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妻”，即把自己的妻子“典”给他人一定的年限，为别人家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一种形式，是旧时浙江东部农村的一种荒唐落后的陋习。那时候的女人没有人格没有尊严，被当成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可以交换买卖的商品，当时著名的左联作家柔石据此创作了这部流传至今的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特定的历史氛围、古旧的徽州老屋、灰暗的色调、独具匠心的镜头语言，以及何琳、刘子枫新老两代演员出色到位的表演，都是本片的精彩看点。
《为奴隶的母亲》是柔石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这篇小说发表后，就受到了鲁迅先生的赞扬，后来被翻译成外文，让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看了之后深受感动。提到母亲，人们都会觉得伟大。是的，这篇小说中的母亲是伟大的，是令人感动的，但她却遭受了无尽的屈辱和万般的无奈。她是一个母亲，但在典妻的陋习之下，她沦为了被奴役的妻子，被剥夺的母亲。柔石终究还是相信了鲁迅先生所说的“人心惟危”，并用客观冷静的笔触将之暴露出来。我们看了之后，简直会透不过气来。柔石这篇小说脱胎于他的真实见闻。一年春节，柔石回乡探亲，看到了一个衣衫褴褛、脸肿得发亮的盲人乞讨者。一打听才知道，这个人年轻时身强力壮，很会干活，还能养家糊口。但他三十多岁时被抓了壮丁，后来虽然逃了回来，但染上了“黄胖病”，只能干点杂活，赚点“脚力钱”。后来他又双目失明，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先是把女儿卖作了童养媳，又两次把妻子典当给别人做“传宗接代”的工具，最后还是沦落为乞丐了。柔石一直放不下这个故事，“想写出来，让更多的人晓得如今还有这样的事……”于是就有了《为奴隶的母亲》。小说中的男人插秧虽然插得好，但还是欠了很多债。穷人能染的恶习也都染上了，没有人再愿意借给他钱，可他又得了病，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要养。他是农活的好手，却还是境况不佳，债台高筑，是当时被压迫被剥削的底层的缩影。[1]
原书作者柔石，是民国时期著名作家，共产党员。鲁迅是柔石的老师，也是朋友。柔石牺牲后，鲁迅曾写文追悼他。他跟鲁迅都追求思想解放，抨击封建制度，追求个人平等，从他们写的文章就可以看出。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跟柔石笔下的春宝娘皆是同时期的女性，他们在书中描述了封建制度下女性的悲惨命运，并用文字呼吁女性的自我觉醒。虽然时隔已久，但封建时代留下的陋习和观念仍然流传至今。
闫建刚导演，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高中毕业参军，后参加文工团，1989年开始执导电视剧《大路朝天》。早年还执导过《擎天柱》，反向不错，凭借该剧获得第13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导演奖。他的电视作品，因年代久远，年纪稍长的人才会有印象，但是2002年执导的改编自阿来同名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大家一定印象深刻。在《尘埃落定》后的一年，才拍摄《为奴隶的母亲》。2013年，执导改编的古装剧《赵氏孤儿》，2015年的《于无声处》都获得很好的反响，获奖无数。纵观闫建刚导演执导的电影，都是属于现实主义题材，有着浓重的社会意义。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都是正能量的题材，揭露了当代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扭曲。他的选材和爱好都跟他的经历和教育息息相关，他擅长正剧和历史剧，更关注作品带给人们的人文价值和艺术价值。
阿秀的扮演者何琳，因为此角色还获奖了。虽然形象太过美貌，跟书中的形象差距大，但是她用演技演出了4个层次，令人折服。在家时的状态，和初入秀才家唯唯诺诺的状态，到后期生下秋宝后，最后又重回阿祥家的四段人生经历。作为一个未婚女性，她诠释的很有层次。相比起《大明宫词》里的贺兰，明艳狂放，这个角色很内敛压抑，完全看不出同一个人演的痕迹。
秀才的扮演者刘子枫，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剧中他扮演50岁的秀才，跟他实际年龄相当。面对正妻那种唯唯诺诺，敢怒不敢言，表面笑脸，背后咒骂。面对美貌的阿秀，他展现出了男性最温柔的一面，甜言蜜语的攻势，第一晚见到阿秀，就着急的动手动脚的猥琐中年男性。对年轻女性的渴望，诠释的非常形象。他当天就向阿秀宣示主权，表示阿秀是他的人，这种语言和自信的神态，未曾在正妻身上见到，面对阿秀，秀才眼睛开始发光，好像重回青春的愉悦感诠释的也非常到位。
秀才正妻扮演者柏寒，被誉为“荧幕母亲专业户”。在电影中，她扮演的太太50岁也没生出孩子，为了传宗接代，不得已去花钱买个女人“借腹生子”。太太说话做事很有分寸感，表面和蔼可亲，善良包容，实则嫉妒阿秀得到老爷的宠爱。这种矛盾心理她表现的很精准，一方面希望阿秀尽早生下孩子，一方面又强力阻隔老爷接触阿秀。她在操持家业，对内对外都尽心尽力，颇有几分能力。骄傲，自信，善妒，阴狠的复杂人性，呈现在我们眼前，可以引发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