字字绝佳”。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寄外》一律和《黄莺儿》一词,“升庵别和三词,俱不能胜”。
黄峨的才德都堪称颂,人品高尚。钱谦益《历朝诗集小传》说她“闺门肃穆,用修亦敬惮”。故升庵为她祝寿,有“女洙泗、闺邹鲁”之辞。洙泗、邹鲁,代指孔孟。升庵是把她作为女中圣贤来尊敬的。
杨升庵有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夫人,又何止“郎才女貌”而已?徐文长赞颂他们夫妇“著述甲士林”,“才艺冠女班”,这实在是历史上罕见的。黄峨同杨升庵一样,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也该得到应有的地位。
人物关系:
丈夫:
公公:
同年(公元1498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559年)去世的名人:
文征明文徵明(1470~1559)明朝著名画家、书法家、文学家江苏省苏州姑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