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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公元前476年—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之后的历史时期,列国诸侯争斗激烈的时代。关于战国的起始年份,有多种说法,与春秋在历史上并无明确时间界限,而战国时期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终止,战乱持续两百多年。
- 中文名
- 战国
- 外文名
- Warring States Period
- 时间范围
- 公元前 476年 至 221年(公元前)
- 人口数量
- 三千万以上[1]
- 主要民族
- 华夏族
- 主要学派
- 儒、法、墨、名、兵、阴阳等
- 结束标志
- 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国
- 历史意义
- 分封制转向中央集权制
- 总面积
- 218万平方公里[1](前249年)
- 制 度
- 分封制向君主专制过渡
目录
“战国”一词,在当时就已经有人使用,但是只是用来指当时参加连年战争的强国,如《尉缭子·兵教下篇》说:“今战国相攻,大伐有德”。到西汉初年,“战国”这个名词的含腿几和义还是没有发生变化。如在《史记·匈奴列传》请页察:“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归朽于匈奴。”战国尽管是主要描写七个国家的征战,而战国时期的故体寻国家远远不止七个,战国初期,群雄并起,共有二十多国,依然以周天子为共主。把战国作为一个时代的名称,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辑钻煮婚影《战国策》一书以后陵体寻,才开始使用。[3]司马迁的《史记》和汉代刘向的《战国策》是记载战国历史的重要文献(刘向叙录曰:“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两种观点都得到了其支持者的完善和补充。在前403年之前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和前403年三家分晋。《史记》的观点因包承誉放括了如上重要的历史泪签事件而得到多数采纳。而在战国时期的结束是在秦统一中国(前221年),参见秦统一中国之战。秦灭六国,焚烧各国书籍,使战国时期的历史记载基本毁灭。以致,西汉中叶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写《史记》时,难以找到依据。[3]
关于战国起始时间有前476年,前475年,前468年,前453年、前441年、前403年六种说法。
年限
说法来源
前475年说
前475年(周元王元年)主要是周敬王的年数有异论。《左传·哀公十九年》所记:“冬,叔青如京师,敬王崩故也。”以周敬王在位有四十四年,故次年为周元王元年,为战国之始。
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义务教育教科书 中国历史 七年级 上册》(2016年版)一书中,战国时期起始年份则采用公元前475年为标准。[35]
前453年说
前441年说
主词条:战国大事年表
周天下从成百上千个小国家整合为十多个大实体国家,原本的战略缓冲空间不复存在,各个大国不得不面对直接残酷竞争的格局。资源的集中使得各国间的战争规模,战争烈度也急剧上升。在彼此间不断的激烈攻伐中,如何谋求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且富国强兵成了各国决策层的首要考量目标。在此时代出现的普遍的需求之下,一系列的变法改革应时展开,战国时代的大幕也随之拉开。
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前475)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的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战争二百三十次。战争打起来,双方动辄出动几万至几十万人。西汉末年的刘向,将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资料编成一本书,取名《战国策》,从此,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铁器开始出现与使用,取代了石器而与青铜器同时并进使用,商业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的发展,而春秋时的井田制被取消。农业进一步发展,各国人口增多。手工业的冶铁、青铜器铸造、漆器、丝织业的生产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各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得到大力发展。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加剧。诸侯国兼并土地战,争夺生存空间,代替了春秋时期政治上的霸权争夺。
随着水利的兴修,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的经济得到发展,政治形势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势力逐渐发展起来,著名的如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控制和瓜分公室,并互相争斗,以扩充领地。晋国的六卿争斗到最后,剩下韩、魏、赵三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周王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周安王十一年(前391),田和废除了齐康公,自立为国君,也得到周王的承认。三晋和田氏的胜利,宣布了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残酷政治法则。于是,以魏国的李悝改革为起点,各国争相进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运动。变法的核心是将劳动者固定到土地上,以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社会文明程度的加深,使统治者对物质享受的贪欲急遽膨胀。增加剥削量的最直接的办法,是掠夺更多的土地,而掠夺土地的最便捷的途径是战争。所以,这个时期战争频繁。
为了应付这些变化,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变法。最早开始改革的是魏国。魏文侯在前445年继位后,师从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儒家人物,招揽了一大批人才。之后又启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等人,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领域进行了改革。
- 三家分晋
后来晋国内乱,以智氏、范氏、中行氏和韩、赵、魏六家为主的“六卿”又互相兼并,范氏和中行氏倒下后,以智伯瑶为首的智氏,于前455年联合韩、魏两家合兵攻赵,把赵襄子围在晋阳,决汾水灌城。韩、魏突然和赵氏联合起来,于前453年消灭智氏,瓜分了智氏的全部土地。不久,三家又将晋公室的土地和人民,除曲沃、绛州外,[7]也都瓜分了。这时的晋国国君降到了三家之下,卑屈到要朝见三家大夫(三家分晋)。前403年,东周共主之周威烈王册命了韩、赵、魏三家列位诸侯,由此战国七雄局面正式形成。
- 田氏代齐
后来燕国崛起,秦国中兴,及其它一些小国陆续的被吞并或沦为附庸。从春秋时代初期的一百四十多家诸侯,经过三百六十多年的兼并,到战国初期就只剩下了二十余家。其中又以西嬴姓秦国,东姜姓齐国,中原三晋(赵国、魏国、韩国),南芈姓楚国,北姬姓燕国此七国最强。史称“战国七雄”。各家的兼并战争使得诸侯变少了,胜出者疆域变大了,人口变多了,财富也集中了。原本分散在各家诸侯手中的土地人口财富,都集中在了少数几个诸侯手里。
- 魏文侯变法
公元前445年,魏氏领袖魏桓子病逝,魏斯继承权力。魏斯就是魏文侯,魏文侯三次攻秦,都遭遇到秦国巨大的抵抗。在对楚国和齐国的扩张也遭遇了两次大败。军事上的接连失败,大国战争的受阻,意味着魏国实力的不足。魏文侯君臣形成了一种判断:魏氏集团要继续强大,要在大国战争中取得军事进攻的绝对优势,就要进行全面的变法,以寻求新的历史出路。李悝出山之前,已经有了自己的著作——《法经》。《法经》既是李悝自己法治思想的结晶,同时也是汇集、整理当时各国的实用法律即“撰次诸国法”而编成的一部法典。[38]
李悝变法的第一个方面是整合并创造魏国的新的政治制度。第一次在魏国创造性地建立了趋于中央集权制的新型权力体制。全国军权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统帅军队作战的“上将军”系统,一是防守要塞关隘及保障军队后援的“国尉”系统。这两个系统的运转,其主要方面都由国君以兵符的形式直辖。[38]
李悝变法的第二个基本方面是“尽地力之教”。就是在激发农耕者的积极性上做文章,全面实行私田制经济,以达到最大限度发挥土地潜力的目标。国家实行平粜法,保证应对饥荒灾害。其核心是以公平的价格在丰年收购余粮的方式,建立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再在灾年以相对低的价格进入市场,以平易粮食价格。
李悝变法的第三个基本方面是放弃礼治,推行法治。自李悝变法开始,魏国以《法经》为法律蓝本,普遍推行了相对全面的法治,取代了以往混杂不清的治国方式。[38]
变法完成之后,魏国一举成为战国七雄中的超强大国。恰在这一时期,在鲁国失意的卫国布衣名士吴起到了魏国。魏文侯先是任用吴起为西河守,统率对秦军事行动,取得了不少小胜利,但始终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变法之后,魏国实力大增,吴起随即为魏国训练出了一支装备精良、战术素养极高的大军,天下号称“魏武卒”。 魏国在变法之后的超强实力,一直是其余六大国所不能企及的。魏国对秦国的强大压力,魏国的战争优势,也一直保持到商鞅变法成功之后。魏国变法的连锁效应,也引发了战国初期的第一波变法浪潮。[38]
- 韩国申不害变法
战国初期,韩国曾进行过政治改革,但是由于改革不彻底,政治上造成了一些混乱。公元前355年韩昭侯起用申不害为相,实行进一步的改革。[39]
申不害,原是郑国京(今河南荥阳东南)人。他是个讲究“术”的法家,其理论“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就是从黄老学派那里发展来的。申不害讲究统治之“术” 主张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申不害主张搞君主的专制独裁,把权柄集中于国君一人,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申不害所讲的术,主要是指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申不害不但主张国君要用术,而且要求各级官吏只能做职权范围内的事,不能越职办事;凡不属于职权范围内的事,即使知情也不能讲。申不害曾说:“治不逾官,虽知弗言。”其目的还是为了防止臣下篡夺大权。但是这样一来,只能使得国君听不到真实的意见,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韩非曾对此提出批评。[39]
申不害所讲的术,客观上是君主专制统治体制下官僚制度推行后必然的产物。这种阴谋权术,不仅国君可以用来驾驭臣下,大臣也可以用来争权夺利,“故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韩非子·定法篇》)。申不害这样用术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成效是比较差的。[39]
- 楚国吴起变法
,卫国左氏(今山东菏泽定陶西)人,一度做过鲁国的将,旋即入魏,被任为西河郡守。公元前390年左右,因为魏武侯的大臣王错的排挤,吴起由魏入楚,被楚悼王任为“宛守”,防御魏、韩。一年之后,被提升为令尹,主持变法。[40]
吴起变法的要点,是“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说苑·指武篇》)。就是要剥夺一些旧贵族的“有余”,来补充军政开支的“不足”。他认为,楚国的“贫国弱兵”,是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这些大臣、封君“上逼主而下虐民”,因此他主张对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减削官吏的禄秩,精简“无能”、“无用”的官,裁汰“不急之官”,节省这些开支用来供养“选练之士”。这个措施革除了一些世袭封君的特权,精简了国家机构,增强了军事力量。[40]
吴起“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的另一个措施,是把旧贵族迁移到荒凉地区去。他根据楚国地广人稀的特点,认为多余的是土地,不足的是人民,而过去楚国旧贵族把人民集中到地少人多的地区来,这是“以所不足,益所有余”,应该加以纠正。因而他下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这是迫使旧贵族带同所属人员去充实广大的荒凉地区,这样就有力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并有利于开发荒凉地区。[40]
吴起在变法过程中,曾遭到楚国旧贵族的反对,贵人“皆甚苦之,甚至连改变“两版垣”的简陋建筑方法也“见恶”(《吕氏春秋·义赏篇》)。还曾遇到当时楚国流行的道家的攻击。楚国经过了吴起变法,也就强盛起来。吴起曾“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他“南收扬越”,取得了很大成果,扩展了南方许多土地。但是就在胜利的这年,楚悼王去世了。吴起到治丧的处所,便遇到许多贵族的联合进攻。吴起伏在王尸上,贵族的箭射中了王尸。吴起也被车裂肢解而死。吴起死后,楚国虽然也成为“战国”之一,在政治制度上有些改革,但是军政大权始终掌握在贵族昭、景、屈三家之手,政治上比较腐败。[40]
在战国长达二百年的时间里,随着魏国和楚国的相继衰落(参见词条战国历史分期),形成了齐国和秦国东西对峙的局面,因而秦齐两国展开了争取其它诸侯国、孤立对方的斗争,而韩、魏、赵、楚、燕等国,则在联秦抗齐和联齐抗秦中摇摆。这时,出现了两个著名的政治家——张仪和公孙衍,他们分别连横和合纵。这种情况又被称为纵横(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
强大起来的秦国,不断地向东方扩张领土。周显王四十年(前329)魏人张仪来到秦国,向秦惠文君上连横之策,建议与魏、楚相亲善,接着在魏、楚的配合下,进攻韩国的新城和宜阳,将军队开到洛阳,挟天子以令诸侯,最后再回过头来攻取魏、楚的领土,迫使天下诸侯都西面事秦,完成称王的大业。这一策略正中秦惠文王下怀,遂以张仪为客卿。张仪一再鼓动秦军攻打魏国,又将所夺土地还魏,迫使魏国首先事秦,纳上郡十五县予秦,对其它东方国家形成很大的威胁,张仪被任命为秦的国相。周显王四十六年(前323),魏将公孙衍行合纵之策,促使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互相承认对方君主为王,以联合抗秦。但不久,楚国就派兵伐魏,公孙衍的策略受到挫折。魏相惠施联合齐、楚的活动也遭到失败,被驱逐。魏惠王受到齐楚的打击,不得不于周显王四十七年(前322)任用张仪为魏相,想联合秦、韩之兵以伐齐、楚。但张仪的真正意图,是要魏国首先事秦,而让其它诸侯国仿效。魏惠王没有听从张仪的意见,在齐、楚、燕、赵、韩等国的支持下,于周慎靓王二年(前319),赶走张仪,以公孙衍为魏相。次年,公孙衍发动魏、楚、燕、赵、韩五国第一次合纵攻秦,以楚怀王为纵长,被秦击溃。
此后,秦不断进击三晋,又利用蜀国、巴国互攻的机会,出兵占领了巴蜀全境,获得了一个富庶的后方基地,秦国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四十一县[10-12]。巴蜀地区遂定,秦国日益富强[13]。四川盆地物产丰富,农业条件优越,为日后秦国的强盛和统一奠定了基础。
周慎王五年(前316),燕王哙将王位让给相邦子之。子之为王三年,国内大乱,将军市被与太子平结党进攻子之,百姓反攻,杀太子平和市被,死者数万。齐宣王乘机派兵伐燕,五十余日,就攻取燕国全境。由于齐军大量杀戮平民,燕人起而反抗,齐军被迫撤退。但此事证明,齐国的力量仍相当强大。同时,齐与楚结盟,更加强了齐与秦抗衡的力量。
秦齐斗争的焦点在于争取楚国。楚国是春秋老牌强国,和晋国争霸了百年,虽在春秋末期遭受了吴国大举入侵,国势大损,但随着楚昭王,楚惠王数十年的修养以及不断对南北拓开疆域,渐渐有了复兴的苗头。战国初期前390年,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实行变法,楚国北败三晋,西却秦,南开长沙,苍梧,天下诸侯畏楚之强。
前381年,楚悼王死后,贵族叛乱,射杀吴起并箭中王尸,新即位的楚肃王将其叛乱贵族尽灭,但同时造成楚国朝政大为混乱,楚肃王为稳定朝政,与剩下的贵族达成协议,废除吴起的部分变法,以求稳定国家。变法虽被大大缩减,但不影响楚悼王为楚国留下的强国之体,其后楚宣王,楚威王即位后,创造了楚国在战国前所未有的盛世情况,即楚国历史上的宣威盛世,在此期间,楚宣王扶持过秦献公,秦孝公,秦楚两国通婚连好,共对魏国。楚宣王又发兵救赵,离间三晋,削弱强魏。齐魏徐州相王而不通知楚国致使楚国大怒,楚威王在徐州大破齐军,给了齐威王一个教训,楚国在此期间国势达到最强的局面,总体发展还是向上的,并使这一盛世延续到楚怀王前期。
在楚怀王时期,秦齐两国前后强盛起来,楚国对其双方的倾向是一个重要的砝码,两国开始了争取楚国的支持。但自齐国大破燕国后,楚国与齐国结盟和好,齐楚联盟,致使秦国想要攻伐齐国的打算落空,秦国想要打击削弱齐国,就要拆散齐楚联盟不可。可楚国此时的国君偏偏是爱贪图便宜的楚怀王。
为了破坏楚、齐联盟,周赧王二年(前313)张仪出使楚国,使楚与齐绝交。秦国派张仪入楚向楚怀王鼓吹“连横”,劝楚绝齐从秦,并口头许愿,以归还楚国商於(在今河南淅川西南)600里地方为代价。楚怀王信以为真,就和齐国断交。当楚国派人向秦国讨取土地,秦相张仪狡猾地说:“我和楚王商定是六里,没听说是六百里。”楚怀王十分恼火,发兵攻秦。秦军在丹阳打败楚军,楚兵被杀八万人,楚将屈匄被俘,秦攻取楚国的汉中地六百里。张仪又说服韩、赵、燕与秦连横。周赧王十四年(前301),齐、韩、魏联合攻楚,杀楚将唐昧,尽吞楚方城地区。也在这一年,宋康王南攻楚国,夺取了淮北。周赧王十六年(前299),楚怀王不顾屈原忠告,受骗往秦,被扣留,最后死于秦国。
楚顷襄王即位后,楚国愈加衰弱,虽在抗秦方面攻取旧巴国之地取得一系列胜利,但更激起秦国的报复与打击。其后楚考烈王即位后,用春申君为相,北救赵国,与诸侯共同抗秦,攻灭鲁国,楚国有了中兴之势,但难以弥补楚怀王,楚顷襄王留下的巨大创伤。楚国在楚考烈王去世后,内部宫廷不断倾扎,楚国日渐衰弱下去。[14]
八年(前307),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15],改传统的车兵为骑兵,改车战为运动战,使赵国的军事实力大为增强,成为秦国向东发展的新障碍[16]。秦昭王为了打击赵国,派穰侯魏冉到齐,约齐愍王与秦昭王同时称帝,联合五国攻赵。
游说家苏秦识破了秦的阴谋,劝告齐愍王放弃帝号,发动合纵,会合燕、韩、魏、赵等五国军队,于周赧王二十八年(前287)联合攻秦,秦被迫割地给魏、赵以求和。此后,赵将赵奢、廉颇,赵相蔺相如一再粉碎了秦人的军事进攻和外交重压,捍卫了赵的尊严和国土。
前286年,齐国灭掉宋国,一时威势很盛,引起各国的不安。燕国联合秦、韩、赵、魏等国共同伐齐,于公元前284年,在济西(今山东聊城南)大败齐军。燕昭王自继位以来,奋发图强,卑身事贤,以图雪耻复仇。周人苏秦和魏人乐毅受到重用。乐毅帮助燕昭王进行政治改革,使燕国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苏秦则作为间谍出使齐国,劝说齐愍王伐宋、攻楚,以削弱齐的力量。二人并与赵、魏、楚等国约定,联合伐齐。周赧王三十一年(前284),燕将乐毅率燕、赵、秦、魏、楚五国之兵,联合攻齐,一直攻破齐都临淄,夺其大部分疆土。齐将田单利用燕国内部矛盾,驱逐燕军,收复了失地。然而,齐国已经丧失了与秦国抗衡的能力。
秦自孝公时商鞅变法,中经秦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一百余年间,建立了比较巩固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注重水利和农业生产,奖励军功,军队装备优良,又充分利用客卿为秦谋划作战,在诸侯国中越战越强,终于打败了东方各个强大的敌手,成为天下第一的强国。
战国时,周王室连名义上的共主地位也没有了,但仍在洛阳一带勉强维持。西周初年营建雒邑时,共修建了两座城。西边的方十七里,叫王城,东边的小些,叫成周。战国时,由于王室内部争权和分封,先后出现了居于王城的西周公和以巩邑(今河南巩县)为都城的东周公,真正天子的周显王寄居于东周公治下。周赧王八年(前307年),因赧王拒绝秦武王试举周鼎的要求,秦军逐赧王出成周王宫,赧王徙居西周王城。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秦军攻取韩国的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负黍(今河南登封西南)二地,斩首四万。西周君联合诸侯军队出伊阙(今河南洛阳南)攻秦,以隔断秦与阳城的通道。秦昭王于是发兵攻西周,西周君不得不将其三十六邑全部献给秦,西周国灭亡。同年,周赧王死去,作为天子之国的周朝不复存在。秦庄襄王元年(前249),秦相邦吕不韦带兵灭东周公。
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城,揭开了秦国统一战争的序幕。楚国避秦军威势,迁都于陈,诗人屈原痛感国家沦亡,投汨罗江自尽。周赧王四十四年(前271),客卿范雎向秦昭王献“远交近攻”之策,就是与远方国家结盟,集中力量先打败邻近的国家,再逐步兼并其它各国。
秦昭王纳范雎之策,于周赧王五十年(前265)出兵伐韩,封闭上党郡与韩都城新郑的联系,虽迫使韩国将上党献给秦。然而上党郡却转而依附赵国,秦王大为震怒,秦赵开战,赵派老将廉颇率军驻守长平。周赧王五十四年(前260),秦派大将王龁夺取上党,与廉颇军在长平交战,赵军数败。廉颇加固壁垒,坚壁不出,双方僵持达三年之久。长期的消耗战下两国国力皆损失过大,秦国欲早日决战,赵王对廉颇消极避战也相当不满,秦用反间计在赵国散布谣言,使赵国以年轻气盛的赵括代替廉颇为长平赵军统帅。秦国同时秘密地换来大将白起。秦军攻赵军营垒后佯败后退,赵括率主力追击,白起派出奇兵分割赵军,并将赵括包围起来。赵军被围断粮四十六天,杀人以食,军心大乱。赵括冒险突围,当场丧命,全军大败。白起将赵军降卒全部活埋,赵军前后共损失四十多万。长平之战是秦国与他在中原最后一个强手的决战,也是战国最为惨烈的一次战争。至此,东方六国都已不再是秦国的对手。[18]
立一年(前250)而卒,秦庄襄王继位,商人出身的吕不韦为丞相,第二年就率兵灭东周国,取韩之成皋、荥阳,建三川郡。次年,秦军击赵,伐韩,在上党设太原郡。庄襄王三年(前247)崩,秦王赵政(先秦时期姓氏并未统一,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故秦始皇叫赵政。)即位,他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帝。秦王政五年(前242),秦军攻魏,夺其酸枣等二十城,设东郡,前241年,赵、楚、魏、韩、燕五国共推楚考烈王为纵约长,庞暖为联军主帅,共同攻打秦国。联军攻至函谷关时,秦军出击,诸侯联军败退。联军转而进攻秦国的盟国齐国,夺取了饶安(今河北盐山西南)[19-20]。于秦王政六年(前241)粉碎了楚、赵、魏、韩等国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合纵对秦的军事进攻,还用反间计除掉了反秦最激烈的魏信陵君。至此,在疆土广大兵强马壮的秦国面前,东方六国君主形同于秦的郡县长官。
秦王政九年(前238),平嫪毐之乱,秦王嬴政亲自执掌政权,随即出动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六国旧势力,史称秦灭六国。前230年秦灭韩;前228年秦攻占赵都邯郸;前227年荆轲刺秦,失败被杀;前225年秦灭魏;前223年秦灭楚;前222年秦灭燕、赵;前221年秦灭齐,秦王政称皇帝,为始皇帝。
东南西北上中下;齐楚秦燕赵魏韩。
国家
占有的地区
秦
陕西关中、汉中,甘肃东南部,四川中东部
魏
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中部和东部
赵
山西北部、中部和河北中部、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
韩
河南中部、西部和山西东南部
齐
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西部和山西东南部
楚
湖北全省,河南,安徽,湖南,江苏,浙江的一部分
燕
河北北部,辽宁,吉林的一部分[3]
战国时,各诸侯国陆续形成国君之下将相分职、文武分权的中央官僚体制。相,又称相邦、宰相,是百官之长。将,又称将军,是武官之长。秦国于武王二年(前309)开始设丞相一职,丞相中最尊贵者称相邦,最高武职初为大良造,到秦昭王时才设将军。楚国一直以令尹为最高官职,柱国或上柱国为地位稍次的最高武官。各国次一级的武官为尉,或称国尉、都尉。国君的秘书称御史,并有监察之任。郡县的设置更为普遍,逐渐形成以郡统县的格局。原来,官吏世袭,各有封地。战国中期开始,国君对各级官吏改为给以一定粮食作为俸禄,或赏给黄金、钱币。同时形成玺符制度,任免官吏以玺为凭,调动军队以兵符为据。从而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国君之手。县以下,有乡、里、聚的组织。乡有三老、廷掾,里有里正。聚是村落,其下有伍、什的编制,五家为一伍,有伍长,十家为一什,有什长。
- 中央结构
战国各国都吸收春秋时君权下替的历史教训,建立新的官僚体制以纠过去宗法贵族把持国家大权之失。
战国时中央最高的官吏为相邦。相邦是百官之长,治理朝中百事,对大小官吏有赏罚之权。各国都置此官,但名称上略有歧异,有些国家借用太宰、冢宰、令尹之类的旧名。有的国家称为宰相,秦有时不置相邦,而设左、右丞相。
- 地方机构
地方上一般都分成若干县,以替代过去贵族的封邑,秦商鞅变法后,全国共设四十一县,《战国策》说魏有百县。县也称都,古书中常将县都连称。在县以下有乡、里。有的国家在乡、里之间还有州。里之下又分成若干个什、伍,伍是五家,什是十家。县的主管官吏为令,秦或三晋,也称县令为大啬夫。在令之下有丞、尉、御史以及县司空、县司马等官。乡、里设三老、里典、伍长等。县置于君主统治之下,君主的政令可通过地方小吏一直贯彻到乡、里,中央集权制比过去大为加强。
各国在边境地区或新占领的地方,往往设郡以统县。如魏在河西设上郡,秦灭蜀后设蜀郡,赵打败林胡、楼烦后建立云中、雁门等郡。战国时的郡都比较大,韩的上党郡有十七县,赵、燕的代、上谷郡都各有三十六县。郡的主管官吏为守,也有称太守者。设郡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地方的军事防御能力,故郡守除治民外,还掌握兵权,可以率兵自卫或出击敌人。
从相邦到地方的守、令,都由国君来任免。在任命官吏时要授予官玺。官吏有了官玺才能行使其权力。在免官时君主又要将官玺收回,当时称为“收玺”或“夺玺”。君主通过所谓的“上计”,考核官吏治绩。官吏不称职或有过失者,君主可收其玺而免其官。《荀子》说:“相邦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相邦为百官之长,如君主对其不满,随时可被免职。可见当时对官吏的考核是比较严格的。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大都能保持较高的行政效率。
- 任人唯亲
春秋时实行任人唯亲,官吏主要由公子、公孙担任。战国时任人唯贤比较流行。虽然像齐、楚等国任用宗族的现象仍未断绝,但多数国家都主要从平民中擢用有用人才,甚至像申不害、范雎等出身于贫贱者也能被破格任用。秦多用外来的客卿,广揽天下的英才。秦能最强于天下,与此不无关系。官吏人才多通过大臣或名流之推荐和保举。如果推举者徇私,则将受到一定的惩罚。如秦国对于“凡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官吏一般都是领取实物为俸禄。高官可以食禄千钟,甚至到三千钟、万钟。稍低的俸禄为一千石,依次而下为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一百石、五十石。更低者为斗食。按照秦制,六百石以上者皆属高官级别。官吏有特殊功勋者,国家往往赏赐田地。如《商君书》曾说:“得甲首一,赏爵一级,益田一顷。”
封爵仍有,但和春秋之制有较大区别。如属宗室或有功之大臣,可获得君或侯之称号,有封邑或封地,主要食租税,仅有一定的治民权。这些封君多终身或传数世,很难长期世袭。稍低者为卿或大夫,一般是奖励给功臣或名贤。秦的爵制,级别较多,从侯到大夫、士。其中的低爵,获得者为平民或士兵。
战国初,各国变法进一步使法律系统化。魏国李悝所编《法经》,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盗法治偷窃,贼法治杀人。囚法和捕法是对盗贼侦查和逮捕的处理程序。杂法是对盗、贼以外犯罪的惩罚规定。具法是根据情况对犯罪予以减轻或加重处罚的规定。秦国本来就有族诛之刑。商鞅变法,设连坐之法,更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其它各国也竞相制定严刑酷法。如齐有烹、杀、酝、金刀等刑,楚国有戮、肢解、烹、贯耳、鞭,笞、刖、宫、梏、砾、灭家、夷宗、三族等刑,燕有截、刳腹、系狱、劓等刑。
战国时各国都用严刑峻法以治国。为此而制订出一批新的成文法典。魏有李悝的《法经》,最为有名。赵有《国律》,燕有《奉法》。但这些法典都早已亡佚。秦律是在《法经》的基础上编订而成,也已不复存在。但1972年出土的云梦秦律和其他有关材料,其中大部分都应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法律条文,是了解秦或其他国家法制状况的宝贵资料。
秦律将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放在首要的地位,如对犯盗窃罪者处罚极为严酷。凡参与分赃或窝赃者,则将和盗窃者受到同样的惩罚。窃贼盗窃所得,其价值超过六百六十钱,就要被处以次于死刑的重刑。如盗窃别人的桑叶,其价值不到一钱,也要服苦役三十天。
其次,法律对官吏的违法行为颇为重视。秦律中有多种的官府法规性质的内容,如有《置吏律》、《效律》、《军爵律》等,还有和生产有关的《田律》、《工律》和《金布律》。官吏在执法时忽于职守者为“不胜任”,对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为“不直”,“不胜任”和“不直”都构成犯罪。“不廉洁”的官吏为“恶吏”,也为法律所不容。
战国时刑罚残酷。刑罚有死刑、肉刑、徒刑等类。肉刑分髡、黥、刖、劓等。徒刑是使罪人长期服苦役,三晋称这类罪犯为胥靡,秦称刑徒城旦或鬼薪、隶臣。秦徒刑中以城旦为最重,犯人髡发穿赭衣,颈中戴铁钳,脚上戴铁釱。同时还要处以黥、劓等肉刑。城旦在严密的监督下服长期的苦役,实际上成为罪犯奴隶。肉刑在战国时已成为前一时代的残余,而徒刑则变为一种重要的惩罚手段。较轻的刑罚有迁刑、笞刑和罚金、罚徭。迁刑是把犯人迁徙到边地去服役或戍守。犯人的家属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法经》中的三族刑,即犯人的父、母、妻的亲属也要受株连。秦律中所谓的“收”,也是指籍没罪人的妻孥。
春秋一百多国,经过不断兼并,战国初年,约有十几个国。大国有秦、魏、韩、燕、赵、齐、楚,即“战国七雄”。此外还有越国一个较为强大的国家。小国有宋、鲁、卫、中山、滕、邹等。另外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分布在四周,北与西北有林胡、楼烦、东胡、仪渠,南有巴国、蜀国、闽越。至秦统一,通过列国的兼并战争和自发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迁徙,这些少数民族多与中原民族融合,有些则保持了原有的民族风貌,部分如匈奴则与中原成对立姿态。
战国时期最有实力的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人称“战国七雄”。战国前期,“七雄”形成,各国将精力用在内部整理上。各国招贤才能,励精图治,像李悝、吴起、商鞅等人的变法维新就发生在这时期。战国中期,就是大战的时候。真是:“国无宁日,岁无宁日”,“邦无定交,土无定主”的混战局面。各个国家为保持自己的生存和扩大国土的势力,君主们都相继称王,独霸一方。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图强,加强军备;另一方面,在外交上频频争取别国的“合纵”、“连横”。战国后期,秦昭襄王用范雎为相,采用了“远交近攻”之计,破坏了各国的“合纵”,加强了秦国的国力、军事,成了战国时期的第一强国,削弱了各国的力量
- 李悝
变法内容:
⒉推行尽地力之教。
⒋作《法经》。
- 吴起
背景:楚国衰落,楚悼王用吴起变法。吴起(约前440年-约前381年),卫国人,在卫国谋求发展不成,投奔鲁国,在曾参门下学习,取齐田居儿为妻,因未回家奔母丧,曾子中断了师生关系。鲁穆公用他为将,他杀妻求将。到魏后参与李悝变法。前383年,魏武侯时,吴起受魏相公叔痤排挤,离魏至楚。周安王二十年(前382),楚悼王任用吴起进行变法,裁减冗官,废除贵族的世卿世禄,明法审令,禁止私门请托,也日益强盛了起来[21-22]。但楚国旧势力太强,楚悼王刚死,吴起就被乱箭射死。
变法内容是:
制定法律并将其公布于众,使官吏民众都明白知晓。
淘汰并裁减无关紧要的官员,削减官吏俸禄,将节约的财富用于强兵[23-25]。
纠正楚国官场损公肥私、谗害忠良的不良风气,让楚国群臣不顾个人荣辱一心为国效力[26]。
禁止私人请托,统一楚国风俗[27]。
- 邹忌改革
魏惠王将国都迁至大梁,招徕士人,发展水利,对外用兵,图谋吞并以濮阳为都城的卫国,引起周围国家的不满。这时,齐威王任用邹忌等人进行改革,大力整顿政治,鼓励臣民进谏,制定法律,招抚流亡,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实力仅次于魏的大国。周显王十六年(前353年)的桂陵之战和周显王二十八年(前341年)的马陵之战,齐国以田忌为将军,孙膑为军师,用奇计打败了魏军,从此,齐国成为中原最强的国家。为了满足对人才的需求,齐宣王扩建位于齐都临淄的稷下学宫,对前来稷下的学者,给予士大夫的优厚俸禄和舒适的生活待遇,让他们专心学术,培养弟子,促进了学术的进步和繁荣。
- 商鞅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和十九年(前350),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的变法最为彻底。商鞅变法鼓励人口增殖,重农抑商,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奖励军功,编制户口,实行连坐之法,使秦国成为战国中期以后最为强大的国家。虽然后来商鞅发动叛乱失败被杀,死后被车裂,新法却并未废止。
主要内容:
⒈废井田,开阡陌封疆。
阡陌,是耕地的田界,原来每人有份田,都没有固定的田界,因为休耕地是大家的公田,耕地也常要重新划分。商鞅变法鼓励人民扩大耕地面积发展生产,开阡陌,就是对人民扩大了的耕地,设立阡陌作为固定的田界,这就对土地使用者提供了有利的保证。封疆,是天子、诸侯国境上及贵族采邑上或大田上的疆界,在疆界上聚土为封,封上又植树以为标志,称为封疆。开封疆,就是对当时贵族私有田宅设立的界划。开阡陌封疆,就是破除旧的封疆阡陌,重新规划,不得私自移动。这样维持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⒉奖励军功,禁止私斗
奖励军功,凡是有军功的,均可以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的奖赏。杀得敌人甲士一人,并取得其首级的赐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庶子一人,可当五十石俸禄的官。制定了军功二十等爵:⑴公士;⑵上造;⑶簪象(又称谋人);⑷不更;⑸大夫;⑹官大夫;⑺公大夫;⑻公乘;⑼五大夫;⑽左庶长;⑾右庶长;⑿左更;⒀中更;⒁右更;⒂少上造;⒃大上造;⒄驷车庶长;⒅大庶长;⒆关内侯;⒇彻侯。按爵位高低授予种种特权、减刑、服饰、坟墓。严格禁止私斗,违犯的各以轻重施刑大小。以此鼓励人们为国家作战,并产生了大批的自耕农和地主,形成了“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局面。
当时把农业称为本业,是国富兵强的基础,而把商业和手工业称为“末业”。商鞅对努力经营农业的免除赋役,而对从事商业或怠惰以致交不起租税的,没收为官奴婢。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有好处。为了增加税收,鼓励一家一户的生产,规定家中有两个成年男子结婚后必须分家,另立门户,女子必须出嫁,否则多缴纳赋税。在客观上促使了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发展,从而成为封建经济的重要特征。一家一户成为生产经营单位,分家析产,使阶级经常在变动当中。
⒋推行县制
秦孝公以前存在县一级行政机构,但不普遍。商鞅变法普遍推行县制,万户以上县设令,不满万户的设长,俸禄由三万石到一千石不等,在县令、长以下设丞等,官吏领取国家俸禄,国君有权任免。这一套机构有利于中央集权,成为中国郡县制国家机器的雏形。
⒌颁布法律,实行连坐。
⒍徙木为信,申明法令。
⒎迁都咸阳。
- 申不害
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在韩国实行变法。
申不害除了与其他法家人物一样讲法治外,主要强调君主的统治之“术”,即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他认为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副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再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进行提拔和清除。“术”的提出,对于当时建立官吏的任免考课制度,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第一步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与此同时,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又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并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29]
- 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赵国的一位奋发有为的国君,他为了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其服上褶下絝,有貂、蝉为饰的武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上穿靴,便是骑射。为此,他力排众议,带头穿胡服,习骑马,练射箭,亲自训练士兵,使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而能西退胡人,北灭中山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由于战争频繁,各国都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士兵来源于募兵或征兵。当时所说的“练卒”或“练士”,应当是招募而来,并经过相当训练、具有较好装备的常备军。但遇大战时,也随时征发适龄男子服兵役。如秦赵长平之战,秦昭王亲赴河内,下令民众中适龄男子都要开赴上党。各国为了激励士兵奋勇作战,采用不同的奖赏办法,如齐国的技击之士,得敌首者可拿到赏金;魏国的武卒,其家属可以免役。秦国除用奖赏外,还用严刑相胁,这也是秦军战斗力很强的原因之一。
战国时王权很集中,故君主都把兵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如军队的将帅都由君主任命。战国早期,军将常由相邦充任,以后则由其他高官为之。将帅非常设官,战事结束后即罢。在调动军队时,君主用虎符为信物。虎符为铜质、虎形,分左右两半,有子母口可以相合。右符在王所,左符在将领之手。王若派人前往调动军队,就需带上右符,经过合符,军将才能听命而动。根据秦国“新郪符”的铭文,地方发兵超过五十人,就必须有王符。可见君主对军队的控制相当严格。
- 铁制工具进一步推广
各地大量铁器出土,表明其广泛性。方法有所提高,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条件。生产工具方面所出现的革命性变革,主要是铁器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春秋末年已经有了铁器,但不普及。进入战国后,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都已离不开铁工具。在《孟子》书里已提到铁耕。《管子》则以为:农夫必须有铁制的耒、耜、铫,女工必须有针和刀,制车工必须有斤、锯、锥、凿。否则他们就不能成其事。据所知,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河北、辽宁、湖南、湖北等省都出土过战国铁工具,可见当时使用铁器的区域异常广阔。而且铁工具的类型也多种多样,如有锄、臿、镰、铚等农具,也有斧、铸、凿、刀等手工工具,在同一种工具中又有大小或不同式样的差异。在青铜器时代,铜工具往往和木、石、骨、蚌制成的工具并存。到战国时,不仅木、石工具渐渐消失,就是青铜工具也日益减少。锐利而坚固的铁工具大量地使用于农业和手工业,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 畜力耕田得以推广
- 耕作技术有进步
- 粮食作物种类与分布
- 粮食产量提高
战国时,铁制农具已排斥木、石农具普遍用于生产中,便利于砍伐树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深耕除草的同时,农民们注意识别土壤性质,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作物进行种植。施肥技术提高,懂得用肥汁拌种,粪肥、绿肥和草木灰被普遍施用。开始注意选择籽种,防治虫病,实行畦种法,播种疏密得宜,便于通风排涝,善于培根、除草、间苗和掌握农时季节。普遍推广一年两熟制,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年产量。魏国李悝曾对当时的粮食产量估计说,一亩地(约当今三分之一亩)在平常年景,可以产粟一石半(约合今四十一公斤),大、中、小丰收时可以达到六石、四石半、三石,小、中、大歉收时则只能打一石、七斗、三斗。农民平均每人每月需口粮一石半,五口之家,一年食用九十石,则平常年景一家种地百亩所产粮食,够全家一年半食用。当时一石相当今60斤,从而可知,中国的农业有根本性的突破,在当时已奠定了基础。
- 冶铁
冶铁是一种新兴的金属冶铸业。最初大约始于春秋末,到战国时有了很大的进展。《山海经》中提到“天下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在叙述某山的各种资源时,常有“其阳多铜,其阴多铁”的话。反映出人们对铁矿资源情况的了解已很充分。《管子》还说:“上有赭者,下有铁”,则当时人已掌握通过辨认矿苗来找矿的方法。
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地出土了大量的战国铁器。其中以农具、手工工具为最多,也有兵器和其他器物。还发现有铸造铁器所用的铁质或泥质的范。根据对出土铁器化验结果得知,当时从块炼法炼制出一种质地较软的铁,但也能将其加工冶炼成坚硬的生铁。由于生铁性脆,时人乃用柔化技术使其变成韧性铸铁。冶工还掌握了将块炼法得到的铁渗炭成钢的技艺。在战国几百年间,能从较原始的块炼法进入到冶铸生铁和炼铁为钢的冶铸方法,技术进步之快,在世界冶金史上少有,表明中国冶铁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已居于领先地位。
- 冶铜业
冶铜业在战国手工业中仍占据颇为重要的地位。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发现一处属于春秋到战国时期的铜矿遗址,矿井深达五十米,井下有纵横交错的巷道,为了防止坍塌,巷道中都架设木制的支架。矿工用青铜或铁制的工具开采矿石,用木辘轳作为提取矿石的工具。据今人的估计,当时在连续几个世纪中,开采的矿石可达十万吨左右,从这一遗址的情况来看,当时开采铜矿已具有较大的规模,开采技术也较为先进。
铜除了铸造礼器、乐器之外,还要铸作钱币、符节、玺印、量器等物,社会对铜的需求量很大,故铜器物制造水平仍有提高。据《周礼·考工记》,当时有所谓“钟鼎、斧斤、戈戟、大刃、削杀矢、鉴燧”这样的“六齐”。“齐”指铜、锡的比例,“六齐”即按六类不同器物而定出不同的铜、锡比例。为了更好装饰铜器表面,在铜器表面刻出细槽,再将金、银丝嵌入,形成美观的图案花纹。器物铭文也可采用此法。这就是所谓的错金银,铜器经过这种加工之后,具有更大的艺术魅力。
- 丝麻织物
丝麻织物的生产也颇为发达。东方的齐国就以多“文采布帛”而著名当时。一些古墓出土的麻织品中,有很细的麻布,每平方厘米有经线二十八支,纬线二十四支。在湖北江陵马山的楚墓中出土一批数量很多的丝织品,保存较好,尤属罕见,其中包括绢、罗、纱、锦等不同品种,以绢的数量为最多。绢每平方厘米有经线五十支,纬线三十支。最细密的,经线这一百五十八支,纬线达七十支。绢被染成红、黑、紫、黄、褐等颜色。罗、纱是属于质地稀薄的丝织物。这批织物中最珍贵的锦,是用提花机织出的质地较厚的丝织品,上面有五彩的动物或人物花纹,表明当时已有构造复杂的纺织机,织匠则掌握了难度较高的纺织技巧。出土品中还有不少的刺绣。绣的方法分平绣、锁绣两种,绣于罗或绢上,绣出色彩绚丽的龙、凤、虎等图案花纹。从上述遗物看出,战国时丝织品生产方面,无论是纺织、染色或是提花、手绣,都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
- 经营方式
战国手工业,一部分为官府经营,一部分属民营,官府手工业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战国时不过继其余绪而已,但在经营的门类、规模以及技巧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像新出现的冶铁业,也是官府工业中所不可缺少者。当时官府除生产和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盐、铁、钱币之外,还旁及于漆器、陶器、纺织和金银玉石等领域。
民营手工业约开始于春秋末,进入战国后获得很大发展。盐、铁等重要门类中,有不少民营作坊。如魏的猗顿以经营河东池盐而著名,经营冶铁者尤多,如魏的孔氏,赵的卓氏、郭纵,都以冶铁而致富,史称孔氏“家致富数千金”,郭纵可以和“王者埒富”。也有经营其他矿产者,如秦的巴寡妇清,其先世就拥有出产丹砂的矿山,故能“擅其利数世”。官府作坊的产品,大部分供直接消费,仅有一部分才拿去出售,而私营则不然,其产品主要是供销售。因而民营手工业的发达,可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商品,对商业交换的兴盛起到重要作用。
因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带来了商业的发展。政府也承认了商人的合法存在,征收各种税捐。
商人的种类:⑴坐列贩卖的普通商人和小本经营的贩夫贩妇。
为了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战国时币的种类多,流通数量大。各国铜币的样式不同,齐、燕主要是刀形的刀币,三晋主要是铲形的布币,秦、周主要是圆形有孔的圜钱,楚国主要是形似贝壳的蚁鼻钱。金币有楚国压成方块的郢爰、陈爰。战国初年,魏国每石粟卖三十钱,农民每户种一百亩地在平常年景的收获,除去吃饭和交税,余四十五百粟,可卖一千三百五十钱,每户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要用三百钱,每人一年穿衣要花三百钱,全家要花一千五百钱,还不足四百五十钱。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关系活跃起来。战国时,不仅各国铸造货币,而且很多城市也铸造货币,因此各地货币的样式不同,种类繁多。解放后发现的战国货币,不下几百种之多。从其铸造材料看,有铜币和金币。从其造型上分:刀币,流行于齐、燕等国;铲币,流通于三晋等国;圜钱,流通于秦和东、西周等地;铜贝(蚁鼻钱),流通于楚国。楚国还有铸金币:郢爰、陈爰。种类多、流通量大,反映了当时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种类繁杂,也反映了有很大的地域性。
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引起了城市的发展,有代表性的是齐国的临淄、燕下都、楚国的郢、定陶、赵国的邯郸。城市是统治阶级对农村行使统治权的据点,又是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聚居的场所。城市从政治上统治农村,从经济上剥削农民。
战国时社会经济处于飞速前进当中,但各地区是发展不平衡的。齐、魏不仅自然条件好,而且社会改革早,因而成为战国初年比较发达的国家。秦国原来比较落后,因地处关中沃野,变法比较彻底,因此后来居上,成为战国后期最强盛的国家。楚国疆域最大,土地肥沃,手工业、商业也相当发达,曾与齐、秦并为强国,因军力不强,被秦国灭掉。
诸侯纷争,打破了使原本周文化独尊的局面,各地文化开始有“本地化”的趋势。在文字使用方面可以粗略依照地域分为五大系统:东方齐系、东北燕系、南方楚系、北方晋系和西方秦系文字,各系统的文字大体上相近,只有小部分文字有所差异,因此彼此文书往来并没有太大问题。
战国时代的散文创作十分兴盛,有各种历史散文,诸子的散文和其它散文作品。这些散文都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或汪洋恣肆如庄子,或娓娓动人,或激情横溢,或绚烂多彩,或譬喻连珠韩非子的寓言,或剖析透彻如孟子,或逻辑严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恰合,使屈原的诗作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宋玉的作品,在模仿屈原的同时,对楚辞有发展和创造,在骚体中变化出赋体,对后代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战国时代,社会的剧烈变革对学术文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加上士阶层的形成和统治者的提倡,许多学派纷纷出现,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最有影响的,除了儒道二家以外,还有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以公孙龙子为代表的名家,以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以张仪、公孙衍、苏秦为代表的纵横家,以吕不韦为代表的杂家等。各派各家都著书立说,广授弟子,参与政治,互相批判,又互相渗透,学术思想极为繁荣。秦统一六国,崇尚法家,兼用阴阳家,焚书坑儒,迷信暴力,将法家学说过分夸大君权的一面发挥到极致。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时期,是由封建领土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在此期间新旧阶级、阶级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从本阶级或本集团利益出发,对宇宙、社会以及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这样,在思想领域里就出现了一个十分活跃的、后世十分少见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并非实指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农家等等。后人把这九家称为“九流”。“三教九流”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各家各派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时,杰出的天文学家齐人甘德有《天文星占》,魏人石申有《天文》。他们发现五大行星中的荧惑(火星)和金星(太白)有逆行现象,测定金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长度,并定火星的值星周期为一点九年,木星为十二年,与现代科学测定极为相近。石申对二十八宿距度和其它一些恒星什宿度的测量,是早期恒星定量观测的重大成果。后人将两人的著作合称《甘石星经》。战国时,关于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和安排大致齐备,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秦朝实行颛顼历,以夏正十月为岁首,九月为岁尾。
战国时的《墨经》中,有许多几何命题,如两条并行线之间等距、三点共一直线,同圆的半径相等、矩形四角皆为直角等。发明了计算工具算筹,用十根小棍摆成不同的形状来表示数字,进行计算,大大加快了计算的速度,此外,光学八条也是墨经的重要成就。《考工记》中有分数的简单运算法和特殊角度的概念与名称。《周髀算经》的成书可能在汉初,但它是先秦测量学的经验总结,其中使用了相当繁复的分数算法和开平方法。
力学知识在《墨经》中也有很好的阐述。认为,力是人体所具有的使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手段,指出杠杆平衡与两端的重量和力臂的长短都有关系,发现船的形体大小与其在水中下沉深浅有一定的均衡关系,是关于浮力原理的朴素表述。[33]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诸侯国资料表 | |||
---|---|---|---|
国名 |
起讫年代 |
亡于何国 |
姓氏 |
前8世纪—前206年 |
楚国(名义上)[37]
|
嬴姓 |
|
前1046年—前209年 |
秦朝 |
姬姓卫氏 |
|
前1042年—前223年 |
秦国 |
芈姓熊氏 |
|
前386年—前221年 |
秦国 |
妫姓田氏 |
|
前11世纪—前222年 |
秦国 |
姬姓 |
|
前403年—前230年 |
秦国 |
姬姓韩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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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403年—前222年 |
秦国 |
嬴姓赵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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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403年—前225年 |
秦国 |
姬姓魏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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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40年—前286年 |
田齐、魏国、楚国 |
子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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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296年 |
赵国 |
姬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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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41年—前256年 |
楚国 |
姬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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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20世纪—前306年 |
楚国 |
姒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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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23世纪—前316年 |
秦国 |
杜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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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122年—前316年 |
秦国 |
姬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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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33年—前376年 |
韩国,赵国,魏国 |
姬姓晋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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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46~前447年 |
楚国 |
姬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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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122年—前296年 |
宋国 |
姬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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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前2000年—前445年 |
楚国 |
姒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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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年 |
齐国(一说楚国) |
己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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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806—前375年 |
韩国 |
姬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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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前1046—前375年 |
楚国(一说魏国) |
姜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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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
楚国 |
曹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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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653—前325年 |
楚国 |
曹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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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68—前249年 |
秦国 |
姬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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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441—前256年 |
秦国 |
姬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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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44—前379年 |
田齐 |
姜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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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414年或前261年后 |
越国(一说楚国) |
己姓(一说嬴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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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 |
秦国 |
风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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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261年 |
楚国 |
任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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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姬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