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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刘献廷《广阳杂记》：“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碑仔蒸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
京师（北京），近千年来，北方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汉口（武汉），从宋朝开始，“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杭州）、建康（南京）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尤其明朝中后期崛起的汉口（武汉），迅速成为“天下四大名镇”（汉口镇、朱仙镇拔想市、景德镇采壳、佛山镇），清朝进一步发展为“天下四聚”。
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水路踞广州上游而处西江、北江下游，是水路通达省城的必经之路。地理位置上毗邻港澳，水陆交通四通八达。东汉时期，出现了先进的耕作技术，佛山成为鱼米之乡。唐宋时期，佛山成为工商业城镇，至明清时期更成为中国四大名镇和中国“四大阀希聚”。
清代，北京外城商业区进一步发展，各种同乡、同行业性质的商业行会比较发展。道光十八年（1838年）《颜料行会馆碑记》云“京师称天下首善地，货行会馆之多，不啻什百倍于天下各外省；且正阳、崇文、宣武三门外，货行会馆之多，又不啻什百倍于京师各门外。”该会馆乾隆六年（1741年）《建修戏台罩棚碑记》又云：“我行先辈，立足都门，崇祀梅、葛二仙翁，香火攸长，自明代以至国朝，百有余年矣。”可见外城区商市之繁盛，亦可见北京商业会馆历史之悠久。据清吴长元《宸垣识略》记载，清北京外城东部各地会馆最著名的有82所，西部有100所。这些会馆中大部分是本乡土人到北京投考时寓居之所，但也有不少由同乡商人出资筹建的商业会馆。
仙城会馆（在今北京宣武区王皮胡同）为广州商人会馆。临襄会馆（在今北京崇文区晓市大街）为油盐酱醋粮业商人会馆。晋翼会馆（在今北京崇文区小江胡同）为布业商人会馆。潞安会馆（在今北京宣武区珠市口西大街）为铜锡烟袋商人会馆。河东会馆（在今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路南）为烟业商人会馆。太平会馆（在今北京宣武区南堂子胡同）为山西太平县商人会馆。临汾会馆（在今北京正阳门外打磨厂）为山西临汾县纸张、颜料、干果、烟行、杂货五行商人会馆。盂县会馆（在今北京宣武门外椿树上二条）为山西盂县氆氇行商人会馆。东元宁会馆（在今北京正阳门外长巷下三条）为南京绸商会馆。浙慈会馆（在今北京崇文区晓市大街）为浙江慈溪县成衣行商人会馆。
彼时，汉口商业繁剧，既聚集各路商帮，又中转各色货物，汉口不但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市镇，亦服膺全国四大名镇之名。“汉口”几成为武汉的代名词。汉口“肇于明中叶，盛于启、正（天启、崇祯）之际”（注：康熙《汉阳府志》卷1《舆地志》。），但汉口真正成为商业巨镇，与清代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相联系，是在“康乾盛世”时期。
“天下四聚”之说，在这一时期盛行。《广阳杂记》云：“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93页。）
汉口在天下四聚中的地位尤其重要：“汉口镇为湖北冲要之地，商贾毕集，帆樯满江，南方一大都会也。” “楚北汉口一镇，尤通省市价之所视为消长，而人心之所因为动静者也。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销米谷不下数千。所幸地当孔道，云贵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通，本省湖河，帆樯相属。……查该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注：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户政》。）由此可看出，当时汉口的人口、商业、交通以及物价对周边地区的影响都十分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