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妻”,即把自己的妻子“典”给他人一定的年限,为别人家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一种形式,是旧时浙江东部农村的一种荒唐落后的陋习。那时候的女人没有人格没有尊严,被当成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可以交换买卖的商品,当时著名的左联作家柔石据此创作了这部流传至今的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特定的历史氛围、古旧的徽州老屋、灰暗的色调、独具匠心的镜头语言,以及何琳、刘子枫新老两代演员出色到位的表演,都是本片的精彩看点。
《为奴隶的母亲》是柔石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这篇小说发表后,就受到了鲁迅先生的赞扬,后来被翻译成外文,让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看了之后深受感动。提到母亲,人们都会觉得伟大。是的,这篇小说中的母亲是伟大的,是令人感动的,但她却遭受了无尽的屈辱和万般的无奈。她是一个母亲,但在典妻的陋习之下,她沦为了被奴役的妻子,被剥夺的母亲。柔石终究还是相信了鲁迅先生所说的“人心惟危”,并用客观冷静的笔触将之暴露出来。我们看了之后,简直会透不过气来。柔石这篇小说脱胎于他的真实见闻。一年春节,柔石回乡探亲,看到了一个衣衫褴褛、脸肿得发亮的盲人乞讨者。一打听才知道,这个人年轻时身强力壮,很会干活,还能养家糊口。但他三十多岁时被抓了壮丁,后来虽然逃了回来,但染上了“黄胖病”,只能干点杂活,赚点“脚力钱”。后来他又双目失明,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先是把女儿卖作了童养媳,又两次把妻子典当给别人做“传宗接代”的工具,最后还是沦落为乞丐了。柔石一直放不下这个故事,“想写出来,让更多的人晓得如今还有这样的事……”于是就有了《为奴隶的母亲》。小说中的男人插秧虽然插得好,但还是欠了很多债。穷人能染的恶习也都染上了,没有人再愿意借给他钱,可他又得了病,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要养。他是农活的好手,却还是境况不佳,债台高筑,是当时被压迫被剥削的底层的缩影。[1]
原书作者柔石,是民国时期著名作家,共产党员。鲁迅是柔石的老师,也是朋友。柔石牺牲后,鲁迅曾写文追悼他。他跟鲁迅都追求思想解放,抨击封建制度,追求个人平等,从他们写的文章就可以看出。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跟柔石笔下的春宝娘皆是同时期的女性,他们在书中描述了封建制度下女性的悲惨命运,并用文字呼吁女性的自我觉醒。虽然时隔已久,但封建时代留下的陋习和观念仍然流传至今。
闫建刚导演,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高中毕业参军,后参加文工团,1989年开始执导电视剧《大路朝天》。早年还执导过《擎天柱》,反向不错,凭借该剧获得第13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导演奖。他的电视作品,因年代久远,年纪稍长的人才会有印象,但是2002年执导的改编自阿来同名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大家一定印象深刻。在《尘埃落定》后的一年,才拍摄《为奴隶的母亲》。2013年,执导改编的古装剧《赵氏孤儿》,2015年的《于无声处》都获得很好的反响,获奖无数。纵观闫建刚导演执导的电影,都是属于现实主义题材,有着浓重的社会意义。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都是正能量的题材,揭露了当代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扭曲。他的选材和爱好都跟他的经历和教育息息相关,他擅长正剧和历史剧,更关注作品带给人们的人文价值和艺术价值。
阿秀的扮演者何琳,因为此角色还获奖了。虽然形象太过美貌,跟书中的形象差距大,但是她用演技演出了4个层次,令人折服。在家时的状态,和初入秀才家唯唯诺诺的状态,到后期生下秋宝后,最后又重回阿祥家的四段人生经历。作为一个未婚女性,她诠释的很有层次。相比起《大明宫词》里的贺兰,明艳狂放,这个角色很内敛压抑,完全看不出同一个人演的痕迹。
秀才的扮演者刘子枫,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剧中他扮演50岁的秀才,跟他实际年龄相当。面对正妻那种唯唯诺诺,敢怒不敢言,表面笑脸,背后咒骂。面对美貌的阿秀,他展现出了男性最温柔的一面,甜言蜜语的攻势,第一晚见到阿秀,就着急的动手动脚的猥琐中年男性。对年轻女性的渴望,诠释的非常形象。他当天就向阿秀宣示主权,表示阿秀是他的人,这种语言和自信的神态,未曾在正妻身上见到,面对阿秀,秀才眼睛开始发光,好像重回青春的愉悦感诠释的也非常到位。
秀才正妻扮演者柏寒,被誉为“荧幕母亲专业户”。在电影中,她扮演的太太50岁也没生出孩子,为了传宗接代,不得已去花钱买个女人“借腹生子”。太太说话做事很有分寸感,表面和蔼可亲,善良包容,实则嫉妒阿秀得到老爷的宠爱。这种矛盾心理她表现的很精准,一方面希望阿秀尽早生下孩子,一方面又强力阻隔老爷接触阿秀。她在操持家业,对内对外都尽心尽力,颇有几分能力。骄傲,自信,善妒,阴狠的复杂人性,呈现在我们眼前,可以引发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