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志鹏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殷墟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3CKG012），最终成果为同名研究报告。课题组成员有：赵欣、闫灵通、司艺、岳占伟、王红英。
一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该成果是对殷墟遗址出土动物遗存进行更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以及多学科的整合研究。全面、系统整理、研究殷墟遗址不同地点不同考古背景的遗迹中出土的丰富的动物资料，以此为基础反观以往的动物资料，全面综合已有的基础研究资料，充分利用相关研究成果，深入挖掘文献资料和第一手整理材料中蕴含的信息，深入探讨晚商时期开发动物资源和畜牧业生产状况，探讨商人的饮食风习与特定的动物随葬与祭祀所体现的葬俗文化、祭祀礼仪制度等，对殷墟不同考古背景、不同功能区的动物的异同进行多个区域间的比较研究，探讨不同功能、等级区域利用动物资源的差异，从动物的碳、氮同位素分析和古DNA研究的角度进行多学科整合研究与分析。
该成果利用殷墟遗址20多年发掘出土积累的丰富动物骨骼资料，首次利用动物考古学的最新研究方法，对殷墟不同功能区域如作坊区、宫殿宗庙区、普通族邑、墓葬、祭祀地点出土的动物骨骸进行全面系统的鉴定与分析。该成果还结合碳、氮同位素分析和古DNA研究，深化殷墟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探索科技考古不同门类之间的整合。这对于全方位、多角度、历时性地分析和研究晚商都城殷墟的动物资源利用情况，了解动物资源反映的殷墟文化与晚商社会、经济、祭祀礼仪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该成果完全建立在最近20年来的考古发掘材料基础之上，重在突出研究的系统性、全面性、创新性。扩大了对大司空遗址、铁三路制骨作坊、小屯南地、机场南路、郭家湾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鉴定，并增加对孝民屯、白家坟东地以外其他墓葬与祭祀遗迹出土的动物骨骼的分析，资料量增加数倍以上，如新鉴定、统计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遗址一个地点的动物骨骼标本（大部分较为破碎的骨料）全部可鉴定标本数共计42万7000多件，新增加了宫殿宗庙区、制骨作坊、其他族邑的动物骨骼资料，使得对殷墟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更加全面、丰富。在研究内容上，增加了不同功能区域动物骨骼资料的比较分析、晚商渔猎经济的内容。在研究方法上增加了碳、氮同位素分析和古DNA研究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介入；增加殷墟遗址与其他晚商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对比分析；增加对动物骨骼的病理研究与家畜役力开发、埋藏学研究等研究内容，引进新的研究方法改进对殷墟家养动物开发的研究。
该成果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全面系统地分析殷墟不同地点、区域出土的动物骨骼、遗骸资料，采用多学科研究方法与多种研究手段，对殷墟的动物考古资料进行不同功能区域的比较和历时性的研究，从对殷墟作为都城遗址的动物资源利用、供应问题进行系统探讨，通过殷墟动物学研究的个案，剖析晚商社会乃至华夏文明动物资源开发利用方式，渔猎业、畜牧业经济与动物祭祀，随葬制度的内涵与特点，展现商文明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阶段、过程与动力等。
对殷墟动物群的鉴定和研究涉及殷墟出土的爬行动物、鱼类动物、鸟类动物、贝类动物、哺乳动物。对殷墟动物遗存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是在对动物遗骸进行分门别类的种属鉴定的基础上进行的，比如殷墟发掘之初经杨钟健、德日进、刘东生等鉴定的殷墟哺乳动物的种类基本涵盖了后来殷墟考古发掘所出哺乳动物种类绝大部分，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和本课题项目的工作，商代晚期安阳殷墟遗址动物群种属构成的基本面貌已经清晰。殷墟遗址不同区域利用的动物种类有明显的区别。宫殿宗庙区属于王室活动区域，等级最高，从其利用的动物种类来看也最为丰富，无论是野生哺乳动物、鸟类、贝类种类都极为多样。同区域的动物种类的差异，与所在区域的居民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动物考古的研究揭示了殷墟不同等级区域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群利用动物资源存在明显的差异。
大司空、孝民屯和白家坟均以猪、牛、羊为主要家畜。在殷墟遗址范围内，不同的区域利用的动物种属有所偏好，大司空和孝民屯偏好猪，白家坟更偏好牛。其他的动物种属变化比较平稳。铁三路遗址则黄牛所占的比例占绝对优势，这和铁三路遗址作为制骨作坊的性质有关系。
殷墟遗址居民利用的家畜有猪、牛、羊、狗、马等均为家畜，鸡很可能也是家养的，但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才可以最终确定。从殷墟遗址出土的不同种属的哺乳动物根据该种动物的形体特征、数量比例、随葬或埋葬现象、年龄结构、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和古代文献记载尤其是甲骨卜辞的记载，可以明确古代所谓的“六畜”中的五种猪、牛、羊、狗、马在晚商时期均为家养动物，有的还可以根据病理现象（如黄牛）判断用于畜力使用，也可以作为判断其为家畜的证据。殷墟遗址以往鉴定过的牛亚科动物中，有圣水牛和黄牛两种。该成果推断圣水牛是野生动物，而非家养动物。
通过对殷墟和殷墟以外其他晚商遗址所利用的家养动物在哺乳动物中所占比例的分析，可见商代家畜饲养业普遍较为发达，当时的人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主要来自家养动物，不过还是看出殷墟遗址作为都城遗址，家养动物在哺乳动物中的数量比例较之一般遗址要高一些。这与都城遗址的特殊性及其对资源的汇聚能力可能有很大关系。
对动物的死亡年龄结构或屠宰模式的研究表明，商代晚期饲养的猪、牛、羊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人类提供肉食。在铁三路遗址发现有部分牛骨有严重的病变，其比例也相对较高，当时应该有部分牛是作为畜力使用的。
通过对殷墟遗址出土动物骨骼样品的碳、氮同位素的分析，牛羊食物中以C3和C4类植物混合构成为特征，这与牛羊的饲养方式也是吻合。殷墟时期不同家养动物的放养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反映相应的不同牲畜的饲养管理和策略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该成果对殷墟古代马大样本（数量为27个）的古DNA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来探讨中国中原地区古代家马的来源。殷墟古代马的线粒体DNA序列可以归属到5个不同的谱系A、C、D、E、F，都属于已驯养家马的范畴。殷墟古代马的母系遗传结构与中亚地区的马群更为接近。殷墟遗址出土的古代马可以确定毛色的仅有栗色和枣色两种，与同时期的欧亚大陆其他地区马群相比，毛色较为简单。殷墟古代家马的毛色特征也暗示了先民们可以根据动物的表型特征来筛选动物品种。
畜产品的开发也是本课题的重点研究之一。通过讨论家猪、黄牛、羊的死亡年龄结构，其结果反映殷墟时期家猪和羊的饲养目的可能主要是为了获取肉食。黄牛在大多数区域都是为了肉食，但在铁三路遗址中以成年个体为主，通过对该遗址出土的牛骨进行病理分析等研究，发现较大比例的与长期役力使用有关的骨骼病变现象，确认当时已经存在对黄牛畜力的利用。在本课题进行过程有限观察过的车马坑中的马来看，都是成年个体。马作为畜力使用没有疑义，因为在车马坑中随葬本身就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表明这一点。
该成果尝试了对动物骨骼部位的分布进行了一些尝试性探索，现有的发掘收集骨骼的粗略，导致不同骨骼部位的收集率存在较大差异，遗址不同性质、功能、等级的区域利用动物资源的方式也导致了不同动物的骨骼部位分布存在不同的模式。
殷墟墓葬中狗牲主要作为殉牲，而猪、牛、羊则作为肉食祭品。种类组合与骨骼部位组合形成了一定的规律。在殷墟墓葬二层台或填土中随葬的动物腿骨，多数地点无一例外都是家畜左前腿，可以看出在殷墟墓葬中对牲腿的前后、左右的选择中崇尚使用左侧前腿，这种规范化的丧葬礼仪制度，在整个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内得到较为严格的遵守。殷墟墓葬随葬的动物中，都是未成年个体，这既可能出于特定随葬礼仪要求，也可能出于经济角度的考虑——尽量将祭祀成本压至最低，也与史前猪牲多用幼年猪是一脉相承的。
殷墟遗址车马坑中的马和墓葬中腰坑、填土等所随葬的狗属于殉牲。现有殷墟车马坑中马从现有的考察情况来看都为成年公马。晚商时期以犬殉葬之风盛行，并流行使用幼年的狗，当时可能存在专门提供丧葬礼仪所需犬牲的养狗业。
殷墟祭祀遗迹中所出土的动物牺牲种类有黄牛、猪、羊、狗、马、鹰、鱼、象、虎、鹿、鸡、兔、鹤等。研究表明，商代的祭祀用牲体系在晚商时期显得更为多样化，牛、羊、猪、狗、马在牺牲中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从考古发现来看，可以总结为晚商时期殷墟出现以牛牲为优位、以马牲为尊的多元化兽牲制度。
三 成果的主要价值
殷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的获取与研究在殷墟发掘一开始就受到特别的重视，殷墟动物考古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动物考古的缩影，殷墟动物考古，即殷墟发掘的动物遗存的资料的获取与整理研究的历史，是整个中国考古学的所谓“殷墟传统”的一部分。殷墟出土的动物遗存的分析与相关动物考古学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殷墟与商代考古以及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的推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总体来看，晚商时期殷墟的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其作为都城的性质关系密切，晚商都邑社会的动物资源利用独具特色，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对殷墟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可以据此揭示商文明的经济、文化、社会的诸多特质，对于探讨中国古代早期国家的发展及其经济基础、资源开发与利用、城市化特点、畜牧业经济、资源的交流、贸易与交换、礼仪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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