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荷马著《在中国看见曙光》。
美国战地记者笔下的“延安信仰”
——读乔伊·荷马《在中国看见曙光》
■王雪楠
1938年12月,美国“各教派教会对华救济委员会”派出的记者乔伊·荷马到达中国,跟随美国卫理公会医疗传教士罗伯特·布朗领导的医疗调查小组,从温州港入金华,一路穿越烽火线,造访多个城市,最终于1939年夏季抵达延安。1941年,她将这次中国之旅写成《在中国看见曙光》。身为基督徒、医疗调查组成员、战地记者,荷马的三重身份使其观察视角别具一格。
年轻的共产党人“不光年纪小,思想也很先进”
赴中国采访前,荷马已对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报道有所了解,很多报道上将他们形容为“现政府的反对者”“蒋介石未能清剿的敌人”等等。可是,当荷马采访卫立煌、阎锡山等“剿共”将领时,却惊异地发现,卫、阎麾下不仅有很多共产党员,二人更是对这些青年赞不绝口。实际上,1936年底至1939年初,党中央设立洛阳八路军办事处,通过游击战、根据地、统一战线来坚持华北抗战的构想已逐步落地。奋斗在最前线的,正是一群年轻的共产党人。
1937年4月,赵荣声等燕京大学学生循着埃德加·斯诺给的路线图赴延安考察,随后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并秘密入党。1938年初,卫立煌造访延安,主动提出要学习八路军政工经验,还请“安徽小同乡”赵荣声到战区总司令部任秘书。八路军如何做到“打不散,打不垮”?朱德曾告诉卫立煌“讲政工,有群众”。于是,卫立煌经常要与赵荣声进行探讨,“关起门来研究八路”。他在二战区总司令部驻地,按八路军办法组织了“战地工作团”,带着国民党士兵搞内务、贴标语、挂地图,每天下午5点全体官兵一起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战地工作团给基层军官搞培训,直接用隐去作者姓名的《论持久战》。
那些战地工作团成员,实际都是延安总政治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选派的“陕公”“鲁艺”“抗大”毕业生。之后,卫立煌部与日军在中条山尾段垣曲县反复拉锯,战后恢复秩序、稳定民心的工作也交给了工作团。他们以3—7人的小队出动,遍贴告示、搞流动宣传;召开座谈会,让卫立煌与本地百姓面对面谈话,告知以军队抗战、不扰民、扰民可举报的纪律;展示战利品和战地照片,搞群众大联欢。一个月后,数百个跑进山里的青壮年回了家,乡亲们通过新建的交通线,随时可知晓日军到了哪里,人心稳了,后方大了,前线作战也更加顺利。1939年3月荷马到达卫立煌洛阳驻地时,工作团已在重庆的压力下解散。但是,卫立煌仍与共产党军队保持着联系,他对荷马坦言,自己很喜欢这些共产党员。他赞成共产党的作战判断:日军即便能渡过黄河,也注定打不赢这场“没有后方、没有民众支持的战争”。
1939年5月,荷马见到了阎锡山。阎锡山笑称“我的部下接受的是北方共产主义者的训练,个个训练有素”。荷马也发现,在“阎锡山的地盘”,身穿褪色八路军军装的共产主义战士,“是这个营地里众星捧月的明星”。她评价这些人:“不光年纪小,思想也很先进。”
“共产党的地盘上,医护人员却惊人的充足”
作为国民政府委派的医疗调查小组,荷马一行肩负着考察汇总各地医疗需求的任务。一路走来,大多是缺医少药、流行病肆虐、外科医生极度缺乏的情形。可当她走入延安中央医院时,眼前的景象大不相同:“一间间崭新的病房、实验室、手术室,里面还配备有X光仪器”。这让荷马非常好奇,为什么“共产党的地盘上,医护人员却惊人的充足”?其实,1937年中央进驻延安后,医疗机构缺人、缺药、缺钱的情况非常严重,国民政府还刻意遍设关卡,对边区实施医药封锁。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一条“团结中西医,国际合作医疗”之路在摸索中成型。
当时,延安中央医院负责摸底调查、组建中西医联合团队。他们遍邀华北老中医到中央医院坐诊,在西医治疗中主动增加中医药防病治病,然后大量总结土方、偏方使用经验下发整个边区。对旧医生群体,边区政府采取教育方法,争取他们与政府的合作。与此同时,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协调下,马海德、白求恩、柯棣华等带领的外籍医疗团队陆续来到延安。他们不仅带来了一批必要的医疗设备,还带来规模化培训医护的办法,即外籍医生训练骨干医生,骨干医生“边干边教”,轮训稍有文化的革命青年,快速增加一线人员。白求恩医疗队通过“药驼子”,直接把流动医院建在前线。每个医疗队不仅有医生、护士、麻醉师,还让伤员、本地群众都参加进来组成委员会,尽量将救治、护理、医疗管理本地化,应对医疗人员不足的困难。
荷马敏锐地注意到“共产党的战地医院里有许多基督徒”。她就此直接询问毛泽东:“您允许基督徒加入党吗?”毛泽东对她解释道,我们非常感激来延安参加医疗援助的基督徒们,“这种感激远超过了政治范畴”。基督徒与共产党员信仰不同,他们无法完全认同“我们所追求的道路”,但是“他们却是我们团体内尊贵的成员”。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
荷马坦言,此前她一直认为“一般的共产党群体,就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短短数日的延安之行,却让她无比清晰地体会了什么是“延安信仰”。
在延安,八路军接待委员会的青年告诉荷马,他和同学走了一千多里奔赴延安,到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在抗日军政大学的“窑洞宿舍”,学员们向荷马耐心讲解墙上的标语,憧憬着毕业奔赴前线的情形。
1938年1月起,国民政府开始向八路军提供军饷,可每月50万之数只能养活4.5万人。1938年底,八路军已发展至16万人,国民政府却仍按原数发给。面对边区出现的经济困难,以及针对分散生存的农村经济,边区政府一面领导春耕运动,一面推行减租减息。上到八十,下到八岁,都知道“一颗粮食,一线生命;一颗粮食,一份抗战力量”,积极投入劳动,向大自然要地、要粮、要棉。1939年2月,全党继续开展大生产动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成为每个共产党员的生活准则。
在鲁迅艺术学院,荷马非常好奇“在全中国最关心战争的地方”,人们到底怎么搞艺术。荷马见到了任教的冼星海夫妇,感叹从巴黎学成归国的艺术家,在灰扑扑的窑洞里,竟能将中西音乐融为一体,“既很好地遵循了西方音乐的形式与和弦,又将其与那难以名状的东方旋律融合在一起”。全面抗战爆发后,如冼星海夫妇这样奔赴延安的艺术家,大多经历了“怕窑洞”到“爱窑洞”的历程。冼星海向友人坦言,来延安前他总觉得窑洞“又脏又局促”,结果短短几月内,他就发现窑洞“冬暖夏凉,通风透气”的好处,而且有共同志向的师生们能随时围坐暖炉旁,边谱曲边唱和。正是在这里,冼星海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黄河大合唱》。
一路上与共产党人的多次接触,让荷马毫不讳言自己的赞赏:“我看到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上到党的领导人,下到年纪轻轻的战士,比起那些非共产党人,他们对于日军有着更加坚定、绝不妥协的态度和那份誓死赢得战争的决心。”然而面对国民党的绝对优势,共产党是否“凶多吉少”?结束延安之行前,荷马将这个“尖锐问题”抛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回答道:“对我们自己而言,我们必须维持团结的局面。”同时,“为了自己,我们会成为现有政府里一个规模不大但很有发言权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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