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0
0
- 定 价
- 43.50 元
- 开 本
- 32 开
- 装 帧
- 平装
- 创作年代
- 明代
- 来 源
- 明朝万历年间
- 内 容
- 囊括了中国明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 思 想
- 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
目录
《农政全书》按内容大致上可分为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两部分。前者是全书的纲,后者是实现纲领的技术措施。所以在书中人们可以看到开垦、水利、荒政等等一些不同寻常的内容,并且占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这是其他的大型农书所鲜见的。以“荒政”为类,其他大型农书,如汉《氾胜之书》婶坑甩谅战婆、北魏几拔汗承匙泪《齐民要术》,虽然亦偶尔谈及一二种备荒作物应寒杠,甚至在元王祯《农书》“百谷谱”之末开始出现“备荒论”,但是却不足2000字,比不上《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徐光启以“农”“政”辩证关系为基础,展现了经济、技术与农业生产部门相统一的“大农业”系统观和生态观。《农政全书》的精要之处也在于,徐光启并没有仅仅将农业问题拘泥于对以往的农业科学知识的总结,而是将目光放到了更为长远的政治生态上,将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相结合,使《农政全书》超越了以往的纯技术性的农业书籍,集中表达了徐光启以农治国的农业生态观。[2]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至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在为他父亲居丧的3年期间,就在他家乡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业试验,总结出许多农作物种植、引种、耕作的经验,写了《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等农业著作。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秋至四十六年(1618年)闰四月,徐光启又来到天津垦殖,进行第二次农业试验。明天启元年(1621年)又两次到天津,进行更大规模的农业试验,写出了《北耕录》、《宜垦令》和《农遗杂疏》等著作。这两段比较集中的时间里从事的农事试验与写作,为他日后编撰大型农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天启二年(1622年),徐光启告病返乡,冠带闲住。此时他不顾年事已高,继续试种农作物,同时开始搜集、整理资料,撰写农书,以实现他毕生的心愿。明崇祯元年(1628年),徐光启官复原职,此时农书写作已初具规模,但由于上任后忙于负责修订历书,农书的最后定稿工作无暇顾及,直到死于任上。以后这部农书便由他的门人陈子龙等人负责修订,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亦即徐光启死后的6年,刻板付印,并定名为《农政全书》。
整理之后的《农政全书》,“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全书分为12目,共60卷,50余万字。12目中包括:农本3卷;田制2卷;农事6卷;水利9卷;农器4卷;树艺6卷;蚕桑4卷;蚕桑广类2卷;种植4卷;牧养1卷;制造1卷;荒政18卷。
徐光启(1562年—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卒于崇祯六年(1633年),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曾同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一起共同翻译了许多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成为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的先驱;同时他自己也写了不少关于历算、测量方面的著作,如《测量异同》、《勾股义》;他还会通当时的中西历法,主持了一部130多卷的《崇祯历书》的编写工作。除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工作以外,他还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并成功地击退了后金的进攻。著有《徐氏庖言》、《兵事或问》等军事方面的著作。但徐光启一生用力最勤、收集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还要数农业与水利方面的研究。
徐光启出生的松江府是个农业发达之区。早年他曾从事过农业生产,取得功名以后,虽忙于各种政事,但一刻也没有忘怀农本。眼见明朝统治江河日下,屡次陈说根本之至计在于农。自号“玄扈先生”,以明重农之志。玄扈原指一种与农时季节有关的候鸟,古时曾将管理农业生产的官称为“九扈”。
徐光启认为,水利为农之本,无水则无田。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西北方有着广阔的荒地弃而不耕;另一方面京师和军队需要的大量粮食要从长江下游启运,耗费惊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在北方实行屯垦,屯垦需要水利。他在天津所做的垦殖试验,就是为了探索扭转南粮北调的可行性问题,以借以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生活。这正是《农政全书》中专门讨论开垦和水利问题的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就是徐光启写作《农政全书》的宗旨。
但是徐光启并没有因为着重农政而忽视技术,相反他还根据多年从事农事试验的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古农书中的农业技术内容。例如,对棉花栽培技术的总结,古农书中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唐韩鄂的《四时纂要》,以后便是元代的《农桑辑要》和王祯《农书》,但记载都很简略,仅有寥寥数百字而已。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中的“棉谱”,约有2000多字,比之略晚的《农政全书》却长达6000多字,可谓后来居上。该书系统地介绍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栽培经验,内容涉及棉花的种植制度,土壤耕作和丰产措施,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他总结的“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的丰产十四字诀。从农政思想出发,徐光启非常热衷于新作物的试验与推广,“每闻他方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往往欲得而艺之”。例如当徐光启听到闽越一带有甘薯的消息后,便从莆田引来薯种试种,并取得成功。随后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写下了详细的生产指导书《甘薯疏》,用以推广甘薯种植,用来备荒。后来又经过整理,收入《农政全书》。甘薯如此,对于其他一切新引入、新驯化栽培的作物,无论是粮、油、纤维,也都详尽地搜集了栽种、加工技术知识,有的精彩程度不下棉花和甘薯。这就使得《农政全书》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农业百科全书。
通观全书不难发现《农政全书》系在对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的文献进行系统摘编译述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撰写而成的。徐光启十分重视农业文献的研究,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之务,目不停览,手不停笔。据统计,全书征引的文献就有225种之多,可谓是“杂采众家”。
然而徐光启摘编前人的文献时,并不是盲目追随古人,卖弄博雅,而是区分糟粕与精华,有批判地存录。对于一些迷信之流,往往阙而不录,对于已收录的文献,也多采用“玄扈先生曰”(即今日之编者按)形式,或指出错误,或纠正缺点,或补充其不足,或指明古今之不同,不可照搬。但这还不是玄扈先生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著古制以明今用”。
徐光启就是在大量摘引前人文献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数理知识,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些也多以"玄扈先生曰"的形式出现。例如,在书中徐光启用大量的事实对"唯风土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有风土论,不唯风土论,重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正确观点。对引进新作物,推广新品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据统计,徐光启在书中对近80种作物写有“玄扈先生曰”的注文或专文,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与经验,这在古农书中是空前绝后的。
徐光启之所以能够在杂采众家的基础上兼出独见,是与他的勤于咨访,不耻下问的好学精神和破除陈见,亲自试验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徐光启一生以俭朴著称,“于物无所好,唯好经济,考古证今,广咨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闻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因此,人们在阅读《农政全书》的时候,所了解到的不仅仅是有关古代农业的百科知识,而且还能够了解到一个古代科学家严谨而求实的大家风范。
(上 册)
张国维原序
张溥序
王大宪序
方岳贡序
潘曾沂序
……
《农政全书》,作者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先生,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出生于上海,进士出身,先后任翰林院检讨、内书房教习、翰林院纂修、左春坊赞善、少詹事、洞南道监察御史、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终于宰相位。《明史·徐光启传》称:“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这是对徐光启一生政治生涯的简要概括。
徐光启政治上虽然无所建树,但却以其杰出之科学成就彪炳于中国历史上。他是我国明代末年杰出的科学家,也是我国近代科学先驱者之一。他在数学、天文历法、军事方面都有著述,但其平生用功最勤、影响尤为深远的,是对农业和水利的研究。诚如陈子龙所言:“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用心。”其中主要代表作就是《农政全书》。它在中国农学史上,如同《诗经》之于古典诗歌,《本草纲目》之于古代医药一样,成为我国传统农学的代名词,可与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同悬诸日月,并列为我国农学著述之两大丰碑。
《农政全书》共60卷,内容宏富,计有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12目。全书既大量考证收录前代有关农业的文献,又有徐氏自己在农业和水利方面的科研成果和译述,堪称为当时祖国农业科学遗产的总汇。
徐氏编撰《农政全书》的主导思想是“富国必以本业”,所以他把《农事》三卷放在全书之前。其中《经史典故》引经据典阐明农业为立国之本;《诸家杂论》则引诸子百家言证明古来以农为重;此外兼收冯应京《国朝重农考》,其意皆在“重农”。徐光启的“农本”思想,不但符合泱泱农业大国既往之历史,而且未必无补于今时。当前,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仍然是国家决策的重要内容。从这一点出发,徐光启的“农本”思想仍有合理因素可取用于现时。
本书《凡例》言:“水利者,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水利莫急于西北,以其久废也;西北莫先于京东,以其事易兴而近于郊畿也。”因地制宜兴修水利,并以此与屯垦储粮、安边保民、增强国力等措施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徐光启农政思想又一重要方面。书中“水利”一目,根据“丙北”、“东南”地理之不同,提出一系列水利工程规划及措施,并引王祯《农书》的水利图谱以及熊三拔口述、徐氏本人笔记的《泰西水法》,这都是我国古代水利建设的经验总结,是值得认真发掘和利用的历史文化遗产。
书中“田制”之目有《井田考》一卷。本书《凡例》云:“井田之制,不可行于今,然川遂沟浍,则万古不易也。今西北之多荒芜者,患正坐此。故玄扈先生作《井田考》,著古制以明今用。”徐氏征引历代文献,研究田亩制度,并引王祯《农书》,介绍各种“田制”的不同特点及其利用情况,目的是为了提倡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以期富国利民。这些历史的经验,于今仍然有启迪意义。
书中“荒政”一目,约占全书1/3以上,可见备荒救灾又是徐氏农政思想的重要内容。徐氏如此重视荒政,出发点虽然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但其主张“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之救灾方针,于国计民生不无好处。徐氏所录之《救荒本草》与《野菜谱》,无论是饥馑之岁,抑或丰穰之年,于拓展人世养生资源方面,功德无量,意义久远。
全书最有学术价值的是“树艺”、“种植”等目所记载的植物及其栽培方法。据统计,《农政全书》目录上记有栽培植物159种,皆国人千百年来衣食住行取资之源。徐氏以其慎审之科学态度,广征历史文献,加之实地调查,乃至亲自实验,因此书中所记植物之形态、特征、价值及栽培方法,大多信而有征。根据历史文献,发掘濒临绝种的珍稀植物,总结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有用植物的栽培方法,至今仍为农学研究之重要课题。从这一点来说,《农政全书》这部历史文献的实用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诚如辛树帜、王作宾先生在《<农政全书>一百五十九种栽培植物的初步探讨》一文中所言:“徐光启氏生于明末,汇集了诸家的栽培方法,又记载了当时群众与自己试种的经验。我们若说《泛胜之书》为历史上作物栽培各论形成的开始,《齐民要术》为奠定基础之书,把《农政全书》视为集大成之作是很合理的。”
……
《农政全书》·六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明徐光启撰。光启有《诗经六帖》,已著录。是编总括农家诸书,裒为一集。凡农本三卷,皆经史百家有关民事之言,而终以明代重农之典。次田制二卷,一为井田,一为历代之制。次农事六卷,自营制开垦以及授时占候,无不具载。次水利九卷,备录南北形势,兼及灌溉器用诸图谱。后六卷则为泰西水法。考《明史·光启本传》,光启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崇祯元年,又与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同修新法历书,故能得其一切捷巧之术,笔之书也。次为农器四卷,皆详绘图谱,与王桢之书相出入。次为树艺六卷,分谷、蓏、蔬、果四子目。次为蚕桑四卷,又蚕曰定。
《明史》本传称,橚好学,能词赋,以国土夷旷,庶草蕃庑,考核其可佐饥馑者四百馀种,绘图上之,即此书也。李时珍《本草纲目》,以此书及《普济方》俱云洪武初周宪王著。考宪王有炖於仁宗初始嗣封,其说殊误。是编为嘉靖乙卯陆东所重刊。每卷又分为前后,共成四卷。其见诸旧本草者一百三十八种,新增者二百七十六种,皆详核可据。前有东序,亦称周宪王著。盖桑、广类二卷。广类者,木棉、麻苎之属也。次为种植四卷,皆树木之法。次为牧养一卷,兼及养鱼、养蜂诸细事。次为制造一卷,皆常需之食品。次为荒政十八卷,前三卷为备荒,中十四卷为救荒本草,末一卷为野菜谱,亦类附焉。其书本末咸该,常变有备,盖合时令、农圃、水利、荒政数大端,条而贯之,汇归於一。虽采自诸书,而较诸书各举一偏者,特为完备。《明史》称光启编修兵机、屯田、盐筴、水利诸书,又称其负经济才,有志用世,於此书亦略见一斑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