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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南北朝
- Wei,Jin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 三国两晋南北朝
- 220年-589年
目录
从“魏晋南北朝”一词开始，“魏”指的是三国里的曹魏。由巩纸纹于曹魏受东汉汉室禅让，在三国时代及后世被肯定为中原王朝，而“蜀”、“吴”两国为该时代的附属割据王国，所以“魏”为正统，可以称为“魏朝”。而“晋”主要指的是三国灭亡后，由司马氏所建立的西晋王朝与后来割据在南方的半壁江山东晋王朝（此时北方是“五胡十六国”时代）榜白，“南北朝”则指晋朝正式灭亡后，南北对峙形成的几个朝代，南方包括宋齐梁陈四朝，北方则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直到隋朝建凶乐邀渗立，南朝陈灭亡后，中国南北方再度统一，长达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才算正式结束。
除了魏晋南北朝一词外，也有以“六朝”来指称这个时期的用法，六朝指的是孙吴、东晋、宋兵旋、齐、梁热和霉、陈，这几个朝代的时间基本上与魏晋南北朝相当，它的特点是这六个朝代都立国于江东地区，而且国都都在建康（或称建业删殃求、建邺，今南京）。
三国（220年－28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时期，主要有曹魏、蜀汉及孙吴三个政权。汉末三国战争不断，使得中国人口急剧下降，经济严重受到损害，因此三国皆重视经济发展，加上战争带来的需求，各种技术都有许多进步。
184年汉灵帝时期爆发黄巾起义，为了安定地方，州牧拥有地方控制权。而后朝廷因内乱被军阀董卓控制，各地势力举兵反抗董卓。190年董卓挟持朝廷迁都，地方州牧纷纷划地一方，群雄割据。董卓最后被吕布和王允设计刺杀，长安最后被李傕占领。汉献帝趁机东逃，于196年被曹操迎到许昌，改元建安。曹操采纳“奉天子以令不臣”（俗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策，击败多股势力，于200年的官渡之战击败袁绍，至208年时大致掌控了中国北方。然而于该年冬季的赤壁之战中被孙刘联军击败，形成了三国鼎立的雏型。
220年曹操病逝，其子曹丕迫汉献帝禅让，立国号为魏，史称曹魏，至此东汉灭亡，正式进入三国时期。隔年以益州为主的刘备亦称帝，国号续为汉，史称蜀汉。刘备与孙权在赤壁之战后拓展势力，为了荆州问题双方多次发生纠纷与战争，最后刘备在222年的夷陵之战失败，孙权获得荆州绝大部分。
刘备于223年病死，辅佐其子刘禅的诸葛亮于同年再与孙权恢复同盟。据有扬州、荆州及交州等地的孙权至229年才称帝，国号吴，史称孙吴或者东吴。三国局势主要为蜀吴同盟对抗魏，各国疆域变化不大。而曹魏朝廷渐渐被司马氏一手掌控。263年司马昭为建立军功准备篡位，发动魏灭蜀之战，蜀汉亡。
两年后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自立，国号晋，史称西晋，曹魏亡。西晋于280年发动晋灭吴之战，灭亡孙吴，统一中国。至此三国时期结束，进入晋朝。晋朝（265年－420年）上承三国，下启南北朝。分为西晋（265年－316年）与东晋（317年－420年）[1]。司马氏在三国时期为曹魏世族，高平陵事变后掌握魏国政权。265年，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国号晋，即晋武帝。280年，西晋灭孙吴而统一天下，但是和平稳定的统一局面只维持了短短的十几年。晋惠帝司马衷继位后由于皇后贾南风干政，朝廷渐乱，领有军权的诸王纷纷争权，史称“八王之乱”。
中原的世族及平民陆续南迁，形成中国北方侨民和南方土著聚居的局面。东晋初期，王导等人采取镇之以静策略，稳定局势。皇权衰落，朝廷大权主要由世族掌握，由于军权外重内轻，朝廷控制力弱，不少方镇心怀野心，先后发生了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及桓温专政。虽然部分士族当权者有恢复之心，前后发动几次北伐，但是朝廷担心野心家借此扩张势力，大多消极支持。383年，前秦出动举国之师，意图灭亡东晋。[17]
面对亡国之祸，东晋君臣一心，凭借淝水决战奠定胜局。谢玄等将领乘胜追击，成功的收复大批失土，致使前秦崩解，引发了北方军事和政治格局的变化。然而，东晋后期又发生朋党相争及桓玄作乱。平民负担沉重，又发生孙恩、卢循之乱。谯纵亦据蜀地自立。最后刘裕崛起，平定诸乱，凭借军事力量夺得帝位，进入了南北朝时期[3]。
南北朝（420年—589年），由420年刘裕篡东晋建立南朝宋开始，至589年隋灭南朝陈为止，上承东晋、五胡十六国，下接隋朝。因为南北两势长时间对立，所以称南北朝。南朝（420年—589年）包含宋、齐、梁、陈等四朝；北朝（386年 —581年）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等五朝。[4]
南朝皇族主要是寒门或庶族，因为军权逐渐由寒门或庶族掌握，所以能够篡夺皇位[5]。初期经济逐渐恢复，军力强盛。由于战略错误与北朝军力强盛，使得疆界逐次南移。皇帝与宗室为了皇位时常血腥斗争。南朝梁受到梁武帝改善，使国力再度强盛。晚年国家糜烂，侯景之乱使南朝实力大减，并四分五裂，独霸政局的侨姓世族完全崩溃。虽由南朝陈的陈文帝统一南朝，但国力已衰，只能依长江抵御北朝。
北朝承继五胡十六国，为胡汉融合的新兴朝代。北魏被北方的柔然牵制，直到较友好的突厥并吞柔然后才全力对付南朝。后期在六镇民变和河阴之变之后造成实力大衰[6]，又形成了权臣高欢专政的现象。北魏分裂东魏及西魏后，不久分别被北齐及北周取代[7]。北齐主要由六镇集团组成，初期军力强盛。
北周鲜卑军比北齐少，政治地位不如南朝陈。最后借由宇文泰开创的关陇集团，吞并政治日趋腐败的北齐。北周武帝宇文邕去世后，汉人杨坚掌握朝廷，通过授禅北周静帝宇文阐建立隋朝，经营八年之后，发兵灭南陈统一中国。开创出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隋唐帝国[8]。
匈奴人刘渊建立汉政权（后改国号曰赵，史称前赵），316年，刘渊族子刘曜攻占长安，俘晋愍帝，西晋亡国，共历四帝、52年，北方从此进入“十六国”时代。十六国，自304年刘渊称王起，北方各民族纷纷建立起各霸一方的王国，直到439年鲜卑拓跋氏灭北凉为止，共历135年。[15]
在此期间，共有五个民族各自建立王国，包括:匈奴、鲜卑、氐、羌、羯；这些王国的统治区域分布在北方和四川一带，共计有成汉（巴氐人李氏）、夏（匈奴赫连氏）、前赵（匈奴刘氏）、后赵（羯族石氏）、前秦（氐族苻氏）、后秦（羌族姚氏）、西秦（鲜卑族乞伏氏）、前燕（鲜卑族慕容氏）、后燕（鲜卑族慕容氏）、南燕（鲜卑族慕容氏）、北燕（汉族冯氏）、前凉（汉族张氏）、后凉（氐族吕氏）、西凉（汉族李氏）、南凉（鲜卑族秃发氏）、北凉（匈奴族沮渠氏）等十六国。
南朝各国皇族主要是汉族或次级世族，因为在东晋末期之后，军职大多由汉族或次级世族等担任。由于执政者的努力，出现元嘉之治与永明之治等治世，使得国力富盛。皇帝受获声誉深重的主流世族拥护，然而世族只想保有本身政治地位，并非全然支持皇室，皇帝也扶持寒门担任军职或次要官职以平衡政治势力。由于皇室内部也因为争夺皇位的斗争，时常发生宗室血腥事件。由于战略运用错误与北朝的兴起，使得南弱北强，疆域渐渐南移。
到南朝梁时为梁武帝改善，和北魏六镇起义，使南朝国力逐渐追上北朝。但在他晚年时，过度崇信佛教，国家离心力渐强，导致了很多原南朝权贵军阀跟随归顺南梁的侯景发动侯景之乱，使南朝实力大减并四分五裂。独霸政局的侨姓世族也完全崩溃，由南方土著豪族取代。最后到南朝陈的陈文帝方完全统一南朝，但南朝陈国力已衰，只能依长江抵御北朝。
南朝分为宋、齐、梁、陈四代。宋，刘裕于420年夺取东晋政权后所建立，建都建康，国号曰宋，史称南朝宋，也因皇室姓刘，故又称刘宋。强盛时统治区域有今黄河以南、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是南朝当中疆域最大者，后来河南、淮北渐为北魏所夺。479年为萧道成所篡，共历八帝、59年。
齐，479年萧道成所建，国号曰齐，建都建康，为了与北朝的北齐加以区别，史称“南齐”，也因皇室姓萧而称“萧齐”。统治区域有今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各省，东昏侯时国内大乱，502年为萧衍所篡，共历七帝、23年。
北朝主要为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及隋朝。北魏乃鲜卑族拓跋部所建，其前身在十六国时代为代国，淝水之战后拓跋珪重建代国，后改国号曰魏，史称北魏，或称后魏、拓跋魏、元魏。398年建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399年改号称帝，逐步并吞十六国中的夏、北燕、北凉诸国。439年统一北方，统治区域北至蒙古高原，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西，南大致以淮河、秦岭为界，与南方的刘宋对峙。北魏国力颇强盛，孝文帝拓跋宏于493年迁都洛阳，进行一连串的汉化运动，但因种种因素，却造成汉化与反汉化两大阵营的对抗，引起“六镇之乱”，瓦解了北魏王朝。534年北魏分裂成东魏与西魏，隔黄河而治，东魏后为北齐所代、西魏为北周所代。从拓跋珪建魏，到557年西魏亡，共历十七帝、171年，是所有魏晋南北朝王国中立国最长久者。
东魏，534年，北魏孝武帝受权臣大将高欢胁迫，逃往关中。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孝静帝，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史称东魏。统治区域有原北魏领土洛阳以东的地区。550年为高洋（高欢的儿子）所代，东魏共历16年。
西魏，534年北魏孝武帝西入关中，将领宇文泰迎之。535年宇文泰毒死孝武帝，另立元宝炬为魏文帝，定都长安，史称西魏。统治区域有今原北魏领土洛阳以西的地区及益州、襄阳等地。557年宇文觉（宇文泰三子）所代，西魏共历三帝、23年。
北周，557年，西魏大将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夺取西魏政权称帝，建国号周，都于长安，史称北周，因皇室姓宇文，故也称宇文周。577年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并继续攻取江北、淮南，统治区域扩大到长江北岸。581年隋所代，共历五帝、24年。
第一，南北经济趋于平衡。江南迅速开发，中原发展相对缓慢。黄河流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秦汉时期，南北方经济发展差距很大。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规模的战乱多发生在北方并且时间持续很长，使得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南方则相对稳定，使得南方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这样南北经济开始趋于平衡，以北方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开始改变。
- 赋税徭役制度
张维训《魏晋南北朝的“三五取丁”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6年第3期）认为”三五取丁”是魏晋南北朝赋税徭役征发的一个重要形式。特点是户内丁口按一定比例抽调服役。因是临时应急之征。难以规定期限。十六国、南北朝初期。这种形式遍及兵役和各种徭役。西魏时确定了每丁服役的天数。规定了徭役制度。“三五取丁” 现象逐渐减少。这种徭役形式从盛行到少用、不用。在减轻人民徭役负担方面。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变化。[16]
- 土地制度
均田创与拓跋部内部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关。也与当时中国北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密切有关。认为451年。 侵宋战争后北魏社会经济由掠夺性经济迅速转入农业经济。促使社会内部矛盾激化，各种矛盾互相交替影响。汇成一个总的力量是均田制实行的必然性。[16]
另外。庄园经济是大土地所有制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坞堡经济是一种因战乱扭变的崎形地主经济。带有军事防御宗族色彩的管理体系。是耕战结合的组织.在当时维护了局部的农业秩序。有利于牵强地主经济的发展和军门的形成。[16]
魏晋之际，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强化。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同极端发展，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学内部及儒家学者的不满，从而掀起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思潮。
东晋时期，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故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除继续批判道家、玄学外，又以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人文传统批评佛教。他们站在维护儒家名教的立场上，分别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响，力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系统和创造性。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文言小说。这时的小说可以统称之为笔记体小说，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的数量也已相当可观。但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而言，还只是当成真实的事情来写，而缺少艺术的虚构。它们还不是中国小说的成熟形态。中国文言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唐传奇，白话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宋元话本。
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综观这段文学，是以五七言古近体诗的兴盛为标志的。五古在魏晋南北朝进入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
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于众人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文学自觉的标志从人物品评到文学品评从文体辨析到总集的编辑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新的文学思潮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荣，（魏）曹丕《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锺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在汉代，儒家诗都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转变。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的《古诗十九首》被后人奉为圭臬。此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于梁陈宫体诗，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事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达到了高峰。[9]
三教互相渗透，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学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10]
南北朝时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
- 礼服：除了北周以外，最大礼服祭服，仍只有一种，与汉代大致相同，惟衣裳主色稍有差异。
- 平冕服：各级的形式、服色大致相同，唯衣裳上的章纹，天子用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等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等七章，天子用刺绣文，公卿用织成文。
- 朝服：同于汉代，天子与百官之朝服以所戴之冠来区别，亦都有五色朝服，不过汉代平时常朝以皂朝服、绛服为多，而魏晋南北朝则以绛朝服为主。
- 通天冠服：魏晋南北朝，各王朝均以此服为天子的朝服，也是次等的礼服。着绛纱袍，皂缘中衣，黑鞋。
- 远游冠服：为皇太子及诸王所服，着朱衣，绛纱袍，皂缘白纱中衣，白曲领。百官冠服：以绛纱为主。但陈制较复杂，百官位高者以朱衣为朝服，位卑者，则以皂衣为朝服，皂白纱缘中单。
- 品色衣：天台近侍及宿卫之官，皆着五色衣，以锦绮馈绣，名曰品色衣。
- 常衣：主要是裤褶服，用途非常广，可以做朝服、军服、便服、从贵族到庶民均用到它。[11-12]
- 亲蚕服：为皇后行亲蚕礼之礼服，均为青上缥下。
- 朝服：以上三朝均以为女性之朝服。
- 比周礼服：女性官服与男性官服同样，非常复杂，用色亦多，与前述朝代大不相同。[11-12]
中国古代3～6世纪分裂政权的政治中心。这个时期曾先后出现过许多疆土大小悬殊、运祚长短不一的割据政权。每个政权各有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由于政权纷立、更迭频繁，所以都城的地域分布很广，迁移变化也很大。这个时期比较稳定，长时间建都的城市定都时间较长。[13]
西汉旧都。两汉之际因战乱已遭受严重破坏。190年，董卓为乱，挟汉献帝自洛阳迁长安，至196年献帝东还洛阳，为东汉都城六年，其后长安再度遭受破坏。西晋末，首都洛阳被汉刘曜攻占，怀帝被俘。313年愍帝在长安即位，316年刘曜又围攻长安，愍帝出降，西晋亡。此后，十六国的前赵、前秦、后秦及北朝的西魏、北周先后以长安为首都共一百二十五年。但有的政权为时甚短，如前赵仅存十一年，有的仅占关中部分地区，如前赵、后秦，故虽为都城，因战乱不息，长安城始终未能恢复昔日繁荣。[13]
东汉旧都。190年董卓逼献帝迁长安时，“悉烧宫庙官府居家”，洛阳惨遭毁灭性破坏。六年后，献帝东还时，“宫室烧尽，街陌荒芜”。同年，曹操迎帝都许（今河南许昌东）。221年魏文帝曹丕才重新建都于此，重建宫室。265年司马炎代魏建晋，都洛不改。直至311年刘曜攻占洛阳，怀帝被俘止。魏晋两代以洛阳为首都共九十年。493年北魏孝文帝定计自平城迁都洛阳，495年六宫及文武百官尽迁洛阳，至534年分东西魏，北魏都洛凡四十年。[13]
今河北临漳西南。东汉末年冀州治所，为河北平原统治中心。204年曹操破袁氏，攻下邺城后，自领冀州，即以邺为根据地经营河北。继而自署为丞相、封魏公，晋魏王。此后东汉名义上的都城在许，实际上政权中心在冀州、丞相府、魏都所在的邺。曹丕代汉建魏后，邺降为五都之一（曹魏以长安、谯、许昌、邺和洛阳合称五都）。十六国时，335年至352年的后赵、冉魏，357年至370年的前燕，北朝时534年至577年的东魏、北齐相继都邺，共七十三年。[13]
今南京。东汉末，211年孙权自京城（今江苏镇江）迁治秣陵，次年改名建业。除211年至229年，265年至267年初两次徙都武昌（今湖北鄂城）外，建业始终是孙吴政权的首都，直至280年为西晋所灭。西晋末因避愍帝司马邺讳，改名建康。317年后又为东晋首都。以后南朝的宋、齐、梁、陈，除梁元帝时首尾有三年（552～554）都江陵外，均以建康为首都。自孙权至589年隋灭陈，建康（建业）为六朝首都前后约三百三十年。[13]
②左国城，刘渊旋即由离石迁都于此，建国号曰汉。
②龙城（和龙，今朝阳），341年前燕慕容廆所筑，并立宗庙、宫阙，名曰龙城。次年自大棘城迁都于此。350年迁都于蓟，以此为留都。397年北魏攻入后燕都城中山，慕容宝退保龙城，直至407年后燕亡。407年高云在龙城自称燕王，史称北燕，436年为北魏所灭。龙城为前、后、北燕都城约五十年。
②金城（今兰州西北），388年苑川王乞伏乾归自勇士城迁都于此。
⑤谭郊（今临夏西北），412年二月乞伏乾归自苑川迁都于此。
⑦张掖，北凉于399年至412年都此。
⑨酒泉，西凉于405年至420年都此。
③西平，南凉399年至402年所都。
②盛乐，故址有三：其一，今和林格尔北。258年北魏先世拓跋力微“迁于定襄之盛乐”，即此。313年代公猗卢筑盛乐城为北都，以平城为南都。340年代王什翼犍都云中之盛乐，亦即此。其二，新盛乐城在故城东南十里。337年拓跋翳槐所筑，一岁而崩。其三，在盛乐故城南八里。341年什翼犍所筑。398年迁都平城。
①凡控制了黄河流域大部分土地并又欲统一南北的政权，往往建都于洛阳。因洛阳“居天下之中”，建都伊水、洛水可以通漕四方。既可控制黄河流域，又便于征伐南方。魏文帝曹丕为了统一南方，舍弃曹操经营了十多年的邺都而迁都董卓劫献帝以来荒芜了三十年的洛阳。魏孝文帝元宏自平城南迁，一度曾考虑都邺，但最后终于定都于永嘉乱后荒芜达一百八十年之久的洛阳，也是为了便于南伐。
②凡统治黄河流域西部地区的政权，往往定都长安，因长安自西汉以来即为全国政治中心，有四塞之固，进可攻，退可守，利于制内御外。十六国前赵、后秦、北朝的西魏、北周均都此。前秦虽拥有黄河流域大部分土地，但其根据地在西部。350年苻健攻入长安，即建为都。以后苻坚盛时其疆域南至邛僰，东抵淮泗，西极西域，然关中终为其心腹之地，故仍都长安。
③凡统治黄河流域东部地区的政权，往往定都于邺。因邺处于古代“山东”（一般指崤山或华山以东）地区的中心，背靠山西高原，东、南、北三面为经济最发达的黄淮海平原，居高临下，有建瓴之势。再自战国西门豹等人引漳灌溉和曹操开白沟、利漕渠后，邺城周围的农业生产和水运交通十分发达。故曹操弃其多年经营的许而定都于邺。十六国时后赵、前燕和北朝的东魏、北齐据有山东之地，都以邺为首都。
④凡统治西南地区的政权必都于成都。这里是战国以来西南的政治、经济中心。三国蜀汉、十六国成汉皆然。凡据有长江中下游及珠江流域的政权都以建康为都城。因建康前临大江，南有重岭，所谓“钟山龙盘，石头虎踞”，形势险固，进可以规图中原，退可以划江为守。同时以长江为天然航道，西引荆楚，东连三吴，可以控制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故孙吴政权自211年从京口迁都建业以后，虽两度迁都中游武昌，都不久即还都建业。因其地理位置远不及建业。东晋咸和年间发生苏峻、祖约之乱后，建康遭受严重破坏，“宫阙灰烬”，有人建议迁都豫章（今江西南昌）或会稽（今浙江绍兴），均未获同意，东晋王朝仍都建康。以后宋齐梁陈沿袭不改。
⑤原为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魏晋南北朝时即成为控制这一区域的割据政权的都城。如河西的姑臧原为凉州治，东汉以来，因“通货羌胡”，成为河西富邑。十六国时为割据河西地区诸凉的都城，酒泉、敦煌亦然。有的城市虽为地区中心，因自然条件或社会因素的不利，难以成为一个政权的中心。如江陵和武昌为长江中游两大军事重镇。侯景之乱后，梁元帝以湘东王、荆州刺史在江陵即帝位。因地处江北，无险可恃，不出三年即为西魏所灭，三国孙吴政权曾两次迁都武昌，然离东吴政权的根据地三吴地区过远，最后在江东世族地主的舆论“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康死，不止武昌居”的压力下，还都建康。可见两地虽为一方重镇，但不宜作整个南方政权的首都。
⑥边区游牧民族在其政权建立和势力逐渐进入中原地区的过程中，在都城的选址问题上，往往表现为不断从边区向内地迁移。如汉、前赵从离石迁左国城又迁蒲子再迁平阳最后都长安；前燕从大棘城迁龙城再迁蓟最后都邺；北魏从盛乐迁平城又迁都洛阳。这种迁移的过程也就是这一政权逐渐稳定和汉化的过程。
⑦有些边区民族在建立政权的军事征伐过程中，仍保留浓厚的游牧民族迁徙不定的习俗，故其政治中心也不断迁徙。如河西鲜卑秃发利鹿孤据有河西走廊东部和湟中一带，史称南凉。他认为“建都立邑，难以避患，储蓄仓库，启数人心；不如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资储，帅国人以习战射，邻国弱则乘之，强则避之”，故其都城屡迁。陇西鲜卑乞伏氏建立的西秦亦同。赫连勃勃于407年自称夏王，部下劝其定都，他以为“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不如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后，救后则击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故初无定治，至413年才筑统万城而都之。[13-14]
其二是“骨法用笔”，即绘画的造型技巧。“骨法”一般指事物的形象特征；“用笔”指技法，用墨“分其阴阳”，更好地表现大自然的阴阳明晦、远近疏密、朝幕阴晴，以及山石的体积感、质量感等。下笔之前要充分“立意”，作到“意在笔先”，下笔后“不滞于手，不凝于心”，一气呵成，画完后又能作到“画尽意在”。
其四是“随类赋彩”，即画家用不同的色彩来表观不同的对象。中国古代画家把用色得当和表现出的美好境界，称为“浑化”，在画面上看不到人为色彩的涂痕，看到的是“秾纤得中”，“灵气惝恍”的形象。中国山水画家在色彩运用上的这种“浑化”的境界，与中国园林艺术中的建筑、绿化、山水等色彩处理上的清淡雅致等要求是一脉相承的，但自然中的景色入画，画的色彩是不变的，而园林艺术的色彩却可以随着一年四季，或一天内早中晚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园林与绘画的不同特点，也是绘画达不到的。
其五是“经营位置”，即考虑整个结构和布局，使结构恰当，主次分明，远近得体，变化中求得统一。中国历代绘画理论中谈的构图规律，疏密、参羡、藏露、虚实、呼应、简繁、明暗、曲直、层次以及宾主关系等，既是画论，更是造园的理论根据。如画家画远山则无脚，远树无根，远舟见帆而不见船身，这种简繁的方法，既是画理，也是造园之理。园林中的每个景点，犹如一幅连续而不同的画面深远而有层次，“常倚曲阑贪看水，不安四壁怕遮山”。这都是藏露、虚实、呼应等在园林建筑中的应用，宜掩则掩，宜屏则屏，宜敞则敞，宜隔则隔，抓住精华，俗者屏之，使得咫尺空间，颇能得深意。
从魏晋开始，南北朝的园林艺术向自然山水园发展，由宫、殿、楼阁建筑为主，充以禽兽。其中的宫苑形式被扬弃，而古代苑囿中山水的处理手法被继承，以山水为骨干是园林的基础。构山要重岩覆岭、深溪洞壑，崎岖山路，涧道盘纡，合乎山的自然形势。山上要有高林巨树、悬葛垂萝，使山林生色。叠石构山要有石洞，能潜行数百步，好似进入天然的石灰岩洞一般。同时又经构楼馆，列于上下，半山有亭，便于憩息；山顶有楼，远近皆见，跨水为阁，流水成景。这样的园林创作方能达到妙极自然的意境。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园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文人雅士厌烦战争，玄谈玩世，寄情山水，风雅自居。豪富们纷纷建造私家园林，把自然式风景山水缩写于自己私家园林中。如西晋石祟的“金谷园”，是当时著名的私家园林。石祟在晋武帝时任荆州刺史，他聚敛了大量财富广造宅园，晚年辞官后，退居洛阳城西北郊金谷涧畔之“河阳别业”，即金谷园。据他自著《金谷诗》：“余有别庐在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田四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礁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晋代著名文学家潘岳有诗咏金谷园之景物，说明石祟经营的金谷国，是为老年退休之后安享山林之乐趣，并作为吟咏作乐的场所。地形既有起伏，又是临河而建，把金谷涧的水引来，形成园中水系，河洞可行游船，人坐岸边又可垂钓，岸边杨柳依依，又有繁多的树木配置，养鸡鸭等，真是游玩吃喝皆具了。
北魏自孝文帝改革、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大量的私家园林也随之经营起来。据《洛阳伽兰记》记载：“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争，祟门丰室，洞房连户，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芸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入其后园，见沟读赛产，石蹬碓尧。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
从以上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洛阳造园之风极盛。在平面的布局中，宅居与园也有分工，“后园”是专供游憩的地方。石蹬碓尧，说明有了叠假山。朱荷出池，绿萍浮水。桃李夏绿，竹柏冬青的绿化布置，不仅说明绿化的树木品种多，而且多讲究造园的意境，也即是注意写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