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0
0
叶剑英
播报上传视频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
叶剑英（1897年4月28日—1986年10月22日），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1]，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2]，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9]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24-26]
叶剑英是我党我军著名的军事谋略家，是我军司令部工作和参谋事业的奠基人，相继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他还是杰出的军事教育家，是黄埔军校的筹建者之一，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起，又先后兼任过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延安军事学院副院长、华北军政大学校长，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又成为中国军事科学研究事业的开拓者。[27-28]
1976年10月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叶剑英同志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也挽救了我们的军队。此后，他以很大精力抓了军队工作各个方面的拨乱反正。他与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推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国防和军队建设也开始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9]
- 中文名
- 叶剑英
- 别 名
- 叶宜伟、字沧白[2]
- 国 籍
- 中国
- 民 族
- 汉族
- 出生日期
- 1897年4月28日
- 逝世日期
- 1986年10月22日
- 毕业院校
- 云南讲武堂、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 职 业
- 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党和国家领导人
- 主要成就
- 粉碎四人帮
- 出生地
- 广东省梅县雁洋堡
- 政 党
- 中国共产党
- 军 衔
- 元帅
- 逝世地
- 中国北京西郊玉泉山
目录
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同志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他少年时在丙村三堡学堂和梅县东山中学读书，受到辛亥革命影响，立志报效国家。1916年随父赴南洋。翌年回国，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民主革命。
1920年1月30日，被云南督军公署授予陆军炮兵少尉军衔，待军政府补授实官。春，前往福建漳州，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援闽”粤军，任总司令部见习参谋。后任支队见习教官。春，加入中国国民党。 8月，参加粤军回粤驱逐桂系军阀之役。[12]
1921年春，父叶钻祥病逝。由汕头返回梅县故里奔丧。治丧后返回广州，在粤军工兵营任职。10月，以大总统随员身份，随孙中山出巡广西，参加北伐的准备工作。 冬，在广西桂林担任军官教导团教官，参加孙中山为改造旧军队而进行的整训工作。不久，调任江防舰队护航第二营营长。[12]
1922年4月，率部护航，保卫孙中山大总统由桂林沿西江到达梧州。 4月12日，任海军陆战队营长。6月，军阀陈炯明叛变。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率部护卫孙中山脱险，同叛军英勇作战。嗣后，前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随军入粤讨伐陈炯明。[12]
1924年初，叶剑英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他受廖仲恺先生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同时直接教授兵器学课程，是当时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这时，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2]
1923年1月，与旅长张民达率第八旅参加孙中山发动的“讨陈”战争。言岭关大捷，名震一时。6月与张民达一起率第八旅进攻惠州新村叛军，歼敌3000余人。8月，与张民达一起率第八旅增援防守博罗之许崇智部，抗击叛军熊略部进攻，解博罗之围。[12]
1925年，叶剑英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他英勇善战，指挥果断，显露了出众的军事才能。1月至2月，与张民达率二师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率领全师官兵英勇奋战，重创陈炯明的精锐部队，攻占潮梅地区。5月中旬，率部参加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作战。 5月26日，被正式委任为建国粤军第二师新编团团长。9月底，率新编团参加第二次东征。 10月初，率部进占淡水后，任党军第一支队司令。[12]
1927年，南昌起义前，叶剑英得知汪精卫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立即冒着风险找他们商量对策，决定叶挺和贺龙指挥的部队迅速向南昌开进，使敌人阴谋没有得逞，南昌起义得以实现。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叶剑英极力劝阻了张发奎对起义军的追击。8月上旬，他兼任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使这支革命武装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他促成警卫团扩编，介绍共产党员梁秉枢当团长，使警卫团也成为广州起义的武装力量。12月11日，他与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这次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连接，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与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开端。
1928年冬，叶剑英赴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学习，1929年1月，抵达莫斯科，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等同在特别班学习政治理论。在校期间，苦读俄语，学习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取名“尤赫洛夫”，并任中共特别班支部委员。[12]
1931年初到达中央苏区，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即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闽赣军区、福建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参与指挥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役。在此期间，还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1932年8月上旬，根据苏区中央局兴国会议的决定，主持制定了乐安战役、宜黄战役的详细作战计划。11月7日，任中央苏区东南战区总指挥兼政委。[13]
1933年2月，为配合北线主力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兼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九军军长。3月，指挥东南战区第一、二、三纵队进攻清流县城，重创守敌3个团。向中革军委发出《对目前战局及战略意见》，提出目前应紧紧抓住西南反蒋的有利时机，集中全力在北线与敌军决战，以结束四次战役，开展新的战局等意见。 5月30日，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一方面军参谋长。12月兼任建宁警备区司令员、闽赣军区司令员。[13]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被选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3]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叶剑英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部队进入广西山区，他在一次敌机轰炸中负伤，带伤坚持行军、作战。[3]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中，叶剑英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2月，奉命前往红三军团接替在战斗中牺牲的邓萍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作战。3月，协助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三军团三渡赤水，在二郎滩四渡赤水，南渡乌江。7月，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8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甘南。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党中央在巴西地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终于脱离险境。叶剑英在这个危急关头保护了党中央。毛泽东后来屡次称赞这是叶剑英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一个大功。9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叶剑英任参谋长兼第三纵队司令员，并兼任新设立的编制委员会委员。9月17日，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部队攻克腊子口。9月27日，向中央提出北上陕北的建议。10月19日，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击溃尾追敌骑兵一部，进驻吴起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和军委参谋长。11月3日，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 11月8日，任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革军委）参谋部参谋长。 11月下旬 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部队进行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3][7-8]
1936年，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叶剑英指挥中路军作战，钳制敌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军的军事行动。7月，被党中央委派到安塞，进行联合东北军一致抗日的工作。9月，被派往西安，积极联络各方面的爱国力量。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叶剑英与周恩来、朱德一起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任参谋长。10月，任我军驻南京代表，从此，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协助周恩来先后营救出许多被国民党监禁的革命同志，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领导骨干。
1937年至1941年，叶剑英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广泛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并多次参与同国民党谈判。[3]
1939年2月，叶剑英参与创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讲授抗日游击战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0年3月，他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作了《作战与磨擦问题》的长篇发言，用大量事实宣传我军抗日的业绩，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的种种污蔑，取得了广泛同情，被誉为“舌战群儒”。这一年，出版了《叶剑英抗战言论集》。
1941年2月，叶剑英返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他审时度势，精心运筹，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我军对日作战。他重视我军参谋工作建设，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参谋工作的制度和措施。11月，兼任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军事学院副院长。
1945年夏，叶剑英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3]
抗战胜利后，叶剑英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1945年12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重庆进行停战谈判，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叶剑英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一起，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他率领我方同志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赢得了一系列胜利，发展了党的力量，通过各种方式同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联系，扩大了反蒋统一战线。
1947年2月，他返回延安。先后任人民解放军总部参谋长、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全面内战爆发后，叶剑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中央军委是解放战争的最高指挥机关。叶剑英领导总参谋部为中央军委的战争决策提供情报，负责通讯联络，传达军委的作战命令，汇总各战区的战况和形势报告，提出必要的建议和意见，制定作战计划、方案等等。正是由于总参谋部机关的高效率的工作，才使置身于后方山沟中的中央军委耳目灵通，情报准确及时。[19]6月22日，连续致电中央，报告东北地区国民党军动态。6月至8月，组织情报部门收集国民党军的作战部署、兵力配置和蒋介石对战局的判断等情报，及时上报中央并转刘伯承、邓小平，以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 7月至9月，出席全国土地会议，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12月，出席中央在米脂县召开的工作会议，同任弼时一起，主持了土地问题的讨论。在整个后委工作期间，他正确贯彻中央的土改政策，积极协助中央领导全国范围的解放战争，为保证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转战陕北、指挥全国作战作出了贡献。[11][14]
1948年5月，叶剑英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他主持制定正确的教育方针，培养和建立教员队伍，发扬教学民主，按照实战需要训练干部，为部队和地方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3]
1949年初，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和聂荣臻、彭真一起，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领导了对旧军队的改编和对旧北平市政府、学校、厂矿等各方面的接管工作，致力于北平的市政建设，维护社会安定，恢复发展生产，改善文化教育，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4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和平谈判，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但被南京政府所拒绝。8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9月7日，主持召开作战会议，制订广东战役作战方案。 9月8日，与陈赓联名向中央军委及第四野战军总部电告《关于解放广东作战计划》。 9月中旬，连续三次主持召开华南分局扩大会议，研究并解决了华南地区党、政、军统一协调问题，以及后勤和支前工作问题。10月11日，与陈赓、邓华致电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表示不赞同他关于“目前我军仍不宜攻占广东”的意见，坚持第四兵团先参加打下广州，再入广西的原作战计划。10月13日，接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陈、邓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领广州不变”的电令后，立即主持召开华南分局会议，和两兵团首长部署全力夺取广州的作战。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初，叶剑英和陈赓指挥广东战役，14日解放广州。他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等职务。
1950年2月1日，叶剑英主持制定解放海南岛战役的作战方针和战役计划，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军区和十五兵团军以上干部会议，研究讨论渡海作战问题。会议制定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 3月下旬，主持召开广东军区第一届剿匪会议，研究剿匪部署。 4月，主持召开广东军区高干会议，进一步指出剿匪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并向部队下达了“土匪不灭，决不收兵”的命令。4月16日，十五兵团在琼崖纵队的配合下，发起大规模渡海登陆战役。同日 以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告海南岛国民党军官兵书》。 5月1日，我军解放海南岛。11月21日，遵照毛泽东的电示，和陶铸等到达广西省南宁市，帮助广西省委开展剿匪工作。 11月30日，在广西省委扩大会议上向各地委及军分区负责人讲话，强调要有重点，有组织，有办法地开展剿匪工作，迅速地定期定额完成肃清全省土匪的任务。 [3][15]
从1950年春开始，他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相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他还曾兼任华南垦殖局局长，亲自领导开拓了我国橡胶和热带作物的生产事业。
1951年5月1日，华南军区成立，叶剑英任司令员。12月21日至29日 出席广东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和广州市第九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在全体委员会议上，作《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基础上，厉行节约，增加生产》的动员报告。[15]
1952年1月31日，出席广州市第四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会上作《为彻底打退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进攻，争取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胜利而斗争》的报告。并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报告华南地区海军建设的情况。 6月，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15]
1953年5月，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12月7日至次年1月26日，出席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建军若干问题》的发言，对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提出了系统的意见。 [15]
1955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他强调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优良的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1月，组织并主持了辽东半岛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军事演习，认真探索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的经验。
1956年6月，他主持召开全军院校会议，强调办好院校对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9月，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3]
1956年12月，叶剑英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缅甸。之后，他还率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印度、波兰等国家，发展了我军同这些国家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友谊。
1958年3月，叶剑英建议并受命创办军事科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主持制定了军事科学研究的正确方针、原则和方法，建设了一支科研干部队伍，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才。同年，兼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他是我军杰出的战略家、军事教育家和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的开拓者。
1959年9月，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常委。
1960年，任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参与领导研究国家防御作战问题；主张军事训练和军事科学研究相结合，以总结我军的经验为主，探讨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指导规律；主持制定人民解放军一系列条令条例；参与领导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作，为把我军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多方面建树。
1963年12月，叶剑英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得到毛泽东和军委的赞许。之后，群众性练兵热潮迅速地在全军开展起来，取得显著成果。
1965年，任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66年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3]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叶剑英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韧不拔的多种形式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初期，为坚持党的领导，稳定军队，保护老干部，他在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66年10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发言，坚决反对搞乱军队。11月13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对当时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11月29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再次讲话，严厉谴责打、砸、抢行为。他针对林彪、江青等人煽动“打倒刘邓”的罪恶活动，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展览厅保留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照片。
1967年1月，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会后，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军事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当面斥责江青，指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义正词严，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经过激烈斗争，他主持制定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批准颁布执行，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重要作用。2月14日，叶剑英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愤怒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林彪、江青等人把叶剑英和其他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诬陷为“二月逆流”。叶剑英遭受打击迫害，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
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至10月，叶剑英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同年10月，他被林彪以所谓战备疏散为名赶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广东等地，受尽磨难。[3][17]
1970年8、9月间，叶剑英参加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同林彪、陈伯达等人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会后，他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带领调查组到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调查陈伯达的反动历史，揭穿其政治骗子的面目。
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后，叶剑英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对稳定当时全国和军队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1971年7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主持接待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72年参加接待先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1973年，又协助周恩来接待第二次来访的基辛格。他为建立中美、中日外交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6、7月间，叶剑英和邓小平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就国际形势、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前后，他同许多高级干部谈话，向他们通气，讲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严厉批评，揭露江青等人背着中央，插手军队的阴谋活动。在他主持下，对全军二十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这些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稳定军队与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在党和国家面临危险的紧急时刻，叶剑英和党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关系着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叶剑英高瞻远瞩，排除阻力，力主请邓小平、陈云等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主张明确肯定“天安门事件”为革命运动，尽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
1977年3月，叶剑英再次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以极大的魄力，领导全军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7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庆祝建军五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我军五十年的光辉历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提出了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8月，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
1978年3月5日，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在这次会议的解放军代表团小组会上，要求军队的同志要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强调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先后会见了许多来访的外国国家和政府首脑、议会代表团、军队领导人以及知名人士，增进和发展了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
1979年1月，叶剑英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并提出在海峡两岸“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和“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的方针。
1979年9月30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论述建国三十年来的成就和失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明确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980年8月，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9月，叶剑英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制定了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还领导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试行）》等二十二个法律，为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法制做了大量工作。[3][18]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进一步提出了实现祖国统一的九项具体政策，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一重要谈话对祖国统一大业发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他还经常会见回国观光、探亲的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鼓励大家为祖国的统一和建设多作贡献。
1982年9月，叶剑英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有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和各级领导岗位，强调中央委员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3年2月25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将满的时候，叶剑英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选他当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不再将他列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候选人。3月5日，人大常委会复信同意他的要求，热情地赞扬了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斗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赞扬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卓越贡献。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0月，参与主持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这一年，出版了《叶剑英诗词选集》。他在晚年，还多次与王震等老战友一起，到全国各地视察，关心和支持一线同志的工作。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同志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2][4]。
叶剑英曾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29]，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3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广东省政府主席，北平市市长，广州市委书记、市长等重要职务。[2]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十、十一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1][32][34]，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军事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兼政委，中国钓鱼协会名誉主席[2]，第一、二届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协商委员会主席[5]。
叶剑英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殚精竭虑，作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丰功伟绩，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与敬重。叶剑英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救国救民。他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征讨桂系军阀，抗击陈炯明叛军，护卫孙中山脱险，参与创办黄埔军校，驰骋东征和北伐战场，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名将。他从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27年，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的严峻时刻，他毅然通电反蒋，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此他对共产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坚信不移，并为之执着地奋斗了一生。[6]
叶剑英同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了光辉业绩。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他坚定机敏地策应南昌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参加领导广州起义。这两次起义和秋收起义一起，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在中央苏区，他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参与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指挥，为红军建设作出重要贡献。长征途中，他坚决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机智勇敢地同张国焘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的阴谋作斗争，为党中央和红军胜利北上立了大功。毛泽东同志后来曾多次称赞叶剑英同志在这一关键时刻“救了党，救了红军”。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根据党中央的方针，他协助周恩来同志，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形成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他先后到南京、武汉、长沙和重庆等地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坚持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积极扩大党的影响。回到延安军委总部后，他协助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我军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后，他协助周恩来同志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停止内战的协议。随后他领导中共代表团在北平进行军事调处，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国民党当局破坏停战、发动内战的真实面目。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晋西北领导中央后方委员会的工作，有力地保证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转战陕北、指挥全军作战。他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和接管做了大量工作。他指挥解放广东和海南岛的战役，夺取华南战场的最后胜利。叶剑英同志戎马一生，英勇善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同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华南、中南地区工作期间，胜利完成了剿匪、土改、建立人民政权和恢复发展生产等各项任务。一九五四年后，他长期担任中央军委领导工作，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领导和组织全军的教育训练，开拓军事科学研究，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呕心沥血，成绩斐然。“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决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为维护军队和全国的稳定，为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奋不顾身，顽强努力。一九七六年，叶剑英同志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在这场斗争中，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叶剑英同志排除阻力，坚决主张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坚决主张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坚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党和国家工作的伟大历史性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他主持全国人大工作期间，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的民主法制建设。他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告台湾同胞书》，又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发表了著名谈话，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对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他以身作则地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与合作。叶剑英同志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新的历史功勋。
叶剑英同志所作的“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的诗句，是他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的崇高思想和高尚品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6]
作为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叶剑英的军事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在人民军队的创立与发展、人民战争的运筹与指挥以及军事谋略、参谋工作、教育训练、军事科研等方面丰富而独特的建树，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理论瑰宝。[27][30-31]
1985年9月，叶剑英同其他六十三位老同志一起致函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以便让一批比较年轻的德才兼备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十二届四中全会同意他的请求，并给他写了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业绩。信中表示：“我们深信，您对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将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永远铭记。您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献身精神，您在复杂的革命斗争转折关头表现出来的非凡的革命胆略，您好学深思、勤奋工作、照顾大局、团结同志的高贵品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3]
叶剑英同志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3]
叶剑英同志党性坚强，信念坚定。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他无私无畏，有胆有识。在各种严峻的考验面前，他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决同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在重大和紧要的历史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表现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毛泽东同志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说他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周恩来同志也引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来赞誉他。[6]
叶剑英同志胸怀宽广，谦逊质朴。他顾全大局，团结同志，严于律己，富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他不计浮名不畏难，能上能下，任劳任怨。他始终保持高尚的革命气节，为党为民，一身正气。他一生勋业卓著，但从不夸耀自己，把一切功劳归于党和人民。[6]
叶剑英同志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向实践学习。他博览群书，熟谙历史。耄耋之年，仍坚持不断地吸取新知识，真正做到了“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他还是一位受毛泽东同志称赞的诗人。他的许多诗句，“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笃信马列依真理，不移不屈不苟同”；“全心全意一为公”，“老骥仍将万里行”；“应向青年寻后继”，“长征接力有来人”等等，都深含人生和社会发展的哲理，对我们一代一代的后继者都具有深刻的教育、启示和鞭策作用。[6]
叶剑英同志的主要军事著作收入《叶剑英军事文选》、出版有《叶剑英诗词》。[23]
为纪念叶剑英同志，已先后举行过纪念叶剑英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1997年）[20]、纪念叶剑英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2007年）[9]、纪念叶剑英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2017年）。[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