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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 军机大臣
- 外文名
- Grandminister of State[4]
- 别 名
- 办理军机大臣、军机处行走等
- 性 质
- 军机处长官
- 设 立
- 雍正七年(1729)
- 取 消
- 宣统三年(1911)
目录
雍正元年(1723) ,和硕特蒙古部落首领罗卜藏丹津在青海发动叛乱,自称达赖珲台吉,其叛乱虽然很快被年羹尧所率领的清军平息,但是随后又爆发了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领导的叛乱。因对西北用兵,与准噶尔部作战,为办理机密事务,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雍正帝“以内阁在太和门外,儤(bao)直者多虑漏泄事机,始设军机房于隆宗门内”(梁章钜:《枢垣纪略》卷二七),挑选内阁中谨密可靠的中书办理机务。雍正七年六月,正式任命怡亲王允祥、大学士蒋廷锡、张廷玉办理军机。他们三人也成为最早的军机大臣。
雍正八年(1730)添设军机章京。雍正十年(1732年)移军机房于乾清宫门外,正式更名为军机处,颁定军机处印信。办公处所,称值庐。军机处是有官无吏的特殊衙门,在军机处任职的,无定员,最多时六七人。由皇帝从亲王、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或京堂(院、寺等衙门长官)中特简选拔人员入值,称付厚为军机大臣,通称大军机。[5]
称呼演兆旬艰变
“军机大臣”的正式名称,初为“办理军机事务”,以后分为“军机处行走”和“军机处学习行走”二等。嘉庆(1796—18屑寻拜20)中期以后,又分别称“军机大臣上行走”和“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一般初入值资历较浅者为“学习行走”,资历稍深后则去掉“学习”二字。光绪(1875-1908年)末亦有直以“军机大臣”任命者。[3]
满汉消长
早年,满蒙大学士在入值军机时间和常年供职人数等方面均处于绝对优势,且以领班大学士兼任首席军机大臣,始终位居权力结构的最顶端。至嘉道时期,伴随汉大学士在国家中枢地位的上升,满蒙大学士在军机处行走人数、入值时间等方面的优势均不再现,且较之以往首揆兼领首枢的现象大幅度减少,进而在朝局中的政治影响力明显降低。这固然与军机处的规范化和皇帝用人倾向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满蒙贵族整体素质与治国能力的下降实为其主要原因。[6]
亲王入值
军机处设立早期,为避亲贵之嫌,亲王一般不入军机。如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清仁宗颙琰命成亲王入军机办事,至十月,因与定制不符,又命出直。咸丰年初,清文宗奕詝命恭亲王奕訢入直,但也鉴于嘉庆朝事,旋亦出直。但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因担心不孚人望,便笼络亲王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廷议恭亲王为议政王,总理军机大臣。后虽奕訢去位,但亲贵执政已为定例。清末,亲王担任领班军机大臣,成为常事。[7]
兼归凶职总署
拒少泪有观点誉祝放认为,总理衙门设置后,总理大臣权位日重,加之地方督抚亦多兼军机大臣,故军机大臣权势日减。[9]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史实。一方面,咸丰帝去世后,在奕訢和文祥等人的主持下,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人员几乎是重合的;甲申易枢之后,慈禧太后力图使两机构分离,但终究未能完全废止军机大臣兼领总理衙门大臣的成法。这种以军机大臣兼任总理衙门大臣的做法,协调了二者关系,提高了办事效率。[10]
另一方面,晚清的在任督抚一般也并不兼任军机大臣,例如李鸿章、曾国藩终身未曾担任寒纸臭连军机大臣,而左宗棠、张之洞都是在离开督抚之任并入京后才担任军机大臣的。不过,晚清军机大臣与督抚之间确实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例如,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祝酷放、山西巡抚曾国荃等人对阎敬铭出任军机大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1]
宣统三年(1911),清朝责任内阁成立(习称皇族内阁,一说应称“暂行内阁”[12]),前后存在约190年的军机处走向终结,末代军机大臣中,庆亲庆亲王奕劻改授内阁总理大臣,贝勒毓朗改授军谘大臣,那桐和徐世昌均改授内阁协理大臣。[13]
军机大臣由皇帝在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中选任,没有定员。从《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看,军机大臣最初设了三人,即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后来逐渐增加,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最多时达十一人。
军机大臣,具体名目甚多,例如:(1)雍正间的“办理军机事务”;(2)办理军机大臣;(3)“军机处行走”、“在军机处行走”或“在办理军机处行走”,[14]“军机处行走”名目从嘉庆朝后期起即极少使用,仅恭亲王奕䜣以议政王入值军机时使用过一次;[7](4)“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等等。[14]
各军机大臣的名次都有一定,大致以官位高低及行走先后为序,也有经皇帝指定的,[1]其中资历最深者为“首席军机大臣”,或称“领班军机大臣”、“揆席”,但没有正式的名义。初入军机者,前期称“军机处学习行走”,后来有“大臣上学习行走”,属于见习军机大臣的性质,任职一、二年方去掉“学习”字样,为一般军机大臣。[1]
在军机大臣中,领班军机大臣具有特殊地位。他每日入值,随时准备皇帝召见,即使皇帝外出巡幸也不例外。初期,凡应皇帝召见议商政务、承皇帝旨意起草谕旨以及寄给各官员之谕旨的署名等,均为领班军机大臣专责。乾隆时,傅恒任领班,经皇帝批准改为军机大臣共同面君承旨,发出之寄信谕旨,亦改用军机处名义。
如前所述,初入值军机处者,因资历或能力尚浅,则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加“学习”二字,意示见习,其地位低于一般。一二年后,再由领班的军机大臣奏请去其“学习”二字。各军机大臣之间,因资格、品位之高低而有差别,除视秩排班外,权力亦有不同。如:有的满洲军机大臣只准阅办满文奏报;新任之军机大臣不准阅办皇帝朱批过的奏报。这些等级差别,均不见有“则例”、“章制”,而是由皇帝亲定。
军机处职能原为承命拟旨,参与军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改变,军机处已不再是单纯的军事机构,逐渐演变为清代全国政令的策源地和统治中心,其地位远高于国家行政中枢的内阁。军机大臣的职务是“掌书谕旨,综军国之要,以赞上治机务。”即秉承皇帝的旨意办理军政事务,实际上是为皇帝作侍从秘书工作。下设军机章京,从内阁和六部中抽调中书,即中等官充任,协助军机大臣处理文书,对一般奏章票签处理意见,根据皇帝的意图起草谕旨以及“记载档案”等。官品不高,但接近机密,俗称“小军机”。分满、汉两班,各以一人为领班,一人为帮领班。处下还有两个机构:负责修纂的“方略馆”和掌翻译的“内繙书房”。
①、负责皇帝下达谕旨的撰拟和参与官员上报之奏报文书的处理;
④、文武官员上至大学士、各部尚书,各省总督、巡抚,以至道府、学政、关差,以及驻防将军、都统,驻各边疆地区的参赞、领队、办事大臣等的补放,均由军机大臣开列应补人员名单,呈皇帝择用。遇科考,亦由军机大臣开列主考、总裁官名单及考试题目,请皇帝选用。复试、殿试,军机大臣负责核对试卷、检查笔迹或任阅卷官;
⑤、军机大臣常侍皇帝左右,以备顾问;
3、见面;军机大臣将奏折送皇帝处请旨。
6、交发:将谕旨下发有关衙门实施。
9、月折:将奏折复本每月一编。
10、随手:将谕旨、奏折重点二季一编。
11、封柜:将月折、随手档收柜题封。
军机处总揽机要,还有向皇帝推荐官吏的权力,权限凌驾于内阁和六部之上。各地的奏章由军机处票签后呈请皇帝批示。皇帝的谕旨,凡属机要,都由军机处草拟,称为“密谕”,经由军机处通过兵部送达地方的督抚,称为“廷寄”,内阁无从过问。至于“文武官特简”以及西北两路军兵换防也要由军机大臣“进其名单”呈请钦定。军机处还立有“存记簿”,相当于机要档案,“凡有旨存记者,皆书于册而藏之”,“应密存事件,则密封存记”。总之,军机处奉命经办一切重大军政事务,成为国家的政治中枢。军机处产生后,原来的议政王大臣形同虚设,内阁也成了处理一般事务的机构了。
军机处虽然总辖军国政务,但它本身不是一个正式的权力机关。军机大臣无专职,亦无定员。军机处不设官署,除了奉命办事之外,自己不能作出任何决定,也无权对外发出任何指示,即“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檐曝杂记》卷1)。其官员互不统属,皆直隶于皇帝,军机大臣的罢置也听命于皇帝,一切大权都集中在皇帝手里。它的设立是清代统治者在中央行政制度方面的重大变革。皇帝通过军机处,完全控制了全国的军政大权,实现了“乾纲独揽”的绝对君权。[15]
鄂尔泰;张廷玉;钮祜禄·讷亲;博尔济吉特·班第;索柱;丰盛额;乌雅·海望;莽鹄立;萨尔图克·纳延泰;徐本;富察·傅恒;汪由敦;高斌;蒋溥;陈大受;舒赫德;来保;尹继善;刘纶;兆惠;刘统勋;雅尔哈善;阿兰泰;钮祜禄·阿里衮;裘曰修;梦麟;三泰;富德;于敏中;阿桂;富察·福隆安;索琳;温福;丰升额;桂林;章佳·庆桂;福康安;袁守侗;梁国治;阿思哈;和珅;明亮;李侍尧;董诰;福长安;王杰;孙士毅;松筠;台布
(以上参考[16])
爱新觉罗·奕䜣;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景廉;王文韶;左宗棠;翁同龢;潘祖荫;礼亲王世铎;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许庚身;徐用仪;他塔拉·刚毅;钱应溥;廖寿恒;裕禄;荣禄;启秀;赵舒翘;端郡王载漪;鹿传霖;瞿鸿禨;爱新觉罗·奕劻;荣庆;徐世昌;铁良;世续;林绍年;爱新觉罗·载沣;张之洞;袁世凯
(以上参考[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