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灞希喇局上,也称霸上,是西安城求胶东一个历史地名。笑笑热它作为关东各地进入长安所必经的交通要道,在历史上经常成为兵家必赠整争之地。灞上因其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弄清它的具体位置以及和它相关的历史事件,对研究历史和西安附近地理的变迁,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2]
出船船格捆处
霸上一词,出自西汉·司马迁的作品《史记·项羽本纪》: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灞上,因其在灞水之滨而得名的。关于霸上的确切记载始见于战国后期,史载“始皇自送至灞上”。因《汉书•高帝纪》中记载 “沛公军霸上”,刘邦率起义军突破武关,攻占了霸上,秦王子婴出降,不可一世的秦王朝灭亡。由此,霸上地名彰标史册。
位于白鹿原上的灞上,离长安城不远。应劭在注《汉书》中曰:“灞上,地名,在长安东三十里。”且灞上控制了进入长安城东方向的必经要道,所以,灞上便成为拱卫都城长安城的一个重要交通要枢地。历史上很多的事件都与灞上有着密切的关系。
白鹿原是长安城东面的一个重要战略要地。白鹿原居高临下,地势平展,视野开阔,又有灞河、浐河两河护卫,在军事上便于驻守军队,具有“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的有利地形。白鹿原地名的由来,《辞源•白部》解释为:“白鹿原,地名,即霸上,陕西西安蓝田县西,灞水行经原上。相传周平王时有白鹿出现于此,故名。”白鹿原是灞、浐河之间的黄土原地,“南接终南,北至灞川尽”。灞上依着白鹿原这样的有利地势,对防御长安安全起到重要地理优势作用。
汉唐时长安城(包括咸阳)是当时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灞上位于秦咸阳东南和汉唐长安城之东,它控制了长安东面的重要交通干线。所以,灞上的得失关系到长安城的安危,谁占据了灞上,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就有打入咸阳和长安城的大门可能,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在历史上不乏其例。
秦末,农民起义军分两路攻打咸阳。项羽率一部在邯郸与秦军主力决战;刘邦则率领另一部西扣函谷关,径趋武关,在峣关(今西安市蓝田县)打败秦军,并乘胜追击,最终奋力抢占了灞上,秦王失去了这最后的一道防线,再也无力抵抗。在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率大军进驻灞上,给秦王子婴发出了“约降”的最后通牒,即位仅四十六天的子婴不得不“白马素车,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亲至轵道旁(今西安市境内)向刘邦投降。沛公刘邦率农民起义军顺利开进都城咸阳,秦王朝宣告灭亡。
在这场战争胜负中,刘邦攻下了战略要地霸上是其取得胜利的关键环节。刘邦命大将曹参等率军连夜攻击蓝田北面的秦军后,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又挥军疾进夺取战机,命夏侯婴“以兵车趣攻占疾,至霸上”,同时又派大将灌婴等人“战于蓝田,疾力至霸上”以增援。霸上的失守对秦军来说,都城咸阳门户洞开,再也无法组织力量抵抗。所以,霸上被攻占后,秦王子婴立即投降。刘邦占领咸阳后,听从谋士张良的计策,“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不与当时实力强大的项羽正面相抗衡,以霸上为据点以保存实力。在回军霸上后,召集了诸县的父老豪杰,颁布了历史上著名的“约法三章”,得到众多人的支持和拥护,为他以后战胜项羽奠定了基础。[1]
尤其是在汉王朝,史书中多次记载了灞上的相关事情。霸上、武关是长安东面的要地。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发生七国叛乱,景帝命周亚夫率兵前去平叛。原计划是从长安出发,击函谷关,从殽、渑,至洛阳。当大军行至霸上时,当地谋士赵涉献策说:“吴王素来富有,又笼络了许多为他效命的宾客,他知道将军率军讨伐,必会在函谷关险要的地段设有伏兵狙击。将军不如从霸上向右,走蓝田,出武关,再向洛阳进军。时间上稍多一两日,但出奇制胜,直入武库,取胜的把握更大。”武关道是从霸上的滋水驿分出的,沿着灞河东岸趋向东南。武关道在保卫长安的战略重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赵涉很清楚霸上和武关在这次战役中的重要性,所以才献此策。周亚夫采纳后,立即改变了进军路线,由于出人意料,顺利到达洛阳,并派兵迅速强占了荥阳要地,堵住了叛军的西进路线,成功地解了长安之危,为胜利平定叛乱取得了先机。由此可见,每有重要战事时,霸上便是一个重要防守或进攻的据点。这现象在汉代以后也是如此。
东晋末年,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八月,刘曜逼进京师,内外断绝。镇西将军焦嵩、平东将军宋哲、始平太守竺恢等皆引兵救援长安,散骑常侍华辑监京兆、冯翊、弘农、上洛四郡兵东屯霸上,刘曜兵见霸上防守严实,“皆畏汉兵强,不敢进”。相国保遣镇军将军胡崧帅城西诸郡兵屯遮马桥入援,胡崧率军击败汉大司马曜于灵台。
东晋末年,公元417年刘裕统帅水、陆两路大军攻打后秦。后主姚弘为防止刘裕的军队从武关、蓝田抄袭自己后路,亲自率兵与晋军在蓝田交战,失利后退军霸上,准备以霸上为重要据点,迎击从潼关来的晋军主力。从潼关向西进军的晋军水师在王镇恶率领下入渭河,水师乘皆有覆盖防止攻击的蒙冲小船,迅速而下,后秦多为北方人,不习水战,也没有见过这种军事装备,不知所措。时正值大雨,渭河水泛涨,东晋水军冲至渭桥,直抵长安城下,霸上已失去防御的作用,姚弘被迫从霸上撤军,还屯石桥,以解长安城之危,但此时已晚。因为意外的暴雨使霸上丧失了保卫长安的功能。镇恶到达长安城下率众奋力拼杀,退回长安城的姚弘军队最终不敌,不久投降。这种从东进攻长安,由水军绕过霸上,出奇制胜攻下长安城,“在历来的长安城攻守方面战略上是绝无仅有的、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战例”。
霸上还控制了离武关很近的东通函谷关的大道。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八月,北齐神武帝高欢率大都督窦泰、太州刺史韩轨等袭陷潼关,并向华阴侵犯。宇文泰“率诸军屯霸上以待之”。神武见无机可乘,便留其将薛瑾守潼关,自己撤退而返河东。宇文泰乃命“进军斩瑾,虏其卒七千。还长安,进位丞相”。魏大统元年(公元535年)正月,东魏遣大将司马子如又寇潼关,太祖宇文泰“军霸上”,子如见军队防犯部署周密,于是回军自蒲津攻打华州,遭到刺史王罴迎击败退。控制霸上及其附近的要地,是宇文泰政权得以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上众多的战例说明,霸上的得失直接关系到长安城的安危。南宋程大昌曾透彻地指出霸上的战略意义:“若夫霸上者,东距潼关,北望蒲关,又皆代郡、太原可犯雍之路也。”所以,霸上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是必然的。
自灞上名称出现以来,发生在灞上的往事以及与灞上有关的人物史书中记载很多,历代很多迎来饯别多在灞上,史书记载也屡见不鲜。
西汉十一年,黥布反。高祖亲自率军平叛,“将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汉高祖驾崩后,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囚禁戚夫人,并想诛杀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召见使者三反,赵相周昌不让赵王去。后吕后将赵相周昌先征至长安,又派人复召赵王。惠帝慈仁,知道其母后想杀赵王,为了保护赵王安全,他“自迎赵王霸上,入宫,挟与起居饮食。”数月后,太后伺赵王一人独居的机会,最终使人毒死赵王。
东晋时佛教较为兴盛。在蒲阪,古老所谓的阿育王寺庙处忽见有光明,凿求得到佛骨,于是有人将佛骨送入长安,这一消息引起轰动。因霸上是进入长安东边的必经通道,所以,很多虔诚的长安僧尼都到霸上迎观佛骨。
在霸上迎往送别风气一直延续到唐代还很盛行。开皇四年,隋文帝在二月乙巳,饯梁主萧岿于霸上。隋朝的樊子盖无论是军功还是在政绩上都颇受高祖的宠信。“十八年,入朝,奏岭南地图,赐以良马杂物,加统四州,令还任所,遣光禄少卿柳謇之饯于霸上”。
唐肃宗乾元元年,上皇李隆基从华清宫返回长安,肃宗曾到霸上亲迎。还有唐末,黄巢由潼关入长安时,唐金吾大将军张直率文武官员数十人在霸上迎接,起义军浩浩荡荡进入长安城,市民夹道聚观。朱温归长安时,黄巢也是“亲劳于霸上”迎接他。
五代以后,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国都也随着东移,长安逐渐失去了原先重要的政治中心地位,其交通枢纽要地的地位也随之下降。往昔具有战略意义的灞上也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交叉路口,在历史中逐渐湮没无闻了。但弄清灞上地理位置和它曾经在历史时期上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