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传播学聚焦中华文明影响力研究

　　7月6—7日，“新文化传播学的建构”研讨会在山东威海举行。与会学者立足新的文化使命，探讨构建与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呼应的新文化传播学理论。会上发布了《新文化传播学学科建设倡议书》。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一重大任务要求凸显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谢清果认为，为深入把握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需要回到文明的历史与当下现场，通过回顾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典籍文化与文明交流史，对“五个突出特性”的深层文化内涵与传播生成逻辑进行考查，从文明观念与实践追求两个方面进行梳理，以探究中华文明何以历久弥新，从而回答当下的文明发展之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林坚认为，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倡导全球文明对话，需要确立文明自信，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学。文明学以人类文明形态为研究对象，聚焦文明的兴衰历程，归纳文明的发展模式，探究文明的发展动力，以揭示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趋势，从而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成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战略任务。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崔保国认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核心在于构建中华文化话语体系，打造有魅力、有全球吸引力的传播内容，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这个话语体系的建构来源于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系统化内容梳理，既要根据国际传播体系的架构特点建构，又要针对不同国家的传播对象和传播平台渠道采取不同的叙事策略，还要根据国际传播效果反馈进行动态调整。因此，面对不同国家、目标受众、传播渠道，需要分层、分类采取不同的叙事策略，从而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认同感。

　　发挥文化主义范式助力功能

　　新时代新征程上，新闻传播学要响应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实现“第二个结合”，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需求。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教授贾文山认为，新文化传播学建构应以文化与传播的共生共融关系理论为认知框架，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彰显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认为，新文化传播学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元概念具有启发意义，促使人们对新闻概念的认知从文本层面向文化层面转型，充分认识新闻的文化属性。应建立区别于文化学、以传播学核心理论和元问题意识为基础的文化传播学。新文化传播要注重从器物、行为等层面的文化内容来影响不同群体对制度文化和价值观等的理解。

　　文化主义范式正重塑文化交际学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主任施旭认为，文化话语研究为文化交际学创新奠定了基础，业已产出了一批突破西方藩篱、传承东方智慧、关怀和平发展、追求文化创新的成果，正成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兴力量。 

　　关注科技革命嵌入文化传播效应

　　文化传播是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全球化加速、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文化传播的边界不断拓宽，形式与内容日益丰富多元。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刘冰表示，新文化传播学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成为学界共同探索的新领域、新课题。新文化传播学不仅是传统文化传播理论的延续与发展，更是对当下及未来文化传播现象、规律策略与影响的深刻洞察与前瞻布局。我们要关注媒介技术革新，深入剖析技术变革下文化的价值传递、意义建构及接受方式的根本性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教研室主任葛勇介绍了混合现实技术带来的变革和前景。在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混合现实（MR）作为一种融合了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的新兴技术，为用户提供了沉浸式、交互式的全新体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金元浦提出，数字技术、大数据、云传输造就了日益强大的媒介，深度媒介化从政治要素、经济要素、文化要素、生活要素乃至精神世界形塑社会，包括深刻影响国际社会交往。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孟建认为，媒介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还塑造了人类的感知、交往方式和认知模式，深刻影响了文明的历史进程。作为文明研究的一个分支，媒介发展与现代文明研究应引起人文社科界的重视。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洪宇认为，在网络空间中，中国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以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旨归，改善全球传播秩序，拓展全球共通空间。

　　会议由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