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化产业灵活用工的平台化发展

　　文化产业的数字零工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布展、喷绘、会务等蓝领零工；另一类是美工、文案、后期、特效等白领零工。蓝领零工对专业技能要求相对不高，可替代性强，收入较低；而白领零工对技能要求相对较高、专业性强、收入较高。一方面，文化产业中，蓝领零工的议价能力不如白领零工。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灵活用工多依赖“中间人”模式：零工劳动依靠中间人与企业业务负责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展开。这种依赖人情的信息不对等的“隐秘”业务模式，可能削弱零工的议价能力。平台的信息传播和匹配效率能够增强文化产业中数字零工，特别是分散的蓝领零工的议价能力；平台化发展将为零工提供更灵活的工作机会和较高的收入，一定程度上改善信息不对等状况。

　　平台化发展对数字零工的赋权是差异化的。对于文化产业中的白领零工，平台建设为他们带来的益处直接体现在工作便捷性和自由度的提升上。平台将给零工开放更多的选择权，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时间甚至是喜好，自主选择工作。这种便捷性和自由度也适用于文化用工企业，他们可以通过平台获知更多灵活就业者的信息，提高外部人力资源的匹配效率，实现人力资源共享。并且，平台还能够提供更多的保障，能够充当工作质量和报酬支付的第三方监督者，保证文化用工企业的需求得到满足、零工能够按时获得报酬。

　　便捷和自由的另一面是开放性竞争的惨烈。平台通过广泛链接零工和文化用工企业，促进两者双向选择，如果平台可供选择的零工数量过多，零工之间的竞争烈度上升，用工企业人力成本降低，即零工收入降低；零工间的竞争还可能导致单次业务的周期时限被压低，间接导致劳动强度上升、职业动荡加大、零工更易受到企业的压榨等隐性问题。同时，文化产业有其特殊性，零工工作的质和量很难有标准化的衡量标准，还涉及知识产权、保密等问题，这使得平台的标准化、零工和文化用工企业权益的维护面临更大的挑战。

　　平台发展可能给文化产业中的蓝领零工带来更实际的赋权，切实提升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一定程度上，平台能够取代传统“中间人”的地位，以更公开透明的标准和更强的合规性促成业务负责人与蓝领零工的直接对接。平台也可以通过建立双向反馈机制和调解机制，进一步缓和业务负责人与零工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

　　但值得警惕的是，平台在取代“中间人”地位的同时，也接手了原本由“中间人”掌握的权力。研究者在快递、外卖配送、网约车服务等平台化发展相对成熟领域实践中归纳出“算法控制”现象——互联网平台通过算法技术对零工的工作流程、效率、绩效等进行管理和控制，这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各个灵活就业领域变得日益普遍。平台得以支配蓝领零工的工作机会和工作时长，并从业务预算中获得抽成，如果缺乏恰当的制度和法律法规约束，平台“作恶”的风险就一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