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洛松
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县境内（今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胜利实现会师，随后携手北上和红一方面军会师，打破了蒋介石把6万多红军饿死、困死在康北高原的迷梦。在甘孜会师过程中，广大红军指战员严格遵照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铸就了民族团结佳话。
以严明军纪争取藏族同胞认可支持
甘孜会师的康北地区是藏族同胞聚居区，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反动宣传，广大藏族同胞对红军并不了解，反动派又千方百计地煽动和利用当地藏族武装围堵红军。因此，能否处理好民族问题就成为关系到会师成败、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所以，当红军最初进入甘孜时，藏族同胞出于疑惧大都躲到了深山。面对这种情况，红军总司令朱德当即宣布几项规定：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看管并喂养好藏民留在家中的牛羊。红军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久，疑雾终于逐渐消除，藏族同胞也陆续从山上返回，甘孜重新热闹了起来。
藏族群众多信奉藏传佛教，寺庙在当地有着特殊地位，要想使藏族同胞真正从感情和心理上认同接受党和红军，就必须尊重其宗教信仰。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向甘孜进军过程中，进入的第一个藏族同胞聚居地是中甸，当时中甸城只有几百户藏民，红军一到，大都躲进山林。城外有一座寺院名叫归化寺，是当地真正的统治中心。贺龙、任弼时要求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信仰，保护寺庙，并以贺龙名义颁发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布告》，说明红军是为“扶助番民（编者注：旧中国时称藏族同胞为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而来。同时，深入宣传红军的性质、纪律、政策。一万多红军来到这几百户人家的小县城，不杀、不抢、不抓夫，还和和气气。在此情况下，归化寺里的一位管事喇嘛夏那古瓦自愿当代表拜见红军，和红军“首领”谈判。
贺龙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还写了一封给归化寺活佛的信请夏那古瓦转交，信中写道：贵代表前来，不胜欣幸；红军尊重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的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你们须即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听谣言，自造恐慌；本军粮秣，请帮助操办，决照价付金钱；请即派代表前来接洽。贺龙的行动消除了喇嘛们的疑惧，归化寺活佛也邀请贺龙前往做客。1936年5月2日，贺龙到归化寺拜访活佛，受到全寺僧众的热烈欢迎，贺龙向活佛赠送了“兴盛番族”的锦幛。随后，归化寺令商人、富户打开仓库向红军出售青稞，几天内，红军就筹集到了宝贵的10万余斤粮食。
红军团结争取藏族上层人士
康北地区的藏族上层人士不仅控制着武装、粮食、牲畜等物质资源，而且还从精神和行动上控制着广大的藏族群众，在当地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如果得不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就很难做通普通群众的工作。“打土豪、分田地”曾经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是，针对康北地区的特殊情况，党对当地藏族上层人士采取了团结争取的政策，不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保护其利益，积极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签订协议或结盟。
在当时康北各土司中，德格土司是实力最强大的一个，红四方面军西进甘孜后，德格土司命大头人夏克刀登率军袭击红军，结果在战斗中夏克刀登受伤被俘。红军非但没有杀他，反而为他精心疗伤后送回土司辖区，夏克刀登被红军优待俘虏、主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所感动，转变了对红军的态度，并且做通了德格土司的工作。1936年4月，红30军政委李先念和德格土司代表夏克刀登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此举不仅解除了康北最强大的土司武装对红军的军事威胁，其他的大小寺庙、土司头人听闻实力雄厚的德格土司已与红军合作，一般也不再采取对抗行动。从此，红军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之后，当红二、六军团北上甘孜途经德格土司辖区时没有受到阻击，这也与《互不侵犯协定》的签订有直接的关系。
大批藏族青年投身革命
随着藏族同胞与红军的接触以及不断加深对红军的了解，一些藏族青年受党的政策感召，纷纷参加红军，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在此基础上，党在当地先后建立了自卫军、游击队、丹巴藏民独立师等藏族武装，特别是丹巴藏民独立师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的第一支以少数民族命名的正规部队，全师有2000余人，大部分是受党感召的藏族青年。
这些参加红军的藏族儿女在甘孜会师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一是藏族红军战士通晓民族语言，群众基础广泛，可以拉近军民关系，有助于战斗、行军、开展民族工作。二是藏族红军战士熟悉当地社会状况，可很好地执行向导、侦察等特殊任务。三是这批藏族红军战士后来成长为党培养的最早一批藏族干部，他们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自愿参军，成为最早的一批投身党的革命事业的藏族先驱。如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天宝，曾任国家民委副主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杨东生，曾任青海省政协主席的扎喜旺徐等都是在川康藏区参加红军的藏族青年。
藏族同胞悉心照料红军伤病员
红四方面军是在南下失利后进入康北地区的，在南下作战期间，红四方面军减员过半，并出现大量的伤病员。红二、六军团进入川康藏区后虽未进行大的战斗，但自长征离开根据地后连续转战、无法休整，加之川康藏区气候寒冷、空气稀薄，患病人数也急剧增加。因此，当两大主力红军在甘孜会师后北上时，不得不把总数约3000人的伤病员留在甘孜地区，当地藏族同胞则挑起安置保护红军伤病员的重担。
当时藏族同胞安置保护红军伤病员的办法主要有：一是凡愿回内地的红军，为他们准备好衣物口粮，一村转一村，一县转一县地护送；二是群众愿收留红军的都可领去，但要保证照顾好；三是宣传“收养红军是积善、遗弃红军是造孽、残害红军要下地狱”。当地藏族同胞有的一家收养一个或几个，有的几家合养一个，留下的红军伤病员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照顾，仅甘孜白利寺的第五世格达活佛就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保护了数百名红军伤病员。藏族同胞把留下来的红军当作自己的亲人一般，求医问药，精心护理。后来国民党军进行搜捕时，藏族同胞以各种办法保护红军伤病员，有的用钱买通国民党军队，有的以武力对抗，有的把红军伤病员藏在森林、岩洞等处。许多红军伤病员康复后得以追赶重返部队，继续长征，还有的红军伤病员则在当地安家，与藏族同胞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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