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一个学者——读《王锦第文录》

光明网 2024年05月23日 10:27

      温奉桥

      今年春节前夕,我去北京拜望王蒙先生,临别前获赠一本刚刚出版的《王锦第文录》。说实话,我期待这本书久矣,回到宾馆,便迫不及待读完了王蒙先生写的序言《父亲母亲的罪与罚之后》。第二天回到青岛后,我收到王蒙先生的微信,“我的下一代批评我对老爹贬低过度,悲剧在于,他本人也完全不提不承认自己做过有意义的写作了。这值得深思回味。”

      对王锦第,值得“深思回味”的地方还有很多。客观上说,可能没有太多人熟悉这个名字。但是,相当多的人读过王蒙的小说《活动变人形》,其中主人公倪吾诚的“原型”,即是王蒙的父亲王锦第。如果站在王蒙作为儿子的立场上,便完全能理解王蒙的这种情感。

      王锦第真正走进人们视野,源自王蒙自传《半生多事》,其中多处提到他。虽然用了“神经质”等字样,但是较小说《活动变人形》,我读出了某种理解和同情,当然更多的是怜悯和叹息。而在《父亲母亲的罪与罚之后》中,王蒙依然认为王锦第是“完全丧失了现实感的一个人物”。但是,鲐背之年的王蒙并没有忘记王锦第“由衷与慈祥的笑容”。

      2008年6月上旬,我在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组织了一次《王蒙自传》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严家炎先生在发言中回忆了任继愈先生谈王锦第的一件事:“人很聪明,留过学,去过解放区,喜好清谈,但说起话来有时让人感到大而无当,不着边际。好像他的打算很多,却从未见到有什么成果出来……”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听到有人谈及王锦第。

      同年11月9日,我曾有幸陪同王蒙先生、崔瑞芳老师去王锦第曾任校长的青岛师范学校(时为青岛特别市市立师范学校)参观,有关部门还复印了王锦第担任校长的“委状”给我们。“委状”中有王锦第的照片:国字脸,阔嘴巴,圆框眼镜,西服领带,头发浓密,眉宇间流露出某种踌躇满志之意。“委状”之“备考”特别标注:王锦第,别号“少峰”,生于宣统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原籍河北省南皮县龙堂村,现在住址:北京石板房二十二;现住所:青岛市太平路二号,月俸三百六十元。这可能是王锦第留在这个世界上最翔实的个人记录了。

      第一次知道王锦第与中德学会的关系,同样源于王蒙的《半生多事》,“父亲连夜翻译德语哲学著作,在《中德学志》上发表他的疙里疙瘩的译文,挣一点稿酬养家糊口。”而真正改变我对王锦第印象的,则是几年前读到叶隽先生的长文《作为德系知识推手的王锦第及其在〈中德学志〉的著译》。在去世近40年后,王锦第终于渐渐走出历史的烟雾,以另一种姿态走进人们的视野。

      那么,王锦第究竟是谁?“非驴非马”?“多余的人”?现代“孔乙己”?一个充满悲剧感的理想主义者?当然都对,但又太过简单。那么,王锦第究竟是一个历史的“笑料”,还是一个背负着沉重悲剧感的历史“中间物”?这仍然是需要认真思考和面对的问题。正视历史的代价和牺牲,是一种文化良知,更是一种文化责任。

      《王锦第文录》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作为学者、文人的王锦第形象,全面呈现了王锦第的学术和文学活动。客观而言,王锦第是一个天赋高且十分敏锐的学者,这一点从书中不难看出。同时,他更是一个学术兴趣非常广泛的人,对哲学、教育学、文化学、政治学、文学等均有涉猎,且见解不凡。当然,他最主要的贡献是德国近现代哲学的译介,他对斯普朗格、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黑格尔、赫尔巴特的翻译和介绍,显示出其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超拔的学术眼光。更重要的是,他善于从学术史角度,以比较视野开展研究,而不是孤零零地就事论事,有大家气象。王锦第在北京大学和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期间,学的都是哲学,特别是留学日本期间,专攻康德和黑格尔,具有良好的哲学素养,他对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的介绍,我认为是具有开创性的,而不仅仅是“推手”。对于王锦第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就如叶隽所言,应给予“重估”。此外,他对日本文化、政治、文学等的介绍,也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然而,令我困惑的是,从学术研究看,王锦第更像是一个温和、理性的学者,而不太像他的北大同窗、著名批评家李长之所说的“‘少年维特’样的性格”。这也许是文人的多面性之一吧。

      王锦第本质上是一个启蒙主义者,这决定了他的翻译和研究不是书斋型的,不是为学术而学术,更不仅仅是为了“糊口”,而是有深意存焉,有其自觉的现实考量和价值指向。他研究哲学、文化学、教育学、政治学,无不指向现实社会,指向现代中国文化的重建。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许多见解并未引起关注,甚至逐渐被历史湮没。

      同时,王锦第更是一个充满悲剧感的理想主义者。他的躁动与撕裂、焦虑与渴望,他的“上下够不着、左右都为难”,从根本上说都是个体与时代龃龉与冲突的结果。王锦第崇拜欧美,高谈阔论,不懂实务,“不顾家”,喜欢讲英文、上饭馆,总之是个生活在现实之外的人——他的“原罪”是“脱离实际”,这是我们需要引以为戒的。然而,我又多少对他抱有理解和同情,毕竟,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又有谁真正怀着理解的同情甚至悲悯的尊重认真对待过他呢?

      作为中国20世纪初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标本”,王锦第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王锦第文录》的出版,提供了一次反顾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新契机和新可能。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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