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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于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同治九年（1870年）后，多次担任地方乡试正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光绪六年（1880年），升任国子监祭酒。光绪十一年至十四年（1885—1888年），外放授江苏学政，任满后请假回籍，专心讲学。先后任城南书院（1891—1893年）、岳麓书院（1894—1903年）山长。戊戌变法期间，为保守派领军人物。清末新政期间，担任过湖南师范馆馆长、学务公所议长、湖南铁路局名誉总理、湖南省咨议局会办等职。辛亥革命后，对时事不满，闭门著书。民国六年（1917年），逝世于长沙，享年七十六岁。[2]
王先谦一生著述宏富，在经、史、子、集各传统学术取得丰硕成果。他治学重考据、校勘。编有《皇清经解续编》《十朝东华录》《续古文辞类纂》等。著有《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荀子集解》《诗三家义集疏》等。诗文集有《虚受堂诗文集》。[2]
（概述图来源：葵园年刊卷首王先谦冠像）[3]
- 王先谦
- 葵园先生
- 益吾
- 清末民初
- 汉族
- 湖南长沙
- 1842年8月6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一）
- 1917年1月8日（民国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著《虚受堂诗文集》《汉书补注》《诗三家义集疏》等
-
晚清经史考据大家
洋务派湘绅领袖
目录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王先谦始入家塾，跟从伯兄王先和学习。[5]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王先谦由父亲王锡光命名先谦，字益吾，[6]父亲开始教他学诗文，以杜甫、苏轼诗为宗。[7]
咸丰十一年二月十八日（1861年3月28日），王锡光过世。[10]遭此一变，王先谦家境更加困难，遭亲戚嗤笑，见好友黄士畸从军湖北，遂萌生投笔从戎的念头。[11]六月，王先谦抵达武昌，由父执胡心泉及兄友李谟引荐，再赴安徽安庆入长江水师向导营，狼山镇总兵王吉聘其为掌书记。九月，王先谦辞归。[12]
同治四年（1864年）二月，捻军围困霸山，王先谦随梁洪胜率军赴援。围解后，清军追至光化（今老河口市）。恰逢捻军将领赖汶光、陈得才会军于湖北天门，梁洪胜部被围困于此，大败。[13]四月二十四日（5月29日），清军再败于九真庙，王先谦随梁洪胜突围出，幸免者仅百余人。[14]被困期间，梁洪胜欲派兵护送先谦等人突围先走，王先谦坚辞，执意留下。[15]六月，王先谦辞军南归，有诗勉励梁洪胜以本次败绩为鉴。[16]九月，王先谦参加乡试，中举人第四十名。[17]
同治七年（1868年）四月，王先谦参加散馆考试，位列一等第六名，被授翰林院编修。[19]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王先谦被任命为云南乡试副考官。九月初一日（9月25日），抵昆明。乡试榜发，王先谦提拔许印芳[20-21]、彭启商[22]、宋廷梁[23]、杨凤朝[24]等人。随后，王先谦作《云南乡试录》复命，又乞假三月省亲。[1]
光绪六年（1880年）四月，王先谦升补国子监祭酒，不久刊刻《国朝试律诗钞》《馆课诗存》。[31-32]五月十六日（6月23日），因英、法等国使臣请宽减私自签订对俄条约的崇厚罪名，王先谦与内阁学士胡聘之奏减免其罪。[33]二十四日（7月1日），内阁会议再议俄事，王先谦认为对俄战争不可轻易开，[34]并奏洋务事宜。[35]七、八月间，又曾有函与刘坤一谈及轮船招商局事宜。[36]十月二十六日（11月28日），弹劾招商局盛宣怀、唐廷枢等营私害公、败坏局务等，请加整顿。[37]折上后，慈禧太后谕令李鸿章会同刘坤一认真查究。李回奏中，仍竭力回护盛等人。[38]刘坤一回奏，则力劾盛宣怀。[39]此事遂不了了之。
光绪七年三月二十一日（1881年4月19日），曾纪泽自巴黎来函，谈及赴俄改约之事，并劝先谦出国游历。[40]王先谦复函中谈及对时局的看法，以照顾母亲为由婉拒出洋请求。[41]九月初六（10月28日），左宗棠补授两江总督。王先谦向宗棠请筹太学经费，增加诸生津贴。左宗棠允诺抵江督任后拨款。[42]
光绪十一年六月十五日（1885年7月26日），王先谦再次出任国子监祭酒。二十三日，奏《三海工程请暂行停罢折》。[43]七月二十日（8月29日），奏《请国学添设举监名目，准举人入监肆业折》及《请恩准职官入监》，均依议准行。[44]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三月，王先谦重修学署后花园，即“寄园”，[47]搜集存雪亭诗碑重建碑廊，名曰“墨华榭”，并建“永慕庐”三间，俸父母之遗像。[48]又建“虚受堂”为“朝夕读书游憩之所”。[49]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月，《皇清经解续编》历时三年刊成[50]，成书1000余卷。同年又刊《南菁书院丛书》。[51]不久又选嘉庆年间以来名人时文，刊为《江左制义辑存》。[52]八月初十日（9月15日），奏《交卸后请假两月回籍修墓》一折，奉旨准假两个月。十一月二十九日（12月31日），王先谦抵长沙，住在喻家巷族祠公屋。[1]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王先谦刻《葵园校士录存》成，自为序，其中颇见其对时文的矛盾心态。[58]十月，参与创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59]十一月，筹议开办学堂。十二月，王先谦与公司诸绅上书陈宝箴，呈请设立时务学堂。陈宝箴接到禀呈后很快批准，并责成公司、学堂归并办理。[60-61]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南学会成立。二月初一日（2月21日），南学会首次开讲[65]，王先谦随陈宝箴到场听讲。[66]二月十五日（3月7日），谭嗣同等集资创办《湘报》，刊登南学会演说。不久，南学会、湘报馆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包括来自张之洞、欧阳中鹄的指责。[67-68]闰三月，熊希龄等邀请先谦前往南学会演讲，先谦辞拒不往。[69]毕永年指责王先谦“作为院长，不住院督课”，“拒绝到南学会演讲”。先谦复函，逐一驳回对他的指责，表示对南学会“空谈”的不满，分歧较大，但并未公开攻击南学会。[70]随即，王先谦等联名函告京师，称“陈宝箴不守祖宗成法，恐怕会有大的有碍社会的事情来。”[71]旅京湖南官绅接函后，很快请御史徐树铭据信弹劾。张之洞听闻后致电徐仁铸，请饬“即日截止。”[72]五月初，叶德辉向王先谦出示时务学堂教习批语、札记，间激进言辞连篇累牍。[73]五月十二日，守旧派学生宾凤阳等人上书王先谦，以维护“名教纲常”为名，攻击时务学堂，要求从严整顿，辞退梁启超等人，另聘教习。[74]五月中旬，陈宝箴委任黄遵宪为时务学堂总理官，并批准韩文举、叶觉迈、欧矩甲三教习和熊希龄的辞呈。[75]五月二十二日（7月10日），王先谦等十人联名向陈宝箴呈递《湘绅公呈》，要求整顿时务学堂。[76]二十五日（7月13日），熊希龄也联合黄膺等士绅，上书陈宝箴，痛陈湖南书院积弊，恳请遵旨力加整顿。[77]当陈宝箴准备调查此事时，王先谦则为宾凤阳承担责任，以辞馆相要挟，陈宝箴不得不让步。[1]
六月，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师生又签订《湘省学约》，提出辟异端等约定。学使徐仁铸查究“倡议主笔之人”，王先谦虽删去“驱逐熊希龄、唐才常”等语，但听闻康有为民权之说，便“挺身独任”，表示要维护“名教纲常”，徐仁铸只得作罢。[78-79]七月初六日（8月22日），时务学堂控告岳麓书院生宾凤阳等“匿名揭帖”。[80]陈宝箴、徐仁铸传讯，王先谦又与陈、徐多次辩白，[81]几成水火。[82]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此前，陈、徐二人先后致函先谦，语气遽变。[83-85]二十一日（10月6日），陈宝箴革职。次日，布政使俞廉三补授湖南巡抚。随后下令停止一切新政，王先谦力陈制造公司不能停办。[86]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新任湖南巡抚赵尔巽到任后，锐意兴办新式学堂，王先谦不满学堂助长革命风气，辞退激进宣扬革命的学生四名，赵尔巽却将他们安排到高等学堂，二人矛盾激化。之后又为学堂事与湖南按察使张鹤龄发生摩擦。[88]十二月，王先谦不再到湖南师范馆教书。[89]同年，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1]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张之洞奏派王先谦总理粤汉铁路。婚愚王先谦婉拒，张之洞遂奏以袁树勋为公司总经理，王先谦为名誉总理。[91]其间，因听闻邮传部尚书张百熙欲奏派自己总理铁路，王先谦亦致函力辞。函中又对让粤人承修湘省境内永兴至乐昌段铁路表示不满，[92]不久，湘省官、绅、商为铁路府危虹事意见分歧，势成水火。[93]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王先谦被聘为礼学馆顾问，以年力衰颓为由而推辞。[94]五月，湖广总督陈夔龙、湖南巡抚岑春蓂将王先谦著作《尚书孔传参正》《汉书补注》《荀子集解》《日本源流考》进呈朝廷，奏请赏给内阁学士及三品卿衔。六月初三日，清廷嘉奖，赏王先谦内阁学士衔。[95]八月初一日（8月27日），宪政编查馆各纲要及逐年筹备事宜，颁行京外官署，依限举办。王先谦函呈岑春蓂，反对宪法、自治等措施。[96]
宣统二年三月初四日（1910年4月13日），湖南灾荒，因叶德辉积谷万余石，激起“长沙抢米风潮”，黄自元等绅以王先谦的名义致电署湖广总督瑞瀓，请求撤换岑春蓂，并将王先谦位列首名。[97]十六日，长沙又发生焚烧抚署事件。湖广总督清廷责令瑞瀓查奏。四月，瑞瀓迁罪于士绅，将布政使庄赓良罢免后，王先谦亦获降五级处分。[1]王先谦致电瑞瀓辨白，瑞瀓置之不理。等到瑞瀓奉命查奏此事，所派二员又为与王先谦有仇隙的候补道任筱堂的门生。瑞瀓乃据二员回奏上报：“先前湖南地方筹办开仓卖粮，是由于王先谦等人首先持反对意见，才导致事情拖延”等语，[98]导致处分下达后，咨议局议长谭延闿等湘籍官吏和邮传部侍郎胡祖荫代为开脱，都未能奏效。[99-100]
此案平息后，京城内外的士大夫都明白王先谦的冤屈，王先谦的学生、瑞瀓的老师柯绍忞厉声斥问瑞瀓王先谦为何遭贬。瑞瀓于是嘱托新任湖南巡抚杨文鼎奏请开复（受降职者回复原有官衔）王先谦，等到杨文鼎拜访他时，他却闭门谢客，照常拦驾，杨文鼎认为王先谦轻视他攀附权臣李鸿章的出身，便怀恨在心。[101]因此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宣统二年（1910年）遭贬的湘绅，除了王先谦以外都官复原职。随后末代湖南巡抚余诚格又言将奏请开复，但又因为之后爆发的武昌起义而作罢。[1]
武昌起义后，王先谦改名王遯（意为逃避），迁居乡间，闭门埋首著书，并罗致文人从事古籍和历史文献的编校刊印工作。[1]
民国六年（1917年），王先谦去世，享年七十六岁。[102]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10日），葬于凉塘庄。[103]
- 大力抨击权臣
面对着晚清统治者腐朽、麻木的通病，王先谦急切地希冀其能振作起来，变计图存。因此，他往往不怕风险，敢于正颜直谏，针砭时弊。[104]而且措辞犀利，是改革派批判精神的再现。他要求统治者握自主之权，并割除有害恶瘤，是符合民族利益的。[87]
对于慈禧太后为自己享乐置民族利益于不顾，挪用海防经费修建三海工程一事，王先谦痛切指出三海工程用费巨大，不过是为了皇太后的游览。而当时“战争刚刚平息，防务还不稳固”，更兼“两江、两湖大水成灾，为数十年所未有”，应当调拨“修葺三海的款项赈济灾区，保全人命”。[105]王先谦的行为，较之逢迎慈禧太后的李鸿章，难能可贵。[87]
王先谦不顾轮船招商局背后的李鸿章淮系利益集团，又上书直言招商局的弊端：“自成立以来，因盛宣怀、唐廷枢、徐润等人经营不善，以致连续亏损；尤其是盛宣怀在收买旗昌之际竟私吞巨款达百万两，此后，盛宣怀安插私人亲信，以致局中挂名应差者渐多。”此举足以证明王先谦对洋务派及其举动相当关注，也说明洋务运动存在着明显的弊端。他作为保守士绅，能够以此看待招商局的问题，其态度还是比较公允的。[106]
- 领导湖南保路运动
清政府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将修路权卖给美国后，光绪三十年（1904年）初，合兴公司拖延筑路和出售股权给比利时人的事情被揭发，以湖南为首，湘鄂粤三省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收回美约运动。[107]湖南爱国绅商首先倡议废除美约，王先谦则为湘省废约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王先谦一方面在舆论上联合几省绅商造势，坚定民族立场，一再发出函电，驳斥合兴公司的无理饰词，揭露盛宣怀的卖国行径，转述人民要求废约自办的决心。[107]并联络诸绅同具呈稿，与诸绅上之督抚，拥戴张之洞为废约争路运动的首领，[107]力请废约，[108]博得了全国各地各阶层支持和同情。[107]同时又于9月与龙湛霖、冯锡仁等举行会议，商议派王之春赶赴上海，督促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进行废约交涉。另一方面，王先谦则以自办公司为杠杆，作为第三方势力介入谈判，为民族商绅争取更多的权利，于次年设立湖南铁路支路总公司，出任总理，在铁路尚未收回之前自办事宜，不久即结束活动。[107]由于王先谦等人的努力，加之清政府也担心筑路权落入法俄之手，遂使粤汉铁路得以收回。当时舆论界评价在废约斗争中，“以龙湛霖、王先谦、冯锡仁为主政，而挺身出战，龙政，力居多；文字声援，王力居多”。[109]
铁路收回后，王先谦创设“粤汉铁路筹款购地公司”于长沙，准备自力修筑湖南境内之铁路。[110]不久，清政府饬令将湖南境内路段实行“官督商办”，奏派王先谦为“湖南粤汉铁路总公司”名誉总理。[108]为筹集资金，王先谦用尽办法，先是仿效外国公司发行铁路股票和有奖公债；继而提出以米捐、盐捐两项为资本保息（将赈粜米捐拨作路工经费，将衡宝配销盐厘拨充路股）[111]；请求通过铸造铜元来积累资本；再改为投资开铜矿，由于公司内部商绅与官绅矛盾重重，导致筹款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入不敷出，经济困难。[107]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又以铁路干线国有为名，想再度出让路权。王先谦看到借款修路的危害性，对此持反对立场，他和余肇康致电邮传部，坚决要求取消借款。他对帝国主义凭借铁路向中国内地扩张其势力，侵占中国沿线矿山的企图认识深刻，指出修筑粤汉铁路所需的款项连本带利总共需三亿两，这一笔借款无法按期偿还，只能以铁路作抵押。倘若债权国藉此派兵护路，因路占矿，路之所到，即权力之所到，“亡国有余”。[108]
- 力主抗击沙俄
王先谦长期以来一直都在揭露沙俄的扩张阴谋，力图用铁证使沙俄的野心昭然天下，唤醒国人。他在奏折中指出，沙俄是继英后侵略中国的祸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蓄意侵占，议界之事，屡催不办；且以代收伊犁为词，坚持推延，其时深可虑者又在俄。”不久，他斥责沙俄“生心兼并者久矣”，其“阴谋叵测”。[112]后来，他在《东华录》中，将沙俄乘英、法侵略中国之机通过讹诈恫吓夺走中国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的过程，作了详细揭露。[104]
王先谦同时也坚决主张在外交上与沙俄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光绪五年（1879年），崇厚擅自与俄国订立《里瓦几亚条约》。当时李鸿章一派主张妥协；左宗棠一派则主张拒约，正当清政府举棋不定时，王先谦坚决主张在抗俄的同时惩办崇厚和回击沙俄的武装挑衅：“边境的冲突非示弱能消弭的，凡是中国的疆土连一尺一寸都不能给别人，而且切勿因事棘手而畏难，勿以目前苟安为可幸，无怵于要挟而游移中变，应明示俄国态度，决不迁就[112]”，从而旗帜鲜明地否定了李鸿章企图放弃新疆“暂弃关（玉门关）外，专清关内（镇压陕甘回民起义）”[113]的卖国主张，并建议派遣左宗棠全权处理有关事项，“先以辞令婉言拒绝，再用通牒摆明道理，并申谕关外的军队厉兵秣马，表示必战的决心”[114]，以“震慑俄国人的胆魄”[114]，认为只有这样，形势才能好转。他的建议也成为阻止清政府准约的重要因素之一。
王先谦在奏折中既充分肯定了左宗棠在新疆的爱国行动，还在中俄关系问题上，向清廷提出颇具战略眼光的建议，其要点是：撤遣使臣，以示强硬态度；严密备御东三省，挑选久历戎行的将军，编集壮丁，随时操练，就地耕屯，悉成劲旅[112]；蒙古藩部应联络防维，派重臣与各部王公等齐集会盟，申严号令，以振军声而壮藩卫[106][112]；东三省防务特派大员驻奉天，督办东北军务，加强对东北控制；[115]暂时联合日本，以便牵制俄国。[1]较为系统的展示了王先谦的防务构想，兼顾多方面因素，可谓周到。
- 主张强兵
王先谦认为，今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应讲求洋务，师夷长技以制夷。[116]据此，他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军事装备的主张：用西法练兵，购买并仿造外国船舰，专员统辖沿海师船规模，制水雷、修炮台、架电线、筑铁路；培养洋务军事人材。[117]
在战略战术方面，王先谦明确指出，“今国之急务在海军”，提出“创办海军，进可战，退可以守”[118]的“战守均并”，重在于“战”的思想。他对鼓吹“弃海地数十里，深沟高垒以待”式的作战方式，提出质疑。他建议“海防船政亦切实经理”。[93]相关事宜等应当次第筹办。他特别强调“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濒海地方，为畿辅门户，尤应严防，非有铁船十数号，不足壮声威而供调遣。”因为沙俄如果见陆地有备，则将避实击虚，“用几条船从海道来犯，便恫吓朝廷，提出一系列要求”[93]，各海口应防患于未然，及时作相应准备。[104]
王先谦还认识到军事的有生力量——士兵亦是关键。王先谦认识到军兴以来，银粮折减，因此，他主张精选士兵，加强训练。他看重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立下功劳的湘军、淮军之营勇。但也看到营勇之弊日增，而当“边患纷呈，如今正当力图自强”，应“因时制宜”，减兵并银，“采用西人方法，以练器械；加长行操时间，以练筋骨；严格约束号令，以练心志；提高练习强度，以练才武”，[93]这样一来，二三年间，兵士力量即可望大有起色。[104][119-120]
- 倡办洋务经济
王先谦提出振兴工商以富国的主张，反对“重农抑商”，大力发展工商业。[119]既顺应举国办洋务的趋势，也与当时清廷急切想凭富强以增强御辱能力的愿望相吻合。[106]他继承了改革派“本末皆富“、“缓本急标”以及利民与利国相一致的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他认为“为国聚敛，虽小且易，事无不败为民兴利，虽大且难，事无不成。”只有兴利、讲功利、藏富于民，才能使“国家受益甚大”。这是他主张民办企业的理论基础。[87]他反对官办，主张民办，指出“大抵兴利之事，官办不如民办，官办则多有浪费甚至出现中饱私囊的现象”。民办使商民有自主权，亦踊跃凑股，国家税收增多，财力随之上升，达至富强效果。因此，他提出转变政府行为，采取奖商、护商、兴商的举措。[104]并且主张大机器开采矿产，纺纱织布，以“防止外国人侵占本土市场和资源”。[121]为了筹集经费，王先谦还提出了垦荒、开矿、严汰冗员、整顿厘榷、加抽洋药税厘、仿制织造机器等详细的措施，表明他的洋务思想已经颇具规模。[87]
- 创立矿务公司
湖南矿务总局初创时曾积极鼓励商办，但商人多不肯投资于矿业。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再签庚子条约，外国资本势力有打入湖南之势，以王先谦为首的湘绅维护本国本土利权的意识极为强烈，在外力压迫和全国收回矿权的潮流下，他们防患未然，先后创办了阜湘、沅丰两个矿务公司。[122]
当时，各国在华势力正处心积虑掠夺矿产，湖南不免有丧失矿权的危险。当时湖南所产矿砂用土法提炼，亏折很大，只好卖与洋人，洋人将提炼之矿砂返运中国，获利很大。王先谦深知其中的利害，遂有采用西法，自行提炼之意。[122]为了保护家乡的矿产资源不外泄，王先谦邀同前刑部侍郎龙湛霖等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请求创办湖南炼矿总公司，不久获批，取名为阜湘公司，[108]除勘采中路、南路各属矿山，还承炼全省矿砂。[122]不久，他们又等陆续招集多股，成立了沅丰公司。[123]为了改变两公司“股份不齐，名称不一”的局面，王先谦等人在湖南巡抚赵尔巽的调节下将两公司合并为湖南矿务总公司。[122]
王先谦等人设立矿务总公司，其动机就是抵制外国人到湖南设厂开矿。在请设湖南炼矿总公司的呈文中即明白表示此举就是要改变“洋商贩运矿砂，回国化炼，复行运入中国”牟取暴利的状况。其成立之后，积极修造炼厂，提炼各种矿砂，并在汉口设立转运局，[122]起到了抵制洋人攫取湖南矿权的作用，以致西方列强一致抗议成立两公司。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湖南的矿产品出口总量已名列全国之首，自然少不了该公司的一份劳绩。[122]
- 创办新式企业
王先谦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从传统学术的藩篱中走出来，大声疾呼创办近代工业企业，发展民族工艺，以争利权，以保家国，他不仅大力倡言，而且身体力行，创办了近代湖南第一家民营工业企业，起了创荆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开湖南风气之先，并带动了整个湖南生产领域的革命和变革，对推动近代工业在湖南的兴起和发展起了积极影响。[104]
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王先谦先是集资创办了湖南宝善成机器公司，打破了湖南保守落后的局面，开辟了湖南兴办近代工业企业的先河。公司由王先谦等为经理，并从上海购置6台机器设备，制造电灯泡和织编机。王先谦兢兢业业，为公司多方筹集资金，自己也投入了上万元，试图扩大经营，总共投入资金约6万元，其中购置机器设备5万元，教习薪金，工匠局用约万余元。[104]其中制辫机和发电装置两项取得相当成效。制辫机后来改由王先谦独力经营，规模较以前有所扩大，比旧式工具提高工效十余倍。该公司于成立次年创设了小型发电厂，使“长沙城自学堂报馆以至大道上的大商肆，咸人夕炳炳然矣”。[124]后来的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在此基础上成立的，这也是湖南有电灯的开始。[108]宝善成制造公司虽然仅3年便夭折了，但王先谦以经学大师的身份创办湖南近代工业企业，对整个湖南社会风气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对近代工业在湖南的兴起和在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04]，带动了其他人踊跃办厂或加入到维新运动中来，也推动了维新事业更深一步的开展。[120]同时，在湖南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由此湖南士大夫中风气为之一变，不再以西方科学技术视之为奇技淫巧，而是认识到发展近代工业对富民强国的重要性，促使一批学人走上追求科学的道路。[104]
王先谦还发展实用工业，并注意到了占据市场份额、保护民族产品的重要性。当他看到省城失业人口成为流匪，加之湖南市场充斥日本火柴，为了与其竞争，同时扩大就业规模，又和张祖同等一起积资筹办湖南第一家私营火柴公司——和丰火柴公司，招募本地的无业游民人厂作工，“计养活者约七八百人”。[125]“每日生产火柴约二十余箱，颇有声誉。”[126]其时国内其他火柴厂，都要从日本购进柴梗、盒片，“而该公司附设柴梗盒片公司，即一切药粉，多有自制者，销路甚畅”。[125]该公司生产的“双𤝻”和“龙牌”两种火柴行销省内外，起到了抑制外国资本入侵的积极作用，推动了湖南本土民族资本产业的雏形发展。[108]还促使湖南各地的手工工场由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的转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湖南绅士的交口称赞。[120]
王先谦曾任城南书院山长并主持岳麓书院达10年之久。他主讲岳麓书院期间，正是清末维新思潮兴起，书院改革呼声日高的时期。作为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王先谦既为书院教育制度及其课程的改革作出了一定贡献，也对维新思想和西学的传播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127]
- 反对科举，提倡实学
甲午战争以后，日趋衰薄的八股制度首当其冲成为矛头指向，王先谦认为八股取士有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但对其弊端也有深刻而有清醒的认识。他曾作《科举论》，认为“八股时文已经崩坏，不能作为单独的文体存在”，他主张废除八股考试，让士人“节省研读四书五经的精力和时间，多读有用的书”。即使在慈禧太后下令恢复旧制时，他也坚持认为八股“体实已灭裂”。他鼓励生徒不为功名所累，应趋重实学，多读有用之书。由于他的引导，岳麓书院生徒中涌现出大批在古籍校勘、注释和研究方面卓有成果的国学大师。[127]
- 学以致用
王先谦并不是把学生局限在故纸堆里，而是提倡学以致用。甲午战争后，为了使学生所学知识做到学以致用，王先谦以“士子读书，期于致用。近日文人，往往拘牵贴括，罕能留意时务”为由，他在发给生徒的手谕中列举了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并认为上海《时务报》“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为了使学生“扩展见闻，启发思想”，他特意让书院订购了六份《时务报》，“每两个斋房共阅一份”，“随时派人分送”，让学生“有时翻阅抄誊，有时略观大意”。由此可见他启发学生“期于致用”，“留意时务”的苦心。[128]
- 推行教育改革
王先谦所在的岳麓书院是全省书院效仿的榜样。他说：“岳麓书院名号最古老，所宜首订章程，开创一代风气。”[129]他主张对书院课程进行改革。书院课程“自群经、国文外，历史、舆地、算学、图画，中西共者也；各国语言文字，应当通学”。他将岳麓书院课程分经、史、掌故、算、译五门，经、史、掌故由山长亲自督课，算学别立斋长，译学另延教习。[127]根据近代对人才的需要，他也对传统课程和教学内容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基于中国的自然科学各科不如外国的认识，他力主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当时教育界人士皮锡瑞记载：“岳麓师课已改，不用时文，课经史兼算学。”“岳麓书院改章后，仿西学式教算学、方言。”[130]随即，浏阳等地的书院，也随之在传统的经学史学外，都增加了讲授新学的内容，当时的维新人士也称誉他“提倡新学，树立先声，可谓用心良苦。”[120]
他后期执掌的湖南师范馆则开设伦理、经学、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文学、理化学、英文、图画、体操等10多门课程。当时没有统一教科书，王先谦建议，请在外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将白天听课的笔记在晚上整理并翻译成中文寄回来，由政府印发学校充作教材，或刊登在地方性报纸杂志上。留学生的翻译报酬由省财政专项开支。这一建议为解决教材问题起了一定作用。[131]
- 创办工艺学堂
对湖南教育问题，王先谦早期探索的结论是要想富强就要学习西方先进的工艺技术，使学校与实务紧密联系起来。[106]在王先谦的设想中，要设的学堂不是传统意义上服务于科举考试的学堂，而是要创办一种为培养近代工业企业服务的专门人才的学校。[127]他致函俞廉三，论述了为振兴工业而创办工艺学堂的重要性，并呈上他所拟定的《工艺学堂章程》，提出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职业教育设想，对湖南近代职业技术教育事业的兴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06]
在生源问题上，王先谦一方面感到士大夫无心于工艺制造，另一方面也害怕西学冲击中学，引起混乱，因此他认为工艺学堂的学生应取民间那些来历清楚而又愿意学习的人。在管理上，对学生实行严格管理，“不率教者，随时剔退，以免败群”。对于“资性灵敏、学业勤奋者，由学堂供饭。其业有成，愿留学堂制造者，酌给工资，以资鼓励。”在内容上，根据他所了解到的西方各国学校的基本课程结合他本人的理解，将学堂学习科目分为格致、图画、化炼、制作、工程、测量、种植、开采和机器。[127]
- 关心初等教育
王先谦很早就认为中国的小学教育不发达。他曾指出日本的初小是“尽人必入”，而中国由于小学不发达，很多人未经小学就直接考入中学和高等学堂，造成中学和高等学堂“程度之低昂无别”。针对这种情况，他在奏疏中提到各省官立和民立学堂很多，但贫民小学却没有考虑，这是“务其大而遗其小”。因此，他主张大办贫民小学，使所有适龄儿童都能方便入学，照章五年毕业。他还身体力行，将自己多年担任省学务公所议长的存款全部捐给省学务公所，在长沙兴办简易小学堂18所，为长沙初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131]
王先谦的诗歌内容非常丰富，不仅记载了他的交往和游历，抒发人生际遇和感受，而且还反映了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学术等方面的思想。此外，他还写下了大量唱和诗，多为应酬之制，表现出士绅的悠闲情调，内容比较空泛。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反映了他对时局的关心和忧虑等，较有现实意义。他早期的诗歌，寓身世之感，风格“苍凉沉郁”，颇有杜诗气骨。在写作手法上，或直抒胸臆。 即景抒情，也多为睹物兴思、景为情设。随着阅历的丰富，他的诗歌风格也渐趋多样。不仅时有情感激烈之作，而且出现了许多表现人生感悟、学术见解和事物哲理之类的诗。写景抒情诗也大多清新自然、秀丽可喜，有东坡诗歌风韵。[132]
- 史学
王先谦学术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学。他治史的方法大体遵循乾嘉学风，注重校勘。其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是《汉书补注》。王先谦继承了前儒的研究方法，在全面考察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从文字校勘、语词训释、史实考订、表志专门之学等多个方面对《汉书》作了全面的注释。[133]该书吸收钱大昕、钱大昭为代表的学者对《汉书》史实的考订成果，并将考订进一步细化，将全书抵牾之处几乎全部注出，以注的形式注以相关史实，贯穿史实经纬，让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掌握与传主相关的历史背景，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地理之名多有变化，王先谦既考证具体县邑在西汉的归属，又能注以今地，予读史者以极大的方便，因而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134]《汉书补注》是对前人《汉书》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集大成之作。《汉书补注》以颜师古《汉书注》为基础，采择自隋以来家《汉书》研究成果，汇集了颜之前的旧注，还采择了《史记》《文选》《资治通鉴》等相关文献的注释，将他所能见到的《汉书》注释全部网罗殆尽，对前人的《汉书》研究成果作了最为全面的总结。[133]王先谦其他的注释著作《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等也颇见功力，被后代史学史专家评为“王氏所作补注、集解诸作，都是校注书中标准的著作。”[134]
在晚清经世致用学风影响下，王先谦后期的史学研究有四种主要著作：记述本朝掌故“以明国是”的编年体史料长编朝《东华录》；集清儒之说，通合勘证而成的《蒙古通鉴长编》；[135]鸦片战争之后，随中西方文化逐渐交流，中国学者开始著述外国史地，于是王先谦顺应时代潮流而撰成的《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134]
《十朝东华录》（别名《东华录东华续录》）是关于清朝历史的一部编年体史料长编史著。先有蒋良骥编成自努尔哈赤至雍正朝5朝《东华录》。王先谦任职翰林院和国子监时，嫌其过于简略，增订并加修了乾隆、嘉庆、道光3朝，后增修咸丰、同治2朝。王先谦誊录的《东华录》忠实于历史真相，比如其中记载反清复明的曾静案的篇幅相对《清实录》多出千余字，还在清初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年号下注以明万历、天启、崇祯年号对应等等，体现其保持了比较客观的著史立场，不为个人主观感情和外力因素左右。并用相对进步的眼光对《清实录》中封建礼教糟粕的流毒进行剔除，比如将其中大幅出现的旌表孝子、节妇烈女的记载略去。[136]该书取材广泛，不仅取自《清实录》，还广采《方略》《会典》《御制诗文》《大臣列传》等，至今仍是研究清史的基本史料。[137]
王先谦对外国的研究，是循着“日本—亚洲—亚欧非三洲—世界”的研究轨迹展开的。王先谦外国史地著作的撰写，是一个视域逐步开阔的过程，对世界的认识也是一个变动思考的过程。从王先谦的史学世界架构来看，他从完成《日本源流考》，又增补成《外国通鉴稿》，后来又完成《西国通鉴二次稿》，形成了体例宏大、结构严谨的“一国一多国、一洲（亚洲）一多洲（亚欧非三洲）”的认识体系，表明王先谦对外国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日本源流考》《外国通鉴稿》《五洲地理志略》更是呈现出明显的递进趋势即“一国一外国一世界”。[136]从个人动机方面来看，在明治维新的实践成功后，王先谦先是撰写《日本源流考》，从日本一国的政事学术和治乱得失窥见本源，旨在使闭目塞听的中国急宜仿效积富成强的日本，书中还辑录明代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的资料，意在激励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135]其后期整理的《五洲地理志略》荟萃古今中外史地图籍，以史志法为之，突出介绍了中国，寄托了王先谦的爱国之心，又对欧美殖民主义者特别是沙皇俄国的扩张主义进行了披露。[135]
王先谦的外国史地研究具有：历时长、形成系列研究、以“底本”擅长作注、史地结合、以“通”为主、领域逐步扩展等特点。[136]王先谦总是采取以一种或者几种他认为较好的史地著作作为“底本”作为叙述主体，以其他资料为之作“注”形式。他并非严格遵循原书，而是根据内容来取舍并有所发挥。在《日本源流考》中所用的主体资料之间还形成了“接力”链条，往往一部分以一种书为主体，当叙述内容超出这部书叙述范围时，其他书作为叙述主干。[136]他的外国史地研究承接着对国内史地研究的特点，依然保持着两大原则“通”的原则与“全”的原则。一国史则做“通史”，区域史则尽量照顾到更加“全”的国家范围做“世界地理”则做“五洲’，包括中国在内的“百国”，他的外国史地研究在“通”、“全”方面，均独树一帜，为国人撰写的外国史地著作领域做出了贡献，兼顾包含保存原始史料、考证由来等方面，在中国的外国史地研究的通史库中，应占重要地位。[136]
- 经学
王先谦曾花费半生心力，成《尚书孔传参正》一书，书中探讨《尚书》原委，旁证历代诸儒训释；博采《史记》《汉书》《论衡》等材料，对伪托之处详加辨正。[134]《尚书孔传参正》的鲜明特点是既明古今，又辨真伪。对基本同于伏生今文的三十四篇，王先谦重在参正：汇辑今、古文文字的异同、义说的分歧；抉发伪传擅改经文之举、剿袭各家义训之迹或误解经义之谬；博引后世各家，主要是清代汉学家相关的疏证、考据、辨驳等。对伪书则重在辨伪，主要是汇辑各家对伪经、传的辨伪成果，所谓“撷其精粹”。间有关涉今、古文义训，或于伪书失实不经之言，王先谦也旁征后世诸家义训予以疏证和辨驳。[138]参正的最后部分内容——按语也是全书的精粹所在，如对诸家义训有作补充、引申、质疑、纠驳等，或其本人在经解、义训、注释、校勘、辑佚、考据等各方面有所创获，作者皆加“先谦案”。他的按语有不少的部分系本人的独到见解，或折中众说而发，皆颇为精审。[138]这样的编纂体例，可谓繁而有序，博而不杂，既能网罗众说，又便读者检索，于《尚书》的古今真伪之辨了然于心，于诸家义训之精粹也能窥其门径，诚有功于学术，有功于后人。[139]今文经学大师皮锡瑞评价它“兼疏今古文，说明精确，最为善本。”[134]
王先谦还撰有《诗三家义集疏》，[140]这本书是他以其深厚的学力和独到的学术眼光，避其所短，扬其所长，网罗众说，在前人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研究撰成的。王先谦对三家《诗》的注释采用了与以往注家较不同的方式，即“注”、“疏”以及“愚案”相结合的方式。“注”采纳三家之义，“疏”《毛诗》《郑笺》之义。“愚案”则比较三家《诗》与《毛》《郑》异同之处，并引诸家之说考证，最后标明自己的见解。这是《集疏》的精髓所在，最能看出王先谦研究三家《诗》深刻、独到之处。体现了王先谦对前代突破、超越以及创新。[141]王先谦在《集疏》中，不仅点明三家与毛的不同，表明尊崇三家之意，对于三家与毛的不同，也继承乾嘉考据学家的考证精神，从文字、音韵、章句训话的角度详细分析，并就这些不同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他多引证经典旧籍及清代考据学家的研究成果详细考证，展现了其注重考证的治经风范。[140]《集疏》根据《诗经》“风雅颂”的体例，收集大量三家《诗》佚文、遗说以及各类典籍、各家论说，相互论证，继承性发展前人成果。这一详尽的考证，为后世学者在研究三家《诗》提供了参考的蓝本。[141]
而《集疏》的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辑录亡逸；二是考订异文；三是钩稽遗说；四是阐释故训。[142]他在这些方面系统纠正了历代学者对三家诗的误识。它“为后人提供迄今最完备之三家《诗》读本”，是后学窥探三家《诗》之门径，是清代三家《诗》研究的典范之作，在三家《诗》研究史及《诗经》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140]从而奠定了王先谦在近代经学史上的地位。[134]
- 版本校勘学
作为学术大家，王先谦深知版本校辑的重要，他强调“欲博览遗书，尤以精研版本为重。”他独自校勘或邀人合作而成的《郡斋读书志》《天禄琳琅书目前后编》《魏书校勘记》《盐铁论校本》等都受到版本目录学者的重视。其中《盐铁论校本》被郭沫若、杨树达著书时参考取材；他的《合校水经注》集乾隆嘉庆年间以来《水经注》研究之大成，为近百年来的独特通行之作。[134]
- 语言文字学
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王先谦也颇有造诣。东汉时刘熙曾作《释名》一书，以辞音求义，来推究事物名称的由来，毕沅又作《释名疏证》，对《释名》加以注释论证。对此，王先谦又特意撰写了《释名疏证补》，对毕沅此书再加补证。此书撷取江浙和湖湘学者精英，所校所释，颇为全面而有系统，后人认为它超过了毕沅的《释名疏证》，《释名疏证补》是王先谦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研究的代表之作，也是清代注疏《释名》的集大成者，于训诂、词汇、音韵学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贡献。[133][143]
王先谦是近代著名的编辑出版家。[144]他的一生始终未曾放弃的就是编书、刻书事业。王先谦正式从事图书的编辑活动，前后持续有将近50年之久。[104]
在国史馆工作时期，王先谦因在《清实录》受到嘉奖。他利用工作便利，在广泛接触皇家馆藏的基础上，将辑录资料，逐朝增补撰刻《十朝东华录》。在江苏学政任上，一方面搜集到“经史遗书”一千多卷；另一方面则着手筹措出版经费，组建专门管理班子，刊刻巨著《皇清经解续编》1430卷。但还有一些图书没派上用场，为了不致浪费宝贵的出版资源王先谦又组织人出版《南菁书院丛书》。这两套大型丛书的出版，显示了王先谦的出版运作能力。[144]他不仅编著刊刻了大量书籍，而且倡建、创办了南菁书局等3家在近代颇有影响的官私出版机构。[144]回到长沙后，王先谦一方面先后主讲书院，另一方面则创办思贤书局，致力于虚受堂的经营。思贤书局在王先谦的主持下，几乎每一年都有新书出版。从刻书的连续性看，书局的运行是规范有效的。《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中列有清代在湖南刊刻的部分图书书目，其中就有十余种是由王氏虚受堂刻印的。由于王先谦往往亲自校对书手所写的板片，再经精通文字的人检查无误后，才交刻工精雕细刻，因此，虚受堂的刻本堪称善本。[144]
从整体上说，王先谦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是为了捍卫三纲五常的神圣性与保持儒学的纯粹性。他想通过它来弘扬圣教，教化臣民。他将历朝谕旨圣训、典章制度、御制诗文等进行系统整理，刊印成书，广为颁发，以改变将其藏诸金匮石室，士大夫熟视无睹的局面，从而扭转社会缺少伦理教化的风气。[144]虽是为振兴传统学术而从事出版工作，但他客观上为文化积累做了巨大的贡献，做为一名出版编辑者，他的功绩不容忽视。[104]
- 清代
李肖聃：①长沙阁学，季清巨儒，著书满家，门庭广大。予尝论其尊崇经学似仪征阮相国（阮元），厘正文章拟桐城姚郎中（姚鼐），校注群史若嘉定钱宫詹（钱大昕），考证诸子如高邮王观察。②后生见闻，迈逾前古，多能明古今之别，知汉宋之分，实由先生最为老师。又都书局，思贤所刻，津逮贫生，讲舍高才，今为老宿，传其旧业，迥异时流。郭复初以三礼成家，孙季虞（孙文昱）用六书名业，师承所自，都出王门。此有功于楚之经学也。③综兹四部，集诸一身。纂述鸿编，发扬巨业。其名驰于域外，其书传于寰中。湘国灵光，皕年寡两。迨雅步于玉堂，乃专精于青简，始由纂录之业，上窥著作之林。出掌文衡，入为祭酒，比牒早登宰相，门徒多至大官。使先生久宦京华，迥翔台阁，固当班跻公辅，官轶瞿张。而先生抗疏劾奸，拂衣归隐，辟葵园于北郭，主鹿苑之经坛。门无俗客，惟停问字之车；业不他纷，雅意藏山之策。虚怀取善，乐受人言。友朋赖以成名，善类蒙其庇护。而先生饰巾待终，帏堂讲业。烟舟避地，犹编诗义之书；凉塘伏居，日校蔚宗之史。克全晚节，挺为贞儒，用能张大楚风，集成清学。惟盛业必传百世，史书列传儒林，生大儒不为一乡，同里先蒙其教泽。（《湘学略》）[145]
苏舆：①吾师葵园祭酒曩曾赓续桐城，纂次各家，固亦循唐、宋之轨辙。而其为文醇懿槃郁，独追古初，奄有众家之长，遏而积之，挹秦汉之精，而不掩其疏达之气，可谓极天下之智勇、祛文家之偏畸者。盖先生上自周、秦、两汉之书，下逮近代掌故之录，罔不纂述成书。既世之所推考据家，复以余事发为文章，根氐往籍，抽析新理，灿成统纪，各还分职，敛焉而弥闳，挹之而愈不尽。又其卫道爱国之诚，缱绻方寸，时见于意言之表，真有合于昌黎所云者。若其考核详密，源流毕赅，遣字积句，较量铢黍，视姚氏以下殆或过之已。②吾师精研古学，著述登闳。自其少作诗，沧凉沉郁。中年宦游以来，乃更神明变化，奄有众美。而于身世之感，君国之大，学问之所系，伦纪之所关，指事切情，展卷如亲如先生者，固不仅以诗名。即其成就卓如，足以遐挹曩贤，俯式颓俗。视彼专家，抑何多让！于少陵、东坡诸作，尤能暗诵无遗，即先生所得可知矣。（《虚受堂文集序》）[146]
李宝淦：夫世运之剥复，视乎人才之消长。道咸以来，祸变相乘，干戈戎狄，患气遍于海宇。赖圣天子振德育才，得贤人魁杰数十公，拨乱而反之正。而巨儒硕学，仍得以抱残守阙，优游弦诵，绍微言之坠绪，发思古之幽情，毅然以斯文之寄为己任，则我夫子葵园先生洵无憾焉。[146]
曾国荃：益吾太史，树声于馆阁有年矣，考试滇南，得士最盛，篡修国史，发潜德之光，笔之所到，鬼神为之感泣。吾楚殉义而有隐德者，莫不赖以表彰。人第知益吾宏奖忠奋之谊，似为激发后来起见，而未知其夙承义方之训。立说著书，历以此为体要也。故温文博雅，为众流所归。[1]
叶德辉：长沙王阁学葵园太夫子，一代儒宗。公昔在湘，与湘绮先生有二王之目，身后之名，乃远出湘绮上。世之慕公者，咸以不得读公遗书为恨。知公学问文章，其感人之深，过于湘绮，固自有其本末也。（《葵园四种跋》）[146]
陈毅：①昔姚惜抱以理学名儒，类纂古文辞，主张后进，海内翕然，奉为圭臬。粤寇之乱，厥学浸微。吾师长沙祭酒，惄焉而忧，以学术之盛衰，引为有心世道君子之责。于是裒采乾、嘉、道、咸诸名人集，按类编次，续姚之书，而所自为各体古文，一以姚氏宗旨为归，而进求合乎先儒义理之学。先生固不欲以文名，而文必如先生，乃可谓独精者。夫先生于经、史、诸子、国朝掌故，皆尝钩稽参订，著有成书。固非不能以考据名世，而必若世之儢离傋霿、袭取宋学为高者，然而其扬榷惜抱立言如此，则先生之自任斯文，实重且远，而所以探讨义理、发之于古文辞者，皆吾党小子所得而略言之矣。（《虚受堂文集序》）[146]②曾文正公以儒臣发湘中，湘人士始蔚起，得出而周旋乎当世。文正于学，经礼为邃，顾发摅其事业，未逞著述，第传其古文。其前船山王先生（王夫之），在国初最号老师，说者已议其经卑疏，不及其论《通鉴》之精。文正同时有邵阳魏默深氏（魏源）、新化邹叔绩氏（邹汉勋），皆以朴学闻于世，然邹精而不博，魏博矣，其所为《诗书古微》，亦非经师义法也。而二氏者，又皆在下位，徒不繁。于是先生以名卿大夫，起而振其衰，其诸斯文存亡绝续之交乎。[146]（《先师长沙祭酒王先生墓表》）
- 民国
钱基博：①昔王益吾先生以博学通人督江苏学政，提倡古学，整饬士习，有贤声。余生也晚，未及望门墙；而吾诸舅诸父以及中外群从，多隶学籍为门生者。流风余韵，令我低徊。然文章方、姚，经学惠、戴，头没头出于当日风气，不过导扬皖吴之学，而非湘之所以为学也。②益吾先生，博涉多通，不啻过之，而无独到。③益吾先生，文章桐城（桐城派），训祜休宁，无不内行入格。然不能名家。而在吾苏，则贤学政也。异日江苏通志名宦传，必有一席。（《近百年湖南学风》）[148]
徐世昌：①同光以还，词曹著述之富，陶冶之宏，称葵园无异词。其督教勤恳，士类至今犹乐道之。虽晚遭奇谤，顑颔以终，而直节垂声，遗书传世，足动高山之仰，匪止湘学之光焉。（《清儒学案小传·葵园学案》）[149]②葵园精研古学，著述闳深。早岁作诗，苍凉沉郁，雅近少陵。晚学东坡，益见变化。余在京师，无一日之雅，而心钦其人。（《晚晴簃诗汇》）[1]
赵尔巽：先谦历典云南、江西、浙江乡试，搜罗人才，不遗馀力。既莅江苏，先奏设书局，仿阮元皇清经解例，刊刻续经解一千四百三十卷。南菁书院创於黄体芳，先谦广筹经费，每邑拔取才士入院，而督教之，诱掖奖劝，成就人材甚多。开缺还家，历主思贤讲舍，岳麓、城南两书院，其培植人才，与前无异。（《清史稿》）[150]
张舜徽：①先谦门庭广大，博洽多通，根柢雄厚，实非泛泛涉猎者比。观其文集中所载诸书叙录，于学术源流，经说得失，辨析至明，知其了然于学术门径，谆谆以劝学为亟，对于湖湘后劲，尤有拥慧清道之功，自是清末一大学者，影响至为深远。②其实先谦功力，终在文辞，朴学非其所长……徒以贪多务博，很想掩有众长，而力不足以相副，论者惜之。[151]
支伟成：①（王先谦）初学为古文词，师曾文正，益泛滥群籍，颇识制度名物……督江苏学政，踵阮文达后，辑刊《续皇清经解》，所收虽不如文达之精萃，而有清一代汉学家经师经说每赖以传，所遗者或寡矣。②治经循乾、嘉遗轨，趋重考证；而小学弗深，且释名物不克贯通三代礼制，以此视文达终有"上下床"之别。惟《尚书孔传参正》，辨析详确，较他书为醇。复用考据以校雠诸史地志，成《汉书补注》一百卷、《水经注合笺》四十卷，亦多荟集群言，自为发明者少。独《荀子集解》二十卷，用高邮王氏《读书杂志》例，取诸家校本，参稽考订，补正杨注凡数百事，可谓兰陵功臣！[152]（《清代朴学大师列传》）
- 当代
李和山：王先谦毕竟是那个时代和环境产物的官吏和学者，而且他少年早达，对他的“主子”深怀眷知感遇之情。这表现为他的思想中，既有忧国忧民、求真务实的积极进取的一面，也有感激君恩、愚忠满清王朝的消极落后的一面。当维新派的激进言论危及清王朝的统治、冲击传统纲常伦理的时候，他起来加以反对，实在是必然的事情。仅仅简单地将其归入“洋务派”或者“维新派”，或者将其看成“投机者”是错误的。（《王先谦学术年谱》）[1]
- 弹劾李莲英
- 家族成员
辈分 |
关系 |
姓名 |
简介 |
|---|---|---|---|
家世 |
远祖 |
王沾 |
正德年间进士，官国子监，出任岳州府通判。游湖湘间，遂迁徙长沙。[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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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世祖 |
王振玺 |
乾隆六十年（1795）进士，官澧州学政。[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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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 |
王章 |
乾隆四十二年（1777）拔贡，官安乡教谕。[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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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 |
王声扬 |
县学生。诰赠荣禄大夫。[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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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祖母 |
左氏 |
诰赠太夫人。[157]
|
|
祖父 |
王远松 |
县学生。[158]
|
|
父 |
王锡光 |
县庠生。编有《诗义标准》。[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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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
鲍氏 |
封朝议大夫、太学生鲍敦富之女。道光六年（1826）归王锡光。[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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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辈 |
兄[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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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和 |
赠通奉大夫。[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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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惠 |
县学廪生，早卒。赠通奉大夫。[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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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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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学生，分省补用知府。著有《魏郑公谏录校注》。诰授中宪大夫。[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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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配 |
张广淑[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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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化人。咸丰八年（1858）归王先谦。[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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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配 |
周净蕃[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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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人。[165]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周寿昌之弟周筱楼女。同治三年（1864）归王先谦。两年后难产而亡，年二十四。[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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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 |
同治十年（1871）归王先谦。[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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妾 |
毛氏 |
顺天人。光绪十年（1884）归王先谦。[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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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 |
贵州人。与毛氏同时归。[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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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辈 |
子 |
李氏生子二：荣祖、寿祖，早殇。嗣子二：兴祖，配李氏；祖陶。毛氏生子祖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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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
娱祖、顺祖、慧祖、昭祖，李氏出；大贞，毛氏出；二贞，宋氏出，并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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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参考资料：《葵园自定年谱》[1][93]
王先谦共著、编、辑、刊各类书籍达50余种。自著有《虚受堂文集》《虚受堂诗存》《汉书补注》《葵园自订年谱》《庄子集解》《荀子集解》《盐铁论校勘小识》《日本源流考》《尚书孔传参正》《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图志略》《水经注集校》《诗三家义集疏》等书，编纂校刊《荀子集解》《群斋读书志》《魏书校勘记》等书。[102]
主词条：王先谦葵园
王先谦故居葵园位于长沙城北菏花池（今属开福区），为其晚年之寓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