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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 反清复明
- 外文名
- rebelling Qing dynasty and rebuilding Ming dynasty
- 解 释
- 推翻异族统治，拯救正统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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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关内人口占大多数的汉人采取了高压的政策，汉人为了恢复自己的国家，而采夜祝对抗清政府的高压统治自发开展了诸多民间运动。为了巩固对全中国的统治，清政府颁布了“剃发易服”等政策，使汉人被迫脱掉汉服而改穿满人服饰、强迫汉人发式改为满洲发式。面对汉人的激烈抵抗，清军在关内，尤其是江南等地展开多次屠城，如扬州十日海危、嘉定三屠、南昌大屠杀、江阴八十一日、广州大屠杀等。此外，清政只旬兵府删陵良还通过文字狱对汉族文人进行迫害。
清朝为了对付汉人的一系列反抗活动，对天地会等反清复明集社的阻止，在关内推行了一系列迫害政策，对它认为“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人士进行逼迫，统治全中国期间与汉族进行此起彼伏的明争暗斗。在整个清朝时期，满族对于汉族保持着相当的戒心。在政治上采取怀柔与阻止进入高层的多种方式来进行打压汉人。汉人进行秘密结社，混同宗教，进雅炼元盼行了多次地反抗。
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后，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为巩固满洲人对全国的统治，颁布“剃发令”，[1]因引起汉族的不满和反抗，于是公开废除此令。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进军江南后，多尔衮下令雅章再次颁发“剃发令”，规定：“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发。”其执行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在发布剃发令的同时，还颁布了“易服令”，顺治二年（1645年） 7月9日，清廷颁布“易服令”规定“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颂祝试制。”
汉族大部分生者都剃发结辫，改穿满族衣冠；坚持不愿改换衣冠者要么被杀，要么逃到海外，要么遁入空门，带发修行。虽然此举遭付耻屑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以致发生了多次喋血惨案，但清统治者却始终如一地推行剃发易服制度。因为这对巩固清政权、维护其统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
1648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遣使臣出使罗马教廷，请求教廷出兵协助抗击清朝，并且带领皇室成员皈依天主教，当时确实获得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武器上的帮助。但此次出使罗马并不顺利，且辗转十年之后教皇的回书才被卜弥格带到交趾（安南），自此下落全无，而此时南明已濒临覆灭。
参见：三藩之乱
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郑成功力阻其父降清不果，乃走南澳（今属广东），起兵抗清。后永历帝封为延平郡王，率部数创浙闽粤清兵，屡拒招降。曾两次派兵与张名振合师北上入长江，并与李定国通声息。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1659）亲与张煌言合师北入长江，破瓜洲，下镇江，围江宁（今南京），清廷震动。旋因连胜轻敌，战败撤回思明州（今厦门）。[4]
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率军二万人出厦门，经澎湖，直达台湾鹿耳门，围赤嵌城，败荷兰援军。次年，荷兰总督揆一降，遂复台湾全岛，以赤嵌城为东都，建立府县，编制军队，屯田垦荒，奖励移民。旋于康熙元年（1662）病卒。[4]
郑成功死后，其长子郑经于嗣为延平郡王，以陈永华主政，刘国轩主军，经营台湾，发展经济，屡拒绝清廷招抚。十三年，乘三藩之乱，率师进攻闽粤沿海潮、漳、泉诸州。十九年败回台湾，次年即康熙二十年（1681）病死，冯锡范所拥立其子郑克塽，嗣延平郡王位，年仅十二。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水师克澎湖，攻台湾，乃出降，举家迁北京，隶汉军正红旗，封公爵。[4]
天地会在福建闽南地区创建的社会时代背景、天地会秘密组织的成员与南少林关系、天地会所活动的寺庙与南少林的关系、天地会的演变与传播与南少林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天地会是由一批南少林武僧、部分郑成功部下和部分汉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中的反满派组成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结社；天地会的反清复明过程。是一个以武结盟、以武练兵、以南少林武术抗清的过程；天地会的创立宗旨承袭了“匡扶正义、除暴安良”的南少林精神，南少林促进天地会的发展、传播，南少林与天地会名扬海内外。[5]
白莲教，白莲教是一种秘密流传的民间宗教，杂拜各种鬼神，它是由摩尼教、弥勒教、道教和佛教等各种宗教混合演变而成的。一般说法都认为白莲教起源于唐代一度盛行的摩尼教，南宋绍兴初年，吴郡（苏州）延禅寺的和尚茅子元仿天台宗教义并吸取摩尼教的教义与仪式创立。以佛教中的弥勒佛代替了明教会的迷摩尼佛。到元代末年就逐渐形成了以崇拜弥勒佛为主的“白莲教”。总坛在江西九江庐山东林寺。具体参考词条白莲教起义
朝鲜李朝孝宗忠宣大王李淏，早年跟他哥哥朝鲜昭显世子一起，曾经被入侵朝鲜的皇太极掳到盛京当了很久的人质。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入关，定鼎中原。11月9日，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见作为人质的昭显世子李澄（李淏的哥哥，当时的朝鲜王储）和凤林大君（李淏），说：“未得北京以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凤林大君则姑留与麟坪大君相替往来……”同时，清朝还宣布减少朝鲜的岁贡币物。
1645年3月，久居清朝做人质的昭显世子返回汉城，随行清使勒令朝鲜仁祖李倧出城迎接“天使”到来。忠于明朝的朝鲜两班朝臣士大夫对此心生忌恨。5月21日，昭显世子被宫人在饵饼中下毒，暴毙于昌德宫中。李倧虽心知肚明，但是讳言此事，怕多尔衮深究，向清朝上报“世子病亡”。6月7日，被多尔衮释放的凤林大君回到汉城。
昭显世子在清廷为质近十年，历尽艰险，目睹了清朝入关这段历史，成为了清朝的傀儡，因此多尔衮对其逝世“深为惊悼”。虽对其暴毙觉得可疑，但是在朝鲜使臣众口一词的“确系病殪”的说辞下，也不得不接受事实。1645年11月14日，清朝册封李淏为朝鲜世子。
朝鲜李朝视满清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仍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历代封建统治者最看重的“正朔”问题，朝鲜就是这样处理的。由此可见，朝鲜对于大明的忠心，对于满清的蔑视[3]。
- 孝宗的“反清复明”战备
当时朝鲜君臣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李朝孝宗则以光复大明 天下为己任，倡议北伐。他对大臣说：“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 ”对大臣“万一蹉跎，有覆亡之祸，则奈何”的担心，他说：“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
为了北伐，孝宗首先采取措施，扩军备战。驻汉城的都城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军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攻坚部队，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10000名，御营厅军增加20000名。由于财政困难，未能实现。（韩国姜万吉《韩国近代史》）
李朝君臣确信“胡人无百年之运”的儒家格言，将地震、彗星等自然灾害视为清朝灭亡的征兆，对南明政权、吴三桂和三藩分裂势力、台湾郑成功、准噶尔蒙古等反清势力寄以厚望，准备派使臣渡海联络，策划夹击清朝。台湾郑氏多次请日本联合出师伐清复明，朝鲜对日郑联合乐观其成，甚至建议“假道朝鲜，出送援兵”（《仁祖大王实录》二十四年十二月甲午）。
李淏的儿子显宗李棩和孙子肃宗李焞，对联日伐清之事也很积极。1650年，李淏向清廷奏报“日本近以密书示通事，情形可畏，请筑城训练为守御计”，企图以防御日本为由扩军备战。清朝警觉到朝、日、南明联手组成军事同盟的危险，于是派遣密使前往朝鲜核实情况。结果查明朝鲜与日本素和好，奏折不实，顺治皇帝下诏斥责朝鲜国王，罢其用事大臣。这就是朝鲜历史上有名的“六使诘责”事件。
- “反清复明”与清朝和朝鲜的关系走势
由于朝鲜财政困难，军备薄弱，北伐大计难以实施。而且由于新兴的清朝连续有顺治、康熙两位善于治国的皇帝，为清朝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鼎盛定了基础。朝鲜反清派期望的汉民族武装反抗、清朝统治土崩瓦解局面一直没有实现。1683年，清朝攻占台湾，南明残存势力灭亡，影响清、朝、日关系的不确定因素消失。作为实际行动纲领的朝鲜北伐计划，寿终正寝。朝鲜没有介入战争，也没有铤而走险联合日本跨过鸭绿江入侵辽沈，冒犯正处于全面上升和旺盛时期的清政权。这是朝鲜的大幸，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北伐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加重了朝鲜的财政负担，延缓了中朝关系改善的步伐。清朝剃发易服，大肆破坏中原文化，这个时候朝鲜以小中华自称。明朝灭亡后，李朝王室一直进行各种追思活动。仁祖不忘宫中焚香望阙之礼。1704年甲申，明朝灭亡六十周年，李朝肃宗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牢祭祀崇祯皇帝。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塘台设“大报坛”，祭祀神宗皇帝。“大报”出于《礼记》郊特牲，是郊天之义，而兼有报德之意。1749年（乾隆十四年）又以明朝太祖、神宗（万历）、毅宗（崇祯）并享大报坛，并于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礼。这种祭祀活动每年进行，直到李朝末年。
朝鲜的反清复明计划和北伐准备是在隐蔽状态下进行的。清朝政府知之甚少。对清朝的鄙视仇恨和恪守藩属朝贡制度同时并存。由于以追求实利为标准的外交传统始终在朝鲜起作用，清朝政府又主动采取种种善意举措，1683年台湾沦陷清朝后，与朝鲜的关系出现缓和，但朝鲜忠心于大明之心仍不会改变。
实际上，有清一代，朝鲜在从军事上、政治上臣服大清朝的同时，朝野之中始终弥漫着以明朝为中华正统，把清朝视为夷狄而与之虚与委蛇的主流意识形态，臣服清朝是“含痛忍悲，迫不得已”。更夸张的是，包括几任国王在内，朝鲜也不乏以“驱逐鞑虏，反清复明”为己任的复国主义者，朝鲜的孝宗国王甚至有“养精兵十万，出其不意，直抵关外”的具体军事构想。而在当时那个信息封闭的年代，迷醉于天下观之中的大清皇帝始终被蒙在鼓里。
自唐朝以降，秉持着中华正统观的朝鲜一直都是以“藩国”自居，尊中原王朝为宗主国，但在历代王朝中，朝鲜最为心悦诚服的却是明朝，朝鲜国内甚至有学者将明朝看成“中国历史上唯 一没有任何瑕疵的完 美王朝”，以至大明山河破碎之际都无改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