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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把虹捉院汉献帝接到许都台浆,既要在战场上和各路诸侯刀枪相见,又要同敌对政治势力做搏斗。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用武力扫平了群雄,又将拥护东汉的贵族、外戚势力逐一翦除,历经数十年征战,统一北方,封为魏王,掌握汉末实权。曹操苦心经营了三十年,才彻底动摇了东汉王朝的国本。但曹魏代汉仍非易事,芝全艰因为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身边,就等于向世人宣告,他承认了汉献帝的合法性、正统性。曹操虽为马上天子,但他却不能用汤武革命的方法来革除汉命。身为汉臣的曹操要取代东汉,唯一的办法就是采用禅让的模式。然而禅让并不容易,尧舜传说不可靠,王莽代汉又以失败而告终。对于禅让,曹操心里没底,所以当手下谋臣武将纷纷劝他称帝时,他却无奈地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2]
曹丕继榜浆体位后与曹操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曹操对于汉朝,对于追随自己多年的部下,是有感情的,自己打着兴复汉朝的旗号恋腊漏笑,建立了自己的势力,当然要顾及到自己言行的影响。而曹丕不同,曹丕的权力是建立在父亲的基础上,他手下的臣子也多是只忠于魏王(曹操和曹丕),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朝中已经没有了强大的反对派,没有哪位有足够元尝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可以和曹丕抗衡。
汉献帝已无人可靠,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也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最后埋页炼的虽然凄惨但至少比较安稳的归宿。
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提出了“五德终始说”的理论,并用它来解释王朝的兴衰、更迭。五德终始说的理论来自于民间流传甚广的阴阳五行说,所谓的“五行”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金、木、水、火、土。由于汉为火德,按照五德相生说,火生土,故代汉者必为土德。东汉末年,汉朝统治已经十分腐朽,无论是农民起义,抑或是诸侯中的野心家,都打出土德的招牌。[2]
到了三国鼎立的时候,魏文帝曹丕的年号是“黄初”,东吴孙权的年号是“黄龙”,都表示自己是土德,可以代汉称帝。唯独蜀汉先主刘备的年号为“章武”,表明刘备继承了大汉的皇统,是秉承了火德,而绝不肯尚黄,用土德。
曹丕发动起自己所有的力量,一起演了一场戏。先是曹丕的臣子劝进,臣子讲述了很多理由,说曹丕如何如何,可以称帝,汉朝如何如何,天命衰微。后是大臣们纷纷去聒噪汉献帝,威逼利诱,汉献帝无奈,只能颁布诏命,表示自己恳求禅位与曹丕。于是曹丕顺理成章的改汉为魏。
曹丕当魏王后的祥瑞简直不胜枚举:黄龙、凤凰、麒麟、白虎、甘露、醴泉、奇兽,无奇不有,是自古以来最美好的。谁知曹丕的答复竟然是断然拒绝,他下令道:“当年周文王已占有天下三分之二,还向商朝称臣,得到孔子的赞叹,周公实际上已经行使了君主的职权,完成使命后还是归还给成王,我的德行远远不如这两位圣人,像许芝这些话,我怎么敢听呢?这些话使我心里害怕,手发抖,字都写不成,意思表达不清,我要辅佐汉室治理天下,功成后交还政权,辞职还乡。”[3]
可是大臣们丝毫不理会曹丕的态度,曹丕越是“谦虚”,大臣们越是起劲地劝进,他们劝进的表章连篇累牍,多得数也数不清。东汉朝廷的官员,魏国的官员都参与到劝进的行列之中,劝进表章的措辞越来越肉麻。
不仅是大臣们不断上劝进表,汉献帝也知道汉朝气数已尽,故十分“配合”地连下了三道禅位诏书,苦苦地恳请、哀求曹丕仿效虞舜,登上皇帝的宝座。但曹丕却说:“听到这个诏命,真吓得我五内震惊,浑身发抖。我宁可跳东海自杀,也绝不敢接受汉朝的诏书。”[3]尽管曹丕的假戏作得如此逼真,但朝中的文武大臣还是心领神会,他们一边上书,一边在颍阴县曲蠡(今许昌一带)筑起受禅台。
经过九个多月的精心准备,大臣们数十次的上表劝进,汉献帝前后四次下达禅位诏书,延康元年(220年)十月十三日,早已徒存名号的汉献帝被迫将象征皇位的玺绶诏册奉交曹丕,宣布退位。十月二十八日,曹丕在桓阶等人所上的“登坛受命表”上,批下了“可”字。第二天,曹丕登上了受禅台,参加受禅大典的有文武百官和匈奴等四夷使者共数万人。在完成典礼后,曹丕对群臣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3]
曹丕照例三让之后于同月二十九日升坛受禅,登上皇帝宝座,改国号为魏,建元黄初。十一月一日,曹丕封刘协为山阳公,允许他行使汉朝正朔和使用天子礼乐。同时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县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魏国玺绶,并赐青盖车、乘舆等。十二月,定都洛阳。[4]
曹丕代汉称帝之后,给汉献帝以国宾的待遇,封他为山阳公。山阳公封邑有一万户,可以“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5]。十四年后,山阳公病死,获得了“孝献皇帝”的谥号,以天子礼仪安葬。这个山阳国传了三代,共七十五年,西晋时依然沿袭,一直持续到永嘉之乱。
汉魏禅代是一场假戏,更是一场滑稽可笑的闹剧,自春秋以来,凡废主弑君者皆被称为乱臣贼子,在历史上要留下篡位的千古骂名。所以禅让制就是一种最好的办法。让汉献帝自己主动让位,自己再假惺惺地推却一番,这样篡位就成了禅让,无论是傀儡天子汉献帝还是魏王曹丕都成了尧、舜一样的圣君。[2]
这种禅让毕竟不是真禅让,因为对于汉献帝来说,是被逼无奈的,如果不是曹家父子以武力威逼他,他不肯心甘情愿地放弃祖宗打下来的,历经四百多年的江山社稷。[2]
曹丕处置汉献帝的手段表明不是曹丕对汉献帝动了恻隐之心。曹丕的这一做法还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曹丕代汉虽然在表面上看来获得了天下臣民的拥戴,但其实并非如此。诸葛亮平定南中以后,举行了大规模的北伐,但诸葛亮的北伐大军还没有到达,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的官吏和百姓就纷纷响应。其缘由,用诸葛亮的话说,就是“人心思汉”。[2]
曹丕以禅代的形式来完成改朝换代向天下人昭示,大魏的政权不是抢来的,而是汉朝皇帝让给的。尽管汉魏禅代是曹丕逼迫汉献帝逊位,但仍然符合中国古代的仁政精神和礼治原则。它仅仅以汉代帝王一姓一族权力的终结,这种古代社会最小的成本,来换得政权平稳的交接。相对于汤武革命所带来的广泛杀戮而言,流血牺牲无疑要少得多。[2]
曹丕篡汉导致的影响是东汉王朝作为一个象征性统一的政权不复存在。曹丕在改朝换代之际,对职官制度进行了若干重要改革。改相国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由此恢复了被曹操于建安十三年(208年)废除的三公官制(太尉、司徒、司空)。此后司徒、司空位号虽尊贵,但一般不干预朝政。曹丕又设秘书监和中书省,中书省置监令,主管通达百官奏事,起草诏令,以此分掉尚书台的权力,改变东汉后期尚书权职过重的现象。在经济方面,曹丕继续推行屯田制,重视水利建设。总之,曹丕称帝代汉后,魏国实力进一步增强。[4]
对于刘备和孙权来说,曹丕的这一做法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三分天下的局面形成之后,曹魏最强。曹操不称王,谁也不敢称王,曹操一称魏王,刘备紧跟着就自称汉中王。曹丕代汉的第二年,刘备打着继承汉统的旗号,刘备部下纷纷劝刘备即帝位,刘备没有答应。军师将军诸葛亮上言,刘备才同意,在成都称帝。又称“蜀汉”或“季汉”。[6]孙权相比曹操和刘备,名位稍低,到229年在武昌称帝。[2]
曹丕继位后,刻立《受禅碑》,此碑以纪其受汉“禅让”之事。纵270厘米,横140厘米,22行,行49字。[7]
《受禅表》与著名的《上尊号碑》并立于许昌南曹魏故城汉献帝庙中(其地在今古城村),庙久废。《受禅表》与《上尊号碑》同为魏初巨制,不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书法亦久为世重,故自唐宋以来,迭经著录。其结构方严整肃,用笔刚健斩截,意气雄伟排宕,且不失汉末名碑如《熹平石经》、《张迁》、《礼器》等骨气洞达、探穆渊雅的大家风范。[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