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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养毅（日语：いぬかい つよし，1855年6月4日—1932年5月15日），号木堂，日本第29任首相。1882年进入政坛，曾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并为其购置军火。武昌起义后，为实现其政治目的，曾两度来华，试图阻止南北议和。九一八事变后，接替若槻内阁成为总理大臣。因与日本军部对华政策不一致，矛盾日趋激烈，1932年5月15日，被军部右翼分子山岸宏等人枪杀身亡。[1][3-4]
目录
日本人。原姓犬饲，字当毅，号木堂。日本备中国贺阳郡庭濑村人。1870年在仓敷、笠冈（均在今冈山县）求学。1875年转赴东京，为《报知新闻》撰稿。次年入庆应义塾，1880年肄业。创办《东海经济新闻》，自任主编。1882年4月加入大隈重信为总理的立宪改进党，5月当选为东京府议会议员。1890年7月当选为日本国会第一次众议院议员，自此连续17次当选。1894年在国会领先要求内阁对朝鲜和中国采取强硬政策。[2]
1896年斡旋平山周、宫崎寅藏等到中国进行调查活动。次年参与组织东亚会（后与东亚同文会合并）。后结识在日本进行反清革命联络与鼓动工作的孙中山，从其“大亚洲主义”出发，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曾为孙中山1900年10月组织的惠州起义代购过军火，并与头山满一起推动过孙中山与黄兴的合作。1908年第一次来华，在华南考察、游历。[2]
1910年另组立宪国民党。次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与头山满第二次来华，在上海、武昌从事秘密活动。1922年出任山本权兵卫内阁递信大臣。1924年再任加藤高明内阁递信大臣。翌年声明退出政界，辞大臣、众议员职。[2]
1929年第三次到中国，参加孙中山遗体移葬南京紫金山仪式。是年复出，继田中义一任政友会总裁。1931年日本发动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接替若槻组织内阁，任总理大臣。继续以维护日本在华权益为宗旨推行侵华政策，力图引诱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日妥协。1932年在日本军界法西斯少壮派分子制造的“五·一五”恐怖事件中被枪杀。[2]
在辛亥时期，犬养始终注目于中国政治事态的演变，与中国资产阶级各派都有联系。武昌起义爆发，他亟欲使中国的事态按其夙愿发展，在1911年末一1912年初先后两次来华，开展了一系列活动。[4]
第一次来华于1911年12月19日抵上海。行前曾与日本内阁总理、外务大臣就对华政策问题进行过晤商。犬养抵上海时，受到在沪革命党人的欢迎。29日，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0日，孙中山、黄兴在上海璇宫旅馆举办茶会，招待犬养、头山等在沪之日本各会社代表和新闻记者约50人，犬养代表日方致答词，表示祝贺。[4]
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任。此前，南北议和已在进行，故孙于1月4日复电袁世凯，重申南北统一于民国即让位给袁。而犬养、头山是反对袁世凯当权的，他们抵沪后，即凭藉往昔与中国革命党和立宪派夙有情谊，游说策动对南北和谈的有影响的人士（如熊希龄、张謇赵凤昌、岑春煊、汤寿潜、庄思缄等人），均无果。不言而喻，犬养等对此行是甚为失望乃至恼火的。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欲聘请犬养为政治顾问，犬养拒不接受，他怒气冲冲地说：除了日本天皇之外，谁也不能斗胆命令他效劳。[4]
在1月20日开幕的日本第二十八次国会上，犬养提出了旅华视察报告书，他谴责日政府抱定立宪君主主义，要求迅速承认中国共和政府。在开会期间，犬养听说孙中山有赴天津、北京与袁世凯商讨关于成立临时政府事宜之拟议，赶紧连发两函给孙中山，极力使孙相信：日政府已决定不持干涉中国革命之方针，日本舆论更表反对。而袁世凯则决不可信，千万不可陷入其彀中，南北和谈“宜于南京，不宜于天津”，望孙“勿寸步去南京”。[4]
然而，到了2月中旬，南北妥协却已实现，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14日，还曾一度多数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北京。这些都与犬养等的愿望相背驰，因而促使犬养毅再度来华。[4]
第二次来华：据《民立报》载，犬养不待日本国会休会，即于2月16日“由日本东京新桥出发，向上海急行”。他约于20日后抵南京，与孙中山再次会谈。但当时让袁已成定局。内地和华侨中不少人打电话给孙中山，反对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孙中山于21日分别复电五大洲华侨和广东各团体，表示“今目的已达，以此完全民国，归诸全体四百兆人之手，我辈之义务告尽”。犬养此时进言，阻孙与袁妥协，其未被采纳，自不待言。2月25日，黄兴访犬养等，告以彼等难与袁世凯断绝关系。[4]
犬养到南京时，黎元洪于21日当选为第二任临时副总统。对于黎，犬养等往昔与他并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他们眼见挽孙反袁势所不能之后，转而寄望于争取黎氏，以图亡羊补牢。然而黎元洪已导向袁世凯，2月28日，湖北发生了反对黎元洪和孙武把持的湖北军政府的群英会事件，它被黎迅速镇压下去，此后黎对革命党人益发忌惮。29日，袁世凯为抵制南下就职制造了北京政变，黎对袁世凯和北洋将领的威吓行径公然附和。在这种情况下，犬养、头山、寺尾与黎元洪及湖北军政府的外交部次长王正廷虽有过几次晤谈，自然达不到预定目的。于是很不惬意地离开了武昌。[4]
关于犬养毅来华的目的，与其一贯的对华主张有重要关系。从19世纪中叶到辛亥革命，日本侵略乃至企图主宰中国历来采取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发动战争或者武装干涉、镇压中国革命力量，保全腐朽的卖国政府；第二种是乘中国内乱制造分裂，肢解中国，特别是首先侵占满蒙；第三种是网罗和培植中国的革新力量，使其在取代旧政权后，成为亲日政府，得以维护并进而扩张日本在华权益。三者方式虽不同，甚至有矛盾有争吵，但异曲同工，相辅相成，有时甚至同时并用。犬养早年参加的日本玄洋社、东亚同文会就是三种方式的鼓吹者和狂热执行者。犬养是第三种方式的积极提倡者，并长期为此而煞费心机。还在1896年，宫崎寅藏、平山周、可儿长一等就开始接受犬养嘱托，调查中国情况，寻觅可用人士。次年，孙中山再到日本，宫崎等欣然引见犬养。此后，犬养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和康、梁等维新派都多方笼络，其用心有如前述。[4]
在30年代初，由于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对外侵略加紧等原因，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1930年1月，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召开，滨口雄幸内阁经与英、美妥协，在限制海军舰艇的伦敦条约上签字。军部法西斯势力对此十分不满。若槻内阁迫于军部的压力，不得不在12月11日总辞职。同月13日，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组织新阁。犬养内阁以芳泽谦吉任外相，高桥是清任藏相，荒木贞夫任陆相。犬养内阁面临的局面是十分严峻的。新内阁组成的当天，便宣布再度禁止黄金出口，改行通货膨胀和战争财政政策，加强了对左翼的镇压。尽管如此，右翼和军部仍然不满意。[3]
犬养毅是日本老牌政治家，自明治以来即活跃在日本政坛上，与孙中山有过密切交往。他上台前曾主张“排斥软弱外交”，得到了军部的支持，顺利组阁。但是，犬养毅组阁之初，政府与军部，尤其是与关东军，在对华政策方面并不完全一致。因为牵涉到国际交涉，日本政府，尤其是犬养毅本人，曾经采取过“不扩大”的方针，即关东军方面急于要在东北建立伪满政权，而犬养毅却设想“不扩大”，派萱野长知赴华进行“和平”试探工作。据犬养的左右手古岛一雄回忆，犬养毅主张承认中国在东三省的“宗主权”，在平等开发东三省经济的基础上，日中两国联合建立新政权，从事实上达到日本所追求的目标。故在他组阁之后，背着日本军部派心腹萱野长知为密使前往上海，同南京方面交涉。[3]
军部不顾犬养的和平设想，采取“扩大”政策。1932年制定了《支那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着手建立“满洲国”。作为首相的犬养毅，无疑也是同意这个对华政策的。但他一直反对承认“满洲国独立”。尽管被军方压倒，并不免被军方所左右，而和平解决日中问题，这种愿望始终没有放弃。这大概是因他与孙中山有长期密切交往，与南京政府各派系首领均有过从，对中国国情有较深刻了解的缘故。[3]
1932年5月，海军青年军官古贺清志、江上卓等7人，吸收了11名陆军士官生及十多名桔孝三郎的“爱乡塾”的农民敢死队，决定发动政变，他们的计划得到大川周明、头山秀三、本间宪一郎、长野朗等右翼巨头的经济支持。5月8日，犬养出席政友会的关东大会并发表演说，对否认议会的主张进行了激烈的批评。15日傍晚，这伙人袭击犬养首相官邸，杀死犬养。同时，又向内大臣官邸、警视厅、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等处投掷手榴弹，然后向宪兵队自首。他们还散发《告日本国民书》的传单，宣称“目前挽救国家的唯一道路就是采取‘直接行动’，杀死天皇左右的奸贼！”提出“打倒政党与财阀”等口号。企图促成发布戒严令，建立以荒木贞夫为首的法西斯专制政权。[3]
严格地说，在侵华问题上，犬养属于缓进派，并非站在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立场上考虑中日问题。他虽然想“和平”解决日中问题，反对九一八事变的扩大化，不承认“满洲国”，但其政治能量有限。在政友会内部，最大的实力人物森格，已决心背弃犬养。在这种形势下，想绕过军部与内阁，通过个人的因缘，沟通与南京的关系以解决中日问题，是不存在成功的可能性的。犬养之死，使战前日本的政党政治于焉告终，也为孙中山1924年神户演讲中“日本是做亚洲王道的干城，还是做欧洲霸道的鹰犬”的质疑做出了结论。此后日本人所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无非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代名词罢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