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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轸(?-前627年),又称原轸。晋国原邑(一说今河南济源西北,一说今山西翼城县原村)[53]人。[51]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优秀的军事统帅。[52]
先轸早年从晋文公出亡,其和赵衰,狐偃等合称为“五贤士”。前633年,宋被楚围,向晋求救,先轸建议文公出兵援宋,以取威定霸。文公从之,对楚备战,扩建三军,命其为下军佐。次年,其升中军元帅。先争取秦、齐合作,又使曹,卫离楚附晋,陷楚于孤立,而后指挥三军于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大败楚军。晋从此称霸诸侯。[51]
前628年,晋文公死,秦欲袭郑而霸中原,先轸又力主对秦作战。次年,领晋军于崤山(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全歼秦军,获秦军三帅,巩固晋的霸业。是年对狄作战时,后悔曾因晋襄公要释放秦三帅而对襄公失礼,冲入狄阵战死。[51]
目录
这个时候,齐已无力争霸,秦又偏处西隅,只有楚国和晋国有力量争取中间地带从而称霸。所以,晋楚城濮之战是决定春秋中期局势的关键性战役。
公元前633年,楚国组织诸侯联军攻打宋国,宋派人向晋求救。
晋是否救宋是建立霸权的关键问题。如果不救宋,不仅失去宋国,也将失去其他小国对晋的信任。救宋,楚国实力比晋国强;而且晋国距离宋国较远,并且有曹国套蒸永、卫国——两个楚国盟国隔在中间,劳师远征,困难很多。文公因此犹豫不定。先轸向文公进言,认为必须出兵援救宋国,这关系着晋国的前途,而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向文公分析救宋的重要意义:报答宋国对曾流亡的文公所施的恩惠,解救宋国因为背楚附晋而遭到的危难,树立晋国在诸侯心目中的威信,奠定晋国建立中原霸权的基础,全部在此一举。狐偃赞成他的看法,并且提出攻曹、卫以解宋国之围的建议。[6-7]于是,文公下定决心出兵援宋。
前632年,晋军借道不成之后绕路渡河,侵曹,伐卫。晋军用先轸的计谋,在几天内攻陷了卫国的五鹿(今河南濮阳县南)。[10]
三月上旬,晋军攻入曹国都城。这时,宋国国都被楚军包围,被迫再次向晋告急。晋文公想要与楚交战,却为身后的齐、秦两国态度不明而感到进退两难。先轸提出建议:可以指使宋国贿赂齐国、秦国,让齐、秦替宋求情,劝楚撤兵;同时晋国再扣住曹国国君,将曹、卫的部分土地划分给宋国,以此激怒楚国,迫使其拒绝齐、秦的调停。这样齐、秦二国既接受宋国贿赂,又被楚国驳了面子,必定会与晋国合作,共同讨伐楚国。文公很高兴,采纳实行了先轸的建议。[11-13]
一切都按先轸的计划进行着。楚成王决定知难而退,他撤回大军,把统帅子玉留在宋国驻扎,嘱咐他不要出战晋军。但是以善战闻名的子玉却执意请战。楚王十分不满,又拿他没办法,于是只给他派了少数兵力。[14-16]
子玉为求胜利,想出一个计谋。他派出使者来到晋国,提出只要晋国放过曹、卫,退还土地,楚军就解除对宋国的包围。狐偃听后很愤怒,认为子玉作为楚臣,却要用一个宋,来与晋国君主换取曹、卫两国,是对国君无礼,应该马捉狱上攻打楚军。而先轸却看出了子玉的如意算盘:子玉这一句话就使对宋、曹、卫三国都一下子安定下来。而如果晋国拒绝,就是得罪这三家,也等于抛弃了之前要救援的宋。楚国得到三项恩惠,晋国却得到三项怨仇,怨仇太多,晋国还怎么称霸?不如将计就计:一面针对曹、卫急于复国的心理,允许其秘密复国,并乘机离间其与楚的关系;一面囚禁楚国使者,激怒楚国。先打起仗再说。文公听了很高兴,立即照办。于是曹、卫二国各自派使者与楚国断绝了关系。[17-19]
子玉果然大怒,率军撤围北上攻打晋军。文公听从狐偃的建议,遵守当年与楚王的诺言,让军队后撤九十里,暂时避开楚军锋芒,同时也为了取得有利的地理位置。即成语“退避三舍”的出处。子玉不顾众人意见,执意要追击晋军。[20-21]历腿钻页史上有名的“城濮之战”就此展开。
四月初,晋、齐、秦、宋四国的军队来到卫国的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驻扎。[22-23]几天后,晋军在城濮以南的有莘与楚军对阵。晋下军佐胥臣用虎皮蒙马,率先攻击楚军战力较弱的右军,右军溃败退却。同时晋上军将狐毛竖起将、佐两面大旗向后退去,下军将栾枝用车拖曳树枝,扬起尘土,伪造出撤退的假象。楚左军果然步步紧逼,导致孤军突出,暴露了侧翼。先轸便率领中军拦腰袭击楚左军,伪退的晋上军也迅速折回,向楚左军发起反击。楚左军也溃退了。楚军全部遭遇惨败,子玉立即收回败退的军队,撤出了战场。[24-25]城濮之战至此结束。
战后,晋文公朝觐天子,会盟诸侯。周天子正式命晋文公为侯伯。晋国终于实现了“取威定霸”的政治、军事目标。而楚军统帅子玉则在不久后的回楚途中引咎自尽。
城濮之战一改自古以来固定的战争模式,创造了战场机动用兵,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先例。决战当中,晋军针对楚军部署及其主帅骄躁轻敌的特点,采取避强击弱,佯退诱敌,各个击破的战法,最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成就了晋国中原霸主的地位。[4-5]
争议:这段历史有少许疑点,因此也有学者做出假设:此战中晋军实施的所谓战法可能只是因为迷路而歪付兰糊嚷打正着的结果。其依据有二:《左传》中提到此战中晋中军曾因遭强风而迷路,陷入沼泽并且丢失了一杆军旗,这可能就是狐毛另竖将旗的原因[26];《国语》中提到城濮之战之前,又或者过程中,先轸曾因某种原因打算撤军,是楚王孙启为他分析了楚军有几大致败的因素,才使先轸改变主意决定出战,最终获胜。[27-28]
晋文公还没下葬,晋国的霸权便遭重大挑战。面对这种情况,先轸当机立断,率先主张阻击秦军。而襄公与栾枝等都认为,没报答秦国出兵平乱、拥立晋文公的恩施,反而攻打他们的军队,会愧对死去的先君。先轸力排众议,认为不为友邻君主吊丧已经是于礼不合,而秦国更不顾忠臣谏言,为贪婪而趁机动兵,在不借道的情况下擅自越境,企图攻灭晋国的同姓国,既然秦国这样狂悖无礼,晋国也不需要再讲什么恩施了,今日攻秦正是接下先君的重托,为了子孙后代着想。必须马上出兵阻击秦军。于是晋国紧急动员军队,把丧服染成黑色,用先轸的意见在崤(今河南陕县东南)的狭路设伏,拦截秦军。四月中旬,秦军经过崤,遭到晋军伏击而惨败。这一战,秦军孟明视等三名主将被俘虏,军队也全军覆没,甚至有记载称秦军没有一个人逃脱。史称“崤之战”。[32-35]
崤之战是历史记载中第一场伏击战,从此之后战争基本改变了约期阵列而战的运动会形式,进入了战争艺术时代。[4-5]
争议:先轸在秦国强大之前抓住战机,狠狠打击了这个潜在的敌人,挫败了秦国控制晋国并且进取中原的战略企图,秦国从此后只好向西发展;而同时,此举也提前激化了秦、晋的矛盾,以至于两国公开决裂,为秦、楚联盟埋下种子,加上北方的戎、狄乘机侵扰,最终造成晋国三面受敌的战略局势。因此后世对先轸这次的决策褒贬参半。
先轸朝见襄公,问起秦国囚犯,襄公告诉他已经释放了。先轸勃然大怒:将士们不知花费多少力气和生命才擒获的敌军主将,却因为妇人的几句巧言而在转眼间被轻易赦免!像这样毁伤自己的战果,长敌人的志气,晋国要不了多久就会灭亡了!先轸越说越气,头也不回,狠狠啐一口唾沫就离开了。襄公醒悟了,急忙派人追赶,但为时已晚,秦将已经渡河。[37-39]
先轸一时盛怒,不顾尊卑而口不择言,又当着襄公的面“不顾而唾”。然而襄公却没有责怪先轸,甚至还反过来为了释放战俘的事向先轸道歉。先轸越邀再连发自责。[4]
同一年,狄人攻打晋国,晋国出兵抗击。八月,晋军在箕(今山西蒲县东北)击败狄军,俘获谅篮肯一名狄军首领,史称“箕之战”。战后,先轸脱下头盔铠甲,冲进狄军中战死,以此讨伐自己冒犯襄公的罪过。狄人将先轸的首级送还给了晋国,其面色如同活人一般。[40]
先轸以死明志,这是坚守清白的古人的作风,是他高尚精神的体现。[4]
先轸一生的军事活动主要是指挥了城濮之战和崤之战两次战役。城濮之战中,先轸帮助犹豫不决的文公下定争霸决心,并用他的谋略为此战铺平道路,最终终于指挥晋军与楚军进行了有名的城濮之战,大败楚军,为晋文公建立霸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文公去世后,其子继位为襄公,先轸又率军与秦军进行了崤之战,伏击并全歼秦军,俘其三帅,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第一个干净漂亮的歼灭战战例。
先轸善于接受前人经验并加以创新,能够运用多样化谋略,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战略战术,对军事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 将外交因素纳入战略范畴,并开了“兵者诡道”的先河。城濮之战前,先轸所采用的外交手段,具有极浓的诡诈性、欺骗性,与传统思想指导下的战争外交迥然不同。先轸所指导的城濮之战,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是军事发展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
- 以“诡道”思想指导战斗,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战术。城濮之战中,先轸运用诡诈和突然两个因素,力争战场上的优势和主动,增大了胜利的概率。他根据战斗编组把它看作三部分,根据其各自的特点分别采取不同的战术,最终左、右两军被各个击破,最强的中军也成为了弱军、孤军,不得不退。这样的指挥艺术,在先轸之前和同时代,是绝无仅有的。
- 此外,崤之战虽然不是理论指导下的自觉产物,但对后世歼灭战思想理论的确立,有一定的启迪意义。[43]
晋国赵衰以识人出名,他对先轸的评价就是“先轸有谋”。的确,无论是城濮之战还是崤之战,先轸以其出众的谋略,处处考虑得当,让晋国顺利大败强敌楚、秦,开创文、襄霸业。这位富于韬略的军事家,既有筹谋策虑之长,又有临阵指挥之能,而他的谋略颇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然而,这位杰出的军事家却不是政治家。他为人公忠体国,耿正忠诚,最终以身殉义。
余邵鱼:“贤哉先仲车,独冠邦家杰。尽职事文公,罄谋著楚烈。崤山掳孟明,城濮摧荆羯。虽困狄兵围,威风犹猛烈。哀哉救不来,舍身尽臣节。千古仰高风,英名常赫赫。”[49]
有观点认为《孙轸》就是先轸所著的兵书,理由有两条。一是先秦古音中“先”与“孙”的发音接近;二是先轸从前656年随重耳逃出晋国,到前628年死于箕之战,与考证出的孙轸活跃在约前650年到前620年的结果基本吻合:依1972年出土的竹简《孙膑兵法》残句“……田忌问孙子曰子言晋邦之将荀息孙轸之用兵也未……”可以看出孙轸是晋国著名将领,而且应该活跃在晋献公和荀息之后,也即约前650年之后;按照《艺文志》记载的顺序来看,《孙轸》成书在由余的《繇叙》之前,也即大约前620年之前。[4-5]
先轸祠原址在今左权县城南1公里的庄子村,疑为当时晋国人所建。元代,其祠被赠封“晋大夫先轸之神”;明洪武七年,又赐号“晋大夫先轸之庙”。[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