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大学江林昌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考古发现与先秦史诗、颂诗”（项目批准号为：13BZW046），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孙进、李秀亮、代生。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在世界史诗研究学术史上，西方有“荷马问题”“荷马诸问题”“莪相史诗问题”“伦洛特史诗问题”“涅戈什史诗问题”等，中国也有“少数民族史诗问题”与“汉语史诗问题”。
自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里讨论荷马史诗开始，世界学术界对史诗的讨论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到目前为止，除了“汉语史诗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外，其他诸多史诗问题均已得到较好的解决，有了大致共同的认识。汉语史诗问题的讨论，既涉及概念、术语等理论问题，也涉及传世文献资料的考辨、考古资料的利用等问题，还涉及东西方文明起源与发展对史诗内涵、特征、发展变化的影响等问题。汉语史诗问题是一个重大而艰巨的课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正确认识中华民族文化，建构中国古代文史学科理论体系的需要，任重道远，意义深广。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1.出现汉语史诗问题的症结在于用西方史诗理论曲解中国古代材料
19世纪以前，西方学者基本上是根据荷马史诗来归纳史诗概念。英国牛津大学版《简明文学术语词典》，美国普林斯顿版《诗歌与诗学百科全书》，均将史诗定义为“用崇高的格调来讲述神灵或英雄的故事。”以此为基础，衡量史诗有三个尺度：其一，史诗是鸿篇巨制，其二，史诗有神话故事，其三，史诗有作者。黑格尔《美学》即以此为标准断言：“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这对中国学者刺激很大。凡讨论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学，都绕不开史诗问题。所以史诗问题便成了20世纪中国学者一直讨论的烦恼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各种意见，归纳起来有三种。（1）否定说。以饶宗颐、张松如等先生为代表。（2）间接肯定说。以王国维、胡适、鲁迅、茅盾、钟敬文、郑振铎等人为代表。（3）直接肯定说。以陆侃如、冯沅君、游国恩、余冠英、汪泳豪、骆玉明、赵敏俐等人为代表。
综合来看，这三种有关汉语史诗的不同意见，都是围绕19世纪以前西方史诗概念理论为标准而立说。如胡适认为中国“也许古代本有故事诗，而因为文字的困难，不存有记录”。这是从史诗的神话故事角度立言。饶宗颐指出：“中国古代之长篇史诗几付缺如”，陆侃如、冯沅君从史诗十篇周诗合起来认为“这也许可以成一个大规模的周的史诗”。这是从史诗的篇幅角度立论。陆、冯还推测这十篇周的史诗的作者“也许就是吉甫”。这是从作者角度立说。我们曾从“也许”“几乎”“还没有”等措辞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中国古代之有史诗都是不够自信的。
然而，这种不自信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应该的。
首先，就西方史诗理论本身来看。19世纪以前的史诗理论只是静态的文本研究，到了20世纪西方史诗理论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从史诗文本的静态研究发展为动态的口头程式理论了，从而将“荷马问题”发展成了“荷马诸问题了”。这口头程式理论还发展出了“纯口头传唱的文本”到“口传有关的文本”再到“以传统为取向的创作文本”等。用这种20世纪西方新史诗理论来观照中国汉语史诗材料，有许多问题可以做重新解释。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自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成绩斐然，正是有一大批优秀学者在积极参与国际史诗研究，紧跟国际史诗学科前沿，一方面对接、消化、引进20世纪西方优秀的史诗理论；另一方面，又深入田野调查，收集整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结果他们发现，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在内容上除了西方的“英雄史诗”之外，还有“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在传承演布方面上，既有不同口传人系统，如托梦神授艺人、闻知艺人，又有同一个母体文本在不同部族、不同地区，用不同母语再创编、再演述、再流布，从而形成同一母体文本下不同语言、不同级别、不同形式的书面记录文本。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史诗资料，又建构了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史诗理论体系。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近四十年来的进步，为汉语史诗研究做出了带动作用。中国学者通过田野现场调查，所获得的大量活态口头史诗资料表明，西方史诗口头程式理论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现状有相合处，但有许多不合处，所以要建构中国少数民族自己的史诗理论体系。同样道理，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所提供的有关汉语史诗的大量新资料，再结合传世文献中的汉语史诗资料，做综合考察，结果表明，西方史诗概念、术语、理论体系并不适用中国古代汉语史诗实际，用西方的理论标准来强求中国的古代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所以，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否定中国汉语史诗的存在，20世纪中国学者本身对汉语史诗问题的不自信等消极局面，都必须彻底改变了。
其次，从社会经济角度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济上落后于西方，中国的政治社会又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被动局面。所以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为了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做出种种让步性解释，还有一些无奈的原因，可以理解。而当今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努力，经济上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政治上的国际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中国已经走向世界舞台，我们不能在学术上再受西方话语中心的影响和束缚了。
我们应该以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中国立场出发，具体分析中国自己的传世文献和考古出土文献中的史诗资料，借鉴西方史诗理论的合理因素，概括中国自己的汉语史诗概念、术语，建构中国汉语史诗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中心。
2.从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特殊规律背景下研究汉语史诗
20世纪是中国考古大发现、考古学大发展的时代。我们不仅看到了商周时期丰富的甲骨文、青铜铭文，还看到了战国时期埋入地下的整篇整部简帛文献。这些出土文字资料，可以印证补充传世文献典籍，比司马迁更有条件了解上古历史文化。同时，考古发掘还揭开了一万年以来再到秦汉时期完整序列的地下遗址与遗物。考古区系类型学的文化历史分析，与考古聚落形态学的社会历史分析，已基本把握了中华文明如何从原始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的具体状况。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已取得了全局性、突破性的进展，其中有些认识是颠覆性的。通过与古希腊、古罗马为代表的地中海古代诸文明比较可知，中华古文明在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有许多自身特点，非西方文明理论所能解释。对这些文明特点，我们必须做出自己的理论概括。西方史诗理论体系，是西方古文明的产物，而中国汉语史诗理论体系必须建立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基础之上。东西方文明起源发展路径的不同，就决定了东西方史诗概念、术语及理论体系的不同。
西方文明起源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管理被文明社会的地缘管理所取代了。无论是农村地缘内还是城市地缘内，人员都是流动的，不管他们属于哪一个氏族哪一部族。正因为如此，农村与城市之间都是各自独立而分离的。而在中国古代，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管理在文明社会里依然延续下来了。虽然也出现了城市，但城内的氏族贵族阶层与城外农村里的氏族平民，属于同宗同族同血缘，因此城市与农村是不可分离的，统一在血缘管理共同体之中。此其一。
西方文明起源后，原始氏族社会的公共土地被分成小块归个体家庭所有，手工业、商贸业也都从农业中独立出来。土地以及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都作为商品可以自由交换买卖。而中国文明起源后，土地仍然公有，手工业、畜牧业仍然附属在农业之下，所有的产品在同一血缘的氏族部落酋长贵族阶层领导下，按等级和谐分配。此其二。
西方文明起源后，青铜器被用于生产工具，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文字则服务于商贸产品交流记账及私产记录。而中国文明起源后，因农耕生产需要而祭祀天地神灵，因血缘管理需要而祭祀祖先神灵，原始巫术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发展升格为原始宗教，神灵观念进一步强化，通神手段集中到氏族贵族手中。因宗教祭祀的需要，中国古代的玉器、青铜器、文字均没有被制作生产工具或服务于产品交流，而是成为巫术通神的法器媒介，是神权、族权、军权的象征，是宗教、政治、伦理的三合一，具有神圣性。此其三。
以上诸方面说明，随着农耕生产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中华文明起源了，但原始氏族社会的诸多因素并没有因文明的出现而瓦解，反而被延续下来，并获得更具体更系统地发展。所以张光直先生称中华文明起源表现为“连续性”形态，而与西方文明起源的“破裂性”形态相区别。侯外庐先生则称中华文明起源走的是“维新”路径，而与西方的“革新”路径相区别。侯先生还以恩格斯的“家庭、私产、国家”三项为指标，作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指出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起源“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作‘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
以上种种有别于西方文明的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独特规律，必然深刻影响到当时及其后的社会形态、宗教习俗、语言思维、文学艺术乃至民族精神等方面。其中在史诗方面有如下鲜明表现。
（1）在西方，无论是希腊的《荷马史诗》，还是其他民族的史诗，都是其氏族社会高级阶段“英雄时代”的产物。也就是说，西方史诗产生于文明形成之前。当西方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英雄时代的神话与史诗及相关的野性思维、原始思维都只有文本的记载，而不再有现实生活中吟唱歌舞的实践活动。
而在中国，原始氏族社会的农耕生产、血缘管理在文明社会里依然延续下来了。因此，原始氏族社会的野性思维、原始思维也延续下来了。以野性思维、原始思维为特征的神话与史诗也延续下来了，并在部族、王族的宗教活动中吟唱演奏。其内容也由宇宙开辟、氏族图腾诞生而发展为部族酋长率领全族民众发明各种生产，或迁徙，或战争，等等。其相关内容随着部族酋长、君王世系的增长而篇幅增长，这在《尚书》典、诰、谟、《世本》，《诗经》之《雅》《颂》，《楚辞》之《离骚》《天问》《九歌》中，均有反映，以及地下出土文献资料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中也有反映。我们以下各章将就此展开具体论证。
（2）在西方文明起源前的英雄时代，已经为文明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其表现之一便是各部族联盟组织的扩大化，不同血缘之间已有广泛的融合，其社会层次已很复杂，这是造成《荷马史诗》等西方史诗篇幅长、情节多的社会基础，至于史诗的作者、命名更是西方文明进入理性化之后的具体反映。
而中国古代由于血缘管理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依然表现出其稳定性与延续性，这就决定了其史诗内容在血缘上的唯一性。史诗吟唱记录仅限在本族内的世系及相关内容。所以与西方史诗相比，篇幅显得单独而短小。而且中国史诗是血缘部族内集体演唱，不可能有具体的作者。其歌唱、吟诵在中国还有特殊的名称，这就是“颂”“祝”“史”“册”“典”雅”等，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史诗称为颂诗，这就是该成果将史诗与颂诗并列的原因。
三 成果的主要价值
与西方文明比较，中华文明起源、发展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因此，在中华文明背景下产生的汉语史诗、颂诗，有自己的起源、形成路径，有自己的口头传布与书面传承方式，有自己的内涵特征、精神实质。从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起源到夏商周三代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长达3000年左右的原始宗教时期，中国汉语史诗、颂诗在各自的血缘部族内传承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文明转型时期，原始宗教衰落，汉语史诗、颂诗又因血缘变地缘、大小文化的融合而出现了融合、转化与创新，形成了新的史诗、颂诗民族经典。这些史诗、颂诗民族经典是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基因，在秦汉以后2000多年的中华文明绵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并对当今中国的道德文化建设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
(责编：蔡梦达、黄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