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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子前墓群，南北长约240米，东西宽约150米，总面积约3.6万平方米。[6]在此墓地中，现发现了四个墓，椁四周有熟土二层台，一些随葬器置于其上。棺、椁均以方木构筑而成，其中外椁室墙板方木长达6余米，宽、厚度约0.2米，内椁和棺之间有头箱，大部分随葬品置于其中。棺为悬底式，棺内人骨已朽，骨灰之间散见佩、管、珠等玉器。[1]嘴子前墓群对于研究春秋时期胶东地区的埋伏制度有着重要意义。[5]
2006年5月25日，嘴子前墓群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
- 中文名
- 嘴子前墓群
- 所处时代
- 周[3]
- 占地面积
- 36000 m²[6]
- 保护级别
- 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
- 批准单位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3]
- 编 号
- 6-0256-2-36[3]
- 批准时间
- 2006年5月25日[3]
目录
197兰市洪照炒阿陵8年，村射局寒民发现符立蒸嘴子前墓群1号墓。[6]
1985年，海阳县博物馆对嘴子前墓群中M2号墓进行抢救糠局臭性发掘。[4]
1994年4月~5月，烟台市博物馆（文管会）、海阳县博物馆联合发掘嘴子前墓群M4号墓。[4]
1998年，山东省考局备古研究所、烟台市博物馆、海阳市博物馆对嘴子前墓群进行钻探府旬汽。[4]
2000年7月，烟台市博物馆、海阳市博物馆联合对嘴子前良巴墓群M6号墓进行抢救性发掘。[4]
2006年3月21日，丁鼎教授在海阳市博物馆对嘴子前墓群作了实地考察。[6]
综述
嘴子前墓群现存有1号墓、2号墓、4号墓、6号墓。[5]
2号墓
嘴子前墓群的2号墓，它是一座单椁单棺的长方形土圹。[5]墓内的重椁单棺保护基本完好。[1]
4号墓
嘴子前墓群的4号墓，它是一座长方形竖穴式墓坑，长7.32米、宽6.24米、残深3.44米，葬具用重椁单棺，它共有三重，两椁重合部分制为头箱。此椁四周有熟土二层台，一些随葬器置于其上。棺、椁均以文木构筑而成，其中外椁室墙板方木长达6余米，宽、厚度0.2余米，内椁和棺之间有头箱，书大部分随葬品置于其中。棺为悬底式，棺内人骨已朽，骨灰之间散见佩、管、珠等玉器，作为主人随身装饰物。[8]
6号墓
嘴子前墓群的6号墓，它是一座平面略呈长方形的土坑竖穴墓。[5]
综述
嘴子前墓群的1号墓，出土有鼎、篇、盘、盆、车马器、兵器等40余件铜器，器物属于春秋晚期；[5]并且墓中有重椁单棺，木器、陶器，玉器出土数量较少，为管、珠一类的小饰件，出土的铜器有盘、盆、簋、壶、戈、矛、镞、编钟等，收集到的一个铜鼎盖和兽面纹的壶耳，纹饰较为精美，出土的编钟共有7件，两件大的为钮钟，其余小的为甬钟。钮钟器形较大，通高43.5厘米，重11.6公斤，纹饰较为精美；[1]嘴子前墓群的2号墓，出土有鼎、盆等青铜容器3件和陶器90余件，器物属于春秋中期；[5]大部分为陶器，有少数为仿铜礼器的，如兽头匜等。铜器只出土了3件，鼎、盆。很多漆器、木器如壶、罐、俎、勺、戈柄等也都形状依旧，色泽如新。出土器物总数达240余件，其中铜器60余件。主要有鼎7个，编钟9件，壶、盆、簋各2件，盂、甗、匜各1件。其它尚有戈、剑等兵器。这些器物形制、纹饰较为精美。一甗一盂还有铭文。其中盂器形硕大，通高47厘米，口径69.5厘米，四只兽头形大耳，通体饰华丽的龙纹。[1]嘴子前墓群的4号墓，出土器物260余件，其中包括鼎、板、方壶、盂、盆、盘、西、戈等铜器49件，器物属于春秋晚期；[5]有青铜器六十余件，玉器石器十余件，漆木器四十余件，陶器一百余件。在器物中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多，还有的带铭文，而且制作精美，出土时毫无锈蚀；[6]嘴子前墓群的6号墓，出土随葬器物170多件，包括鼎、盆等3件青铜容器和陶器、木器、玉石器等，器物属于春秋晚期。[5]
车马器
嘴子前墓群中出土的车马器主要是马衔与马膘。马衔共有9件，由两节构成，每节两端为一大一小两环，大环均为正圆形，小环相套，小环形制相异，分为二型，通长20.4厘米；马膘共有16件，扁条体状，侧面平，中间设两小鼻，侧面有凸棱，一端饰一兽头，另一端有环，它分为羊角形、八棱体、钩形器、六棱体。羊角形器共有3件。八棱体尖细，根粗，根部连有方板形座，座上有四孔。高10.3厘米，底座边长4.1厘米钩形器2件。六棱体，曲尺状钩，铸于长方形座板的一端，座板上有4个椭圆形孔，钩长7.4，座板长7，宽4.5厘米。[4]
孟铭
嘴子前墓群中出土的孟铭，此器一般称鉴，形体较大，但嘴子前墓群M4所出之器自名为盂，它被刻有自铭，它是一只齐地之器并且铭文系刻于器沿上。[7]
青铜礼器
随葬器物中以青铜礼器组合较为显眼，有七鼎，一套编钟（由七件甬钟组成）、壶、盘、匜等。墓中七鼎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列鼎，并且在出土的遗物中见有正、背面均鎏金的革甲饰片。[8]盂高37厘米，口径69.5厘米，重36公斤，大直口宽沿外遮，口沿外圆，大平底，底周圆状，附上设四只大耳，两两相对，而略似圆柱体中空向内开口；鼎总共有七件，一件有盖，其余6件无盖，大小相次，直口，方唇，其中最大的一件高37.2cm，口径42.8cm。盖顶是七顶中最小的一件；编钟总共九件，七件较大的为甬钟，两件较小的为纽钟，均为合瓦式，甬钟形制花纹一致，最大的一件高为34.5厘米，铣间16.8厘米，两件中型致花纹一致，最小的一件高为15.7厘米，铣间9厘米。[1]
春秋战国之际旧礼日渐崩溃，一些新的迹象出现。嘴子前墓葬中除了礼器之外，还有许多颇具生活情趣的日常用器，如一件铜带钩，作一惊立待走的小兽形象。另有许多漆木器，有俎、罐、勺和梳子等。这些新气息的凸现与旧礼制的庄严肃穆相对立，正与当时社会上如火如荼的改革和开放气息相映，一种新的局面已经在人们地生活和埋葬习俗中开始出现。
山东省海阳市的嘴子前村，是一处典型的丘陵山乡。它的北部是绵延起伏的招虎山，往南要经过十余公里的盘曲山谷才能到达半岛的南海岸。就是这样的一个地点，却发现了一处十分重要的东周墓群，几次出土了大批文物，其数量之多，规格之高，在胶东地区当属首次。
这处墓群位于嘴子前村东北的一个山前黄土台地上。这里大部分被平整成了农田，少部分依然是沟壑纵横的高台地。农民在这里种地取土，经常可以发现零星的铜器如箭头、马衔、车环之类，便猜想这是一处古代屯兵之地，于是这里的地名便被称作“养军场”。
在七十年代大规模整修农田时，农民曾在这里发现过一大批堆放整齐的马衔、车器等铜器（这批器物曾发表在《文物》1985年第3期上）。
嘴子前墓群出土文物
甗铭位于甗内壁，系铸成，四行共十七字：“敶乐君豆乍（作）其旅献（甗），用旂（祈）眉寿无疆永用止”。由文意可知，此甗系一位陈氏贵族之器。陈字右侧旁，当系陈国之陈。陈国地在今河南淮阳一带，以往曾多有陈国铜器出土，传世品中也有许多陈器见于著录，其陈字写法均与此甗铭无二。齐国之陈一般均见加土如者，与陈国之“敶”绝不相混。山东肥城县小王家1963年曾出陈壶等器，其铭曰“敶侯作壶，其万年永宝用”，可知是陪嫁的器，来源也是陈国。1978年，山东沂水县刘家店国贵族墓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一套铃钟，共九件。钟铭为：“敶大丧史中高乍（作）铃钟，用旂（祈）眉寿无疆，子=孙=永宝用止”。其陈字写法，文体用语均与陈乐君甗一致，无疑也是陈国之器。乐其豆，应即器主，其采邑在乐，故称乐君，豆即其名。其地其人不详，但此器系陈器无疑。盂铭在口沿上，系刻成，一行共七字：“圣所献为下寝盂”。文意为献器之词。第一字“圣”，当为献器者之名。第四字“为”即“为”。前述陈侯壶铭中此字有女旁，与盂铭“为”字形异义同。文献中也见有这种用法：“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为，虞舜居沩内，因以为氏。周初封舜后胡公满于陈以奉舜祀，后以国为氏，故《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注曰：“为，陈姓也。”可知盂铭中“为”即是陈国之姓，此盂也为陈器。铭文末三字“下寝盂”，表明此盂为下寝中用器。寝当为宫室名称。《周礼》记：“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郑注》：“六寝者，路寝一，小寝五……，路寝以治事，小寝以时燕息焉。”又，《贾疏》：“天子六寝，则诸侯当有三寝，亦路寝一，燕寝一，侧室一。”《晏子春秋·外篇》中有：“景公做路寝，曰：‘美哉室，其谁将有此乎？”在这里，齐景公是出于对齐国国运的担忧而发出的感叹，谓其身死之后，不定由谁来取而代之，成为路寝之新主。换言之，这里提到的路寝，便是君权的象征。可见“寝”之名，当是一国中宫室的泛称。宫廷之室本来分类较繁，加之国别不同，其称亦异，可能对寝的叫法也各各不一。除前文提到的路寝、燕寝，还见有外寝（《仪礼·丧服》）、大寝、小寝（《礼记·檀弓下》）等，独不见下寝之称。推测其地位当低于路寝或大寝，但总是宫室之一种。宫室用器，往往与“寝”字连称。如寝戈，铜戈铭文中多见。“寝戈”，其戈戈头短小，长16.5厘米，只有一穿，铭在内上。这种小戈有点像嘴子前墓群M4中出土的二件戈。M4之戈的木柄长度仅为1.08米，可见是短兵器，不宜野战，应为宫室内护卫使用。《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有“王何执寝戈”，《正义》：寝戈，亲近兵杖也。由以上数例，可知寝戈为宫廷专用之兵。寝盂之称当系宫室用器的专用名称。M4的这件形质硕大的铜盂就是原来使用于陈国宫室之中的一件重器。[1]
M4出土的铜器中还有一些如花纹精美繁复的，如形制特异的铍，具有陈楚风格特点的礼器和兵器，加上前述的盂、甗来自陈国。[1]
由以上对甗、盂铭文和一些器物特征的认识，可知嘴子前墓群的许多重要器物甚至宫廷礼仪重器均属陈国。那么，它们如何来到遥远东方的齐国东鄙之地，披阅陈国史叶，原来这与陈国宫廷的两次变乱有关。
第一次变乱发生在公元前672年（齐桓公十四年，陈宣公二十一年）。陈宣公欲立宠姬之子而杀太子御寇，陈公子完与太子交好，恐怕“祸及己，乃奔齐”。楚齐桓公“欲使以为卿，让。于是以为工正”。工正是掌管匠做百工的官职。陈楚一带南方地区制造工艺发达已被考古发现所证明，嘴子前墓群中出土陈国之器的精美也是绝好例证。陈完奔齐，可能也带来先进的工艺技术。当时的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正雄心勃勃建立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霸业。他招贤纳士，任用陈完为掌管百工的工正也并非无稽之谈。但说意欲任用陈完为卿，先辈学者已指出可能与事实不符。这与史籍中卜辞所言“有为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一样，恐怕都是田氏在其族显荣之后为其祖先附会编造的过誉之词。但无论如何，陈完奔齐，打下了陈氏日后在齐国发展的根基。自此，陈完之族“不欲称本国故号，故改陈字为田氏。”改田之因由，有云是“食菜地于田，由是改姓田氏”，有云是“以陈、田二字声相近，遂以为田氏”。
田氏之族在田完之后，至田桓子无宇时逐渐发展起来。他大约是一个孔武有力的武夫，“事庄公，甚有宠”。六世田僖子乞，“事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禀于民以大斗，行阴德于民……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并“树党于诸侯”。可见这是一个心怀异志、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一带名相晏婴对此洞若观火，深明田氏用心。“晏婴之晋，与叔向私语曰：‘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权私，有德于民，民爱之。’”果然不出晏婴所料，在齐景公死后，田乞杀高昭子、国惠子两大强宗，在私宅中以胁迫手段拥立新君（齐悼公），并废杀国君晏孺子，“为相，专齐政”。七世田成子常是一个历史上人所熟知的人物，在田氏代姜的政变中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他的形迹略如乃父田乞。一方面“复僖子之政”，延揽民心，一方面在宫廷之内排除异己。杀齐相监止及齐简公，立平公，又“尽诛公族之强者”，终于使“齐国之政归田常”。其后八世襄子盘、九世庄子白、十世太公和均世为齐相，独擅齐政，确实“莫之与京”。京，意即高、大、数多。莫之与京，言其齐国之内，无人能与田氏匹敌。姜姓之国成了田氏之家天下，田氏代姜实际上只一个时机问题。公元前391年，田和废掉姜氏末代齐君康公贷，又过五年，“立为齐侯，列于周室”。至此，田氏代姜的一场大政变，终于划上了句号。
在田氏逐步发展的过程中，田氏依恃其强权地位也在不断扩大自己的封邑。史载田常子系庞大。“田常乃选齐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为后宫，后宫为百数，而使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余男”。另有记载谓田常“有数十妇”，“生男百余人”。这些说法未必属实，也可能是不满田常弑君擅权的讥谤之词，但总是可以由此看出其宗族的繁盛。与此相应的则必然是封邑的众多。田常曾“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史记·正义》云：“安平以东，莱、登、沂、密等州皆自为田常封邑也”。安平在临淄以东十九里，几乎等于说就是齐都以东的广袤大地，自然也包括东方的胶东半岛。至此，海阳嘴子前墓群的这样一处高规格的贵族墓葬便找到了合理的归属：这应该是一处远在东方的田氏封邑的墓地。
嘴子前墓地既是田氏之族墓，那么，M4所出的盂、甗铭文为什么不作田氏之陈而作陈国之敶呢？这可能与陈国的另一次大变乱有关。
公元前534年（齐景公十四年，陈哀公三十五年），陈国宫廷又发生了断送陈国命脉的大事变。关于这场事变，《左传·昭公八年》有如下记载：“陈哀公元妃郑姬生太子偃师，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胜。二妃嬖，留有宠，属诸司徒招与公子过。哀公有废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过杀掉太子偃师，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缢。干征师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胜愬于楚，楚人执（干征师）而杀之。公子留奔郑。九月，楚公子弃疾帅师奉孙吴围陈……灭陈。”这段史实，《史记·陈杞世家》有相似的文字，所异者只是陈哀公之妃有四而非三；长姬生悼太子师，少姬生偃，长妾生留，少妾生胜。新君留派使者赴楚希望得到承认，而公子胜则不满此事也赴楚请其主持公道。结果楚早有吞并之心，而帅师的楚公子弃疾又正是那个诛忠臣伍员之族、弑父弑君的暴虐人物（后来的楚平王），便借机干脆将陈国灭掉。这个结果应该说是公子胜所始料不及的，对这场灭国毁宗的灾难，他有引狼入室之责。这次事变中，公子留奔郑，公子胜则从此不见史载。按常理推之，他也有出奔的可能。若此，他所出奔的去处最可能的地方便是齐。因为齐之田氏是他的同宗，此时田乞在政治上正初露头角，从血缘上、政治条件上都可使这位失国的陈公子得到庇护。据山东大学马良民师考证，“胜”、“圣”古音相近，同为书纽双声。盂铭中的献器者圣很可能就是陈国的公子胜。公子胜之母，不管是如《左传》中的下妃，还是《史记》中的少妾，地位在后妃中都是较低的，故其所居称为“下寝”也是适宜的。若此，这件珍贵的大盂，原来应该是公子胜母亲的居室用器，在公子胜逃难时携来齐国。这种情形，在史籍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敌国入侵，宫室重器往往是掳掠的重点。“王往而征之……杀其父兄，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晋军追齐至马陵，齐侯请以宝器谢”，“燕将乐毅遂入临淄，尽取齐之宝藏器”。公子胜在国破家亡之际，携生母所用的宫室重器出奔当是合理的。此盂的铭文系后刻而成，分析是献器时所刻。盂铭中称“为”（女为）而不称“陈”，当时有意避讳­；——因为受器者也是同宗的田（陈）氏。这与田敬仲完奔齐改陈氏为田氏一样，同是“不欲称本国故号”的心理所致。这也反证，嘴子前M4的墓主必是田氏族中人物。按时间推算，以田乞的可能性最大。正因为如此，盂铭中仅有人名器名而不见任何庆祝语——受器虽喜，而同宗之国灭却终非可贺之事啊！
综述
由以上罗列的史实，认定嘴子前墓群就是田氏之族的墓地。该墓地的一些特点，与史记中田氏宗族的行迹也有诸多关合之处：
墓群与田氏发迹之时代
嘴子前墓群M4的时代，发掘简报已有推断，认为属于春秋晚期早段，M1的时代相较则稍晚一些。这与公子胜所处的年代也是相当的。值此时期的齐国政坛，正是齐景公在位之初。而齐国田氏的代表人物则是振兴田氏之族的能臣田乞。田乞是田完之第六世，田完与陈宣公杵臼为叔伯弟兄。公子胜则是陈宣公之第七世，对于田乞，公子胜是子侄辈，盂铭中简单的刻上一个“圣”字，当也符合身份。凡此种种，都证明嘴子前墓群M4的时代与公子胜、田乞所处年代是一致的。当然，公子胜携器奔齐的时间与M4墓主下葬年代应有一段距离，但墓中陶器表明，这年代不会晚至田常执政的时期。[1]
M4的规格与田乞之族
M4种使用的多重棺椁、七鼎、九钟，显然是贵族气派。当时的列国形势，已经是周室式微，礼崩乐坏。埋葬中越礼僭制现象是十分普遍的。即如九鼎之制，依礼本为天子之制。此时不但列国诸侯，而且一些大国的上卿也纷纷使用。如河南琉璃阁M甲、M60（晋卿范子）、河南汲县山彪镇M1（晋卿魏襄子）、山西太原金胜村M251（晋卿赵子）等。这些人物都是世代卿相，长期执掌一国权柄，所以其墓不但越制使用九鼎之葬，而且其它随葬品也十分豪华惊人。相形之下，嘴子前M4的埋葬规格就低一些。这种情形，可能正是田乞一族当时地位的反映。景公时期的田氏还是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新兴贵族，终景公一世，田乞也没有达到上卿的高位。所以，他们所能够使用的埋葬规格，自然也不能与前述各国世家贵族相比。即使在齐国，当时的国氏、高氏、鲍氏、晏氏等也都超过田氏。嘴子前M4的鼎数虽然为七，但从形制上看，并不符合正规的列鼎配伍之制。这可能也恰恰反映出田氏追求较高的等级而实际上又尚未达到的一种特殊状况。[1]
嘴子前墓群的位置
正如本文开首所述，嘴子前墓群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十分偏远的地方，这里远离齐都临淄近千里之遥，且又山水阻隔，交通不便。一处贵族墓地选择于此，确实令人费解。其中原因，可能还是田氏一族身处之政治环境使然。
史籍中对田氏中的两代田乞、田常留下的笔墨较多，其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个显著特点：胸怀大志、深谋远虑。他们代表着当时的一股新兴势力，有着强烈的进取心，甚至图谋篡权窃国。齐景公算是一个有作为的人物，但他“喜奢而忘俭”，“好治宫室聚狗马”。临淄景公墓的一个殉马坑，埋葬马匹总数约在600头之多，其人奢靡可见一斑！田乞从这种表面繁荣中看到了姜氏统治者的没落之象，他不是像贤相晏婴那样屡屡规谏，而是乘机以小斗受、以大斗予的手法“行阴德于民”，使“民思田氏”。数世后孟尝君田文在薛地焚契销债，以营狡兔三窟，真是颇得乃祖真传。但田乞们前进的道路又是杀机四伏的。姜氏统治者乃数百年之基业，树大根深，是周王朝分封的正统。当时周室虽然王权衰落，但列国诸侯依然奉为一块金字招牌。齐国田氏欲得逞异志，诸侯的态度也是他们的心腹之忧。至田常时，齐国之政尽归田氏，杀简公，立平公，为相。在齐国之内可谓一手遮天。但对列国诸侯的态度还是心存顾忌。田常“惧诸侯共诛己，乃尽归鲁、卫侵地，西约晋韩、魏、赵氏、南通吴、越之使，修功行赏，亲于百姓，以故齐复定。”在这种外部环境的胁迫下，田氏夺取政权的每一步都需小心行事，不能肆无忌惮。[1]
田氏主要的政治对手还是来自国内的强宗大族，田氏擅齐政的主要斗争都发生在田乞、田常两代。当其时，齐国政坛上不但有崔杼、庆封、监止一类的擅权风云人物，而且更有高氏、国氏、栾氏、鲍氏、晏氏等大批公族世家。面对这些强大的政敌，田氏“欲为乱”，稍稍不慎，便会落得身死、家破、族灭的可怕下场。对这一点，田乞等是有充分估计与准备的。“景公卒，两相高、国立荼，是为晏孺子，而田乞不说。”田乞此时的地位不及高、国二氏。景公死后，在私宅中，田乞改立悼公，这是一场赌博似的军事政变，险些被鲍氏（鲍牧）当场砸锅。说明田乞并不具有垄断政局的地位与势力。对于权势强大的卿相，他则以“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态度，“伪事高、国者”，最终将高、国二氏一杀一逐，取得了胜利。田常之时，齐国田氏之外的公族势力已大大削弱了，但仍不是田氏独家专政的局面。齐简公时，“田常成子与监止俱为左右相……监止幸于简公”。田常不唯不能专政，而且是一个失势者。“于是田常复修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曰：‘妪乎采，归乎田成子。”这表明田常在宫廷斗争不利的情势下所做的战略转移，其目标所向，是撼动姜氏齐国的立国根基。一段齐人之歌，无异姜氏贵族的晚歌。齐国有识之士均知“田、监不可并也”。终于被田常“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齐国之内，能与田氏抗衡匹敌者终被翦灭殆尽。
在这一场生死角逐中，田氏对相反的结果当也是有所准备的。尤其田乞，他当时所处环境尤为险恶，几乎是在逆境中节节搏杀。鉴于此，他把自己的封邑和族墓选择在远离齐都的东方海隅，也就可以理解了。这里毕竟天高皇帝远，如果自己在都城的政治格杀中落败，或是据有胶东偏安一隅，或是蓄势待机日后卷土重来也未可知。田乞既以胶东半岛为后方根据地，必然有所经营。他的诸多恩惠阴德，肯定也是施予他的东方封邑的。如此，狡兔三窟的发明者，便是孟尝君的这位祖先了。在田氏的东方封邑中，不但“民思田氏”，而且情愿追随田氏与姜齐国君作对。景公将死，“逐群公子，迁之莱。景公卒……群公子畏诛皆出亡……莱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与埋，三军事乎弗与谋，师乎师乎，胡党之乎？’”莱，多认为是齐东鄙邑，可能正是田氏“施阴德”的东方封邑。这里的莱人敢于讥刺国君之政唱出愤懑之声———田氏在东方狡兔三窟的经营至此收到了投桃报李之效。
总结
以上所述，是对嘴子前墓群的特殊地理位置、墓葬规格的不寻常情形结合齐、陈等国与墓葬年代相当时期的史实做了一些比较分析，从而做出了该墓群是属于田氏族墓这样一个结论。至于墓群中某座墓葬与田氏族中某个特定人物的关系，还只是一种初步推测，有待于今后更新的发现来检验印证。尤是M4甗铭中的作器者，尚未有更深认识。此人的认定考察，或许会对嘴子前墓群的认识判断，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谨希望专家学者不吝赐教。[1]
嘴子前墓群出土文物
而解码的“钥匙”就在刻于铜盂内沿上七字铭文上。
“‘圣所献妫下寝盂’意为一个叫圣的人进献了一件妫姓的下寝之盂。关键就在于‘妫’字。”张真告诉我们，古时常以地域为姓，俗称地姓，“妫”就是生活在妫水流域的姓氏，那里正属陈国，由此可断定献盂之人是个陈国叫圣的人。
盂之外，一只甑（烹饪用具）上刻有“陈乐君豆欠乍其旅甗用祈眉寿无疆永用之”的十七字铭文。意为陈姓的大夫做此器皿祈求其拥有者万寿无疆世代延续。这条铭文的关键在“敶”字。根据当时的文字特点，“敶”的写法是陈国特有的，这件器物显然也来自陈国。
问题来了。海阳当时隶属齐国，陈国位于淮水流域上游，两国地域不搭界，文化不相同，为何陈国的宝物会现身齐国？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令这些贵族不远千里将自己的家人葬在异国的土地上？
这个答案，我们在2500多年前的两次宫廷之变中剥茧抽丝一一还原了。
据《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公元前672年，陈国宫廷内乱，公子完被迫逃亡齐国，被齐桓公封为管理工程的工正并获封邑。陈完因不愿称陈国的旧号，改陈姓为田氏。这就是齐陈两国关联的开始。另据《左传·昭公八年》所载，陈完奔齐后几十年，陈国再发内乱，楚国灭陈，公子胜不明下落。分析来看，陈国被灭时，陈（田）完的后代是已是位居齐国卿相的第五、六、七代，公子胜极有可能前往投奔其寻求庇护。如此推敲，大盂所记的“圣”既有可能就是公子胜，那么，位于田家封邑范围内的嘴子前墓葬也许正是田氏的家族墓地。
“公子胜奔齐投奔同宗时，正是田无语和田乞父子两代的时期，墓主是田乞的可能性最大。”张真解释说，公子胜前来投靠时，陈国已亡，所以所献大盂上没有像惯例那样刻上祝贺的词语，而当时，正是田乞去世的前四年。
“‘七鼎九钟’可看出墓主身份虽非一般但非国君，这与当时官至宰相的田乞相符，之所以敢冒大不韪越礼随葬，表达的也是他怀揣的势必实现帝王之梦的决心吧。”张真说。
“嘴子前墓群的几次考古发现，让我们有理由推测春秋时期的胶东半岛绝不是一个僻远、荒凉的落寞之地，而是一个拥有着灿烂文明的宝地。”张真告诉我们，“根据出土文物分析，在一号墓附近极有可能有一个女性配偶墓，二号墓附近或许会有男性配偶墓。如果推测属实，这个布局井然的家族墓地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究的奥秘。”
他日，待这片曾孕育出帝王之梦的神奇土地再结新的“果实”，我们会再来轻嗅这历史的芬芳。
1989年，嘴子前墓群被山东省公布为烟台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
1992年，嘴子前墓群被山东省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
1997年，嘴子前墓群入选国家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4]
2020年12月，海阳市文旅局牵头将对嘴子前墓群4号墓、6号墓进行抢险加固保护。[9]
2021年10月，该项目入选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主办，山东省考古学会承办的“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2]
嘴子前墓群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
自驾前往嘴子前墓群：从烟台市到海阳市出发，路程大约103公里，大约需要1小时16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