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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蔡襄登进士第，先后任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等职，在朝为谏官时，以直言著称。后数度外出，历知泉州、福州、开封府事，所到之处皆有政绩。在福州时，去民间蛊害；在泉州时，主持建造洛阳桥；在建州时，倡植福州至漳州七百里驿道松，提倡制作北苑贡茶“小龙团”。宋英宗即位后正授三司使，再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杭州。[49]治平四年（1067年），蔡襄逝世。累赠少师，谥号“忠惠”。[15]
蔡襄擅长书法，其楷书上承颜真卿，端庄谨严，体格恢宏，点画无丝毫苟且；行书潇洒简逸，信手拈来，触处成妙，大得晋人韵致。他力去时俗流弊，另辟蹊径，下开苏轼、黄庭坚、米芾等新风，连接唐、宋两朝书风嬗递，身兼尚法和尚意两种艺术追求，在中国书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蔡襄的书法理论重神、气、韵，尚古法而不炫奇斗巧，对宋代书坛的志趣有一定的影响。后世将其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传世书迹有碑刻《万安桥记》《昼锦堂记》，墨迹有《谢赐御书诗》等。其诗文清妙，造诣较深。[49]所著《茶录》总结了古代制茶、品茶的经验，《荔枝谱》则有“世界上第一部果树分类学著作”之誉[89]。其著作被辑录为《蔡忠惠公文集》传世[48]。今人点校整理有《蔡襄集》。[60]
- 全 名
- 蔡襄
- 别 名
- 蔡君谟、蔡忠惠、蔡端明
- 字
- 君谟
- 谥 号
- 忠惠
- 所处时代
- 北宋
- 民族族群
- 汉族
- 出生日期
- 1012年3月7日
- 1067年9月27日
- 福建路兴化军仙游县枫亭镇赤湖蕉溪村[51]
目录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二月十二日（1012年3月7日），蔡襄出生于福建路兴化军仙游县枫亭镇赤湖蕉溪村（今属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九社村五星自然村荣林坑），不久后随父亲蔡琇迁居仙游县唐安乡连江里青泽亭境牛歇亭山东麓（今仙游县枫亭镇九社村蔡坑自然村王厝）。他的母亲卢氏，是惠安名士卢仁之女。[51]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五岁的蔡襄与弟弟蔡高同到仙游县乡间念书。两年后与蔡高进县学读书，拜许怀宗为师。天圣元年（1023年），与蔡高同入泉州郡庠学习，与惠安人杨公明、卢锡同学。天圣四年（1026年），十五岁的蔡襄中乡举，经仙游县尉凌景阳介绍，到其岳父、江阴县人葛惟明处士家念书。[51]
景祐三年（1036年）五月，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称赞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为“四贤”，御史高若讷为“一不肖”。京城人士争相传抄此诗，贩书者也借机获取厚利，连出使宋朝的辽朝使者都特意购买此诗回国，张贴在幽州旅馆。同年冬，被授为朝奉郎、试大理评事、西己墓茅京留守推官。[51][66]
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同时执政，欧阳修、王素、余靖同为谏官，蔡襄作诗称贺，受欧阳修等三人举荐，被仁宗擢升为秘书丞、集贤校理、知谏院兼修起居注[79]。九月，赐五品服。[2][51]
庆历四年（1044年），保州士兵起义发生。哗变士卒推戴十多名“懦兵”为首领，又杀掉他们，以求招抚。蔡襄说：“天下军队百万，如果没有诛杀决行的法令，必然开启骄横傲慢暴乱的源头。如今州兵杀官吏、关闭城门，没有讨伐就同意招抚，岂不被天下笑话。请允许臣带兵入城，将他们全部诛杀。”其建议得到仁宗允准。[67]
在台谏供职期间，蔡襄敢于直陈时弊，无所回避，对“庆历新政”的推行有所贡献。他批评枢密使夏竦、宰相吕夷简[72]，反对耗资营造佛塔[71]，借灾变指出“朝有敝政而不能正，民有疾苦而不能去，陛下宽仁少断而不能规，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的问题[70]。
三年（1051年）正月，被授为右正言、判三司盐铁勾院，再修起居注[51]。当时谏官唐介上疏攻击宰相文彦博靠结好妃嫔而成为宰相，触怒仁宗，蔡襄进言道：“唐介实在是狂妄愚蠢，但念他出于进忠，希望保全宽恕。”不久，仁宗贬唐介为春州别驾，蔡襄又上疏认为这是必死的谪所，使其得以改贬至英州[68-69]。[81]
皇祐四年（1052年）秋，改判三司度支勾院。同年调朝奉郎、起居舍人、知制诰、权同判吏部流内铨，勋封上骑都尉，赐紫金鱼袋[51]。同年，御史吕景初、吴中复、马遵因上疏议论宰相梁适被解职，作为知制诰，蔡襄封还辞头，拒绝起草解职诏书。以后每次授官有不适宜的情况，他往往封还。仁宗并未加罪，对蔡襄更加优厚，赐给他母亲冠帔以示恩宠，又亲自书写“君谟”（蔡襄字）两字，派使者送给他[73]。[82]
蔡襄在泉州任上，首先整顿吏治。当时晋江县令章拱之贪赃枉法，蔡襄奏疏弹劾，把他革职为民。后朝廷发现这是冤案，蔡襄因而被贬。他又修建沿海州县城池，加强军事防备，教妹企习舟船熟记水势，防备海寇。泉州城东郊有洛阳江，下游出海口江面宽五里，有渡口名万安渡。“每风潮交作，数日不可渡”，“沉舟被溺，死者无算”。并奏请减免漳、泉、兴三州身丁钱一半，大大减轻民众负担。[84]
此时，宋廷财政入不敷出，“积贫”已深。蔡襄善于理财，比较天下的盈虚出入，量力以制用。剔除腐败，簿书法度大小都可以效法。[76][85]
嘉祐八年（1063年），仁宗驾崩，蔡襄妥善处理了修建永昭陵等重大活动[86]。他还撰《国论要目》一文，阐述改革主张，提出择官、任才、去冗、辨邪佞、正刑、抑兼并、富国强兵的改革方案，但未被新即位的宋英宗采纳。
英宗多病，即位后由曹太后听政。曹太后对辅政大臣重提旧事，说：“先帝（仁宗）既已立皇子，宦官与女宠更加迷惑，而且知名的亲信大臣也是如此，险些坏了大事，我最近已经焚毁这些奏章了。”不久后，朝野传言蔡襄对立储之事有议论，英宗听说后有所怀疑。正好蔡襄几次请辞，英宗遂允许他辞去三司使。蔡襄自请前往杭州就职，于是在治平二年（1065年）闰三月奉诏带尚夜赠精再书礼部侍郎、端明殿学士官衔出悼狼知杭州，五月二十六日到任。[51][77]
治平三年（1066年）十月，卢氏去世，蔡襄护母丧南归。[4]
- 治理福州
庆历五年（1045年），蔡襄出知福州时，大力倡导兴修水利，“（修）复古五塘（也有研究认为“五塘”是在莆田而非福州兴修的[29]），以溉民田，民以为利。”嘉祐二年（1057年），蔡襄再任福州知府时，“疏导渠浦百七十六，计二万一千九百七十四丈，……溉田三千六百余顷。”此外，蔡襄在莆田还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见于记载的有“南安坡”“太平坡”“慈寿陡门”。蔡襄兴修水利的做法，是有益于国计民生，有益于社会发展的。蔡襄出任福建路转运使时，还奏减五代以来的丁口税。[42][75]
当时的福州，盛行着一种“重凶事”的极坏的社会风气。亲人死亡，为了表示“孝行”，举葬之时，必尽力丰侈为孝，否则深自愧恨，为乡里羞。以至于有亲人死亡，家人隐藏讣讯而不敢哭，等到破产具办完备后才敢发丧。有钱有势的豪富趁火打劫，贱买其田宅，贫苦人家倾家荡产，“立券举债，终身困，不能偿”。蔡襄任福州知府时，重视调查研究，深究民瘼，当他了解到这些恶习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后，深恶痛绝，不胜感慨地说：“弊有大于此邪！”立即下令禁止。那时，福州民间还流行着一种迷信鬼神治病的“左医右巫”的恶习。人们患病，不是求助于药石，而是迷信“巫觋主病”。患病之人，因为得不到及时的医治而死亡者屡见不鲜。蔡襄目睹这种恶习对人们的危害，撰《圣惠方后序》，刊刻于碑，劝病者就医治疗，然后“择民之聪明者，教以医药，使治疾病”，又采取措施，严厉取缔巫觋，“凡破数百家”，才逐渐消灭了这种陋习。[42][51][75][84]
蔡襄还非常重视兴办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他认为：“庠序之设，所以起风化而养贤才也。”因此，在他任福州知府时，积极兴办教育事业，注意通过教育来造就人才。“往时闽人多好学而专词赋以应科举，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经术传授，学者常至数百人”。蔡襄还“亲至学舍执经讲问”，作为诸生的表率，为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有益的工作。经过蔡襄一番的励精图治，“闽俗丕变”，“闽人大便”。蔡襄也因此而深受人民的崇敬与爱戴。当他离任之际，州民“相率诣州，请为公立德政碑”。虽然官府以法不许，但百姓还是“私刻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足见当地人民对蔡襄所怀感情的真挚。[42][75][84]
- 治理泉州
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自唐后期起，泉州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北宋时泉州港湾区帆墙林立，百舰争流，中外商贾荟集，各地货物集散。然而，万安渡成了福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极大障碍，交通问题远远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万安渡建桥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蔡襄等人先在江底沿着桥梁中线抛置了大量的大石块，形成一条横跨江底的矮石堤，作为桥墩的基址。然后用一排横、一排直的条石筑桥墩，这种石基的开创，是桥梁建筑史上的重大突破，近代称之为“筏型基础”。他并种海蛎以固桥基，于桥上下两侧滩涂上，植石以附蛎，以减缓江流速度，使不致动摇桥墩两侧基础。这被认为是世界上生物学运用于建筑上的先例[44]。万安桥横跨泉州湾，全长三百六十丈，是中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茅以升称其为“福建桥梁的状元”[43]，在中国桥梁建筑史上有重要地位。[7]它的建成，对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桥成之后，蔡襄撰写了《万安渡石桥记》，称赞此桥“渡实去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53]
万安桥建成后，蔡襄组织人马，从福州始沿途栽植树至泉州、漳州，计长七百里。它既可防止水土流失，又可遮掩道路，使过往客商在炎日酷暑之时，免受骄阳曝晒之苦。时人为此作诗赞之：“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42][65][75]
蔡襄在泉州积极组织群众抗旱，兴修水利，生产自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负担。嘉祐三年（1058年），适泉州一地春夏之交久旱不雨，他特地三次带领官员到泉州飞阳庙祈雨，自责干旱不稔，是“郡守不德之故”。还写下《乞雨题西方院（有序）》：“年年乞雨问山神，羞见耕耘陇上人。太守自知才德薄，彼苍何事罪斯民。”他是以此举来劝告各僚属要关心民瘼，组织农民抗旱自救。不久恰好天降大雨，旱情解除，岁以大稔，王十朋因此赞他“爱民心有彼苍知”。[42]
晋江龟湖塘可灌田数千亩。但是，沿塘百姓常为用水及管理维修堤岸等问题争吵、斗殴。加上土豪、无赖好事之徒插手搅浑，沿塘百姓冤冤相报，问题久而不能解决。蔡襄深入民间，详为考察，为更好地保护这一水利工程，加强排涝抗旱作用，以利农耕，相应加强相邻各乡林、黄、苏、郑、吴、蔡六姓的联谊，特制定《龟湖塘规》（后世称为《先宋塘规》），使龟湖有法可依。它明确规定六姓用水及管理维修问题，保证农田能及时得到灌溉。他在制定《龟湖塘规》时，按规定执行管禁，遇有重大违规者，则由陂首呈县府惩处。正因为有蔡襄的《龟湖塘规》在，龟湖塘维护了近千年，为濒湖农民流泽千余年。自蔡襄定塘规至明朝的五百年间，粮食产量往往二、三倍于他乡。[50]这是对泉州水利建设的贡献。
由于蔡襄在泉州时“威惠并行，民畏而爱之”，泉州人民为他立生祠纪德颂功。终北宋之朝，到泉州任守臣的不乏其人，但在泉州人民的心目中，“称太守之贤者，必以公（蔡襄）为首”。[42]
主词条：宋四家
- 书法创作
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份，应在苏、黄、米之前。他擅长正楷、行书和草书。[45]其楷书上承颜真卿，端庄谨严，体格恢宏，点画无丝毫苟且。行书潇洒简逸，信手拈来，触处成妙，大得晋人韵致。[49]
蔡襄学书之时，唐末衰陋习气并未消歇，而宋书的风尚尚未建立。他力去时俗流弊，另辟蹊径，下开苏轼、黄庭坚、米芾等新风。蔡襄在书法创作上的实践成果，也为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经验，是一位连接唐、宋两朝书风嬗递，身兼尚法和尚意两种艺术追求的关键人物，在中国书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49]
蔡襄的书法在其生前就受时人推崇备至，极负盛誉，最推崇他书艺的人首数苏轼、欧阳修。苏轼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又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欧阳修对蔡襄书法的评价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欧阳修说：“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黄庭坚也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评论蔡襄的草书“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存张旭、怀素之古韵，有风云变幻之势，又纵逸而富古意。”《宋史·蔡襄传》称他：“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许将《蔡襄传》说：“公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仁宗尤爱称之。”朱长文《续书断》：“蔡襄书颇自惜重，不轻为书，与人尺牍，人皆藏以为宝。仁宗深爱其迹……及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敕书之，君谟辞不肯书。”[45]
从以上三段记载中，可以知道，蔡襄书法从天子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惜。由于他颇自惜，不妄为人书，所以传世作品较少。另外可以看出当时书坛的风气已完全转向了诗文尺牍，而书碑则被看作是一技夫役役之事，为士大夫所不屑为，甚至连帝王的敕命也已不能左右之。这与唐代以前的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45]
总体上看，蔡襄的书法还是恪守晋唐法度，创新的意识略逊一筹。但他却是宋代书法发展上不可缺的关纽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备的书法成就，为晋唐法度与宋人的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45]
- 书法理论
蔡襄没有专门的书法著作行世，但散篇亦有可观，其书法理论重神、气、韵，尚古法而不炫奇斗巧，对宋代书坛的志趣有一定的影响。[49]
- 传世书迹
（图册参考资料[36-37][40-41]）
- 茶业
蔡襄为福建转运使时，从改造北苑茶品质花色入手，求质求形。在外形上改大团茶为小团茶、品质上采用鲜嫩茶芽作原料，并改进制作工艺，创制出“小龙团”茶。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欧阳修对蔡襄制作贡茶有非议，但他不得不承认蔡襄制作茶业的工艺之精。蔡襄之侄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对蔡襄在发展北苑御园茶过程有较为详细而客观的记载，肯定了蔡襄负责监制北苑之茶制作精巧，形质至极，呼声最高还是“小龙团”的“密云龙”和“瑞云翔龙”。对于茶叶制作达到“名益新、品益出”“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的高水平程度，同时指出做茶要抓住季节“又茶茁其芽，贵在于社前则已进御”的新鲜感。可见“好茶争相品、盖因品质珍”。就蔡襄本人，对于建安之茶，他也在自己著作《茶录》中有专门论述建安之茶。其“点茶”条云：“建安斗试以水痕者为负，耐久者为胜”。同朝范仲淹在《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也提到“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斗茶味兮轻醒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可见北苑御园茶在北宋时期极负盛誉。这些如此辉煌时期是得益于蔡襄为福建转运使时的监制而精益求精的创新工艺。[91]
蔡襄又鉴于陆羽的《茶经》，未能把闽产指出，使建茶淹没不彰；而丁谓所著的《茶图》，仅论及采制，没有说明烹试的方法，于是，蔡襄将他自己的研究心得，撰写成《茶录》一书，共二篇，800多字。上篇论茶，下篇论茶器，都属于烹试的方法。凭他丰富的经验，独特的见解，再配以当世优秀的书法，使这一著作，堪称“稀世奇珍，永垂不朽”。宋代建茶能名垂天下，与蔡襄的提倡和推荐是分不开的。据说，当时论茶者，没人敢在蔡襄面前发言，恐班门弄斧。《茶录》除了上进给皇帝鉴赏外，还勒石以传后世。这不但对福建茶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日本具有美学艺术的“茶道”和世界茶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7世纪初，中国茶叶输入欧洲及其它地区，成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并且有日渐风靡之势。蔡襄的《茶录》，对福建茶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前人评曰：“建茶所以名垂天下，由公（蔡襄）也。”[91]
- 果业
蔡襄在福州任职时，关心农业生产。福建在当时是荔枝的名产区，尤以福州出产最多。他有感于福建荔枝列品虽高，而寂寥无纪，而于嘉佑四年（1059年）写成《荔枝谱》一卷。全书分为七篇。前六叙述当时福建各地荔枝的栽培盛况，以及栽培技术，加工。运销等；第七篇记述当时福建栽培的荔枝品种共三十二个，篇幅约占全书之半。所记荔枝品种中如陈紫等至今仍有栽培[90]。该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介绍荔枝的专著[88]，有“世界上第一部果树分类学著作”之誉[89]。
蔡襄对闽学的形成有扶掖饬励之功。早期闽学与北宋的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等“古灵四先生”（又称“海滨四先生”）关系密切。“四先生”与蔡襄密切关系。在《宋元学案》中，蔡襄被列名周希孟门下。他十分敬重这几位闽学先行者，或“亲至学舍质问经义”，或“尊以师礼”，或“折节下之”，尤其崇敬周希孟。出守福州时，蔡襄备礼招延“四先生”，并极力向朝廷举荐他们出仕。“四先生”后来出仕，形成学派，蔡襄有先导、饬励及扶掖之功。[56]
诗文题材
为官诗文
在蔡襄的诗歌作品中，以抒发政治情怀和自己人生观的作品有六十多首，表达其为官和为人处世的准则。[64]
如在组诗《四贤一不肖诗》中，他分别介绍“四贤”和“一不肖”之人，使两组人物形成鲜明对比。他认为“君子道合久以成，小人利合久以倾”，人与人相交，只有以正义，以道德相结合才可以长久的存在，若以利益相交，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蔡襄便是以道交友之人，当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四位大胆言事者，都因得罪了当朝的权势之人而被贬时，他挺身而出，敢于做激奸纠缪之人。“人谓高君如挞市，出见缙绅无面皮”，蔡襄称高若讷为“高君”，暗含了一种讽刺。他用“累幅长书快幽愤，一责司谏（高若讷）心无疑”的决心，要与黑暗势力斗争到底，不仅不担心会因此坐贬，反而希望这种心情被理解，被朝廷接受。在五首诗的结尾说到“朝家若有观风使，此语请与风人诗”，迫切地希望他所表达的情感能被有关官员听到，并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四贤一不肖诗》成，一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连辽朝官民都闻知其诗。[64]
作为一名谏官，关于谏言与听谏的关系，蔡襄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言增置谏官书》中说：“臣窃思任谏非难，惟听谏之难；听谏非难，惟用谏之难”，从事情发生、发展的角度比较说明了纳谏的难度。君王因“深忧政教未举，赏罚未明，群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广开言路，增置谏官。作为忠仁之臣，蔡襄见此情形，便立刻上书表达自己的看法，提醒皇帝要正确对待谏官的意见。在上书中，他还批评谏官群体“好名也，好进也，彰君过也”，并指出如果盲目地接受这三类人的谏言，定会让君主背负“有好谏之名，而无好谏之实”的罪名，天下之人定会指责朝廷有拒谏之失。其上书的语言诚挚且不失逻辑，令人折服。[64]
蔡襄在官场上尽职尽责，私下里却对仕宦生涯有几分厌倦。他在《授转运使罢州端居述怀》中写道：“掩关谢来宾，释然舍攀拘”，诉说自身追求宁静的渴望。但在其位要谋其职，工作上的繁忙让他只能得到一种“暂闲固自适，况与尘滓殊”的心灵上的休憩。在《期秦伯镇不至》一诗中，他也表达了自己愿做清高旷达者的情感。但当看到亳州人民在饱受水涝之苦时，心中产生的责任感，又使他放弃了追求自由之身的念头。[64]
交友诗
在蔡襄的诗作中，朋友间书信以及其他形式交往的作品有一百三十多首，占据其诗歌创作数量的大部分。[64]
缕缕青阴拂去鞍，雨花狼籍颤春寒。年光别绪侵入鬓，莫向离亭子细看。[64]
早春那淡淡的绿荫之中又添了离别的思绪，准备离去的马儿停留在树下，在那寒风料峭的“颤”春寒中，刚刚开放的花朵被雨丝打落。春雨、寒风颤动的不仅是绿树和花朵，更是离人的心。再看岁月爬上了人们的发际，使得人们不断地提醒自己，时光易逝，珍惜当下。因此，当友人要离别时，油然而生的伤感，使得自己不敢直视那离别的亭子，那离去的人。在此之际，唯有“重把酒杯斟”借酒才能消愁，唯有那孤云能明白自己的心思，“斜日明春态，孤云感客心。何人知别意，重把酒杯斟”（《送别陈比部》）。[64]
蔡襄的送别诗中，还有许多往昔追忆的话语。如在《送柯秘书三子归泉应诏》中，他先回忆与柯秘书在河北临漳共同为官时初见他的儿子的事情，以交代诗中所涉及人物的关系。然后表达自己初见孩子们时候良好的第一印象。到十几年后，他们再来拜访我，已是俊雅之士。此时，蔡襄眼见三位优秀的后生，不由感叹柯秘书的一生“多才”但“晚未遇”。值得欣慰的是，通过柯秘书的言传身教，“吾徒沉升不须议，且看少者腾声光”，他能看着下一代人成长，得到另一种幸福。[64]
蔡襄的送别诗除了表达难舍难分的情感和美好的祝福以外，诗歌的结尾还常常会表达一些规劝的意思。例如在《送石昌言知宿州》中，开头先对宿州的地理位置进行分析，然后说明因石昌言声望素著，朝廷才派他来宿州任职，以使人尽其才。在离别醉酒的惆怅之际，蔡襄指出做人不能像动物一样只图温饱，人生应有所作为，才能与家禽有所区别。人应该不断地充实自己，只有这样在国家需要人才的时候，众人才可能推荐你。“觥巡卷到君勿辞，行看岸下船头放”，这将要开动的船，惊醒了诗人，虽还有千言万语，但不忍友人耽误了行程，只好再次举杯，送别石昌言。在诗的最后，他把自己比喻成一只带着离愁的鹰，注目远望，希望石昌言能够早日寻到展示自己的舞台。[64]
唱和诗
在与友人交流的过程中，他常强调做人要忠惠贤德的想法。在《道中寄福州王祠部》中，他重申了这种观念：“又言人生尚忠孝，二者轻重均铢圭。”不断重复“忠孝”在自己人生观、价值观中的意义。当自己渐渐老去，或是看到身边友人斑白的发迹时，蔡襄总会为时光的残酷和壮志未酬的矛盾而感到惋惜。如在《寄答汝州王仲仪待制》中，“复”字与题目中的“答”字相联系表明双方已多次书信往来，蔡襄与王仲仪虽相隔很远，但这偶尔飘来的书信，拉近了二人的心里距离。随后谈到自己离开谏官院已有快三年的时间，一直经受病魔的困扰。承受不了现实的考验，竟不知该何去何从。头生白发人已老去，但至今仍记得主恩未报，无颜以对国家和人民。书信中蔡襄表达了自己渴望报效国家的想法，希望与友人共勉。又如在《过囊山寄宏师》中，他说自己“鬓毛白尽犹奔走，惭愧高人得自如”，通过一个“犹”字，将奉献精神表达到了极致。[64]
但在对事情的成败无能为力时，蔡襄尽力做好本分，对现实有正确的认识，心怀大志，不为琐事而忧愁。如在《和许寺丞泊钓龙台见寄》中，前六句极写钓龙台下一川秋色之萧条，颈联中的“山明灭”“日动摇”，将人见到此悲凉之景，内心波动的情感写活了。征人的思归之心碰上秋日的凄凉，使情感出现极大的波动。紧接着蔡襄及时提醒说“有志四方男子事，莫怀乡国便魂销”，以此鼓励许寺丞要坚定自己的理想和抱负。[64]
蔡襄的唱和作品中还有部分涉及茶。在宋代，文人常通过茶诗来表达情感。蔡襄在和孙之翰的唱和诗《和诗送茶寄孙之翰》中，先称赞了北苑的茶品之好，随之认为人的病痛都是由人们过度忧虑造成的，在品茶的过程中能让人忘却这一切，忘却痛苦，静心享受美好。在《和杜相公谢寄茶》中，他还认为茶似“云液”“露华”，其给人带来的味觉、嗅觉和一切的感官享受，是超越年龄、时间的。而遇到这种尤物的第一念头就是要与亲友分享，故而蔡襄在《大湖驿寄建州同年窦职方》中说：“茶山春物近，那得共追寻”，以茶寄托思念之情，希望能与友人共同追品。[64]
蔡襄的咏物诗，有近两百多首，占其诗歌数量的一半之多。在为官之余，他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寄情于万事万物。在蔡襄看来，“芳物于人自有情”（《甲辰寒日游公谨园池》），万事万物都是有生命的，一草一枝皆可入诗。[64]
在蔡襄的眼里，人与自然应该是合而为一的。他渴望一种“人尽图画中”的自然融合。正因为受到这样的思想的影响，所以他眼中的自然万物都是有生命、情趣的。如在《凝祥池上晚归》中，他用“杨花零乱上人衣”句中的一个“上”字，写活了整首诗的氛围。风中飘飞的柳絮瞬间有了生命、有了活力，本是风使然，最终却归结在柳絮身上。在《正月十八日甘棠院三首》中，也出现过类似巧妙的拟人手法。[64]
在众多的自然景物中，蔡襄对各种花木情有独钟，并对它们的生长环境、特点都十分了解。他于不同时刻看到各种花木，都有不同的感受，就连经雨的夜晚，突然醒来他也不忘开窗来看看他的这些朋友们。如在《甲辰闰月初伏快雨凉风昼眠初觉庭前小栏花木各有意气效柏梁体》中，共例举了12种花木，用简短的七言，或是概括它们的生长特征，或是说明它们的药用价值。如在说百合和麦门冬时，重点叙述其养阴清热的药用价值；写绛桃和木瓜时，注重它们的外在形态，用“枯条大蕊”生动地写出了绛桃花多花密的特点。用“瓮”来比喻经霜木瓜的大小，既具体可感，又不失单调。蔡襄一气呵成写了12种植物，但还觉未尽兴。“物物自名词不穷”这样的排列既不足以说明它们的特点，也不能说尽，只是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物象以抒发心中的这份喜悦。此时的蔡襄宛如一位有着丰富生活经验的园丁，正细心地呵护着这些生命的成长。在《十一月后庭梅花盛开》中，他写道：“迎腊梅花无数开，旋看飞片点青苔。”将一枝直立于风雪严寒中的梅花形象屹立在读者眼前。“迎”字突显了梅花顽强的品质，不畏严寒，彰显自己独特的风采。再看那南剑州芋阳铺旁的腊月桃花，同样具有这样情义。[64]
蔡襄的情感是丰富细腻的。在离别之际，他甚至会想到与花草道别。在《移居转运宇别小栏花木》中，奉命出任福建转运使的蔡襄要离开故地，心中难免有不舍之情。他把这种感情扩展到了小栏中的花木上，面对着这一栏几年来自己精心呵护的花朵，心中的感伤不言而喻。细数着他们的名字，红薇、素馨、茉莉等等十余种，它们各有各的姿态和风采。回想这些花儿多是自己亲手栽种的，若是“别去重来看，犹使中情恻”。蔡襄十分喜爱这花花草草，所到之处他总愿意亲手栽种几株来点缀自己的生活。在《福州堂下小栏花卉多是手栽今已繁盛因赏花有所感悼》中，爱花整日依偎在花台旁，他静静地观赏这花开花落，看飞禽飞来又去，看溪雨下了又停，来来去去却不曾有人留下，这份孤独，恐怕只有借酒才能消遣，内心渴望能有人在这花栏旁相伴，一同欣赏这份美景，内心的孤寂感染了这些植物。而当蔡襄蒙召还京时，眼中的一切又都是欢快明朗的，感慨到“行人不是爱春物，一见芳丛似有情”，又一次用物有情来写人有情，表达自己又重新被朝廷接纳的喜悦心情。[64]
花草树木早已和茶事一样，成了蔡襄闲暇时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赞咏它们已经成为其生活的必要组成。在蔡襄的作品中，经常出现这类生活化题目的作品，如《十三日出赵园看花》《十三日吉祥探花》《十八日陪提刑郎中吉祥院看牡丹》《十九日奉慈亲再往吉祥院看花》等，让人感受到蔡襄在生活中与这些自然之物关系的密切。[64]
欧阳修：
- ①襄于朋友重信义，闻其丧，则不御酒肉，为位而哭。……工于书，人得其字，以为珎藏，仁宗尤称爱之。[10]
- ②谁谓闽远，而多奇产。产非物宝，惟士之贤。嶷嶷蔡公，其人杰然。奋躬当朝，谠言正色。出入左右，弥缝补益。间归干闽，有政在人。食不畏蛊，丧不忧贫。疾者有医，学者有师。问谁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坟，有拱其木。凡闽之人，过者必肃。[10]
：“经纶其学，高明其志，立论中朝，尽心外寄。嗟公之忠兮，三谏有诗，诵公之功兮，万安有碑。楷法草书，独步当世，文章青史，见重外夷。丹荔经其品藻，诸果让其清奇。郑重于欧阳，清纯而粹美，僝功于皇祐，得谥于淳熙。前无贬词，后无异议，芳名不朽，万古受知，英雄不偶，呜呼几希！”[51]
刘爚：“惟公以忠言惠政著于中外，至和之世，实自圻甸来守此邦，以便亲舆之奉。流风善政，人到于今称之，某之视公，无能为役。然间者九重假宠之意，明著训词，实用仁祖命公故事，顾惟不佞，将何以堪之。惟当仰止高风，以庶几其万一。英灵如在，尚闻斯言。”[103]
脱脱、阿鲁图等：“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宋仁宗）贤御史也。襄数论治体，推韩琦、范仲淹之贤。素请罢不急之赏，论仁宗纳二女子为非。靖黜夏竦、王举正为不可用。盖仁宗锐于求治，数君子提纲振纪而扶持之，卒成庆历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于民事，吏不敢欺；靖用兵蛮徼，卒收功名；素在西边多惠政，其尹开封，虽颇厌烦剧，再为渭州，边民老幼，至相率称贺，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15]
陶宗仪：“博古尚气节，工字。学大字，巨数尺，小字如豪发。笔力位置大者，不失结密；小者不失宽绰。至于科斗、篆籀、正、隶、飞白、行草、章草、颠草，靡不臻妙，而尤长于行，在前辈中自有一种风味，笔甚劲而姿媚有余。自珍其书，以谓有龙翔凤舞之，执识者不以为过，而复推为本朝第一也。论者以谓真、行、简札、今为第一，正书为第二，大字为第三，草书为第四，其确论欤！”[16]
王夫之：“韩、富、范、马诸公，虽以天下为己任，而不能自超出于此术之上。于是石介、苏舜钦之流，矫起于庶僚，而王素、唐介、蔡襄、余靖一唱百和，唯力是视，抑此伸彼，唯胜是求。天子无一定之衡，大臣无久安之计，或信或疑，或起或仆，旋加诸膝，旋坠诸渊，以成波流无定之宇。”[19]
冯班：
- ①当学蔡君谟书，欲得字字有法，笔笔用意。[17]
- ②宋人蔡君谟书最佳，今人不重，只缘不学古耳。[17]
林朗如：“其先是而开闽学，为侯官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海滨‘四先生’。则我端明蔡公守福州时，实始尊礼倡率而推荐之，是道学宗工而大有造于吾闽。意公之于闽，其或有先于杨、游之衍，道南之绪者矣。朱子谓范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又谓欧公知贡举，文章自是变而复古，观蔡公厉名节，振士气，为文章，于范、欧二公何如也。蔡公与范、欧齐名。”[56]
三年（1036年），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争执，被黜知饶州。当时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蔡襄当时也作《四贤一不肖》诗，攻击高若讷。此诗在东京流传，人们都争着传写，买书的人在街上售卖此诗，获利颇厚。辽朝的使者来访，偷偷将其买回。后来张中庸出使辽朝经过幽州时，在舍馆看见有人将蔡襄此诗写在墙上。[21]
蔡襄有一把美胡须。仁宗一天偶然回头问蔡襄说：“你的胡须非常漂亮，晚上睡觉时把它盖在被子之下吗，还是把它放在外面呢？”蔡襄无法回答。回到家后，晚上睡觉时，他思索白天仁宗的话，把胡须放在被子里面和外面，都感到不适，一个晚上无法睡着。[22]
- 地下阎罗
蔡襄病重时，兴化郡守李遘梦到一位神仙紫绶金章，自称是来迎接下任的。李遘询问是谁，神仙说：“我是阎罗王，蔡襄将要接替我。”次日，蔡襄即去世，李遘作挽诗道：“不向人间为冢宰，却归地下作阎罗。”[26]谢肇淛也在《五杂俎》中提到“人有死而为阎罗王者，如韩擒虎、蔡襄、范仲淹、韩琦等，皆屡见传记。”[27]
- 蛇精转世
蔡襄知福州时，曾因病多日未到官署办公，每天晚上都梦到登上鼓楼靠着鼓睡着。通判奇怪击鼓之人多日没有在三更打鼓，那人回答说这几天有一条大蛇盘踞在鼓上，他因而不敢接近。蔡襄病愈后，向通判说了自己的梦，正巧与击鼓之人说的话相同，人们便认为蔡襄是蛇精。[23]
蔡襄在福州任职，一次适逢上元日，他让百姓点七盏灯，陈烈制造大灯一丈多，上面用大字写道：“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蔡襄看见后，下令罢灯。[24]
蔡襄对待母亲非常孝顺，他曾经步行碰到一个妇人，样貌非常衰老，蔡襄询问她的年龄，她说：“我活了一百单二岁了。”蔡襄拜了又拜后说：“希望我的母亲的年纪也能像您一样。”后来果然像他说的一样。[25]
宋仁宗因蔡襄书名远播，曾专门要他为《温成皇后铭》题字，蔡襄却说：“这是翰林待诏的职责。儒者工于书法，只是自我的游戏罢了。”仁宗闻言，也不再强求。[57]后人认为，古往今来能够“自重其书者”，只有王献之与蔡襄。[59]
蔡襄对朋友崇尚信义，听说朋友去世，就不吃酒肉，设置灵位哭泣。他曾在会灵东园饮酒，客人射箭误伤他人，就指出是蔡襄射的。后来皇帝询问此事，蔡襄再拜愧谢，最终没有自我争辩。[58]
关系 |
姓名 |
简介 |
|---|---|---|
曾祖父 |
蔡显皇 |
不仕。 |
祖父 |
蔡恭 |
后赠工部员外郎。 |
父亲 |
蔡琇 |
|
母亲 |
卢氏 |
惠安人。封长安郡太君，享寿九十余岁。 |
兄长 |
蔡燮 |
—— |
弟弟 |
字君山。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历任长溪县尉、太康主簿。早逝。 |
|
蔡奭 |
—— |
|
妻子 |
葛清源 |
江阴人葛惟明之女。封永嘉郡君。 |
长子 |
蔡匀 |
官至将作监主簿，先于蔡襄逝世。 |
二子 |
蔡甸 |
迁居藤山 |
三子 |
蔡旬 |
官至大理评事，先于蔡襄逝世。 |
幼子 |
蔡旻 |
|
女儿 |
蔡氏 |
|
孙子 |
蔡旬子，字永翁。官至通判南京留守司。 |
|
蔡旻子，字伸道，号友古居士。进士。词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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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旻子。大观三年（1109年）进士，官至徽猷阁待制。 |
||
孙女 |
蔡氏 |
|
曾孙 |
蔡洸 |
蔡伸子，字子平。曾在刑部、户部供职。 |
蔡枢 |
蔡传子，字子历，一字子应。政和五年（1115年）进士。 |
|
蔡橚 |
蔡传子，字子强。大观三年（1109年）进士。历官朝奉郎、直秘阁、知泉州等。 |
|
蔡湍 |
蔡伸长子，字子东。曾任天长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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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孙 |
蔡湍子，字定夫。累官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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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撰《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称蔡襄有“女三人”，但除表中嫁谢仲规一女外，其余二人生平均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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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来源[10][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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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著有诗词370首，诗文清妙；奏议64篇，杂文584篇，收入《蔡忠惠公文集》（共三十六卷，另有《别纪》十卷）。另有《龙寿丹记》（此书有五朝小说本）、《蔡忠惠奏议》十卷、《蔡襄治平会计录》六卷、《墨谱》一卷、《茶果》一卷、《荔枝故事》一卷、《讲〈春秋〉〈左传〉疏》一篇、《蔡莆阳诗》六卷、《蔡忠惠诗集全编》四卷、《蔡忠惠诗集全编》二卷（《别纪补遗》二卷）、《蔡福州外纪》十卷、《蔡端明别纪》十二卷（也有十卷、一卷）、《蔡忠惠公别纪补遗》等不同版本，已佚失不少。今人吴以宁点校整理有《蔡襄集》。[60]
蔡襄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然而，自明代以来，世人对蔡襄在“宋四家”中的书名以及四人的排序多有论争，其中一些人认为“宋四家”中的“蔡”指的是蔡京而非蔡襄。不过有许多学者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态度：如水赉佑认为，“宋四家”的“蔡”当指蔡襄[97]；曹宝麟认为，“蔡京说”所持论据年资的硬伤，“苏黄米蔡”的座次排序至少在南宋时已约定俗成[98]；杨加深对“宋四家”的组成及排序问题进行梳理，也认为“蔡”是蔡襄，而非蔡京[99]；蔡显良借助元人许有壬的跋语推断，南宋和元代中期前，“宋四家”的提法只有四人之名而无座次的论定，座次的排列最早应在元末明初[100]；王中焰认为，“宋四家”名位经历从宋至清的演变，今人对蔡襄名位的认知受到了清人的影响[101]；朱国平认为，“苏黄米蔡”说中的“蔡是蔡京”为真正的“人讹”[102]。[96]
主词条：蔡襄陵园
蔡襄墓（蔡襄陵园）位于福建省仙游县枫亭镇锦岭将军山下，旧福厦公路西侧。原官道旁有巨碑“宋端明殿学士忠惠蔡公神道”。蔡襄晚年住在莆田南门外（即今蔡宅村），逝世后葬于莆田将军山，后迁葬于枫亭。明成化年间，重修蔡襄墓，并建享堂、两庑、仪门、围墙。重刻欧阳修所撰墓志立于堂中。陵园于明正德年间重修，状元柯潜撰写《重修蔡忠惠公墓记》。后人还在蔡襄墓前立柱题联云：“四谏经邦，昔日芳型垂史册；万安济众，今朝古道肃观瞻。”1961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92]
1997年，海内外蔡襄后裔把其墓重建为“蔡襄陵园”，历时三年，于1999年竣工。在重修陵园时，菲律宾总统约瑟夫·埃杰西多·埃斯特拉达和世界僧伽会副会长瑞今（蔡襄后裔）特致词电贺，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亲笔题写“蔡襄陵园”和“碑林”。全长134米的“书法碑廊”，共有134块碑文，镌刻蔡襄为主的宋四大书法家楷、行、草、隶12600字，为福建省现有规模最大的碑林。[61]
主词条：蔡襄纪念馆
蔡襄纪念馆位于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东海镇东沙村，金沙宫旁，面积1600平方米，为五层框架结构。馆内设有陈列室、书画厅、会议厅等，收藏和陈列蔡襄生平活动的文物遗作、书简、字贴和各种版本蔡氏族谱，还收藏有300多幅中国名家的书画。
此外，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亦有一处蔡忠惠公祠，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2]
在福建省，各界人士先后成立了蔡襄学术研究会、蔡襄学术研究会蔡襄故里委员会、莆田市蔡氏宗亲联谊会及莆田市姓氏源流研究会蔡氏委员会，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蔡襄。[60]
明代有无名氏所作传奇《四美记》，上演蔡襄造洛阳桥故事。其后演绎同一故事的还有清代李玉、许建山分别创作的《洛阳桥》传奇，以及豫剧、汉剧、湘剧、河北梆子等地方戏种的同名剧目。莆仙戏也有《蔡襄》，一名《蔡襄起桥》，剧情和许多细节与《四美记》相同。[34]2013年，在纪念蔡襄诞辰1000周年活动期间，鲤声剧团在莆田各地巡回演出《洛阳桥传奇》。2021年，姚晓群创作了新编历史剧《蔡襄》。[61]
《东都事略·卷七十五·列传第五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