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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鋆（1808年1月25日—1891年9月5日[166]），索绰络氏，字锐卿，号佩蘅，晚号群玉山樵[167]（字号有不同说法），室名吟梅阁、自怡悦斋，[9]满洲镶白旗人，[10]世居吉林（今吉林省吉林市[11]），晚清政治人物。
宝鋆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咸丰年间几经浮沉，官至总管内务府大臣，于英法联军进犯京师时协助巡防，并因谏阻咸丰帝修葺避暑山庄获谴。辛酉政变后，在军机处行走，并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光绪年间晋为武英殿大学士。甲申易枢后休致，光绪十七年（1891年）病逝，享年八十五岁。[166]谥文靖，入祀贤良祠。[11]其早年诗作见《佩衡诗钞》及《佩蘅诗草》[12]，后人又辑有《文靖公遗集》《文靖公诗钞》等。
- 别 名
- 佩公[17]、宝相/宝相国[19]、Paou-keun（威妥玛拼音）[18]
- 字
- 锐卿[167]（一说锐卿为其号）
- 号
- 佩蘅，晚号群玉山樵[167]（一说佩蘅为其字）
- 所处时代
- 清朝
- 民族族群
- 满族
- 出生日期
- 1808年1月25日[166]
- 逝世日期
- 1891年9月5日[166]
- 主要成就
- 参与辛酉政变；洋务运动在清廷中央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 主要作品
- 《文靖公遗集》12卷等
- 本 名
- 索绰络·宝鋆
- 谥 号
- 文靖
- 旗 籍
- 满洲镶白旗
- 祖 籍
- 吉林（今吉林省吉林市）[11]
目录
嘉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08年1月25日），宝鋆出生。[20][166]道光三年（1823年），宝鋆与麒庆同补“博士子弟员”。道光十七年（1837年），宝鋆。道光十八年（1838年），宝鋆中进士，[21-22]被分到了礼部主事之位，候缺补官；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式补官。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宝鋆充任玉牒馆纂修。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宝鋆被拔擢为詹事府右春坊。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宝鋆转任詹事府左春坊。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宝鋆在京察中获一等，同年九月即升任翰林院侍讲。[10][23]
道光三十年（1850年乃垫巩），道光帝驾崩，咸丰帝继位。六月，引见各衙门京察保送一等未经记名人员，宝鋆亦在其中，奉旨记名以道府用；[25]同月，宝鋆充任实录馆纂修。十二月（1851年1月），宝鋆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10][26]
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宝鋆转任翰林院侍读学士。[26]十二月，因太平天国运动已波及湖南，宝鋆上疏，称要镇压太平军，应让临近湖南的各省督抚按嘉庆年间平定白莲教起义的做法，共同施翻体乘行坚壁清野的策略。[27]这一建议，得到咸丰帝的认可。[28]
咸丰四年 （1854年）五月，宝鋆以翰林院侍读学士身份充任日讲起居注官。[29]同年，宝鋆奉旨前往蒙古三音诺颜部致艰盛奠（此前一年，该部车林多尔济汗去世）[30]，期间能洁身自好、谢绝馈赠，赢得了各部的尊重。十二月十五日（1855年2月1日[31]），咸丰帝升宝鋆为内阁学士。[32-34]
咸丰五年（1855年）十一月，宝鋆升任礼部右侍郎。[35-36]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56年2月4日），以正使身份完成册封婉贵人索绰罗氏为婉嫔的仪式。[37]咸丰六年（1856年）五月，宝鋆兼任正红旗蒙古副都统。[36][38]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宝鋆调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36][39]一说在此前后，宝鋆开始接近恭亲王奕訢。[34]（另说两人友谊系在北京议和期间结成）[40]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宝泉局炉棚起火，咸丰帝令将宝鋆、杜䎗等户部官员交部议处。[41]事后，宝鋆等请另购民房，改地设炉，以节经费，获准。[42]
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宝鋆受命参与查处顺天府乡试弊案。[43]同月，被任命为浙江乡试正考官。[44-45]然而在浙主持乡试期间，宝鋆等破例增收了一名举人，咸丰帝因此严责宝鋆，命交部议处。[46]后宝鋆被降一级，仍留任。[47]
咸丰九年（1859年）七月，宝鋆又受命与府尹董醇一同监临顺天乡试。[48]十月，因“五宇官号欠款”等案再被交部议处。[49]十一月，改为察议。[50]同月，又因旗务案件被部议降二级调用，咸丰帝“加恩改为降四级留任”。[51]
咸丰十年（1860年），宝鋆受命去天津验收海运漕粮，后又去通州视察，发现漕运中的不少弊病。宝鋆遂疏请严定杜弊章程，[52]并对有过错的循欢匪官员加以弹劾，咸丰帝依所请加以惩办。[53-54]后宝鋆与时任户部尚书肃顺一同升为总管内务府大臣。[55]海运漕粮验收完竣后，宝鋆并获议叙，[56]然不久又因户部奏销案被交部议处。[57]
这时，正值英法联军内犯，咸丰帝酝酿逃往热河（今承德），军机以下诸官曾联名上疏劝谏咸丰帝不要出逃，咸丰帝反问此疏系何人执笔，诸官以宝鋆主稿为答复，最终咸丰帝仍执意出逃，[58-59]宝鋆则于危局中留京，弹劾不称职的官吏，[60]协助巡防。[61]期间，咸丰帝命提库银二十万两，修葺行宫。宝鋆认为国用方亟，坚持反对。咸丰帝大怒，先以宝鋆请求分任差遣是推卸责任为由予以严谴，[62]又适逢宝鋆管辖之三山（一说为玉泉山、香山、瓮山）[63]被英法联军劫掠，再降诏深切谴责，并将宝鋆降五品顶戴。[64-65]不过，由于在英法联军肆虐京城的时候，宝鋆不以个人进退为虑，全心守城巡防，多立功劳，加之外侮当前、正是用人之际，咸丰帝又将宝鋆官复原职，并兼镶红旗护军统领，复兼署正红旗汉军都统、左翼前锋统领。[34][66]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咸丰帝病逝，遗诏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然而，肃顺等与两宫皇太后、尤其是慈禧发生了尖锐矛盾，两宫太后遂与奕訢共同发动辛酉政变。一说在政变前夕，宝鋆曾秘密接见慈禧的心腹太监安德海并获两宫太后共署的懿旨，随后将懿旨密呈恭亲王奕訢，促使奕訢赶往承德与两太后密谋；另说奕訢回到京师时，也曾与宝鋆等心腹筹划一切。[34]同年十月，在政变胜负已分的情况下，宝鋆进入军机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67]同月又获赏“在紫禁城骑马”[68]（参见词条“紫禁城内骑马”），旋即充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34][69-70]
主姜妹辨捆词条：洋务运动
同治元年（1862年），宝鋆由户部右侍郎转任户部左侍郎，[71]兼任右翼前锋统领。[72]不久，擢升户部尚书。[73-74]同年，他还曾署理正白旗满洲都统、[75]兵部尚书[76]等职，并于十一月二十六日（1863年1月15日）受命兼任镶蓝旗蒙古都统。[77]
同治二年（1863年），宝鋆由镶蓝旗蒙古都统调任镶蓝旗满洲都统。[78]四月，任殿试读卷官。[79]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64年1月7日），宝鋆作为户部尚书在寿庄和硕公主府内办事时，首领太监张玉苍对宝鋆出言不逊。经宝鋆奏劾，清廷依律惩处了张玉苍。[80-81]
同治四年（1865年），又命佩带内务府印钥。后宝鋆请辞，获允。[83]
同治十三年（1874年），同治帝亲政，仍信任宝鋆，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又调为兵部尚书． 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吏部。同年同治帝驾崩。由载湉继皇帝位，是为光绪帝。两宫太后再次垂帘听政。宝鋆仍居枢臣之位。
光绪四年（1878年），因清军收复新疆之战获成踏迎多，清廷嘉奖朝臣，宝鋆也获优叙。[92]同年，编修何金寿因全国大旱成灾，上疏弹劾枢臣，以为他们坐视造成饥馑，实不称职。懿旨虽斥责恭亲王、宝鋆目击时艰而无补救之法，但加恩不予处理，而是慰言留任。[93]
主词条：甲申易枢
光绪七年（1881年），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陈宝琛借当时天象异动专折弹劾宝鋆。他说： 天有灾异例应处理大臣，汉朝已有先例，应罢免大臣宝鋆以合天意。此前宝鋆跟随恭亲王得居高官。奕訢主持朝政以后，慈禧以政权日益巩固，对他渐怀戒心，屡次削权，但因宝鋆机智，尚需任用，所以陈宝琛上疏后，太后下旨，说宝鋆在军机大臣任上有几年了，还不曾有过失，陈宝琛指控他“畏难巧卸，瞻徇情面”查无实据，其弹劾是因平时议事未能和衷共济所致。谕旨不予宝鋆任何处分，而是勉励他恪矢公忠、殚精竭虑、力戒因循积习。[34][96]
光绪十年（1884年），清军在中法战争中失利。三月，慈禧太后最终借此发难，将军机大臣自恭亲王以下同日斥罢，因该年系甲申年，这一事件又称“甲申易枢”。罢斥奕訢、宝鋆等人的上谕中称：“恭亲王奕訢、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年老，特录前劳，全其末路。”最终，奕訢保住了亲王之位，宝鋆则以原品休致。[97-98]光绪十二年（1886年），清廷“加恩”，令宝鋆改以大学士致仕，享受半俸。[99]光绪十五年（1889年），又对宝鋆“赏食全俸”[100]。
宝鋆致仕期间，不时偕同恭亲王居西山游览唱和。[101]这一时期，诗书是宝鋆纾解心中愤懑的途径。例如，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所写的《鉴园遣兴三十首》中宝鋆藉物抒怀，借景志慨，有“积感深于海，抛杯泻玉缸”等语。[102]
光绪十七年八月三日（1891年9月5日），宝鋆去世，享年八十五岁[11][166]（虚岁）。同月八日（9月10日），清廷褒奖其“忠清亮直，练达老成”，遣贝勒载滢前往致奠，并追赠他为太保，准其入祀贤良祠，且令赐谥；宝鋆的子孙也得到照顾，儿子景沣升为四品京堂，孙子荫桓赐为举人。后清廷将宝鋆的谥号定为“文靖”。其各项饰终仪典，同那些卒于任上的大学士、户朽军机大臣一样。[1][34][103-104]
宝鋆在咸丰政坛中以正直及果敢任事闻名，具体表现在：不阿附宗室成员肃顺[106]，在英法联军入侵时谏止咸丰帝出逃，[58]反对咸丰帝将库银解往热河修葺行宫[65][107]，等等。咸丰帝逃亡后人心惶惶之际，文祥力任开仓放米，宝鋆亦力任开府提银，使人心稍定。咸丰帝尽管对宝鋆不满、加以惩戒，但也承认他办理巡防有功。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清廷在热河和北京分别形成肃顺集团与奕訢集团。宝鋆坚定站在恭亲王奕訢一边，乃至于在辛酉政变后迅速升迁，成为奕訢集团的主要成员。[40]
自辛酉政变后至甲申易枢止，宝鋆位居中枢二十余年，是晚清任职时间最长的军机大臣之一，[34]与军机大臣文样同为恭亲王奕訢的最重要的助手。[14]有观点批评这一阶段的宝鋆虽有才能，但对恭亲王阿谀逢迎，没有自己的建树。[108]也有观点认为，宝鋆在一些关涉政局的重大问题上还是有自己的见解的，且“能见其大”。[102]他与西方来华学者接触较多，对西方科学表示一定的兴趣。[109]在协助奕訢推进洋务运动的过程中，他卓有成效，[108]尤其是支持开办同文馆，批评反对开馆的大学士倭仁等。[102]宝鋆等对恭亲王奕訢兴办洋务的支持，也影响到晚清政局，不同政治派系逐渐分化，[108]尤其是宝鋆等所在的“洋务派”与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形成对立。[13]
在人事方面，除多次担任会试主考官外，宝鋆也多次主持京察。[14]他主张重用汉人，据何刚德《春明梦录》记载，捻军未平时，满汉官员曾有矛盾，宝鋆则对奕訢表示：“我们满洲特一洲耳，虽有人才，何能与汉人十八省比？”[110-111]学者董守义认为，宝鋆“是满族大官僚中主张放弃民族压迫政策最力的人之一，对奕䜣坚定地重用汉族地主阶级人才有良好作用”。[109]然而，据沃丘仲子《现代名人小传》记载，宝鋆在谦让汉员的同时，也在人事荐举的过程中贪财纳贿。[108]
宝鋆也曾参与晚清若干案件的查办或某些争议事件的廷议，也能提出个人见解，例如在军机大臣李鸿藻为嗣母丁忧的问题上，他认为李鸿藻是无可非议的。[102]总体而言，学者谢俊美认为，《清史稿》关于宝鋆“偕文祥和衷翊赞，通达政体，知人让善，恭亲王资其襄助”的描述，是比较客观、接近事实的。[102]
任职中枢期间，宝鋆曾主管文教方面的事务。据《清史列传》统计，宝鋆自咸丰五年（1855年）以后，曾充任“顺天及各直省举人覆试阅卷大臣，贡士覆试阅卷大臣，殿试读卷官，进士朝考阅卷大臣，庶吉士散馆阅卷大臣、考试试差阅卷大臣、考试汉荫生阅卷大臣，考试汉教习阅卷大臣，拔贡朝考阅卷大臣凡二十一次”。[112]
宝鋆也参与兴复教育，除了支持兴办京师同文馆外，也参与筹议整顿国学和八旗官学。他曾与翁同龢、李鸿藻等上《复陈官学情形折》，提出修整校舍、增加教酬、增加“膏火”、面向社会募集资金与图书、改进监生分配事宜等建议。经多年努力，国学面貌大有改观。[102]
官修文献上，宝鋆除早年参与编纂《清宣宗成皇帝实录》[113]外，还担任过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并任《清文宗显皇帝实录》总裁官之一、[114]任《清穆宗毅皇帝实录》监修总裁官，[115]主持纂辑了前述《清文宗实录》、《清穆宗实录》，以及咸丰、同治两朝《筹办夷务始末》等书。[14]
赵尔巽等《清史稿》：①宝鋆自同治初年预枢务，偕文祥和衷翊赞，通达政体，知人让善，恭亲王资其襄助，至是朝列渐分门户。②文祥、宝鋆襄赞恭亲王，和辑邦交，削平寇乱。文祥尤力任艰钜，公而忘私······宝鋆明达同之，贞毅不及，遂无以镇纷嚣而持国是。[120-121]
宝鋆的字号，存在不同说法。《枢垣纪略》《清史稿》均称其字“佩蘅”[2-3][10]，但出自宝鋆门下的何刚德则称“佩蘅”为其号[7]；此外，黄遵宪、曾国藩等人的文字中，又以“宝佩珩”[4-5]称呼宝鋆，一说佩珩亦为其字。[122-123]“锐卿”也是宝鋆的字号之一，但究竟是其号[6][124]还是其字[8]，同样说法不一。根据宝鋆之子景沣所作《行述》，则宝鋆字锐卿，号佩蘅，晚号群玉山樵。[167]
宝鋆并曾命名其居室曰吟梅阁、自怡悦斋，[9]还有说法称，“东宫”、“鉴园”为宝鋆别号。[102]
宝鋆久居大学士之职，尽管并非明以前所谓“宰相”，但明清以“宰辅”作为对大学士的尊称，[125]尤其是清代大学士位居一品、有时也被视为“宰相之职”[126]，故有文献用“宝相”或“宝相国”[19]之类的说法尊称宝鋆的。又因宝鋆曾任户部侍郎等职，故有“司农”之称[45]。也有人截取宝鋆字号加以称呼，如李鸿章曾以“佩公”指代宝鋆。[17]还有人因不同的人际关系而对宝鋆使用不同的指称，如在何刚德即因科场师生关系而在《春明梦录》中以“宝师”称呼宝鋆。[127]
主词条：火烧圆明园
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二日（1861年10月6日），圆明园遭英法联军攻占。宝鋆当日在北京城中协防，晚间遥见西北方有火光（学者单士元推测，当晚联军是先焚烧海淀街市，后焚烧园内的一部分建筑）[128]，大为惊骇，次日知英法联军已于前日闯入圆明园，后又派员调查，初步探知园内情形，遂奏闻咸丰帝。[129-130]嗣后，在《奏禁园被抢印信遗失折》中，宝鋆奏明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以及香山静宜园的情况，[131]并再次述及圆明园遭劫情形。[132]这两份文献，被学者单士元视作“最先报告英法联军毁劫圆明园的文献”，他并指出，面对奏报，逃避承德的咸丰帝非但不知羞愧，反而还归咎宝鋆等人。[128]
据何刚德《春明梦录》载，宝鋆任职中枢期间，一日临近散值时如厕，归来时恭亲王还在等他。见面后恭亲王便笑问道：“往何处撇宝去？”“撇宝”二字，是当时北京对如厕的谑称。宝鋆针锋相对，答道：“那（哪）里，是出恭。”又一日，恭亲王从太庙出来，指着庙碑下的赑屃，对宝鋆说：“汝看这个宝贝。”宝鋆字佩蘅（原文称“号佩衡”），“贝、佩”音近，恭亲王以此为戏。结果宝鋆应答道：“这也是龙生九子之一。”此处不仅用了既有的“龙生九子”的典故，而且奕訢正是道光帝的九个儿子之一。[133]何刚德认为，当时枢臣见面闲谈时，多掺杂以此类玩笑话，用意在于担心一旦在闲谈中说到正事，会导致泄露机要，并认为这也是古人“不言温室树”的用意所在。[119][127]（《花随人圣庵摭忆》并收此事）[134-135]
又晚清作家李伯元《南亭笔记》称，左宗棠入掌军机时，与宝鋆相处甚欢。一日，左宗棠同宝鋆开玩笑说：“我在外地荡平发捻（指太平天国和捻军），凡七十三岁之老贼，被我所杀者，不知得有多少。”当时宝鋆已七十三岁。宝鋆笑着回答说：“您哪里知他们就是七十三岁？或许仅只七十岁呢？”左宗棠当时正是七十岁，为宝鋆的答语捧腹。[136]（按：近代文史研究者秦翰才指出，宝鋆与左宗棠实不相和合）[137]
当代画家王言夫曾述宝鋆获胡雪岩“雅贿”之事。相传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胡雪岩来到北京，意在疏通中央政府，使清廷同意由他向洋人借外债三百万两。时宝鋆任户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这一关节务必要打通。胡雪岩并不认识宝鋆，但事先打听清楚宝鋆藏有一幅明代唐寅的《看泉听风图》，就到琉璃厂找到一个和宝鋆熟悉的商人，让他去宝鋆家联络，告诉他有人喜欢该画，愿以三万两银子购买。宝鋆自然知道这幅画虽好，但哪里会有这般高价，[139]心照不宣，顺利成交。成交后，胡雪岩随即又将重金买到的那幅画送还宝鋆家里，琉璃厂商人也获得了胡雪岩另给的一笔手续费。事后，宝鋆在朝廷上历数借洋债的种种好处，终于办妥了借外债的事。就宝鋆而言，他只是把自家的字画交给琉璃厂商人，再由商人卖出，他并没有直接收受胡雪岩的银子，而只是收了一幅画，这总算是文人雅士间的人情往来，并没沾上铜臭。胡雪岩正是用这种办法，巧妙地送了宝鋆三万两银子，达到了自己的目的。[140]也有文学作品演绎称，胡雪岩是首先从宝鋆之弟宝森身上打开突破口的。[141]
按，光绪七年（1881年）胡雪岩确有协助左宗棠借洋款之事，不过该笔借款并非三百万两，而是四百万两。[142]又，宝鋆早在同治十一年（1871年）已由户部尚书调任吏部，[88]光绪七年（1881年）已不在户部尚书任上；不过宝鋆的确家资颇丰，一说八国联军侵华时，联军中的日军曾掠走藏在宝鋆府井内30万两白银。[143]
曾祖辈：曾祖父色得礼，曾祖母兆佳氏。[167]
祖辈：祖父德明阿，祖母伊尔根觉罗氏。[167]
父辈：父长春，母舒穆禄氏。[167]
胞弟：宝鋆在兄弟四人中居长，其有胞弟三人。宝福，景沣生父；宝栴；宝森[147][167]，张佩纶曾质疑其获特荐是因系宝鋆之弟之故，对其加以弹劾，[148]后其在盛京刑部侍郎任上乞休，[149]先于宝鋆而卒。[147]
宝鋆著有《佩蘅诗钞》，该书于咸丰九年（1859年）初版时共八卷，内含《典试浙江纪程草》一卷、《浙省还辕纪程草》一卷，《奉使三音诺彦纪程草》一卷、 《塞上吟》一卷、 《试帖诗存》四卷，后又增辑为十二卷，[155]哈佛大学图书馆即提供“佩衡诗钞”之名著录的十二卷本；[24][156]另说《佩衡诗钞》是更名“佩蘅诗草”并增为十二卷的。[157]（其中《奉使三音诺彦纪程草》亦曾有稿本存世[158]）后人又辑有《文靖公遗集》十二卷（有补遗一卷）[159-160]、《文靖公诗钞》八卷[161-162]等若干种。此外，宝鋆还著有兵书《火器新论》《城防纪要》等。[8]
宝鋆在北京大佛寺东街原有一处宅邸，后又购得位于马大人胡同西口路北的那彦成旧宅，但并未入住。光绪十七年（1891年）宝鋆去世，其灵位在新宅供奉。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后，其子景沣迁居于此，该宅又称“景大人府”。后屡经变迁，1947年成为崇慈女中的校园用地，该校也屡次更名，1972年后为“北京市第一六五中学”。[138]
《诰授光禄大夫致仕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赏食全俸赠太保予谥文靖显考佩蘅府君行述》[163]（一卷，宝鋆之子景沣撰，又著录作“宝文靖公行述”[164]“索绰络文靖公（宝鋆）行述”[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