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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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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谱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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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虞年少时侍奉皇甫谧,才学广博,著述不倦,郡中选为主簿。后来,挚虞被推荐为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选为下等,授予中郎之职。晋武帝诏书说:“省视各位贤良的答对之策,虽然所说的办法不同,但都能明于王道大义,有益于政道。我想详细了解一下你们的应对谋略,遍观贤士大夫的良苦用心。”于是下诏让各位贤良进献直言,正值在东堂策问,晋武帝道:“不久前正午时出现日食,水旱成灾,将修治什么来改变大灾祸?以及不适合当今的法令,为公家私家所困苦担忧的,都是什么事?但凡治平之世在于得贤才,得贤才的办法也是靠耳听目察。如果有对时务有益的文武人才没有申报列位的,各自举荐出来,以及遭到时俗谤议,应当革除的,也各自讲出来。”挚虞回答说:“我听说古代圣世明时,考究原始以求善终,体察根本以正其末。所以忧虑法度不当,而不忧虑人物失所;忧虑人物失所而不忧虑灾害流行。果真以法求取,则万物都能治理;人们相处和睦,则灾祸就自会消除。日月有毛病,有水旱灾害,就应反思自己的视听,寻求它产生之根由,远观诸物,近查自身。耳听目察,是否有遮蔽耳目的东西呢?谋略政令,恐怕有倾覆常道的现象吧!大官要职,是否有的授任不当其人呢?赏罚升降,是否有的不得其所呢?河边山岩,是否有人胸怀圣道垂钓版筑隐居而没有为梦兆所感知呢?远方偏僻之地,是否有著名于世的杰出人才而未蒙受朝廷恩泽呢?推此之类,以求缘由,询问事实考核言论,力求尽合事实,那么天人之情就可以见,灾祸征兆也就可以补救。倘若类推到万物而没有违背,求于自身而没有过失,万物理顺,内外合宜,祭祀之官祀辞公允,不负诚信,那么日月运行错乱,疾疫天灾不能戒除,这只是阴阳之事,不是吉凶存在之所。机运和度数,乃自然的职分,本来不是人事所能供御的,也只是开仓放粮分散积财,节省食用而已。因此果真遇到运数,那么即使唐尧、商汤也不能改变;如果不是那机运,那么就连宋国、卫国的国君,诸侯的卿相,尚且能有所感化。希望陛下详审咎兆出现的缘由,穷尽其事理,则天下万幸。我生长在穷苦人家,没遇过新奇事物,即使有贤才,也没有结交相识,不敢胡言妄举,没有什么可以回答天子的询问。”晋武帝后赏识挚虞的话,于是选拔他为太子舍人,授任闻喜县令。[2]
当时的将作大匠陈勰挖地得到一把古尺,尚书上奏:“现在的尺子比古尺长,应以古尺为正。”潘岳认为今尺习用已久,不应再改变。挚虞反驳道:“古代的圣人有感于天下的精微而比拟它的形貌,模写事物制作器具,以供给时用。所以《易》卦立数取奇数于天,偶数于地,使算数之纲纪正;按律计算分寸,来确定长短度数。它的制作有法则,所以使用就有诚信。考核效法天地,则天地之情就无所隐藏;标准地以日月星辰为正,则天象之谬无所容纳;施用到金石音律方面,则音韵和谐;放置到规矩尺寸方面,则器用合宜。一个根本原则不差则万物都正确,等到有差错时,事物都谬误了。现在的尺子比古尺几乎长了半寸,乐府官使用它,则不合于音律;史官用它,则历象无法测定;医官用它,则穴位就乖错。这三类,是度量产生的原因,得失所取信的东西,都是互相牵掣就不能通的,所以应当改今制而从古制。唐尧、虞舜的典制,度量衡律吕齐同,孔子的训教中,恭谨地权衡审度。现在两尺一齐用,不能叫做同一;知道错误而实行,不能叫做谨慎。不同一、不谨慎,就叫做谬误之法,不是统一万物发扬典法并把最好法则示人的办法。大凡事物有的是多而容易改,也有的是少而难收,也有的改变后而招致烦难,有的改变后而走向简易。度量是人所习用的,而尺寸长短却不是人所恋惜的,这就是虽然使用人多却容易改正的。纠正错误,获得补益,使邪曲返归正道,一时的变易,使永世不改变,这就是现在改变反而走向简易了。效法既成的法式,不失去旧日的典章,至于末代苟合的制度,异端杂制的使用,理当按时更改,专主于古制。我认为应该如尚书所奏。”之后挚虞又上表奏论封禅之事。[4]
由于汉代末年的丧礼混乱,谱法亡失很多,即使子孙也不能了解他们的先祖,挚虞便撰写《族姓昭穆》十卷,上疏进献,自认为足以备事致用,对增广见闻有益,因定品秩违背法制,遭到司徒的弹劾,但晋武帝原谅了他。[5]
当时帝王的祖庙刚刚建成,下诏普遍增加爵位一等。后来由于主管的人没有按诏书的旨意办事,于是论议废止。挚虞上表说:“我听说古代的圣王明君,不吝惜千乘之国却爱惜桐叶封弟的信誉,就是为了尊重至尊的诏命而通达万国的诚信。前些时的《乙巳赦书》,发扬先帝留下的恩泽,普遍增加爵位一等,以酬答天下欢欣爱戴的忠心。驿站传布诏书,宣示于远近,没有谁不欢腾雀跃,欣喜蒙受恩泽。如今一旦因为主管的人考虑文辞不周密,收回已往的诏令,夺走已普施的恩德,我私下认为不应该。”晋武帝下诏听从了他的意见。[6]
晋惠帝元康年间(291年―299年),迁为吴王之友。当时荀顗撰写《新礼》,让挚虞讨论得失然后施行。武元皇后杨艳去世时,杜预上奏:“天子居丧之制,起自上古时代,固然商王武丁没有服丧的文字记载,只能说明文字符合实际而没说。汉文帝规定服丧三十六天。曹魏以后,既葬而祭以为节度。皇太子与国家一体,理应脱下丧服。哭罢便除服。”挚虞答复杜预的信中说:“陶唐称作遏密,商朝叫做谅暗,各举其事以为名,不是已葬后服丧不同。周朝以来,叫做丧服。丧服就是用服表现丧。现在皇帝日理万机,太子监护安抚天下的责任重大,以时宜改变丧礼,葬罢就除服,改变礼制通达事理,典制流传到未来,何必依附于古代,使老儒纷争呢?”皇太孙司马尚去世,有司上奏为他穿丧服一年。下诏让博士议论。挚虞说:“太子活着,举行成人的礼,那么未成年而死就理应除去服丧了。皇太孙也是继体君传重职,随着地位成就而丧服完全,不是用年月计算的。”下诏依从他的意见。挚虞又议论玉辂车、立两社之事。[7]
后来,挚虞历任秘书监、卫尉卿,跟从晋惠帝到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等到关东军队来迎接晋惠帝时,百官奔散,于是挚虞流离到鄠、杜地区,转入南山之中,粮食断绝饿得厉害,便拾橡子充饥。后来得以回到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历任光禄勋、太常卿。当时晋怀帝司马炽亲自举行郊祀。自从元康年间(291年―299年)以来,皇帝不亲自郊祀,礼仪废弃。挚虞考证旧典,仪式用品粲然有序。等到洛京荒乱之时,盗贼横行,人们饿得互相为食。挚虞一向清贫最终饿死。[8]
挚虞善于观察天象,曾经对友人说:“现在天下正大乱,能避难的地方,恐怕只有凉地吧!”生性喜爱士人,凡有推荐的表奏,常常为其说辞。东平的太叔广言语明辩,太叔广谈论的问题,挚虞不能应对;挚虞书写的文章,太叔广不能回答,互相讥笑,纷纷然争于世。[9]
挚虞曾经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所保佑的是道义,人所帮助的是诚信;讲信用顺天命,是延求福泽的办法;违背这些,就会招致祸殃。然而天道长人世短,祸福错乱,诱迫之徒,不知所守,恣纵积愤,或迷惘或放荡。所以凭借自身,假托人事,首先陈述处世不遇者的艰难,于是抛弃常道,轻率地远游,极尽常人迷惑之情思,然后用正道引导他们,使他们返回到礼义之途,在视听之外推举神明的应验,在智力之外崇尚否泰的命运,借以说明天命不可违,所以作《思游赋》。[10]
挚虞撰有《思游赋》,《太康颂》,《族姓昭穆》十卷,《文章志》四卷,注释《三辅决录》,又编撰古代的文章,分类编为三十卷,名叫《流别集》(《文章流别论》),逐一加以评论,评论公允恰当,为世所推崇。[11]
《思游赋》
《太康颂》
《族姓昭穆》十卷
《文章志》四卷
注解《三辅决录》
《流别集》(《文章流别论》)
《答伏武仲诗》四章
《赠褚武良以尚书出为安东诗》四章
《赠李叔龙以尚书郎迁建平太守诗》四章
《雍州诗》
《答杜育诗》
《逸骥诗》[12]
《黄帝赞》
房玄龄等《晋书》:①“挚虞、束皙等并详览载籍,多识旧章,奏议可观,文词雅赡,可谓博闻之士也。或摄官延阁,裁成言事之书;或莅政秩宗,参定禋郊之礼。虞既厄于从理,皙乃年位不充,天之报施,何其爽也!”;②“挚虞博闻,广微绝群。财成礼度,刊缉遗文。魏篇式序,汉册斯分。祖游后出,亦播清芬。”;③“才学通博,著述不倦。”;④“虞善观玄象”[14]
《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