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华美学传统在现代的曲折展开与更生
作者：王一川，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文艺发展史与文艺高峰研究”首席专家、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形成了自身的突出特性，也孕育了中华民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同的独特审美意识或美学思想传统，即中华美学传统（或称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不过，这种传统是在清末民初借助于西方美学学科制度的镜鉴作用而重构的。这意味着，中国古代诚然没有产生过西方意义上的美学学科制度，但毕竟诞生了可与西方美学相媲美的独特美学思想体系。这种美学思想体系一旦在同西方他者的镜鉴中获得自明，就在接下来与强势涌来的西方美学学科制度的跨文化对话中、特别是在中国自己的现代美学的创构过程中，日益凸显自身的独特价值。
同时也应看到，正是在这个进程中，中华美学传统的重构及其在中国现代美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一番曲折的展开过程。这个过程，又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性进程紧密相连的。简要回顾这个过程，可以分五个时段去认识。
清末民初至五四时期，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引入西方美学学科制度而创构中国现代美学，以及同时重构中国古典美学传统。随着西方美学学科制度从日本和欧洲引进，“美学”“三界革命”“文学革命”“美术革命”和“以美育代宗教”等现代美学和文艺思潮相继掀起。与此同时，王国维、章太炎、熊十力、梁漱溟等也借助西方哲学和美学的“烛照”，重新“发现”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独特价值。例如王国维借助康德、黑格尔、席勒和叔本华等的美学思想而发现中国古代的“意境”“境界”概念具备现代价值，并提出“古雅”等新主张。
紧接着的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这个时段的特点在于今显古隐。今显，是指以创构中的中国现代美学为显形层面；古隐，是指以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为隐形层面。这个时段，现代美学发展成为“显学”，而古典美学传统重构还处在隐性地位。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要求发展“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就从“第一个结合”的高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为来自西方的美学学科制度以及相关文艺理论指明了中国化这一正确路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确立了艺术美源于生活美而又高于生活美、典型化等基本原则。在这个时段，中国现代美学建构取得了突出实绩：朱光潜《谈美》《文艺心理学》《诗论》，邓以蛰《艺术家的难关》，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概要》，蔡仪《新艺术论》《新美学》，开拓出引进西方现代美学而构建中国现代哲学和美学体系的新道路；与此同时，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系列论文，冯友兰“贞元六书”，金岳霖《论道》《知识论》，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等，从哲学与美学相关视角推动中国古典哲学和古典美学传统的现代传承和发展。但这个时段中国美学界的迫切任务在于创建中国现代美学构架，而中国古典美学的传承和重构任务不得不推迟。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美学进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系建构时段。1956年至1957年间的美学讨论，有利于活跃中国现代美学的自由讨论气氛，并在讨论中初步形成了以唯物论为基础的客观社会论美学框架。但由于当时主要集中于美在客观、主观、抑或主客观统一等哲学问题上，而忽略对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深入辨析。这表明，在推进“第一个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初步恢复和提升，但同中国现代美学的主导地位相比，仍处在潜隐或次要地位。
伴随改革开放进程，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中国现代美学为主导因素、以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为辅助因素，呈现古今会谈的特点。再度面向西方美学开放的中国现代美学，同复苏中的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之间形成了平等会谈的态势。在这种新的中西美学会谈语境中，朱光潜《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宗白华《美学散步》《艺境》，蔡仪《美学原理》、《新美学》改写本，王朝闻《论凤姐》《审美心态》，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美学新论》，叶朗《中国小说美学》《中国美学史大纲》，胡经之《文艺美学》等著作陆续问世，一方面体现了调整和重构中国现代美学体系的鲜明意图，另一方面展现出回头探寻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高度自觉。也正是在这种开放氛围中，由王国维的“意境”和“境界”论发端、宗白华的“意境”论相继起，出自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范畴终于被学术界共同指认为可以代表中国古典艺术特征的核心范畴之一。而经过这番努力，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地位和作用获得新的明显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古典美学传统在中国现代美学发展中确立起根性地位，呈现以古为根的新特点。随着“第二个结合”的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生活获得了新地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由此，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也获得了新的重构机遇：“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
在这种以古为根的氛围中，以“中华美学精神”为核心的美学传统，在中国现代美学体系构建中已经和正在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关键地位，成为中国现代美学体系的根基所在。这是在时间上更久远、在空间上更宽阔丰富以及在性质上更具认同性的民族美学传统，在此意义上，已经可以称其为中华美学传统。
由此可见，伴随“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进程，中华美学传统在历经百余年曲折展开后终于获得了根性地位，为中国现代美学发展打开了新的更生可能性。更生一词有着日日更新的意思。由于重新溯洄于中华美学传统这一古老的根源，中国现代美学以及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得以从中获得自身的“重要源泉”“宝藏”，从而可以携带它们朝向日日更新的目标。
中华美学传统要在新时代产生令人期待的更生作用，无疑需要做一些必要的基础工作。首先，对美学中传统的东西不能全盘照搬，而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对其加以分析和批判，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其次，吸取中华美学传统的精华，并不意味着走“复古主义”的老路，而是将其中积极的和有创造力的成分提取出来，运用到当代社会生活的审美实践中，并成为引导因素。这表明，对于中华美学传统，需要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融合到面向未来的当代生活世界。再次，具体就当代社会生活的美化以及文艺创作来说，“文”“文心”以及“尚文”等作为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基础性价值理念之一，应当重新起到比来自西方美学的“美”的概念更基本的作用。诸如“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质彬彬”“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圆质方”等中华美学传统命题，应当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价值理念的基本或核心成分。最后，中华美学传统所崇尚的独特价值理念，应当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基点上，同当代世界多元美学价值理念相融通，在“文明互鉴”和“美美与共”中迈向“和而不同”的美学境界。正如宗白华指出：“将来的世界美学自当不拘于一时一地的艺术表现，而综合全世界古今的艺术理想，融合贯通，求美学上最普遍的原理而不轻忽各个性的特殊风格……中国的艺术与美学理论也自有它伟大独立的精神意义。所以中国的画学对将来的世界美学自有它特殊重要的贡献。”期待中华美学传统能够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全球人类文明互鉴中，发挥出应有的重要作用。
(责编：蔡梦达、黄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