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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七年（1868年），载泽出生于北京，其父奕枨过继给嘉庆帝的第五子绵愉做后嗣，光绪三年（1877年）袭封辅国公，光绪二十年（1894年）晋镇国公。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十六日，清廷特派载泽和其他四位大臣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为出国考察政治，是为“五大臣出洋”。载泽出洋时尚未满40岁，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他们重点考察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沙俄、日本等国家，特别是日本和德意志帝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载泽出洋考察结束回国后，向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上了《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将日本的宪政体制摆在列国之首，奏请仿日、德例，改行君主立宪政体。载泽还著有颇具史料价值的《考察政治日记》。[2]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加贝子衔。历任度支部尚书、督办盐政大臣、度支大臣。1930年去世。[1][8]
在清末立宪过程中，载泽是皇族中比较坚定的官僚立宪派，君主立宪这种救国方案，相对于封建专制制度而言，具有毋庸置疑的优越性和进步性。而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推动着社会思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面前，载泽作为清朝末期的宗室王公，“有心护国，无力回天”。[9]
- 载蕉
- 荫坪
- 北京
- 1868年4月16日
- 1930年6月5日
- 主要成就
- 外出考察外国宪政
- 主要作品
- 《考察政治日记》
- 本 名
- 爱新觉罗·载泽
- 地 位
- 改革派和立宪的重要人物
- 官 职
- 度支部大臣、盐政大臣
- 旗 籍
- 满洲正黄旗
目录
同治七年二月二十四日（1868年3月17日），载泽出生于北京，初名载蕉，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清圣祖康熙帝的第十五子愉恪郡王爱新觉罗·胤禑，载泽为胤禑的五世孙。其父为辅国将军奕枨，因清仁宗嘉庆帝的第五子惠亲王绵愉的第四子奕询无子，所以在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奉旨以奕枨第七子（幼子）载蕉过继为嗣，改名载泽，袭封辅国公。[2][4][7]
九月二日，五大臣准备从北京正阳门车站启行，各界人士前往送行，此时却发生了谋杀爆炸事件，载泽轻伤。爆炸事件发生之后，国内的有识之士都很着急，生怕朝廷就此改了主意。实际上，朝廷已经不可能改主意，因为这也是当时的国际形势所迫。这年十月，俄国沙皇颁布《十月宣言》，着手政治改革，召开国家杜马（议会），也就是说，西方列强中最后一个专制政权也宣告结束了。光绪帝和慈禧得知这消息，立刻召见载泽，催促他们要抓紧出洋考察。
“五大臣出洋”因吴樾炸弹谋杀案而推迟了两个月，清廷原定出国的兵部侍郎徐世昌因任巡警部尚书，商部右丞绍英在谋杀案中受伤较重，均不能成行，清廷另任命尚其亨、李盛铎代替。五大臣出国的路线由德国驻华公使代拟和安排。
载泽、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于同年十二月十一日离京赴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一月十四日离沪抵日，后途径美国到达英国，再赴法国、比利时，李盛铎留任驻比利时国大使，其他两人于七月十二日返抵上海，其正式考察的国家是日、英、法、比四国。
这次载泽和其他四位大臣出洋考察历时半年余，其中重点考察了美、英、法、德、俄、日，[1]这都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其中尤其是以采取君主立宪制国家的日本、英国、德国为重中之重。考察的结果实际上是为选择君主立宪制模式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政策依据：美国与法国是民主共和政体，清政府绝得不能效法；英国是虚君，亦不能效法。所以日本无疑就成为中国的清政府效法之首选。
载泽出洋考察结束回国后，力主实行君主立宪政体。载泽还著有颇具史料价值的《考察政治日记》。在日本考察时，载振感触很深。除了天皇接见，日本的前首相、明治维新的元老伊藤博文还前来拜会了中国的考察团，他们之前有过一场长谈。载泽一行回国后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将日本的宪政摆在列国之首，奏请仿日、德例，改行君主立宪政体。
宣统元年（1909年），载泽任筹办海军事务大臣。宣统二年（1910年）任纂拟宪法大臣。
民国十九年五月初九日（1930年6月5日），载泽去世。[4]
载泽等考察大臣出洋前后到了14个国家。每到一国游历结束时，都及时向清政府奏报考察经过和心得，并介绍该国的政治体制和统治得失、经验教训。他们考察虽以政治特别是宪政为中心，但实际调查范围很广，包括议会、政府机关、工厂、银行、学校、警察、图书馆、博物馆、动植物园，以至监狱、浴池等，并请外国政治家、学者讲解宪政原理和各种制度，还大量收集、购买、翻译各类图书、资料。[1]
载泽等五大臣出洋收获丰硕，效果显著，推动了预备立宪的决策。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回国后，载泽等编辑了书籍67种146册，并将其中30种分别撰写了提要，进呈光绪和慈禧御览。另将购回的400余种外交书籍送交考察政治馆备考。[1]
载泽向慈禧太后提交的报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提出了立宪的三个好处，载泽提的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皇位永固”。对慈禧这个当权者而言，立宪让她放弃的只是行政权，而她家的君位却可以“万世不改”，这正是她和平让出行政权所可以换来的对价。
载泽的第二个理由是“外患渐轻”。这一点是从融入国际社会的角度出发的，世界列强多是立宪的民主国家。清朝如果也能立宪，就不会再被当作国际社会中的另类和威胁因素，也不会再拿什么专制、人权出来说事了。
载泽认为立宪的第三个好处是“内乱可弭”。应该说，载泽的这一观点非常犀利，确实打中了革命党人的要害。
当清廷开始政治改革时，载泽正当盛年，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态度积极，贡献良多，以宗室重臣身份上奏宣布立宪密折，对后来的仿行立宪、预备立宪影响甚大。
从载泽的政治立场看，他在晚清属于倾向于改革的开明皇族，同时坚定反对向南方革命党让步，力主杀袁世凯以谢天下。
载泽问：“我国考察各国政治，锐意图强，应该以什么为纲领呢？”伊藤博文答：“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
载泽又问：“我国立宪，应该师法哪一国家为最好？”伊藤博文答：“各国宪政有两种，有君主立宪国，有民主立宪国。贵国数千年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政体。”
载泽还问：“君主立宪与专制有何区别？”伊藤博文答：“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立宪国的法律必须经过议会议决，呈君主裁定，然后公布。不像专制国的法律，君主一个人说了算。法律公布之后，全国人民都得遵行，没有一个人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他们还谈到人民的言论自由、立宪国君主与政府的权力等。这场谈话，伊藤博文全部用英语作答，由中国考察团中的随员柏锐口译。
- 曾祖：爱新觉罗·永臶（多罗贝勒）
- 生父：爱新觉罗·奕枨（辅国将军）
- 生母：汪佳氏（嫡福晋，汪增之女）
- 妾：刘氏（刘多寿之女）
- 妾：朱氏（朱孝曾之女）
爱新觉罗·溥瑛（1920年生，母朱氏）
（以上参考资料[4]）
《考察政治日记》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折》（1905年）
《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列传八》[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