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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爵（1534年8月30日－1611年2月11日），字元驭，号荆石，苏州府太仓州（今属江苏省太仓市）人。中国明代诗人、首辅。[21][22]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中举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以会试第一、廷试第二进士及第，被授翰林院编修。后升任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等多年，其间主持修成《穆宗实录》《世庙实录》。曾为翰林院庶吉士编纂教材，多次主持乡试、会试，有“馆阁之司南”之称。万历五年（1577年），升詹事府詹事，兼掌翰林院，礼部右侍郞，后因忤逆张居正，以省亲归乡。万历十二年（1584年），擢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万历十五年（1587年），晋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拜首辅，次年晋太子少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五月数上疏，辞职归乡。后于万历三十八年（1611年），病逝于家中。[21][22]
王锡爵在河南水灾时，汲汲于下情上达，统筹官民力量赈济饥民，并惩戒借机敛财的贪官污吏，使局面转危为安。日寇侵略朝鲜时，王锡爵力主对日本一战，最后在其运筹之下，大明战而胜之，彻底斩断了日寇侵略中国的妄想。王锡爵致仕后十七年，简居乡间，寄情于山水花草，以诗会友，信道崇佛。著有《王文肃公文集》55卷行世，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王锡爵之孙王时敏编辑刊刻。[22][23]
（概述内图片：《太仓王氏图册·王锡爵像》南京博物院藏[1]）
- 王锡爵
- 元驭
- 荆石
- 文肃
- 明代
- 汉族
- 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
- 嘉靖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1534年8月30日）
- 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611年2月11日）
- 万历二十一年至万历二十二年出任内阁首辅
- 《王文肃公文集》55卷
- 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赠太保[26]
- 《春秋》
目录
嘉靖十七年（1538年），王锡爵开始读书，其过目成诵，被塾师称为神童。
嘉靖十八年（1539年），王锡爵中痘症险些丧命，经其母吴氏衣不解带照顾一旬方才脱离危险。
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锡爵随其父在海滨居住，有族人兄弟俩争夺家产。其兄以一锭白银给王锡爵请他转交其父，让王梦祥在家产争夺中偏袒于他。但王爵锡拿过银子跑出门外，站在桥上对人说：“这是何物？这是对我的侮辱。”然后抹民把银子扔到河里去。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一天早晨，王锡爵读书，突然书写了“会元”两字照虹坑粘在房梁上。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十三岁的王锡爵补博士弟子员（秀才）。一天王锡爵穿的青布鞋破了，督学御史冯天驭摸着王锡爵头道：“是不是你父贫，而怜惜一块帛布？”学署中知道王锡爵家境的人告诉冯天驭，王锡爵家境富有。冯天驭赞叹道：“我失言了，这孩子不是纨绔，家里如此有钱，还懂得节约，其前途不可限量。”
嘉靖三十年（1551年），王锡爵聘娶嘉定人朱氏为妻，朱氏为时任黄县知县朱邦臣热奔之女。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锡爵科试名列第一，制艺被士人印成集子，奉为金科玉律。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这年科试王锡爵仍名列第一。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王锡爵赴礼部会试，被大学士袁炜，礼部右侍郎董份（注：原书记载为吏部侍郎，查阅明代职官表，当时应该为礼部右侍。十一月，董份才升迁为吏部左侍郎。故更正。）定为会试第一，会元。廷试名例第二。三月被授翰林院编修一职。九月初九儿子王衡出生。[3]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三年考满，朝廷封其父王梦祥为编修文林郎，其母吴氏为太孺人，其妻朱氏为孺人。这年会试被任命为房考官，因为其弟王鼎爵参加考试，上书求辞。被派到开封公干，顺道归回家给父亲过五十大寿。
隆庆元年（1567年），王锡爵迁经筵讲官，因为讲得好，被皇帝和内阁嘉奖。
隆庆三年（1569年），王锡爵任南京国子监司业。
隆庆四年（1570年），王锡爵转任北京国子监司业，不久升为右春坊右中允。
隆庆五年（1571年），王锡爵充当会试同考官。首辅高拱指使吏科都给事中以朝班不振，上疏要迁出午门内的史馆，王锡爵据理力争，由此得罪了高拱。接着高拱拟用王锡爵主武会试，被王锡爵所拒。再接着太子出阁读书，众人欲推王锡爵为东宫讲官，高拱想用自己门生为讲官，更是对王锡爵怀恨在心。于是王锡爵以右谕德被贬到南京翰林院掌翰林事。
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穆宗驾崩，万历登基。王锡爵被召回坊局充当穆宗实录副总裁。恩封其父为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其母为太宜人，其妻为宜人。
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王锡爵掌整海腊右春坊事。八月，王锡爵主试顺天乡试，选拔了不少贤材，对文章上佳的违式落卷的考生亲自勉励。
万历二年（1574年），三月，王锡爵被任命为会试同考官。七月，穆宗实录成，王锡爵升为侍讲学士，加四品服色。八月，王锡爵升为国子监祭酒。这一年，王锡爵次女王桂十七岁，订婚于浙江人参议徐廷裸之子徐景韶，徐景韶死，女王桂未嫁守节。
万历三年（1575年），王锡爵在国子监欲推行国初积分法，让那些贵胄子弟凡是十六岁至三十岁的都必须到国子监坐监学习礼和射，对那些贫寒子弟，王锡爵用自己的俸禄支助。
万历四年（1576年），王锡爵升为詹事府少詹事。王锡爵充任世宗实录副总裁官，皇帝下旨限一月内成书。书如期纂成，王锡爵升为詹事府詹事兼侍读学士。
万历五年（1577年）户部侍郎李幼孜为了讨好张居正，提出“夺情”之议（即可以在职居丧不守孝），与封建思想不符煮棕射遭到众臣反对，神宗却对翰林编修吴中行等夺职并廷杖，王锡爵求情皇帝与张居正均无效，并送礼为他们充军饯行。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回乡安葬父亲，不少官员联名请张居正回朝，锡爵拒绝签名，却申请回家探亲，直到父亲病亡。
万历十一年（1583年），王锡爵在家守孝。三月，张居正被夺官。往事成空。
万历十二年（1584），张居正被籍家，人们纷纷落井下石。神宗召回了一大批当初反对张居正的人。当时很多朝臣都以诋毁张居正为自己捞取名利，而王锡爵却上书当权者，指出：张居正为相时干了很多有益的事，是有政绩的，不应该全盘否定。认为“江陵相业亦可观，宜少护以存国体。”十二月，服阕，王锡爵以礼部尚书衔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一上任便奏请神宗：疏远谄媚之臣，禁止钻营求官，戒除虚浮，节约开支，广开言路。这些建议均被采纳，并受到神宗的褒奖。
万历十三年，二月五日，葬父。原定四月十六日启程上京，因其弟王鼎爵生病，推迟到四月二十八日。王世贞作诗相送。大旱，天子步行求雨，王锡爵提出自己的政策。李植、江东之与大臣申时行、杨巍等人相谋划，认为王锡爵在朝廷内外颇负时望，而且过去与张居正不合，所以力推王锡爵加入内阁。待王锡爵入阁后，与申时行十分投机，反而出疏竭力排挤李植等人，李植等遂去。当时申时行为首辅，许国次之，王锡爵位在第三，三人同为南方人，而且王锡爵与申时行又是同科，同郡，然而申时行生性柔和，而王锡爵性刚负气。九月十二日，赐罗衣两件。二十七日，称病请假。二十九日，赐羊一品，甜酱瓜茄一坛，白米二石，酒十瓶。十月十日，以生病求退，不许。十四日，派太医院院判朱儒等五员来诊病。十一月十五日，收到其弟原河南提学副使王鼎爵于闰九月二十五日病故消息，上书求退侍奉老母。
万历十四年，王锡爵被任命为会试主考官。
万历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万历皇帝驳回王锡爵辞呈。大明会典成书，王锡爵官晋一品。封太子太保，王锡爵上书请辞，改封太子少保。
万历十六年，江南大荒，请旨免江南部分税粮。免四分，改折六分。六月八日，万历皇帝以王锡爵二品俸三年考满，赐原封钞两千贯，羊一只，酒十瓶。吏部奉旨，以考劳绩茂，加太子太保，余官如故，荫一子入监读书，照新衔给浩命。王锡爵上疏请辞，不许。八月，王锡爵子王衡参加顺天府乡试，名列第一。言官弹劾御史马象乾，皇帝知道马象乾与张居正关系紧密，下旨把他送到镇抚司。王锡爵与众官具陈上救，得免。巨铛张鲸挟东厂横行，王锡爵和申时行决定除去他。十二月十二日，给事中李沂弹劾张鲸，万历皇帝下旨杖李沂六十，革职。王锡爵上疏反对所大臣交给镇抚司。这年冬有人提议开矿，王锡爵与申时行上疏反对。[4]王锡爵的儿子王衡，参加顺天府乡试，位列第一。礼部郎官高桂、刑部主事饶申上章奏论，以为此科大臣子弟连连中选，恐有不公，请复试举子。王锡爵十分气愤，连连上章为自己申辩，言语十分激愤。复试结果，王衡仍排第一。因此，饶申被逮下狱、除名，高桂贬斥边方。御史乔璧星请皇上戒谕王锡爵，务必要宽洪大量，作一个“休休有容”的大臣。王锡爵又上书为自己辩白。此事对王锡爵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使他的威望有所降低。
当时群臣纷纷上书请神宗早立皇储，以定国本，神宗皆不听。王锡爵上疏建议神宗“勤御朝讲，日亲大臣，经常披阅章疏而早定根本”，神宗“温旨报闻”。
万历十八年（1590年）元日，神宗驾御毓德宫，召内阁辅臣进见。神宗牵着皇长子的手，用以说明他们父子二人关系很融洽，没有废长立幼的意思，大臣们连忙跪拜。神宗于是手谕各大臣：“伦序已定，朕何敢私？特以皇长子羸弱，待十年后，大典并行。”
万历十九年（1591年）夏，以母亲患病，王锡爵请假探视，滞留不归。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申时行、许国、王家屏相继离开内阁，宰辅乏人，神宗遂又召王锡爵回朝，拜为首辅。此前神宗曾答应于二十一年春举行册立大典。朝臣们都在拭目以待。王锡爵密请皇上早做打算，神宗想出新的拖延理由，将三位皇子并封为王，数年后，如果皇后仍未生育，再行册立。王锡爵顺从地奉诏拟旨，提出了“三王并封”之说。即将长子常洛、三子常洵、五子常诰同时封为藩王，虚太子位以待。此说一出，举朝哗然。大臣们把矛头直指王锡爵，群臣弹劾之章如雪片般飞至，造成内阁与部臣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一次，王锡爵对顾宪成抱怨：“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立即反唇相讥道：“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后迫于公论，神宗不得不取消“三王并封”。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秋，皇太后生辰，神宗接受群臣朝贺后，独召王锡爵于暖阁，王锡爵再次力请早定国本。神宗说：“中宫有出，奈何？颈旬棕”锡爵言道：“此说在十年前犹可，今元子已十三，尚何待？况自古至今，岂有子弟十三岁犹不读书者。”神宗听了很感动。
王锡爵在任首辅期间，曾奏准停止江南织造和江西陶器，减云南贡金，出内库钱粮赈济河南饥民，神宗全都照准。但在考察在京官员时，考功郎中赵南星因秉公罢黜了一些不合格的官员，这其中有大学士赵志皋的弟弟，也有王锡爵的旧属，于是内阁与部臣的关系再起冲突，结果神宗下旨将赵南星先是降三级，调外任用，后竟革职为民。连一大批为他上章呼冤的大臣也都受到贬谪。朝臣们自然把这些都算在首辅王锡爵的身上，认为是他一手操纵的，因此对他十分愤恨。王锡爵多次上书申辩无效，遂连上八疏辞去了相职，回乡养老。七年后，皇太子册立东宫，神宗特遣官赐敕存问，言：“册立朕志久定，但因激阻，故从延缓。知卿忠言至计，尚郁于怀，今已册立、冠婚并举，念卿家居，系心良切，特谕知之。”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廷推内阁大臣时，神宗虽然任用了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但仍惦念王锡爵，特加少保衔，遣官召他赴任。王锡爵三次婉辞不就，神宗坚持任用。当时言官们的势力很强，每日奏章不断，王锡爵遂进密帖给神宗，让神宗“于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鸟之音。”言官们听说后，引起公愤。纷纷上章弹劾，将此前旧账又都搬出。王锡爵本不准备就职，于是更加决心杜门养老。神宗虽然越加眷顾，王锡爵就是执意不出。三年后，病逝于家，享年77岁。朝廷赠他太保衔，赐谥号文肃。[6]
王锡爵仕途三十余载，入阁多年，还担任过首辅。王锡爵一生勤于政务，他的主要成就也就反应在政治上。申时行曾评价王锡爵的勤政之举，认为王锡爵在担任不到两年的首辅中处理的政务比他这个前任首辅在近十年内处理的事务还要多出数倍，感叹王锡爵的敬业。
王锡爵的大的政治成就，主要体现：
一、力主对倭一战，保证大明外部环境的安全。
二、防治灾害，救护民众。
三、对皇帝贻政和朝臣结党互攻，政令不通的担心，并主张改革。[7]
王锡爵在内阁首辅任上，曾经指挥过万历“壬辰抗倭援朝战争”。
万历二十年（1592年，壬辰）五月，日本关白（相当于中国的宰相）丰臣秀吉遣倭兵十数万攻朝鲜，陷王京（即汉城，今首尔），朝鲜国王李昖奔至鸭绿江中朝边境，向中国求援。当时，王锡爵尚在太仓家中，故万历帝连召催促王锡爵速速入京，筹画军国大事。
倭寇侵朝前两月，宁夏致仕副总兵、蒙古族人哱拜也起兵造反，气势颇为猖獗。同时面对东、西两场战争，明朝政府应当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哪一方面？朝廷内部对此意见不一，缺乏共识。因万历帝此时非常担忧宁夏战事，故王锡爵在赴京途中，即发书告知皇帝和内阁，称哱拜之乱不足为虑，倭寇实为劲敌，应将明军主力开赴朝鲜战场。后来战争形势的发展，果如王锡爵所料，哱拜之乱不久即被平定，而抗倭战争前后持续了七年。
王锡爵回京莅任后，多次发书给在朝鲜的明军统帅宋应昌、主将李如松等高级将领，指授机宜，恳加申诫，要求他们扼险居要，捕捉战机，歼灭敌人，但不可轻敌，不可硬拼，务期全胜；同时，告诫他们要整顿军纪，不可欺侮朝人，更不可滥杀日军俘虏。
在明军的强有力打击下，日本侵略军败退到朝鲜半岛东南沿海一带。明军收复包括平壤、汉城在内的朝鲜主要城市和绝大多数国土，使朝鲜李氏王朝存亡继绝，起死回生。经中、朝与日本两方谈判，日军同意撤出朝鲜。为了防止日军卷土重来，王锡爵支持采纳宋应昌所提出的关于明军留驻朝鲜，并在朝鲜屯田、开矿，以解决入朝明军每年庞大的军费、军粮供给问题的方案。由于朝鲜方面对这个方案持保留意见以及明朝自身的边患防卫需要，和国内中原一带发生严重的水灾，财政极为困难，明军被迫撤回国内。
王锡爵辞相归隐后，仍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的后续发展。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七月，万历帝向国内各地派出矿税太监，四处横征暴敛，造成民间扰动不安。王锡爵当时便指出倭寇可能趁此机会，再度发动侵朝战争。果不其然，当年九月，丰臣秀吉再次出兵朝鲜。[8]
王锡爵在内阁次辅、首辅任上，非常关心普通民众的生计冷暖，尽量为他们减轻压在身上的沉重经济负担。王锡爵曾一再上疏万历帝，劝谏皇帝不要催钱催粮，聚敛财富；又说：“上供一分，民费三倍；民出数金，害及数家 ”，恳求皇帝深体民生之艰难，多施行一些恩惠泽民的德政。
王锡爵身为吴人，出于身份回避的考虑，他一般不为家乡江南地区谋求特殊照顾。但是，每当家乡一带，如太仓、嘉定、上海、苏州等地发生较大的自然灾荒，他又必当上疏朝廷和皇帝，恳求宽免钱粮，桑梓赖以更生。从王锡爵的《文集》中可以看到，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二十一年（1593年）、三十六年(1608年)等年份中，王锡爵都曾递交过请求减免江南钱粮的奏疏和公牍。王锡爵还在公文中特别指出，自明初以来江南赋税甲于天下，人民负担最重，平常年份尚可勉强应付，而一旦遇有天灾人祸，百姓则穷困交迫，难以为生，祈请朝廷“别求理财足用之术，不必尽仰江南”。万历三十六年，江南一带发生大水灾，王锡爵因此致书三位内阁大学士及户部尚书，为遭受严重水灾的家乡太仓一带恳求减免税赋，云：“敝乡（指太仓及周边府县）积雨连月，大浸稽天，不佞日耳号痛之声，日睹颠连之状，身虽在野，不忍坐视”；“敝乡故称水国……总不若今年之甚也。草野病人，虽一步不能出门，而穷民恸哭鼓噪之声，日彻于耳，不得不据实上闻，以祈哀恤……乃朦瞽愚计独以为救灾而不及救乱，议赈而不及议蠲，议蠲而止宽积逋，不及现征，恐元元喘喘之命终无全理。……目前桑梓嗷嗷大乱，则又不得不先徇所私，告哀门下，伏乞酌量边腹之重轻、军民之缓急，别求理财足用之术，不必尽仰江南”。
王锡爵还曾经认真负责地亲自领导过万历二十一年的中原特大水灾的赈灾工作，挽救回成千上万的灾民性命。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河南大部、苏北、鲁南连旬大雨，洪水泛滥，造成当地粮食绝收，庐舍荡然。至该年年底和第二年上半年，灾区出现大范围的饥馑状况，大批灾民因饥病死亡。王锡爵为此忧心如焚，他连上数疏，请求蠲免当地原应缴纳的赋税，并筹措了数额巨大的赈灾钱粮派发灾区。此外，王锡爵还带头率百官捐献数月官俸赈灾，并恳请皇帝、太后、皇后及后宫尽力捐款，以缓解赈灾经费不足之困。据钦差赈灾官员钟化民《救荒图说》的统计，该次受赈济灾民人数达到4746万人之多。由于王锡爵对赈灾的强烈呼吁和积极有效领导，终于使河南、苏北、鲁南灾区最终幸运地度过这次劫难，挽救回灾民性命以数百万计。[7-8]
王锡爵是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赴京途中，被任命为大明王朝的首辅大学士的，在任期间，他被晋升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作为一名忠君忧国的首相和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针对当时朝廷中出现的争论纷嚣、上下抵触、政事荒怠的亡国败象，提出了进行全面政治改革的方案，希望通过改革，更化朝政，再度迎来大明王朝的中兴时代。
王锡爵的政治改革思想集中反映在万历二十一年及次年所上的《定国论一政体疏》、《因言辨论并劝录用人才疏》、《申请举行〈泰交〉、〈用人〉原奏疏》等奏疏中。王锡爵主张：第一，万历帝应当锐意思治，勤政宽仁，协和上下，改善与朝臣们的关系，使朝廷上下形成和衷共济、励精图治的良好政治氛围；其次，适当地强化内阁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中枢领导机构的权力，合理划分内阁与其他中央政务部门的权责界限，整体上提升明代中央政府的效能；然后，再进一步整顿吏治，肃清政风，改善民生，使天下得以大治。
加强阁权（相权）是王锡爵政治改革方案中的核心。在他看来，加强相权，树立内阁及大学士的威望，不仅可以解决明朝中央政府各部门互相牵制干扰、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而且，在皇帝长期荒怠废政的情况下，只有巩固和强化强有力的相权，才能有效遏止后妃、外戚之权，尤其是宦官之权的迅速膨胀，防止他们把持、篡夺国家政权。后来明熹宗（即天启帝）时，魏忠贤阉党轻易夺取了国家最高权力，大肆迫害包括东林党在内的大批朝廷官员，就是因为明朝的政治制度设计中缺少强有力的内阁和宰相。历史最终证明了王锡爵的苦谏和忠告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
王锡爵积极呼唤改革，推动改革，想做张居正之后的又一位杰出有作为的大明首相。但万历帝此时不愿真正实施王锡爵的改革方案，群臣亦对王锡爵有所误解，因此改革缺乏实际开展推行的条件，王锡爵虽再三努力，但难有显著成效。[8]
明代陈继儒《王文肃公荆石先生像赞》：浩然刚大之气，苍然奇古之骨，沛然江海之文，挺然弦矢之直。报主心丹，忧时发白。……人以为不贪不谣，公之隐行；不骄不伐，公之卓识。而无若召对之面褒曰“忠孝两全”，召起之温旨曰“时怀明德”，此真吾公之知己，而廷臣之所拱手叹服而不敢及者耶！[10]
晚明史学家、崇祯朝署南京户、工部尚书何乔远《王文肃公像赞》：赤眼黄须，病鹤瘦龟。胸富万有之藏，如金流铁液，□□而是；文□千丈之焰，如利刀快剑，望空而挥。立朝有砥柱之正色，奉亲有孺慕之极思。心虽不谅于当世，而忠诚孚夫人主。泽虽未究于斯民，而声称浃乎于兹。知难而退，成功不居，夫虽古之名臣，则将斯□□□。
晚明文学家、天启朝南京礼部尚书李维桢：自予有知，所见辅臣得君，未有若华亭（徐阶）、江陵（张居正）者，然其遗疏具在。如公触忌讳、决嫌疑，鲜矣。上亦时屈己从之，即不从必，使谕其所以。今辅臣奏如水投石，与群臣无异，而体貌益衰，或卧病数年，委之而去，枚卜久稽，若以为枝官可有可无，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耶？公去就有理，其归与没，上恩眷视在位倍敦。非清忠简在上心，能然哉？[24]
明末清初谈迁的《国榷》：①太仓归省年余，别无建树，亟亟焉以并封请，谓非迎合上指，抑大臣纳约自牖，其道如是乎？初拟二谕，欲元子取养中宫，在唐宋有之，其事陋而不经。中宫母仪天下，则百斯男，孰非其子？必襁育以为德，又闾巷之见也。设并封果行，数年而婚，未几而就国，畴能止之？汉儒称守经以行权，未达乎经而觊权之万一，则引误之说所自来矣。②眷注独隆，文行修饬，更鉴张居正事，慕宽厚名，柄渐旁落，屡裁言官，于望稍损。③王文肃尝云：“臣不欺一事，不私一人，不要一钱。”若然则侣皋匹夔， 三代以下无论也，而文肃诚然乎哉？一介穷褐，其后富冠吴中，苍头王五起赀巨万。然去相久，天子时时念之，再存问，再召，抑以并封终其所欲耶？修名令终，近世如文肃者，指亦未易屈也。[25]
明末清初查继佐的《罪惟录》：荆石牗主无不至，诚得古大臣体，而无如郑昵坚何。防党祸最先，言党祸最痛悉，此后且五十年坐党败，而早如烛计！……古论朋党有及此者乎？哲人知几，吾顿首其学矣！至于论“边事三反”，明季坐是而穷，迄穷时，尚未有知其故者。如文肃者，昔“三杨”犹未能望其项背也已！彼得为，而此在能为、欲为之间，嗟乎时为之欤？[11]
王锡爵家有“赐书堂”，其收藏颇丰，书画甚富。
王锡爵著有《奏草》二十三卷、《牍草》十八卷、《文草》十二卷加《附录》两卷合编成《王文肃公文集》五十五卷，分别收录于《四库存目丛书》135、136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7、8。[12]
明朝嘉靖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元1534年8月30日）午时，王锡爵出生在南直隶太仓州娄江与长江交汇处（在今太仓浏河镇）的一户中产之家。因为当日王锡爵出生前，有数以万计的麻雀飞来，汇聚在王家宅上，故王锡爵父亲王梦祥便为儿子起了“锡爵”的名字。（在古代汉语里，“爵”与“雀”互为通假字。）
王锡爵的父亲王梦祥幼时警颖善诵，声闻里中。十六岁时便考取太仓州学生员，后曾贡入南京国子监深造，颇具才学。母亲吴氏出生于嘉定县塘南镇的一户富庶人家，为人善良，知书达理，勤劳能干，见识不凡。父母身上的优秀品格对王锡爵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王梦祥教育儿子王锡爵、王鼎爵兄弟潜心读书，抵御外界诱惑，故而王锡爵兄弟一生品行淳厚正直，从无骄奢淫逸的行为。
为了读书上进，王锡爵曾投拜在寓居太仓三家市的举人潘子禄的门下，深得其在《春秋》学上的真传，从而打下了一生学问的根基，后来王锡爵曾编撰有多部《春秋》学的著作。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王锡爵十三岁时便考取太仓州学学生，即“秀才”。此后几年，他曾多次获得州学科试第一，所写的试文被同窗奉为“金科玉律”。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秋八月，王锡爵又以《春秋》经中南京应天乡试，名列第四，成了一名举人。四年之后，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二十九岁的王锡爵赴京参加会试、殿试。他会试中第一，殿试中第二，一举获得了“会元”、“榜眼”两项殊荣，令人称羡。[8]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榜眼王锡爵与同科状元申时行、探花余有丁被分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修撰，从此他步入政坛，开始了三十余年的仕宦生涯。此后二十年间，王锡爵先后担任过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右侍郎和《世宗实录》、《穆宗实录》副总裁等要职，在明代嘉靖后期、隆庆和万历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
王锡爵任事勤勉、才华出众，故得到万历初年的当朝宰相（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重视，并一再委以重任，王锡爵也对张居正开创的加强中央集权、推动富国强兵的改革予以坚决的支持。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逝世之后，张居正被皇帝和朝廷彻底否定。王锡爵当时虽然在野，仍秉公心，持正论，要求客观评价张居正的伟大功绩，并说：“江陵相业仆始终不甚非之”。后来，王锡爵为相之时，亦力求通过改革救国治国，其精神实质确与张居正改革一脉相承。
王锡爵为人刚烈正直，不阿权贵，他曾经因为论辨朝中政事而得罪过前后两任当朝宰相高拱和张居正。隆庆五年（1571 年），王锡爵因指责吏科都给事中言事不当，结果被首辅高拱贬谪到南京翰林院的闲散职位上。
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因病去世，张居正不愿按朝廷制度离职守孝，竟反而使用廷杖等高压手段来压制朝臣们的反对声音，用重刑杖打赵用贤、吴中行等官员。对于张居正暴力镇压朝臣的举动，王锡爵持保留和反对的意见，并不畏监视和威胁，同情、照顾赵、吴等人。第二年六月，王锡爵以回乡省亲为由，毅然退出了张居正掌控下的北京朝廷，回到太仓浏河家中闲居。[8]
王锡爵这支始祖为唐代滑州黎阳县令王言。王言生子王彻。王彻之子王祜在后汉后周任官，宋代时在太祖朝任监察御史，宋太宗朝官至兵部待郎。王祜次子王旦为宋真宗宰相，封魏国公。王旦第三子王素，官至工部尚书。王素第三子王巩，任宗正丞。
王寿三长子王荣官河南元帅府保义副尉，遇红巾起义弃官逃入澄江（今太仓东北沿江一带）。王荣长子王求一迁入嘉定县乐智乡（今太仓浏河镇）。王求一子王伯皋。王伯皋子王道昭。王道昭子王瑁。王瑁子王瑾，字有谦，任福建莆田县丞。王瑾子王侃。王侃子王铣。
曾祖：王铣，号自然
祖父：王涌（王铣次子），号友荆，善于经营，是太仓一带巨富。
祖母：徐氏
父亲：王梦祥，字奇征，号爱荆，生于正德十一年（1516年），卒于万历十年十月九日（1582年11月3日），因母亲徐氏孕时，父亲王涌梦到一只角鹿驮图籍进来，故取名为王梦祥。
母亲：吴氏，生于正德十年五月初十（1515年6月21日），于嘉靖十年（1531年）嫁入王家，卒于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1595年1月24日）。[4]
王锡爵比其妻朱氏小一岁，两人共育有一子三女。
妻：朱氏，生于嘉靖十二年八月七日（1533年8月26日），殁于万历二十六年七月四日（1598年8月5日），嘉定人，黄县知县朱邦臣之女。
子：王衡，字辰玉，号缑山，别署蘅芜室主人，生于嘉靖四十一年九月九日（1562年10月6日），卒于万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九日（1609年3月4日），著有《缑山集》等，同时他又是明代南剧的名家，编写有《郁轮袍》、《真傀儡》、《没奈何》等杂剧名篇。万历十六年（1588年）顺天乡试第一，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会试第二名，廷试第二名。王锡爵、王衡父子又被誉为“父子榜眼”。
长女：名不详，嫁中书舍人周秉中。
次女：王桂，字焘贞，道号昙阳子，生于嘉靖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558年12月30日），卒于万历八年九月九日（1580年10月17日）。许配昆山士人徐景韶，未嫁，徐景韶死，居家守贞，自称得道飞仙，士人纷纷拜为师，造成了震动当时的“昙阳子事件”。
三女：名不详，嫁太学生吴嘉征。[4]
《王文肃公传》[15]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二十四《王锡爵》[16]
《明神宗实录》卷四十七、四十八[17]
《罪惟录》列传卷十一《王锡爵》[11]
《明史稿》列传九十六《王锡爵》[18]
《明史》卷二百一十八《王锡爵》[6]
《国朝列卿记》卷九《殿阁大学士年表》[19]
1966年12月，苏州市郊虎丘公社新庄大队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一座明代墓葬。墓葬位于苏州城西约五公里左右，在虎丘山的西南，枫桥的东北，南向楞伽山离运河约半里许。苏州市博物馆在贫下中农协助下，进行了清理，确认此墓为明代万历四十一年（1613）王锡爵夫妇合葬墓。该墓出土了官员的忠靖冠服，衣长128厘米、袖长116厘米、宽44厘米，胸前缀有补子。同时出土的还有忠靖冠、玛瑙发簪、铜香炉、小脸盆架、小木床、小马桶、小木椅等，文物现藏于苏州博物馆。[20]
苏州博物馆展出王锡爵相关资料档案。
王锡爵官至明朝内阁首辅，是太仓历史上官位最高的人物。王锡爵故居位于江苏省苏州太仓市城厢镇新华东路60号，与张溥故居同在一条街上。一幢门头挂有一块“大学士第”横匾，高高的门槛前立有一对石狮，便是王锡爵故居了。
进入大门，首先看到一张“大学士第示意图”，图上标明大学士第内建有澄观堂、鹤来堂、燕喜堂、三余馆四幢主体建筑，西侧是王氏小祠堂，东侧是王氏大祠堂。
祭殿现为王锡爵生平事迹展厅。粗粗浏览一遍才对这位大明首辅有个大概了解。太仓王氏源于太原王氏。据王氏谱牒记载，王锡爵为北宋真宗时宰相王旦后裔。元初，王氏族人为避战乱而南下，其中一支迁徙到太仓浏河，王锡爵为太仓王氏第十一世孙。[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