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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注道德经
- 御定道德经注
- 作 者
- 爱新觉罗·福临
- 1656年
- 清
目录
顺治帝《御注道德经》体现了清朝皇帝不信佛，亦不信道，也拒绝基督教，达到“彻底世俗性”的特点。在序言中，顺治帝言不讳阐释了自己“以儒解老”的立场，他说：“......自河上公而后，注者甚众，或以为修炼，或以为权谋，斯皆以小智窥测圣人，失其意矣。开元洪武之注，虽各有发明，亦未彰全旨，朕以圣言玄远，末学多歧，苟不折以理衷，恐益滋伪误用，是博添众说，芟繁去支，釐为一注。......然老子之书，原非虚无寂灭之说，权谋术数之谈。是注也，于日用常行之理，治心治国之道，或亦不相径庭也。”显然，顺治帝解老的立场是欲将“日用常行之理，治心治国之道”融为一体，坚决屏除以“修炼”、“权谋”等赠颂解说《道德经》。他把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直接与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链接起来，认为《道德经》的宗旨就是“岂非以人能清静无为，则忠孝油然而生，礼乐合同而化乎？”这实际上已经是“化道为儒”了。[2]
顺治帝以儒解老、化老为儒的立场，集中体现在他给《道德经》第一章担敬所作的“综述”中：
凡天下之道，可以制行者，非真常之道也。凡天下之名，可以立言者，非常道欠旬妹之名也。故无名之道，浑沦无体，而天地于此生焉。道之有无，恬淡如此，故得道者，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是谓常无。盖欲以察道之微妙焉。至于措之五常，施之百行，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是谓常有，盖欲以察道之边际焉。正以有无两者，非判然二物也，同出于自然之道，而特异其名尔。盖世有以有为道者，有以无为道者，有以亦有亦无为道者，彼皆分别执着，而不知有无混融，故有无混融，斯谓之玄，是为众妙之所从出，而天下之道，莫有遇之者也。
顺治帝以佛解老，“分别执着”之语表明了他的基本立场，但他又将“玄”理解为“有无混融”，说明他未能严格区分“道”与“可道”、“名”与“可名”、“有”与“无”的层次区别和联系。顺治帝用“体用本末”等范畴来理解“常道”与“可道”、“常名”与“可名”的关系，依据“本迹”之理，提出了别具一格的“制行之道”。他将“常道”、“常名”理解为“本”，具有“体”的规范作用，是根据;“可道”、“可名”为“迹”，也就是“道”之“用”。在顺治帝看来，“本末”、“体用”、“本迹”的关系链条本应无中断，，从“无名之道，浑沦无体”到达“而天地于此生焉”是因为“心”的作用，但又不能拘于“心”或“形”，只有达到“心无其心”和“形无其形”的境界，才能“与道合一”。在顺治帝看来，能“察道之微妙”唯有“得道者”，而过去的所谓“得道者”都犯了“分别执着”的毛病，所以只有他才是真正的“悟道”者。所谓“自然之道”即“常道”，“莫有遇之者也”之语，表明顺治帝将自己真的当成为惟一的“得道者”。联系到清朝的“文字狱”，可以想象清顺治帝已经将君王的政治专制移植到文化领域，其“唯我独尊”的文化霸道昭然纸上，已不可能对《道德经》进行正常的学术探讨了。他所认定的“道”是“制行之道”，而不是抽象的“真常之道”，只能通过“措之五常，施之百行”，才能明了“无物不有，无时不然”的“常有”，如此才能“察道之边际焉”[2]。
在对第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注解中，顺治帝雄组府以儒解汗舟戒老、以儒化老的倾向就十分清晰了欢格耻：
此章专言末流之远于道，道隐于无形，安得有仁义之名哉？以其有所爱，有所别，而仁义乃彰，大道于是废也，道废而智慧用，智慧既用，则人人出其变诈，以相循相高，而大伪于是日生矣，夫至治之世，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六亲未有达慨漏希不和者。自认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孝慈之名出，故有孝慈者，由于六亲不和也，大道为公，主臣一德，何曾而有忠臣之名，故有忠诚者，由于国家昏乱也，此见没降而愈下，去道日远之意。
顺治帝认为，世风日下，就在于人们“有所爱，有所别”，而理想的“道”的世界则是“大道为公，主臣一德”。他在《道德经》第八十一章注解中，总结认为“老子之书，大抵以不争为王，故于终篇以真实喻人，而归于不争之旨端探戒也。......盖圣人与天同功，天之道，虽有美利而不言，故但见有而无害，圣人之道，无为而无不为，而未尝恃其有，故不与物争，而天下莫能与争，此圣人道与天合不争，之所以为宝欤？”顺治帝将“无为之道”注解为“不争”，可谓别具一格，也足见其求王道“治道”之苦心。[2]
清世祖（1638-1661），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名福临。爱新觉罗氏，皇太极第九子，年号顺治。6岁即帝位，顺治元年（1644）清入关，八年亲征，注意吸取明朝灭亡教训，整顿吏治，严惩贪官，并注意发挥汉官作用。对全国抗清高潮，采取抚重于剿的策略。至十六年，除东南沿海郑成功势力外，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武装力量基本被平定。十八年正月，因患天花，于养心殿逝世。在位18年，谥号章皇帝，庙号世祖。[3]
清代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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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顺治十三年内府刻本《御注道德经》；
顺治十三年年内府所刻。根据清世祖《御注道德经序》落款“顺治十有三年岁次丙申仲春朔日序”之句,可知“内府刻本”是最早的版本。内府本《御注》整体形态为一函两册,包背装。蓝缎封面,签两层,上蓝缎下衬红缎,两册分别题签“御注道德经”、“御注道德经下篇”。上篇至三十七章止,计三十九页下篇自三十八章至八十一章止,计四十三页。上篇开篇有顺治御制序四页,已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等有藏。今《藏外道书》本《御注》、《故宫珍本丛刊》本《御注》均据内府刻本影印。
2.乾隆四十二年搞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御定道德经注》；
3.乾隆四十六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御定道德经注》原七部,现存四部。
今人据刻本、抄本影印、缩印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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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2年,巴蜀书社《藏外道书》本影印《御注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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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年,海南出版社《故宫珍本丛刊》本影印《御注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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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85年,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四库全书荟要》本《御定道德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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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5年,吉林出版集团影印《四库全书荟要》本《御定道德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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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33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珍本（四集）》本《御定道德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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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8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御定道德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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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御定道德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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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04年,鹭江出版社线装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御定道德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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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05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御定道德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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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07年,杭州出版社影印文澜阁《四库全书本御定道德经注》[4]。
顺治十三年世祖章皇帝御撰。《老子》载《汉书·艺文志》，而不载其有注。《隋书·经籍志》以下，注其书者着录日繁，焦竑《老子翼》作於明万历中,所采尚六十四家。竑所未见者不知凡几,竑以后之所注又未知凡几也。盖儒书如培补荣卫之药，其性中和，可以常饵；《老子》如清解烦热之剂，其性偏胜，当其对证，亦复有功，与他子书之偏驳悠谬者异，故论述者不绝焉。然诸家旧注，多各以私见揣摩，或参以神怪之谈，或传以虚无之理，或岐而解以丹法，或引而参诸兵谋，群言淆乱，转无所折衷。惟我世祖章皇帝此注，皆即寻常日用，亲切阐明，使读者销争竞而还淳朴，为独超于诸解之上。盖圣人之道大，兼收并蓄，凡一家之书，皆不没所长。圣人之化神，因事制宜，凡一言之善，必旁资其用。固非拘墟之士所能仰窥涯涘矣[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