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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儿只斤·俺答（传统蒙文：ᠠᠯᠲᠠᠨ；拉丁转写：Altan，1508年—1582年），又译阿勒坦、安滩、阿尔滩、俺探等，明代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领，蒙古族政治家、军事家。因其拥有汗号，故通称“俺答汗”、“阿勒坦汗”。达延汗之孙、巴尔斯博罗特之子。[1]
俺答早年受封土默特万户，驻牧丰州滩（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与其兄济农衮必里克（吉囊）南征北战，积累了雄厚的军事实力。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衮必里克死后，俺答成为右翼三万户实际上的领袖。他向南屡屡入塞犯明，并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包围北京，制造庚戌之变，向北、向西击败敌对的兀良哈万户及瓦剌等部，并占领青海，向东迫使蒙古宗主大汗打来孙（达赉逊）东迁辽河套，在此过程中取得索多汗、司徒汗、土谢图彻辰汗、格根汗等汗号。俺答一直谋求与明朝“通贡”与互市，但在嘉靖年间未获准许。隆庆年间，俺答以其孙把汉那吉投明事件为契机，与明朝达成隆庆和议，并在隆庆五年（1571年）受封“顺义王”，开创了明蒙友好往来的新局面。万历三年（1575年）俺答主持建成漠南第一座城市库库河屯（呼和浩特），明廷赐名归化城。万历六年（1578年）俺答赴青海仰华寺会晤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皈依藏传佛教，并赠予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称号，使藏传佛教开始在蒙古广为传播。[1]
万历九年十二月（1582年1月），俺答去世，明廷赐祭七坛。万历十四年（1586年）按藏传佛教仪式举行火葬。[42]
（概述图片来源[69]）
- 孛儿只斤·俺答
- 俺答汗、阿勒坦汗、安滩、阿尔滩、俺探、ᠠᠯᠲᠠᠨ（蒙古文）、Altan（拉丁文）
- 索多汗、司徒汗、土谢图彻辰汗、格根汗（蒙古汗号）；顺义王（明朝封爵）
- 孛儿只斤氏
- 明朝
目录
正德二年十二月二十日（1508年1月22日，格里地请蒸历为2月1日），蒙古草原上诞生了一对孪生姐弟巩整。他们的父亲叫巴尔斯博罗特（明朝称为阿著），母亲叫博同哈屯，祖父是蒙古中兴之汗——达延汗，祖母是蒙古一代巾帼英雄满都海可敦。按照当时的蒙古风俗，他们出生后举行了盛大的“玛理雅兀特”喜宴。他们的父母和嘉宾们为姐姐取名叫“孟衮”（意为银），弟弟取名“阿勒坦”（意为金），按照明朝时期的汉语音译，被称为“俺答”。[3]
俺答降生之时，正值祖父达延汗为统一蒙古而战之际。正德四年（1509年），右翼永谢布领主亦不剌、鄂尔多斯领主满都赉阿忽勒呼（明朝以其领地名称为阿儿秃厮）谋杀了达延汗派驻右翼的济农、俺答之伯父乌鲁斯博罗特，起兵反抗达延汗。那时俺答正与父母及兄长衮必里克（明朝根据其后日的官职济农译称“吉囊“）寄居于姐夫右翼满官嗔（蒙郭勒津）领主火筛家中，火筛与妻子也失格公主（巴尔斯博罗特的同母异父姐姐）闻变后，决定通知巴尔斯博罗特逃离右翼，回到达延汗那里，但是巴尔斯博罗特逃走时只带了夫人和长子，俺答依然留在右翼，被寄养在当地官员星凯乌尔鲁克和额伯凯乌由罕夫妇家中。星凯乌尔鲁克听说亦不剌打算加害俺答的消息后，连忙派妻子额伯特乌由罕和同部落的希尔马鲁特乌尔鲁克等带着俺答逃到察哈尔的达延汗处，他们昼伏夜行，风餐露宿，精心保护年幼的俺答，终于使俺答和祖父达延汗平安相会，这是正德五年（1510年）的事。[4]
同年，达延汗发兵讨伐右翼叛党，亦不剌等战败后远遁青海。其后达延汗改派巴尔斯博罗特为管理右翼三万户的济农。正德十二年（1517年），达延汗去世，巴尔斯博罗特继承汗位，但按照惯例应由达延汗长孙卜赤（博迪）继位，所以巴尔斯博罗特迫于压力，在两年后就传位给博迪，旋即去世。他死后，对其六子进行分封，其中以继承济农之位、驻扎鄂尔多斯的衮必里克和控制十二土默特的俺答实力最强。[5]
俺答起初驻扎于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一带，不久后率土默特部众逐渐迁徙到大青山麓的丰州滩地区（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该地也因此被称为“土默川”。俺答很早就崭露头角，跟从其兄衮必里克南征北战，以掠夺更多的人畜和物资。嘉靖二年（1523年）曾有蒙古军队攻打大同，明总兵杭雄不能抵御，据说就是俺答的军队。[6-7]其后，俺答与其兄衮必里克在嘉靖五年（1526年）侵犯井坪、嘉靖六年（1527年）侵犯葛峪、嘉靖八享祖年（1529年）深入朔州，嘉靖十二年（1533年）入援大同兵变。[8]不过在嘉靖前期，俺答对明朝的骚扰并不严重，当时他与其兄衮必里克的主要精力放在对付蒙古内部敌对势力——漠北兀良哈和青海瓦剌上。
嘉靖三年（1524年），兀良哈万户图类诺颜和格哷巴拉特丞相与俺答的叔父格哷森札札赉尔统领的喀尔喀万户发生冲突，俺答与卜赤汗一道率军征讨，在巴勒吉（今蒙古国肯特省巴尔即河）大破兀良哈以后凯旋。嘉靖十、十一、十七年（1531年、1532年、1538年），俺答与其兄衮必里克三次北伐兀良哈，最终迫使图类诺颜和格哷巴拉特丞相等人投降。卜赤汗遂在八白室前授予俺答“索多”（意为福荫）之号，授予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意为聪明的济农）之号。先前被达延汗打败的亦不剌、卜儿孩等瓦剌野乜克力部贵族入据青海，俺答与衮必里克也屡屡出兵征伐，到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终于平定了青海，擒获卜儿孩，不过俺答在征战青海的过程中腿部也负了伤。[9]
由于俺答屡屡用兵获胜，兼并了大量人口、牧地和物资，因此在蒙古已是首屈一指的力量。俺答的长兄衮必里克虽有济农之尊，却与所俘虏的代州娼妓淫乱，以致疾病缠身，终于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去世。[10]其长子诺延达喇（又译能言大儿，明人称之为吉能）继承济农之位，但其能力和威望远逊俺答。这样，俺答不仅统率土默特诸部，也以兄长地位指挥自己的诸弟，并将衮必里克遗下的9子（包括济农）置于自己控制之下，成了右翼三万户的实际领袖。[11]蒙古的宗主大汗卜赤面对俺答的强大实力，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俺答从青海归来后，便在八白室赠予俺答“土谢图彻辰汗”（意为可依靠的睿智之汗）之号。[12]俺答开创了除蒙古大汗以外的万户首领拥有汗号之先例。[13]
俺答在蒙古诸部纵横驰骋之际，也需要通过与明朝的贸易来增加自己实力。然而自弘治末年以来，明蒙交恶，互市断绝。嘉靖十一年（1532年）春，俺答、吉囊在延绥“求通贡”。[8]所谓“通贡”，就是与明朝建立贸易关系，但明朝并未应允。嘉靖二十年（1541年），俺答派石天爵和肯切两人至大同阳和塞要求“通贡”，称自己的父亲“在先朝常入贡，蒙赏赉，且许市易，汉达两利。近以贡道不通，每岁入掠，因人畜多灾疾，卜之神官，谓入贡吉”，并提出一旦“通贡”，就“即约束其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当饮血为盟誓”。[14]但明廷还是拒绝了他的要求，扣留了肯切，又高价悬赏，称有能杀吉囊、俺答者封为都督，赏千金。[15]俺答兄弟闻讯大怒，相率挥兵南下，攻击明朝山西的朔州、石州一带，大掠三关而去。[16]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闰五月，俺答再遣石天爵、满受秃、满客汉（肯切之子）至大同，再次提出“通贡”的要求，让使者“持令箭二枝、牌一面为信誓，请贡市，一请不得则再请，再请不得则三请”，并明言相告，三请不得，则以三十万众分两路攻击明山西诸镇。明大同巡抚龙大有诱捕石天爵，擒杀满受秃和满客汉。[16]明廷将石天爵和肯切凌迟于闹市，并传首九边。俺答一如事先所言，自六月起大举进攻山西，入太原，兵至晋南。仅两个月，就“掠十卫、三十八州县，杀掳男女三十余万、牛羊豕畜二百万，衣袱金钱称是，焚公私庐舍八万区，蹂田禾数十万顷”。[17]明廷将俺答的赏格提高到万金。此后数年俺答求贡不得，接连发兵袭击明延绥、大同和宣府等地，使明朝损兵折将，损失惨重，俺答有时也遭到明朝军民的有力抵抗而蒙受损失。[18]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五月，俺答又派出堡儿塞等三人至大同左卫传递蒙文书信，表示自己按照蒙古最隆重的礼节，挑选了白骆驼九头、白马九匹、白牛九只及金银锅各一个来“进贡讲和”，并约定“自后民种田塞内，虏牧马塞外，各守信誓，不许出入行窃”。结果三位使者又被大同总兵的巡边家丁董宝等杀害。明宣大总督翁万达痛斥这种做法“大失夷心，横挑巨衅”，并上疏强调“王者之待夷狄，来则勿拒”，应接纳俺答的贡使。[19]但明廷依然不许。边臣只好巧为周旋，私下“以好言答之”。俺答等便认为“既通好中国，遂散处其众，不复设备，遇哨探卒亦不杀”。同年秋，俺答又派使臣至边塞请求入贡，翁万达再次上疏，又被明廷拒绝。[20]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以后，俺答数十次派人要求“通贡”，而且“词颇恭顺”。然而明世宗不仅拒绝了俺答的要求，还严厉斥责边臣说：“乃敢听信求贡诡言，辄骋浮词代为奏闻，殊为渎罔。”[20]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俺答等率兵至宣府，与明军激战，并要求入贡。为避免使者被扣杀，令军士束书于矢端，射入明军营。为表明诚意，归还所掠人丁，并称“以求贡不得，故屡抢。许贡，当约束部落不犯边”，最后警告明朝，如不答应入贡，“秋且复入，过关抢京辅”。明世宗依然拒绝了他的请求。[21]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率10余万铁骑围北京三日，明主将仇鸾采取坚壁之策，任凭俺答劫掠京郊，俺答在饱掠之后扬长而去（参见词条庚戌之变）。[70]
俺答尽管在“庚戌之变”中满载而归，但战利品“皆归于部曲，甚为创艾”，加上“畜产死，人民疫病”，人心惶恐不安。[28]嘉靖三十年（1551年），俺答派义子脱脱（恰台吉）至塞上，投书于宣大总督苏佑，“钻刀脚甩设为誓”，要求入贡并开放马市。[22]明廷同意开放马市，命史道主持马市，开市于大同镇羌堡、宣府新开口，后又增开延绥、宁夏等地马市。俺答为表示诚意并使马市继续下去，将从明朝叛逃的白莲教徒萧芹等三十余人械送明方处置。马市本来是蒙古用马来交换明朝的布帛，俺答则希望扩大范围，允许更多蒙古牧民以牛羊交换粟、米、麦等粮食。主持马市的史道认为可以同意，并报请明廷批准，被明廷拒绝，史道也被召还。[23]嘉靖三十年（1551年）十二月，俺答又开始劫掠大同，明廷下令罢大同马市。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二月，俺答派丫头智到大同要求开市，又被明朝擒杀，丫头智临死警告说：“杀我易耳，弟[第]恐中国自是无宁期矣！”[24]九月，明朝又罢宣府马市，明朝九边战端重启。从嘉靖三十二年至四十五年（1553年—1566年），明方仅边关大将总兵、副总兵战死者就有10余人，军卒死伤更无从计数。军费每年增加，仅京师及长城各塞就需四五百万两，财政空虚，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23]明世宗甚至为之“终夜绕床，不能安寝”。[25]
主词条：俺答封贡
俺答在掠夺明朝期间，也有大量明朝白莲教徒及贫困边民归顺俺答，俺答让他们在丰州滩经营农业，聚居地称板升。在投奔俺答的探旋汉人中，白莲教徒赵全最受信任，先后被俺答封为把都儿哈、仪宾倘不浪，不断怂恿俺答攻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赵全为俺答修建宫殿，并欲尊俺答为“皇帝”，为其规划的战略是“据有云中、上谷，东封居庸，南塞雁门，独以一面”，进则占据山西，退则回到云中，与明王朝形成南北之势。但俺答忙于应付与明朝的战争，无暇顾及称帝之事。[26]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明世宗驾崩，明穆宗继位，改元隆庆，高拱、张居正入阁辅政。他们切实加强边防，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调抗倭名将戚继光任蓟州镇总兵，镇守蓟州、永平、山海诸处，大力整顿边防，此外还有谭纶、王崇古、方逢时等良臣得到重用，使俺答再难以得手。[27]明朝边防的巩固，又使俺答逐渐丧失优势，从胜多败少转为败多胜少。入边“虽尝抢掠些须，人马常被杀伤，近年各边时常调兵出捣，杀虏家口，赶夺马匹，边外野草尽烧，冬春人畜难过”。[29]自嘉靖末年起，丰州滩等地区连年发生水旱风雪灾害，农牧业遭受严重损失，连赵全、李自馨等汉人头目都暗中同明朝通款，企图获赦回国。[30]俺答对明朝的优势不复存在，在明蒙关系中愈发被动。
隆庆四年（1570年）九月十三日，发生了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投明事件。把汉那吉是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黑台吉）之子，自幼丧父母，由俺答妻一克哈屯（莫伦哈屯，即“大娘子”）抚养成人，他已娶把汉比吉为妻，又纳兔扯金之女为妾，但此妾被俺答夺去，配与鄂尔多斯部，把汉那吉极为恼怒，于是携妻和驼签把汉比吉及奶公阿力哥等10余人至大同镇所属平虏卫败胡堡（今山西平鲁县境）叩关投明。大同巡抚方逢时接纳了他们，并报宣大总督王崇古。两人计议，认为可以作为筹码，挟制俺答，遂由王崇古上奏朝廷，主张对把汉那吉“宜给官爵，丰馆饩，饬舆马，以示俺答”，俺答如果要求放人，就让他交出赵全等人作为交换，如果俺答不交出赵全等人，就威胁杀死把汉那吉。如果俺答对孙子无动于衷，那就效法汉代在边境设置属国的故事，让把汉那吉招徕旧部，充当明朝守边属夷，等俺答死后再议其去向。在大学士高拱和张居正的积极支持下，王崇古的建议得到明穆宗的采纳，遂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阿力哥为正千户，并给予优厚待遇，妥为安置。[31]
把汉那吉投明时，俺答正苦于连年饥荒，拟西掠藏区，途中闻报，忙率兵东返，约诸部南下，想以武力夺回孙子。赵全等也极力唆使俺答诉诸武力，迫使明朝归还把汉那吉。一克哈屯朝夕哭泣，眼睛都肿了，听闻赵全之谋，骂俺答说：“老悖！不遄死，信汉叛儿（指赵全）反覆，乃欲侵汉，汉士马强，安能必得志？是速杀吾孙也！”俺答一面遣其子黄台吉为先锋，挥兵南下，攻入明塞，打算俘虏一名明将来交换把汉那吉，但此时正逢冬天，草枯马饥，俺答部众厌战，前锋受挫。俺答又担心双方战争危及孙子性命，这时，方逢时派先前与俺答部众熟识的译者鲍崇德前往俺答营中，劝俺答息兵，交出赵全等，以换取把汉那吉。俺答也派使臣前往明营探视把汉那吉，使臣回来后报告称把汉那吉所受待遇很好。[32-33]方逢时又将赵全、李自馨等人的投降禀揭交付鲍崇德，鲍崇德再至俺答营，屏退左右，将此些禀揭告诉俺答，俺答大惊，说：“有是乎！太师（王崇古）诚爱我也。”于是决定交出赵全等人。方逢时为表明诚意，将守备苑宗儒的儿子和两个弟弟作人质，送入俺答营中，使俺答大受感动。俺答召还黄台吉军，该军撤出张家口时，遭到宣府明兵的阻截，黄台吉令部属不予还击，惟恐破坏双方的和谈。[30]十一月十九日，俺答依约将赵全、李自馨、王廷辅、张彦文、刘四等9人（周元闻变饮鸩死）械送大同左卫，并表示：“我从未发动战争，战争都是赵全他们挑起的。我孙子投降汉人，这是上天要让汉人和蒙古人和好。如果大明天子能封我为王，我借助天子威灵在称雄于北方首领中，谁敢不听？我发誓永守北边，不敢再生边患。即使不幸死去，我孙子袭封王爵，他的衣食都来自中原，怎么忍心背叛呢？”派使者随鲍崇德至明，要求封号并开展互市。十一月二十日，方逢时奉旨盛宴招待把汉那吉等，与之饯行，明穆宗赐彩币四表里、布一百匹，并派人护送。[34]临行，方逢时对俺答使者嘱咐，不要加害阿力哥。把汉那吉夫妻恋恋不舍，哭泣而去。俺答亲道厦洪屑至河边迎接，祖孙见面，相拥而哭，随后派中军打儿汉等至明营致谢，表示“愿世为外臣，贡方物”。[28]
隆庆五年（1571年）二月，宣大总督王崇古将俺答的“封贡”要求上奏朝廷，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8条建议：议封官号、定贡额、议贡期贡道、立互市、议抚赏、议归降、审经权、戒狡师。[35]三月初，明穆宗命廷臣进行审议，经几次反复议论，“廷臣言（封贡）利者十三，害者十七，相持不决”。这时，高拱和张居正出面，力排众议，全力支持王崇古的建议。明穆宗同意了高拱、张居正和王崇古等人的意见。[32]双方使臣持书信进行协商，俺答回信承诺信守约定。三月二十八日，明穆宗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36]此外封俺答弟昆都力哈（老把都）和长子黄台吉为都督同知，其余子侄和部下六十三人分别为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千户、百户等官，授俺答以镀金银印，其余颁给敕书，按官秩分等级给予丰厚赏赐。俺答等每年向朝廷贡马一次，每次不超过五百匹，贡使人数不超过一百五十人，其中60人准予进京，其余留在长城关口，由朝廷给予马价，另加赏赐，在大同、宣府、山西三镇（后增陕西、宁夏两地）的长城附近开设互市市场。[37]五月二十一日，俺答在大同得胜堡塞外的晾马台召集土默特、永谢布和鄂尔多斯右翼三万户诸台吉、官员及部众大会，在明朝官员参加下，举行受封仪式，他对天发誓说，八十万汉人，四十万，“你们都听着，听我传说法度”，我地“新生孩子长成大汉，马驹长成大马，永不犯中国”，当众宣布了“规矩条约”十三条（参见俺答汗受封规矩条约）[38]，又派使臣带着贡品向明朝上《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29]双方各自对促进和议的有功人员作了升赏，俺答给部下有力人员授予“宰桑”或“岱达尔罕”名号；明穆宗也擢升王崇古为兵部尚书、方逢时为兵部右侍郎。[37]
就在俺答受封顺义王的隆庆五年（1571年），格鲁派僧侣阿兴喇嘛来蒙古右翼地区传教，他利用佛教生死轮回的教义，迎合俺答欲称雄草原的心理，尊称俺答为“大汗”，说他之所以成为人间尊贵的君汗，是他世世修行的结果，是前世君汗（指忽必烈）的转世，只要在今生今世广兴佛教与经典，普度众生，积功德和利益，就能像“转轮圣王”那样征服四方，名扬天下。俺答对八思巴与忽必烈（薛禅汗）二人的交往早有耳闻并一心向往，便向阿兴喇嘛请教佛法。阿兴喇嘛一面讲解佛、法、僧三宝及八戒，一面要求俺答抛弃萨满教。[39]于是俺答开始皈依藏传佛教，并向明朝请求佛经和喇嘛僧，明朝认为这是让俺答“放下屠刀”的好机会，便一一兑现。阿兴喇嘛接着向俺答指出，若想遵行忽必烈和八思巴二人所创立的政教二道并行之制，就应请迎佛于西藏拉萨地方，而在西藏由宗喀巴所建的庄严极乐之地（指哲蚌寺），住有一位识一切者索南嘉措，他执掌释迦牟尼之教，他是诸僧之师尊、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在他十几岁的时侯，就显示了与俺答会见的吉兆，预言清净的佛教将弘播于东方。那里还有无与伦比的《甘珠尔》和《丹珠尔》。尊贵的大汗要想仿效昔日之八思巴与忽必烈那样引导佛教，就应该派人向那里的佛像作供献，向诸僧作布施，迎请索南嘉措及《甘珠尔》《丹珠尔》诸经。等到佛教弘播、兴盛之时，大汗就能像转轮圣王那样名扬天下，获得佛荫而托生于极乐西天。[40]
在阿兴喇嘛的诱导和切尽黄台吉的敦促下，俺答召集右翼三万户领主共同议定，派使臣进藏邀请索南嘉措；同时，为迎请索南嘉措，俺答命其子丙兔在青海察卜齐雅勒地方（即恰卜恰，在今青海湖东南之共和）建立寺庙。万历二年（1574年），俺答派思达陇囊素、威静宰桑、达云恰（恰台吉）、本宝善丁等人为使者，携带俺答的书信、金银珍宝等供献、大批布施，前往西藏礼佛，谒见索南嘉措，历十余月之长途跋涉，到达拉萨，在释迦牟尼佛前敬献供品，大行布施，然后诚恳地邀请索南嘉措驾临蒙古。当时西藏处于噶举派的藏巴汗政权的统治下，格鲁派受到压制。索南嘉措试图借助蒙古力量来对抗藏巴汗，便借佛旨予以允诺，并让俺答于牛年（1577年）在察卜齐雅勒庙来见他。达云恰和思达陇囊素二人得到索南嘉措的明确允诺之后，于万历四年（1576年）五月偕索南嘉措的专使、哲蚌寺的戒师尊追桑波返回蒙古。俺答再次召集右翼三万户的领主们聚会，决定按照索南嘉措安排的日期，于牛年（1577年）动身赴青海察卜齐雅勒庙隆重迎接索南嘉措的驾临。同时决定派出第二批使者进藏迎接索南嘉措。他们于万历四年（1576年）十一月出发，次年六月抵达拉萨，敦请索南嘉措前往察卜齐雅勒庙，索南嘉措应允，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启程。同年，察卜齐雅勒庙落成，在俺答请求下，明廷赐名“仰华寺”。俺答在会见索南嘉措前先出征瓦剌，但被击败，然后致书明朝甘肃守臣，要求借道甘肃入青海，明方同意他过境，遂于万历六年（1578年）初夏进入青海。与此同时，索南嘉措也到了青海。五月十五日，双方在仰华寺正式会晤，举行了大法会。在会上，以俺答为首的蒙古右翼大小领主及部属抛弃萨满教，皈依藏传佛教，并当场有上千人受戒，大量贵族子弟出家为僧。同时，还约定改革殉葬等旧俗，制定戒律。最重要的是确立索南嘉措和俺答的施供关系，索南嘉措赠俺答以“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又作“梵天大力咱克喇瓦尔第诺们汗”，意为“梵天大力转轮法王”）之号，“咱克喇瓦尔第”是“转轮王”之意，象征极有威力的君长；“彻辰汗”即元代译法之“薛禅汗”，意为“聪睿汗王”，也是忽必烈的汗号。俺答则授予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称号，圣识一切为索南嘉措原有称号，瓦齐尔达喇为梵语执金刚之意，达赖为蒙语大海之意，喇嘛为葬于上师之所。从此哲蚌寺的转世系统就被称为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就是三世达赖（根敦朱巴和根敦嘉措为追认的一、二世达赖）。[40]
在索南嘉措的劝告下，俺答于万历七年（1579年）七月东返，十二月回到大板升（归化城），并修了座寺庙（大召寺），明廷赐名弘慈寺。其后，俺答患上重病，右翼一群贵族商量：“茅寒店这佛法有什么益处？既然不能有益于这位合罕的黄金性命，那么今后又能对别的事有益吗？这是喇嘛们的骗人行径。现在就除掉这些僧人吧！”俺答予以制止，表示自己寿数已尽，如同释迦摩尼涅槃。其后又召来切尽黄台吉说服这些人不得再产生废佛杀僧的念头。[41]
万历九年十二月十九日（1582年1月13日），俺答去世，享年74周岁。遗孀三娘子和儿子黄台吉派使者高榜实等向明朝三边总督郑洛告丧，郑洛立即上奏朝廷。万历十年（1582年）二月，明神宗下旨以王礼赐祭七坛，赏彩缎十二表里、布百匹，以示优恤。俺答死后，先土葬于哈尔古纳山阳（即大青山南面）。万历十五年（1587年）三月二十六日由其曾孙四世达赖云丹嘉措为他举行火化仪式。[42]
16世纪中叶，蒙古地区社会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大批汉族人进入漠南地区，旧的习惯法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俺答为了维护封建领主的利益和社会秩序，处理各种刑事犯罪和民族、民事纠纷，俺答召集所属各部领主，修改原有的习惯法。他先听从汉人建议，采用《大明律》[28]，接着制订了《俺答汗法典》，并于万历九年（1581年）正式公布。由前言和刑律“十三法”两大部分组成。今人将其刑律划分为十二章或十三章一百一十五条。前言中肯定了佛教和达赖喇嘛的神圣地位，俺答汗的权力和法典的效力。刑法包括人命案、伤残案、盗窃案、叛逃案、夫妻家庭纠纷、主奴纠纷、尸体及传染病案、同使臣和公差有关的案件和处罚条款，也有关于抗灾保畜、保护野生动物、扶助救济他人的奖惩规定。其中除了奴仆致他人死亡兼犯盗窃罪者处以死刑外，其他一律以罚取数量不等的牲畜、“杖责”和“顶替”(赔偿受害者丧失的劳动力)处治。其中亦有保护妇女、家庭的法规。与原有的习惯法比较，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为俺答汗统治时期最为完整和系统的法令和法规，是研究蒙古当时社会制度、经济生活、民族关系和蒙古法制史的珍贵文献。[43]
- 畜牧业
畜牧业是蒙古族传统的经济产业。俺答讨伐瓦剌、兀良哈等部，迫使察哈尔东迁，并将势力延伸至青海，就是为了获得大量水草丰美的新牧场。同时，他还加强对畜牧业生产的管理。为了避免畜群过于集中而牧场不足，他采取分散牧养的办法，将其子孙、侄子、女婿等分散到各地，各有领地和牧场，形成“三枝十二部”，既是军事、行政单位，也是分散牧养的经济群体。领主的大批牲畜采取两种方式放牧，一种是由领主们的奴隶放牧，或由承担赋役的“阿勒巴图”以服役的形式专门为领主放牧；另一种是领主将牲畜交给属民牧养，属民可以分得少量孳生的幼畜以及乳、羊毛等畜产品。后一种是初级的“放苏鲁克”制度，无畜或少畜的属民从中得到一些利益，因此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也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这种制度不仅施行于本部属民，也使用于来投靠本部的无产业蒙古人和汉人。为了保护冬季牧场，俺答在夏季往往率领部众翻山越岭到远离土默川的地方去放牧。值得注意的是在土默特地区已经有了棚养和圈养等方式，这对于抵御自然灾害和防治疫病是积极的措施，使牲畜得以稳定发展，也保护了当地刚刚兴起的农业。在《阿达汗法典》中，也制定了10条关于抗灾保畜的事项，在暴风雪、遭狼袭击、火灾、沼泽地救出畜群者，都要得到相应奖赏，如“救出牛群者，奖给牛一头”“救出马、牛者，奖给山羊一只”“救出马群者，奖给马一匹”“救出绵羊群者，奖给尚好绵羊二只”，“从沼泽地救出骆驼者，每峰骆驼奖给马一匹”等。相反，如果造成牲畜死亡者，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如“开玩笑致牲畜死于水中者，罚牲畜二九”。俺答发展畜牧业收到很大成效，拥有马四十万匹，骆驼、牛、羊百万只。[44]
- 农业
俺答在蒙古传统的畜牧业之外，又另辟蹊径，发展农业，以改善单一游牧经济的窘况。而他发展农业主要是利用被他俘虏或来投奔他的汉人。汉人聚居地被蒙古人称为“板升”（源于汉语“百姓”），而这些“板升”就以经营农业为主。俺答对来投的汉人，不仅给牛羊，也专门给土地，让他们耕种，甚至掠夺汉族人口，令其种田纳租。经过蒙汉族人民多年的开发，丰州滩地区的农业得到高速发展，垦荒万顷农耕地，耕具有牛有犁，种有麦、谷、豆、黍等谷物，还有瓜、瓠、芥、葱、韭等蔬菜。如无较大灾害，则粮食逐年增加，仅赵全就有积谷二万余斛。他们提交蒙古封建主的粮食就更多，以至成为蒙古人的主要口粮之一。在农业兴起之前，蒙古领主出征令战士杀羊一只，牵马二匹，或以革囊盛干酪为粮。至万历年间，俺答汗遣妻子三娘子与恰台吉作战，“令人治羊驼各一头，马五匹，米三斗”。[45]
- 兴建城市
随着经济的发展，俺答开始在丰州滩营建城市。他最初建立的城市是大板升城地点在丰州滩西部，大约在今土默特右旗一带。早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汗在兴办农业的同时，就到大同塞下，要求明朝给予“木工、画工、铁工，往丰州盖城”，由于遭到明朝的拒绝，这一宏图暂时搁置了。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随着大批汉人进入土默特地区，丘仝等为俺答“造起楼房三区”。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在俺答汗主持下，起造五塔和八座大板升，这就是初修的大板升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明大同总兵刘汉率三千骑兵，袭击丰州，将俺答所建之城烧毁殆尽。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赵全、李自馨等为俺答汗重建大板升城，并创起长朝殿九重，因大风，殿梁折断。翌年，赵全等又大规模地重修和扩建了大板升城的宫殿。隆庆和议后，俺答汗把大板升城授予其把汉那吉主管，作为他的领地，其目的是为了加强把汉那吉的势力和地位。为了便于同明朝的和平交往，也为了便于控制漠南蒙古各部，俺答另谋更靠近明朝大同而且交通便利的地方建筑新的城堡，也希望把新建的城镇作为蒙汉贸易的中心，隆庆六年（1572年），俺答模仿北京城（蒙古人仍以元朝习惯称为“大都”），在大青山之南兴建库库河屯（意为“青色的城”，即今呼和浩特旧城）。万历三年（1575年），该城竣工，俺答报请明廷赐名，明廷遂赐名“归化”。万历九年（1581年），俺答又在归化城外兴建罗城二十里，奠定了今日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基础。[46]
- 皈依藏传佛教
俺答本来信奉萨满教，迷信巫术，铁背台吉夭亡时，其妻莫伦哈屯拟以一百童子和一百驼崽为之殉葬，他也听之任之，只是由于众人之强烈反对，杀至四十余幼儿时才被迫中止。后来不断有汉人白莲教徒投奔，也一度对白莲教感兴趣，并让教徒萧芹用“喝城”之术让城墙坍塌，但法术并未奏效，俺答便对白莲教失去兴趣。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俺答率右翼第四次出征青海时，将俘虏中一千名喇嘛释放，说明他对藏传佛教已有好感。隆庆五年（1571年），他在藏传佛教格鲁派阿兴喇嘛的劝说下皈依佛教，请明朝将佛经翻译成蒙古文后颁赐给他，并请送来藏僧。万历六年（1578年），他率蒙古右翼贵族在仰华寺会晤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授其“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俺答率先引进藏传佛教的目的使自己获得忽必烈转世的“转轮王”之地位，从而称雄草原，此外，也有利于他控制青海地区。[40]
俺答还根据索南嘉措的建议，使蒙古人的思想、行动纳入黄教的规范。首先废除以人畜殉葬等野蛮习俗，如果杀人殉葬就处死，用家畜殉葬就没收家产，此外还革除旧的萨满教祭祀习俗，将原有的萨满偶像“翁衮”投入火中，改以守满月、新月及初八日三日之斋戒。同时鼓励出家，免僧人从征、从猎、服役、纳税之义务，如殴打喇嘛及僧伽，则毁其犯者之家产。随后，索南嘉措又将藏传佛教传播到察哈尔和漠北喀尔喀，进而远播卫拉特（瓦剌）。到17世纪时，藏传佛教已成为蒙古人共同的信仰。[40]
- 吸收儒学
隆庆和议以前，俺答曾听从丘富的建议，善待并招徕明朝儒士，吸引不少明朝人去投奔，丘富则负责测试这批人，是真儒士就命其统兵。不是的话就令其种田。[47]隆庆和议以后，王崇古派通事丛文光将《忠经》《孝经》翻译成蒙文，讲解给俺答，俺答大喜，并命把汉那吉等学习汉字。[48]
俺答率领右翼三万户南征北战，拥有十万以上的兵力，甚至有“控弦之士四十余万”的说法[66]，总之，他积累了雄厚的军事实力。向北，他从嘉靖三年（1524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六次越过杭盖罕山（今狼山），打败兀良哈万户，使其远徙唐努乌梁海地区，再也无力南犯；向西，他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到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四次越过星胡拉（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境内，一说贺兰山某山口），远征青海，驱逐了盘踞那里的异姓蒙古贵族亦不剌、卜儿孩，征服了畏兀特、撒里畏兀儿和一些藏族部落，留其子丙兔镇守青海，使青海成为土默特部领地；向南，连年掠夺明朝宣府、大同等地，并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蹂躏京畿，造成庚戌之变。向西北，他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后与侄孙切尽黄台吉五次讨伐瓦剌，前三次取得成功，迫使其西迁西域。万历二年（1574年）切尽黄台吉被击败，其后请俺答出征瓦剌，但明朝兵部尚书王崇古、宣大总督吴兑等向瓦剌泄露俺答出兵的消息，导致俺答在万历五年（1577年）最后一次出征中失败。[9]
- 与蒙古族其他部落
俺答对敌对的蒙古部落进行讨伐（参见“为政举措-军事”目录）。对于掌控察哈尔万户的蒙古宗主大汗（明朝称小王子），他往往桀骜不驯，“数失小王子贡约，亦相侵伐，同时也戒备察哈尔，侵扰明朝时一般“留兵以护家，防小王子”。”[49]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卜赤汗去世，拥有强大的实力的俺答更加轻视新大汗打来孙（达赉逊）。在卜赤汗去世不久，双方便开始了“盗马仇杀”。权威衰落的打来孙既无力兴兵讨伐右翼，又不能防止右翼的侵夺，被迫率察哈尔部从锡林郭勒大草原向东迁徙到辽河套地区。[50-51]打来孙率部东迁不久，曾约俺答等共同出兵进攻明辽东地区。俺答汗自然不希望察哈尔部在辽东坐大，不仅没有应征，而且派使者将打来孙的预谋告诉了明方，并要求明朝和自己一起击灭察哈尔部。[52]由于明朝对俺答怀有戒备，没有接受俺答汗的建议，但俺答一直奉行这一方针，直至万历二年（1574年），他还向明朝通告察哈尔部的军事行动。[53]
察哈尔部东迁后，其故地被俺答汗弟伯思哈儿、长子黄台吉占据。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左右，朵颜卫都督影克携带成吉思汗母亲诃额伦哈屯之宫帐投奔俺答，并与伯思哈儿、黄台吉联姻，成为黄金家族的塔布囊，形成了新的喀喇沁万户。[54]
- 与汉族
在隆庆和议以前，俺答屡屡掠夺明朝，俘虏大量汉人。俺答汗对汉人俘虏的处置前后有很大不同，开始是“老与壮者辄杀之，少者与妇女皆携去为奴婢”。后来“丁壮有艺能者亦掠，是渐知集众也”。对于内地的逃亡人口，俺答汗等也予以收留和安置。嘉靖三年（1524年）和嘉靖十二年（1533年），明朝大同镇两次发生兵变，失败后的士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诸部”。嘉靖三十年（1551年）前后，内地一些遭到明官方搜捕的白莲教首领和教徒也逃入土默川。还有不少穷苦的汉族农民、手工业者和士兵，为寻求生计，也纷纷进入漠南地区，与蒙古族杂居。到隆庆和议达成后不久，仅土默川地区就有十万汉人。对于众多的汉人，俺答汗等挑选其中的有领导能力的人作为统领，分别隶属于俺答汗等大小领主，最初由白莲教首丘富担任总头领，丘富死后，又由赵全、李自馨、周元等任大头领。赵全有众达万人，李自馨六千，其余王廷辅、张彦文等各千人。赵全等又将其众分割为大板升十一部，小板升三十二部，多者八九百人，少者六七百人，各有头领。[45]隆庆和议期间，赵全等白莲教徒被交出，同时俺答与明朝的战争也宣告结束。此后，俺答以蒙古所盛产的马来换取汉地生产的粮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蒙古史籍形容其“打开了取之不尽的大仓之门”[55]“年年月月不断供我所需，令人满足称心如意”。[56]但其实像铁锅、农具的交涉一直在继续，明朝最终同意每年允许俺答买铁锅500口，而农具依旧不给。[57]
- 与藏族
俺答重新开启了元亡以后断绝的蒙古族与藏族的交往，他与藏族关系友好，皈依藏传佛教，并支持其中的格鲁派（参见“为政举措-文化”目录），为蒙古族和藏族关系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40]
- 杨绍猷：明代后半期，在我国蒙古地区出现了一位杰出的蒙古族首领，他就是俺答汗。他是新兴的土默特部第一代首领，也是继其祖父达延汗之后在蒙古史上又一位影响深远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率先开发丰州滩（今土默川），振兴土默特部，使之成为当时蒙古各部中最强盛的部落，称雄于全蒙古;在他主持下，修建了塞外名城库库河屯（今呼和浩特），使之成为漠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他经过不懈的努力，与明朝建立了和平通贡、互市关系，开创了蒙汉友好的新局面；他第一个将藏传佛教格鲁派（简称黄教）引入蒙古地区，与格鲁派传人索南嘉措（第三世达赖喇嘛）建立了特殊的关系，对蒙藏关系以及对蒙古族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59]
-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在16世纪中叶和后半期，南部蒙古历史上一些最出色的事件，是与历史上以土默特的俺答汗著称的达延汗的孙子联系着的。俺答汗的统治的特点，首先是改善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的坚决意图；而在对内政策方面，则应该指出他在蒙古建立农业和手工业基地的意向。俺答汗也是蒙古封建主们中间宣布喇嘛黄教为国教并为喇嘛教在国内传播奠定基础的第一个人。[60]
俺答汗被火化后，从中拣获无数五色珍珠般的舍利子，三娘子令尼泊尔工匠以宝石、金银制作了一座大型的舍利塔，将俺答汗的骨灰放入其中。在大召寺西侧建造了一座庄严的青色宫殿，供奉俺答汗的舍利塔[63]，不过殿、塔已不存。今天的大召寺广场上有俺答铜像。[64]
- 绘画形象
- 影视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