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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 严范孙
- 外文名
- イエン シウ、Yen Hsiu(拉丁文)
- 别 名
- 号梦扶,别号偍屚生、南开校父[2]
- 国 籍
- 中国
- 民 族
- 汉族
- 出生地
- 直隶三河(今河北三河)
- 出生日期
- 1860年4月2日[1]
目录
严范孙幼年受传统教育颂旬陵,饱读经籍。1882年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后入清翰林院任职。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掌管全国的教育。但他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吏,积极倡导新式教育。曾以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借以改革科举制度欢婆而传名于世。
在推行新式教育方面,严范孙的重大贡献是筹设南开学校。
1902驼杠洪坑年到1904年间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方法。
1904辣尝禁年10月,中学正式开学,嫌剃芝聘张伯苓为监督(即校长)。这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
1918年与张伯苓同赴美考察大学教育。
1919年严范孙捐赠购书款2千美元及中文图书共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赠土地近6亩,1924年又捐图书典籍数十种,为南开大学的早期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此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
到1928年,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小学、中学、女中、大学)终于全部建成。 慧眼识英才,周恩来是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学生。在校时,组织社团,主编刊物,演出话剧,参加文化知识和课外比赛,品学兼优,深得严范孙赞赏和师生好评。从南开中学开始,严范孙与周恩来就有很多往来。中学二年级时,周恩来就曾到严宅请为他主编的《敬业》杂志题写封面。三年级时,学校举行全校性作文比赛,260余人参赛,试卷姓名密封,严范孙亲自参加评定,结果选定周恩来为全校第1名,并亲自为周恩来所在班级书写:“含咀英华”的奖旗。并称周恩来有宰相之才。周恩来毕业后去日本求学。
1918年春严范孙赴美国考察教育,在日本稍事停留。周恩来闻知即去拜望。南开大学成立后,经严范孙、张伯苓批准周恩来免试入南开大学文科。开学前4天,严特在私宅设宴欢迎周恩来,并请黄郛趋组付、范源濂、张伯苓及直隶教育厅厅长等知名人士共席,可见严范孙对周的器重。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成为天津学生运动领导人,被天津反动当局逮捕。出狱后,严范孙即与张伯苓商议,以他在南开所设“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他还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介绍周恩来去英留学。周到欧洲后,一直与严书信往还,保持着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在严家帐目上为周恩来立了户头。除第一年的用款是用支票交周携走外,以后三年,均让人汇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周恩来在欧洲参加共产党后,有人曾劝严范孙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周恩来对此感念不忘。
1950年张伯苓由重庆返抵北京,周恩来在西花厅宴请,张带去严范孙照片,周恩来动情地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帮助周恩来了,他参加了共产党。老先生说‘人各有志’,这话是颇有见识的。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
1929年3月14日“南开校父”严范孙在天津病逝,享年69岁。遍及全世界各地的南开校友捐款,在南开中学建“范孙楼”,并塑造了铜像。1992年,南开大学又塑铜像于校园,以此来纪念严范孙一生矢志新学的功绩和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贡献。
严范孙是积极倡导西学、革新封建教育的改革家,是天津近代民办教育的先行者。大力推进民间办学,热心于乡里兴学。开始以学馆为基地,改革旧式教育,推进“西学”传播。先约张伯苓来教家塾(时称“严馆”),习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开津门西学之先。又联合士绅创办民立第一、第二小学堂,协助地方当局办起多所官立小学与半日学堂、补习所、研究所等多种教育机构。严范孙认为,旧的教育口不离诗书,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言行不一,学用脱节,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实用人才。1897年,在任贵州学政时,就大胆变革教育,学子不仅阅览经史书籍,而且学习英文及西方科技知识。同时,甘冒顽固派之大不韪,上书皇帝开设“经济特科”,强调只要有真才实学,不必经过科举正途,也可量材取用。严范孙这一主张,是自隋朝实行科举以来的巨大突破,震动朝野。他的改革尝试,也使地处偏陬、民贫土瘠的贵州文风为之一振。贵州学界为他立“去界碑”、“哲学碑”,称他是“经师兼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
严范孙认为,国家要走向富强之路,必须博采东西文明,引进西方文化与教育制度。他先后去日本、美国和欧洲进行教育考察,探求建立新式学校的模式与途径。戊戌变法之后,严范孙辞官回到天津专心投入新式教育的开拓与兴办。他把自己的严氏家馆作为实验基地,聘请热心西学的张伯苓教授英文、数理化等新知识,并以此基地实验成果,示范和带动天津地区的教育。从1902年至1905年,他联合一些热心教育的邑绅兴办或协助兴办民立小学、官立小学21所,以及师范学堂、工艺学堂、法政学堂、专科学校、高等女子学堂等,使天津教育兴起了一个高潮,并走在全国前列。
严范孙是中国近代倡办女学的先行者之一。1902年,首先在自己家中办起严氏女塾,开创了天津女子教育的先河。1905年,他又参照日本的模式创办了严氏蒙养园(幼儿园)。这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幼儿园之一。同年,严范孙还开办了“保姆讲习所”。这是全国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学校,为京津培养了第一批幼师人才。
严范孙最重要的教育贡献是在20世纪早期,与张伯苓一起广纳社会力量创建了全新教育模式的著名的南开学校。这是中国人以自己的力量发展教育最成功的范例之一,不仅给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塑造了一道新颖的学校景观,也给世人、给时代树立了一个先进的民办教育的典范。
南开学校由男中部(即1904年成立的南开中学)、大学部(即1919年成立的南开大学)、女中部(即1923年成立的南开女中)、小学校部(即1928年成立的南开小学)组成,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教育系统。南开学校学习和借鉴以科学、民主为旨趣的西方教育精神,密切联系中国社会实际,主张德、智、体、美四育并进,强调爱国教育、道德教育和人格教育,注重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形成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精神和“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光荣传统,培养了以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代表的一大批人才,至今南开大学还是国内名校,这与严范孙的开创之功是分不开的。所以,爱国教育家张伯苓说:“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
社会文明是国家进步的标尺。严范孙说:“欲强国家,先善社会。”
他反对嫖娼、征妓、纳妾等社会不良习染。他不仅自己“终身耻作狭邪游”,而且规谏好冶游(嫖娼)者朋友。严范孙特别反对身为教师者逛妓院。昔日天津许多小学教员染有如此不良行径,他谆谆告诫:“道德堕落,何以表率生徒?精神疲敝,何以勤思职务?”他还痛诋纳妾等歧视妇女的世俗偏见。严范孙反对歧视妇女的又一表现,是对缠足妇女的深切同情,力倡女子放足,求妇女获得解放。他曾编《放足歌》,先在女塾教唱,其后传诵社会。
吸烟、赌博是旧社会靡然风同的两大陋习。严范孙在为李石曾著“戒烟”书作序时,深望爱国忧国之士,递相劝戒,先自身戒断,而后及诸人人,为吾身去无形之害,为吾身吾家吾国吾并世之人造无疆之福。对于赌博之害,更是深恶痛绝,无时不劝谏朋友戒此癖好。
严范孙还反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为此,他率先垂范,其子结婚改通行的乘彩轿为双马车,改新郎不迎娶的津俗为新郎骑马亲迎。这两项举动为“津邑之创格”,使当时天津为之轰动。针对丧礼大讲排场、互相攀比,极尽奢靡的风俗,他订立“丧礼八则”,其中包括:人死登报纸告丧,不必致讣;不必作哀启,如作哀启,但述病状等。他也不主张过生日、祝寿。严范孙的这些主张,在当时都是开风气之先河,至今也有现实意义。
《严修东游日记》
这本“东游日记”是由《壬寅东游日记》和《第二次东游日记》构成,前者系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后者系1904年(光绪三十年)。比较翔实地记录了明治三十年代日本教育的实况,包括学校的学制、定员、经费、课程设置、教学法、教学设备等各个方面情况;其次严修在日本接触到不少名人,日记中对其中一些人的言行和印象也有记录。这本日记不仅对研究日本史、中国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也是研究严范孙其人及其教育思想发展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