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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适最初被封为奉节郡王。宝应元年(762年)担任天下兵马元帅,改封鲁王、雍王,在名义上统军平定安史之乱。次年拜尚书令。广德二年(764年),被立为皇太子。十四年(779年),李适即位。李适在位前期,以强明自任,坚持信用文武百官,严禁宦官干政,用杨炎为相,废租庸调制,改行“两税法”,颇有一番中兴气象。之后任用幸臣卢杞等,并在全国范围内增收间架、茶叶等杂税,致使民怨日深。二年(781年),李适发动削藩战争,但因社会和政治条件不成熟,反而致使四镇之乱与泾原兵变接连爆发,他被迫出逃,辗转奉天、梁州等地,最后依靠宰相李泌李晟、浑瑊等人协力平乱。执政后期,转而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并对藩镇多事姑息。[171]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李适于会宁殿驾崩,享年六十四岁,在位二十七年。谥号神武孝文皇帝,庙号德宗,葬于崇陵。[2]
- 全 名
- 李适
- 别 名
- 岧郎[138](小名)
- 谥 号
- 神武孝文皇帝
- 封 号
- 奉节郡王、鲁王、雍王、皇太子[4-5][8](即位前)
- 尊 号
- 圣神文武皇帝(后取消)[2]
- 庙 号
- 德宗
- 年 号
- 建中、兴元、贞元
- 所处时代
- 唐朝
- 民族族群
- 汉族
- 出生地
- 长安大内之东宫[3](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
- 出生日期
- 742年5月27日
- 逝世日期
- 805年2月25日
目录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李适十四岁,安史之乱爆发。次年(756年)长安失守,他的曾祖父唐玄宗出逃四川,天下陷于大动乱之中。李适和其他皇室成员一起饱尝了战乱和家国之痛堡页尝,也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考验。
李适即位之初,任用崔佑甫为相,为政清简,颇有一番中兴气象。[146]崔佑甫又推荐杨炎为相,不久,因崔祐甫患病去世,[153]另一位宰相乔琳也被免职,杨炎得以独揽大权。[152]杨炎针对玄宗以后租庸调制的基础被破坏的情况,主张推行两税法,建议:以“量出为入”代“量入为出”;以“计资而税”代替“计丁而税”;征收货币而非征收实物;合并徭役名目,集中纳税期限,等等。主管赋税的官吏反对杨炎的建议,他们认为租庸调制实行了四百余年,旧制不可轻改。 李适则表示支持,使之得以贯彻实施。[161]
但杨炎生性狭隘,以私害公。崔祐甫曾经推荐杨炎与自己同任宰相,杨炎却在专权后对崔祐甫的举措多加破坏。[160]杨炎早年依附宰相元载,对元载感恩戴德,尤其敌视那些曾经参与处置元载一案、进而使自己也受到牵连被贬道州的人,由此陷害了段秀实,罢其兵权,[158]构陷刘晏致死。[159]
建中二年(781年),任命卢杞为相。卢杞为官期间迎合圣意,嫉妒贤能,党同伐异,先后陷害杨炎、颜真卿、严郢、张镒、李揆、杜佑等人。[139]为筹集军饷,实行括率、增收房屋间架税、设立除陌税,实施后市场商人垄断买卖权,国家收入减半,广泛引起民愤。[140]同年,李适为了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朝命的弊端,决定武力削藩,初期取得胜利,山南梁崇义和成德李惟岳授首,克复二镇。重创魏博田悦,其部将纷纷投降。朝廷又将成德辖地分割为三,削弱其势力。[157]
但是,李适在削藩过程中,利用藩镇打藩镇,导致了参与朝廷削藩战役的诸多节度使的不满。建中三年(782年)底,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四镇”以朱滔臭射纸为盟主,联合对抗朝廷,同时,淮西节度和放酷使李希烈也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与四镇勾结反叛。[25]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泾原兵变”爆发,叛乱的泾原军占据长安,拥立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太尉朱泚称秦(后改为汉)帝。[25]李适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和梁州,李泌、大将李晟、浑瑊等人平乱。兴元元年(784年)正月,李适下罪己诏,[163]七月,李适回到长安。同年,河中节度使李怀光与部分宦官、藩镇将领矛盾激化,举兵反叛,李适派浑瑊与河东节度使马燧、镇国节度使骆元光等率军讨伐,于次年八月平定叛乱。[11]
白樱背影经历数次的变乱之后,李适开始委任亲信宦官为禁军统帅,他对藩镇多事姑息,晚年对淮西镇用兵失利,致使藩镇的势力谜断您日渐增强。
贞元年间,唐与吐蕃的战争日益激烈。[151]朝廷财政用度亦日益窘迫。李适以“进奉”、“宣索”、“宫市”等手段大肆敛财。[136]另一方面,其时唐朝天灾频发,李适在敛财的同时,亦多次赈灾免税以安民心。[147]又出兵收复了琼州、[148]姚州、[149]巂州、[150]会州、[154]原州、[155]翼州[156]等地。
大历、贞元间,以贾至、梁肃、权德舆、韩愈、白居易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思潮,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正是从意识领域内来挽救这个严重危机,促进中兴局面的出现,以巩固唐帝国。它反映了广大阶阶层人民的现实要求。而空洞华美的骈文已经成为表达思想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反对骈文,开展一个文体革新运动,提倡古文。古文不仅语言长短不拘,抒写自由,便于表达思想。在此影响下,“唐传奇”小说创作也进入兴盛期。李适善属文,工于诗。因而“古文运动”得到了皇帝的大力支持,重视科举,不断网罗人才,文治大兴。[162]
除此之外,李适在位时,曾根据宰相李泌的建议,北和回纥、南和南诏、西结大食,打击吐蕃,成功扭转对吐蕃的战略劣势,为唐宪宗的“元和中兴”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12]并且利用“回鹘道”,一度重开安史之乱后被吐蕃切断的东西陆路交通。[170]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各宗室、外戚都前来宫中向李适祝贺,唯独太子李诵因病无法前来,李适因而流泪哀叹,自此一病不起,在二十多天中,内宫与外廷讯息中断[13]。正月二十三日(2月25日),李适在长安会宁殿驾崩,享年六十四岁[14]。九月一日,群臣为其上谥号神武孝喇套文皇帝,庙号德宗。十月十四日,葬于崇陵[15]。
- 前期
收罢兵权
李适即位后,尊名将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罢其所领副元帅等职,让他的部将李怀光、常谦光、浑瑊等分领节度使。[16]同时,李适召“恃地险兵强,恣为淫侈”的西川节度使崔宁入朝,将其留居京师。[17]
清明节俭
李适即位之初,就在任命崔佑甫为相的两天后,诏告天下,停止诸州府、新罗、渤海岁贡鹰鹞。又隔一天,李适又诏山南枇杷、江南柑橘每年只许进贡一次以供享宗庙,其余的进贡一律停止。几天后,他连续颁布诏书,宣布废止南方一些地方每年向宫中进贡奴婢和春酒、铜镜、麝香等;禁令天下不得进贡珍禽异兽,甚至规定银器不得加金饰。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他又下令将文单(今老挝)所献的三十二头舞象,放养到荆山之阳;对那些专门供应皇帝狩猎的五坊鹰犬更是统统放出。同时,还裁撤了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需要保留者均归属到太常寺。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他诏令放出宫女百余人。在生日时,又拒绝各地的进献,并将藩镇李正己、田悦所献的三万匹缣全归度支,以代租赋。[18]李适的作为,的确显示出新君登基以后的新气象。
疏斥宦官
李适初即位时,总的情况是“疏斥宦官”而亲近朝廷官员的。
李适的父亲代宗,因为是由宦官拥立,所以对宦官很是优宠,特别是派往各地出使的宦官,任由其公开索贿、大肆搜刮。李适为皇太子时,就很清楚其中的弊端,所以他即位伊始,就下决心加以整治。[19]
在即位当年的闰五月,李适派宦官往淮西给节度使李希烈颁赐旌节。此人回京后,李适得知,李希烈不仅送了他七百匹缣、二百斤黄茗,还送了他骏马和奴婢。李适大怒,将其杖责六十以后又处以流刑。此事传出京城,那些奉使出京还没有回来的,都悄悄地把礼品扔到山谷之中,没有收到礼品的就再不敢乱来了。[19]
- 后期
猜忌大臣
朝廷之上频频发生人事变动,尤其是频繁地更换宰相,显示了对高级官员的不完全信任。[20]使李适在位时期的朝政,即使偶尔能够呈现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也都不过是昙花一现而无法保持下去。人事的纷争使李适徒有宏图壮志,而不能实现救国兴邦。
姑息藩镇
李适在遭受削藩的挫折以后,特别是由于引发了“奉天之难”,他对藩镇由强硬的武力转为姑息。据说,李适在离开京城时,曾打算逃亡成都,说明他在朱泚反叛以后对自己能否重回京师感到绝望,对能否消灭叛乱的藩镇和长安的朱泚感到前景渺茫。如果不是李晟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的劝阻,他也许会真的远逃四川了[21]。李适一旦遭受挫折立即锐气大伤的状况,从他对待藩镇的态度上可见一斑。李适对待藩镇态度的转变,使登基以来解决藩镇问题的大好形势和良好机遇,也转瞬即逝。藩镇割据专横,遂成积重难返。
任用宦官
在遭遇“泾师之变”出逃避难的过程中,李适逐渐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原因是他信赖的禁军将领在叛军进城时竟然不能召集到一兵一卒保卫宫室,而他仓促逃亡时身边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自己在东宫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及其所率的百余名宦官。宦官的忠心可依与朝廷武将的难以依靠给李适以深深的刺激。慢慢地,李适开始将统领禁军的事宜交付窦文场和霍仙鸣等人,说明他已经开始改变了即位之初疏斥宦官的态度。兴元元年(784年),李适重返京师刚三个月,就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同时以窦文场和霍仙鸣(开始为另外一个宦官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神策军自李适重返长安以后,驻扎在京师四周和宫苑之内,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加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武装部队。贞元二年(786年),李适将神策军左右厢扩建为左、右神策军,窦文场等宦官仍然担任监军,称为“监勾当左、右神策军”,反映出对宦官的信赖和宠重。到贞元十二年(796年),李适又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这一职务直接由皇帝授任,成为地位高于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从此,神策军的统率权掌握在宦官手中。[22]在贞元十一年(795年),李适还将宦官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办法固定下来,专门为担任监军使的宦官置印[23],不仅提高了监军的地位,也使之制度化。
李适对宦官态度的转变,使宦官由刑余之人而口含天宪,成为李适以后政治中枢当中重要的力量。李适以后的唐朝皇帝当中,有两位死于宦官之手。史学家往往把宦官专权称为唐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这一状况的最终形成,与李适对宦官态度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24]
宠信奸臣
李适在建中(780年-783年)年间崇信奸相卢杞,不仅使颜真卿等忠臣身受其害,而且加剧了建中年间的动乱。一直到贞元年间,他又宠任奸臣裴延龄掌管财政,裴延龄为人奸诈,欺君罔上,为了迎合李适的贪欲,不顾百姓贫困,大肆聚敛财物。宰相陆贽上奏书极力揭露裴延龄奸诈欺妄,不可信任,其“侵削兆民,为天子取怨于下”,将会招致祸乱,言语极为深切。但李适却不听忠告,反而贬斥陆贽等人。[12]
- 在位时期宰相及使相
- 削藩之战
李适即位后,一直试图削夺拥兵自重的地方藩镇节度使的权力。为此,他不惜使用武力。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河北成德镇(驻恒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病死。按照以往藩镇节度使死后将职位和土地传给子孙的规矩,他的儿子李惟岳上表请求继承父位。李适早想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朝命的弊端,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节度使梁崇义与李惟岳密谋,准备以武力抗拒朝廷。李适征调京西防秋兵万余人戍守关东,并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并在最初阶段取得了巨大成果:淄青李正己病死后,其子李纳被击败,李惟岳被其部将王武俊杀死,只有田悦负隅顽抗。成德镇的大将张忠和投降,被任命为成德节度使。但是,李适在削藩过程中,利用藩镇打藩镇,导致了参与朝廷削藩战役的幽州节度使朱滔等人的不满。建中三年(782年)底,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四镇”以朱滔为盟主,联合对抗朝廷。[25]
同时,淮西(淮宁)节度使李希烈也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与四镇勾结反叛。战火一下从河北蔓延到河南,而且东都告急。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李适准备调往淮西前线平叛的泾原兵马途经长安时,因为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都是糙米和素菜,士兵发生了哗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师之变”。李适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乱军拥立朱滔的兄长、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太尉朱泚,称秦(后改为汉)帝,年号应天。朱泚进围奉天,前线李晟、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军从河北撤军勤王,李适的削藩之战被迫终止。[25]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李适痛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表示这都是自己“失其道”引起的。李适在诏书中宣布,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所谓“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故而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除了朱泚以外,甚至连朱滔也予以宽大,许其投诚效顺。从此,开始调整了对藩镇用兵的政策。王武俊、李纳、田悦见到大赦令,取消了王号,上表谢罪。二月,由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联络朱泚反叛,李适又不得不再次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避乱。一直到七月,李适才因为李晟在五月打败朱泚、收复京师,李适才得以重返长安,结束了颠沛流亡的生活。[25]
- 安定西陲
大历十四年(779年)十月,吐蕃、南诏组成了号称二十万的联军进犯蜀地。李适派右神策都将李晟率四千神策军、金吾大将军曲环率领由邠宁、陇右、范阳各镇组成的五千士兵前往蜀地,与山南东、西道的唐军联合,一同击败蕃诏联军。范阳军追击至七盘,再次击破蕃诏联军,并攻克新城、维州、茂州;李晟率军追击到大度河外,再次大破蕃诏联军。联军饥寒交迫、陨死于崖谷的达到八、九万人。南诏国王异牟寻大为恐惧,迁都苴咩城(今云南大理)以避唐军。[27-29]
贞元二年(786年),吐蕃大相尚结赞率军入侵。李晟派部将王佖伏兵于汧城,大败吐蕃,几乎生擒尚结赞。十月,李晟派猛将野诗良辅、王佖率领步骑五千出击,击败吐蕃军两万,攻克摧砂堡,斩其将领扈屈律悉蒙。[30]河东节度使马燧率军降服河曲六胡州。[31]
贞元五年(789年)夏,吐蕃军三万犯宁州(今甘肃宁县),金吾将军高崇文率甲士三千解救,于佛堂原大破吐蕃,吐蕃军阵亡过半。[34]十月,韦皋派部将王有道率军大破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使,吐蕃军投崖及溺死者不可胜数,骁将乞藏遮遮被杀。数年后,韦皋收复巂州。[35]
贞元十六年(800年),吐蕃进攻灵州,兵败乌兰桥。韦皋攻占吐蕃末恭、颙二城。[39]
- 行两税法
为了革除税收的弊病,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解决对藩镇的军事费用,李适于建中元年(780年)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开始实行“两税法”。[12][42]“两税法”使唐的税收有了明确的规定,将之前杂乱的税赋改为夏、秋两收。
两税法的推行,在当时确有其一定的优越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旧唐书·杨炎传》称:实行两税法“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两税法与租庸调不同,它“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赋税不合理现象。同时,贵族官僚和商人也要按财产纳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43-44]
- 苛捐杂税
李适在位时新增了许多苛捐杂税,主要有: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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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茶税:唐朝初期,茶同盐、酒一样,不征税。榷茶(朝廷专利买卖茶)或税茶是唐中期出现的。两税法实行后不久,建中四年(783),唐德宗根据户部侍郎赵赞的建议,对茶、漆、竹、木十分税一。贞元九年(793),根据盐铁使张滂的建议,在产茶州县的山场和商运要路,设官抽税,十税其一,当年得税钱四十万缗,等于刘晏初出时的盐税。此后,唐代的茶税征收再没中断过。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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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间架税和除陌钱:间架税和除陌钱都属唐代所创之杂税。建中四年(783),由于朝廷用兵,常赋不能供给,户部侍郎赵赞建议推行间架税与除陌钱法。间架税是以房屋为征课对象的房产税。凡屋两架为一间,按屋的质量好坏分为三等,上屋税二千钱,中屋税一千钱,下屋税五百钱,收税官吏常闯入民户家中计算其数。房产多的人动辄出钱数十万。若隐匿一间不报者,杖六十,赏给告发者五十贯钱。这种非常严苛的税收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德宗被迫废除。除陌钱属于交易税性质。凡交易所得和支付钱物,都要向官府纳税。唐玄宗天宝九年(750),规定“除陌钱每贯二十文”,这是百分之二的税率。建中四年(783),赵赞建议再次征收,每千钱官收五十钱税钱,税率为百分之五。如果以物易物,就要将物品折合成钱,再依税率抽取相当的货物作为税收。唐代的市场交易,除买卖双方直接交易外,还经常通过牙商(即市场经纪人)来进行,牙商持有官府发给的印纸,遇有买卖便进行登记,由牙商负责核算交税。不通过牙商自行贸易者,要备有商业成交的帐簿,即私簿,没有私簿,偷税漏税钱达百文的,杖六十,罚钱两千,赏给告发者十贯钱,由犯者承担。除陌钱税率苛重,牙商得专其柄,多有隐资,“公家所入,曾不得半”,而百姓“怨怼之声,嚣然满于天下”。兴元二年与间架税同时废除。[135]
- 聚敛政策
自从因朱泚事变出逃奉天以后,李适意识到钱财的重要性,开始改变了态度。从这时起,他不仅开始喜欢钱财,而且还主动地要求地方向他进贡。此外,李适还经常派中使宦官直接向政府各衙门以及地方公开索取,称为“宣索”。
为了满足李适的贪欲,节度使以进奉为名,巧立各种名目,对百姓进行额外的剥削。节度使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每年进奉的钱财约为五十万缗,给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12]
旧制,宫廷里需要的日用品,由官府承办,向民间采购。德宗贞元末年,改为由宦官直接办理,经常派几百人遍布各热闹街坊,叫作“白望”。他们不携带任何文书和凭证,看到所需的东西,称为“宫市”,随意付给很少的代价,还要货主送到宫内,并向他们勒索“门户钱”和“脚价钱”。曾有一名农夫以驴负柴至城卖,遇宦官以“宫市”的名义取走,才给了几尺绢,又索要“门户钱”,把他的驴一起送到宫中。农夫涕泣,宁肯将所绢付之,农夫不肯受,宦官说:“须汝驴送柴至内。”农夫说:“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于是殴打殴宦官。李适得报后,罢黜这名宦官,并赐农夫绢十匹,但“宫市”一如既往。[136]
贞元二年(786年),科举新设“开元礼”科,考试形式为问义与试策。[166]
贞元年间,李适每逢寿诞之时,便会组织儒释道代表人物进行“三教论衡”。提倡辩难切磋,求同存异,促进三教调和。[168]
- 与吐蕃
建中二年(781年),李适主动派使者谋求与吐蕃和好,诏书改“献”为“进”,“赐”为“寄”,“领取”为“领之”。以表示两国的对等地位。[50]
贞元三年(787年)五月,尚结赞多次遣使求和,卑辞厚礼求和于河东节度使马燧。李适命大将浑瑊为吐蕃清水会盟使,后定盟于平凉川(今甘肃省平凉市)。十月,唐蕃会盟,尚结赞埋伏大量士兵,图谋劫获浑瑊。最终浑瑊逃脱,会盟副使及唐朝将士多人被俘获。[52-54]此后十余年,李适对吐蕃不谈合盟、不见蕃使、不接国书。[167]
贞元十九年(803年)五月,吐蕃遣其臣论颊热入贡。[141]
- 与回鹘
贞元三年(787年),回纥开始再次称臣于唐朝。[56]
贞元四年(788年)十一月,唐朝与回纥和亲,以咸安公主(李适第八女)下嫁回纥长寿天亲可汗。李适册命可汗为汨咄禄长寿天亲毗伽可汗,并允许其改族名为“回鹘”。[57-58]次年十二月,汨咄录长寿天亲昆伽可汗去世。次年,李适命鸿胪卿郭锋持节,册拜其子为爱登里逻汩没蜜施俱录毘伽忠贞可汗(忠贞可汗)。[59]回鹘派达北勒梅录将军前来,告知前任可汗逝世的消息。[60]
贞元十二年(796年)十二月,回鹘可汗前来朝贺。[61]
- 与南诏
贞元七年(791年),唐朝派南诏旧臣段义忠回南诏洽商。次年,韦皋致信南诏异牟寻,愿同南诏驱逐吐蕃于云岭之外,相互保卫,永为一家。异牟寻与清平官、大军将等密谋大计,一心归唐。次年,南诏派使臣由戎州、黔州、安南三路献表,愿归唐朝。李适赐异牟寻诏书,下令韦皋派使者到南诏安抚。
贞元十二年(796年)十二月,异牟寻前来朝贺。[61]
贞元二十年(804年)十二月,南诏派遣使者朝贡。[65]
- 与大食
贞元元年(785年)四月,德宗执行李泌计策,特派宦官杨良瑶充任聘国使,由海路出使黑衣大食,进行盟好活动。贞元四年(788年)七月,杨良瑶回国后因功获封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142]
贞元七年(791年)正月,黑衣大食遣使来朝。[143]
贞元十四年(798年)九月,黑衣大食遣使含嵯、焉鸡、沙北三人来朝,都被赐封为中郎将,赏赐后送使归国。[144-145]
其它
贞元九年(793年)七月,剑南西山羌的女国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匆、弱水王董避和、逋租王弟邓告知、南水王侄尚悉曩等六国君王,亲自前来朝贡。李适授予他们官职俸禄,送其归国。[69]
贞元十二年(796年)十二月,剑南西山国女国王前来朝贺。[61]
贞元二十年(804年)十二月,日本国派遣使者朝贡。[65]
陆贽:陛下嗣位之初,务遵理道,敦行俭约,斥远贪饕。虽内库旧藏,未归太府,而诸方曲献,不入禁闱,清风肃然,海内丕变。近以寇逆乱常,銮舆外幸,既属忧危之运,宜增儆励之诚。臣昨奉使军营,出经行殿,忽睹右廓之下,榜列二库之名,戄然若惊,不识所以。何者?天衢尚梗,师旅方殷,痛心呻吟之声,噢咻未息;忠勤战守之效,赏赉未行。诸道贡珍,遽私别库,万目所视,孰能忍情?窃揣军情,或生觖望,或忿形谤讟,或丑肆讴谣,颇含思乱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氓俗昏鄙,识昧高卑,不可以尊极临,而可以诚义感。[73]
刘昫:①德宗皇帝初总万机,励精治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凝旒延纳于谠言,侧席思求于多士。其始也,去无名之费,罢不急之官;出永巷之嫔嫱,放文单之驯象;减太官之膳,诫服玩之奢;解鹰犬而放伶伦,止榷酤而绝贡奉。百神咸秩,五典克从,御正殿而策贤良,辍廷臣而治畿甸。此皆前王之能事,有国之大猷,率是而行,夫何敢议。加以天才秀茂,文思雕华。洒翰金銮,无愧淮南之作;属辞铅椠,何惭陇坻之书。文雅中兴,夐高前代,《二南》三祖,岂盛于兹。然而王霸迹殊,淳醨代变,揆时而理,斟酌斯难。苟于交丧之秋,轻取鄙夫之论,历观近世,靡不败亡。德宗在籓齿胄之年,曾为统帅;及出震承乾之日,颇负经纶。故从初罢郭令戎权,非次听杨炎谬计,遂欲混同华裔,束缚奸豪,南行襄汉之诛,北举恒阳之代。出车云扰,命将星繁,罄国用不足以餽军,竭民力未闻于破贼。一旦德音扫地,愁叹连甍,果致五盗僭拟于天王,二朱凭陵于宗社,奉天之窘,可为涕零,罪已之言,补之何益。所赖忠臣戮力,否运再昌。虽知非竟逐于杨炎,而受佞不忘于卢杞。用延赏之私怨,夺李晟之兵符;取延龄之奸谋。罢陆贽之相位,知人则哲,其若是乎!贞元之辰,吾道穷矣。[77]②聪明文思,惟睿作圣。保奸伤善,听断不令。御历三九,适逢天幸。赐宴之辰,徒矜篇咏。[77]③德宗黜贤相,位奸臣,致朱泚、怀光之乱,是失其人也,岂尤其时哉![78]
欧阳修: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故其疑萧复之轻己,谓姜公辅为卖直,而不能容;用卢杞、赵赞,则至于败乱,而终不悔。及奉天之难,深自惩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80]
司马光:德宗愤积世之弊,悯唐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拨乱之志,而识度暗浅,资性猜愎,亲信多非其人,举措不由其道,赋敛烦重,果于诛杀,故关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盗先起,于是困辱于兴元,播迁于山南,公卿拜于贼庭,锋镝集于黄屋,尚赖陆贽尽心于内,李晟浑瑊输力于外,故能诛夷元凶,还奉宗社。[82]
苏辙: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袭三十年矣,帝将以天下之力胜之。田悦惊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马燧、李抱真、李芃三将往迎其锋,胜负之势未决也。帝急于成功,复使李晟出禁卫之兵,李怀光举朔方之众,五将萃于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间而起,兵连祸结,常赋所不能赡。于是为之抽贯算间,假贷商贾,空内以事外,关中已乱,而帝不知也。……帝犹意西师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几而泾原叛卒之变起,仓皇避寇,半年而归,帝亦老而厌兵矣。于是行一切之政,专以姑息涵养藩镇。凡节度使死,将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后。虽以篡夺请命者亦如之。……由此观之,帝常持无常之心,故前勇而后怯;贽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当。[84]
何去非:陵夷至于大历、贞元之间,两河方镇日以强肆。而当时之君,畏缩摧抑,常若抱虎包羞,含垢媚妩不暇,以苟旦暮之无事。而陵犯益至,虽内设禁军,统以阉尹,然亦不足以待天下之变。故泾师之乱,而神策六军,召之无一至者,从奉天之幸者四百士耳。[86]
《宣和书谱》:初在宗藩,誉望已著。性识强敏,一经于目,往往不待学而能。其所以自任者,亦复如此。齿胄之年,便为统帅。既总万几,颇励精治道,思前王能事,以壮大猷。故群臣章奏来上,皆即批答,笔无滞思,翰墨落落可观。[89]
刘宗周:说者谓汉业衰于孝、宣,则刑名之过也。唐德宗强明自用,指姜公辅为卖直。耻见屈于公论,而甘受欺于群小。至卢杞之奸,信任不疑,卒有奉天之祸,则猜忌壅蔽之患也。此皆三代以后,不数得之英主,而操术若此,祸败若彼,祈陛下断然设诚而制行焉……汉宣帝综核苛察,唐德宗恣行猜忌,宋神宗锐意纷更,兼而有之,何得不败![94]
王夫之:唐德宗之初政,举天宝以来之乱政,疾改于旬月之中,斥远宦寺,闲制武人,慎简贤才以在位,其为善也,如日不足,察常衮之私,速夺其相位,以授所斥责之崔祐甫,因以震动中外,藩镇有聪明英武之言,吐蕃有德洽中国之誉;乃不一二年而大失其故心,以庇奸臣、听谗贼,而海内鼎沸,几亡其国。人徒知其初吉终乱之善不长,而不知其始之善非固有之,道听而袭取之;迨乎物情之变,固不可知,期效迫而不副其所期,则惩往而急于改图,必然之势也……所欲行者龃龉,所相信者二三,犹豫于善败藏否之无据,奸佞起而荧之,无惑乎穷年猜忌,内蛊而外离也。向令德宗于践阼之始,曲体事几之得失,而权其利害之重轻;深察天人之情才,而则其名实之同异;析理于心,穷心于理,郑重研精,不务皎皎之美名,以需效于岁月。则一事之失,不以沮众事;一人之过,不以疑众人。其失也,正其所以得也;其可疑也,正以无不可信也……躁人浮慕令名,奚足以及此哉?故于德宗之初政,可以决其不克有终也。……德宗始召叛臣之乱,中徇藩镇之恶,终授宦竖之权,树小人之党,其不君也足以亡,而不亡者,幸也。乃夷考其行,非有征声逐色、沈溺不反之失也,非有淫刑滥杀、暴怒不戢之恶也,抑非有闻善不知、遇事不察之暗也;疑其可进中主而上之,以守成而保其福祚;然而卒为后世危亡之鉴者,论者以为好疑之过,是已。[95]
爱新觉罗·弘历:世之论德宗者,以为有三失焉:一曰事姑息,二曰任阉宦,三曰好聚敛。而不知其致乱之由,则在於用小人,而忌君子也。观其即位之初,用崔佑甫为相,而天下清宁,屡有善政。却李正己之币,而赐其本军,非务姑息也。杖中使邵光超,非任阉宦也。诏罢四方贡,献非好聚敛也。故翕然称治,防於贞观。而卢杞一用,三者皆反之,驯致泾原之乱,岂非治乱兴衰之明验与!在奉天时,朱泚围城,救兵不至。於是始信陆贽,言听计从,下罪己之诏,而军士感泣。怀光再叛,帝幸梁州,中路失贽,至於痛哭,用其谋社稷复安。至於复国之后,鸟尽弓蔵,以谗见远。惧藩镇之祸,而继以姑息。念窘穷之敝,而加以好货。中使用事,天下衰微,是犹弱病方愈,而惩其不能饮食,加之以饱食酣饮,岂不殆哉!原其本末,则始之清眀,由用崔佑甫;其乱,由用卢杞;其复故都,由信任陆贽;其后复防至於乱,由不卒用陆贽而贬斥之。一人之身,所为如是,盖能戒之於有事之日,而不能谨之於无事之时也。其致乱,顾不宜哉![97]
陈尔干:若夫艳知人之美名,而不降心以求其所近者,唐德宗、宋神宗是也。德宗有一陆贽不能用,而寄小以耳目,伺廷臣之幽隐,意欲人之惊其独见也。而倾险之徒,如裴延龄辈得而乘之。[98]
爱新觉罗·昭梿:自汉文帝短丧后,历代帝王皆蹈其陋,惟晋武帝、魏孝文、唐德宗、宋孝宗四君绝意行之。然武帝终惑杜预之议,孝文妄尊篡逆之妇,唐德宗空骛虚名,宋孝宗感慕私恩,皆未得其正,故后世亦无述者。[99]
蔡东藩:①杞乘梁崇义之叛,借刀杀炎,用计尤毒,德宗一再不悟,且宠任李希烈,以堕入杞之奸谋![100]②代宗之误,误于姑息,德宗之误,误于好猜。[101]③唐室不谓无人,误在德宗之信用奸佞,疏斥忠良耳。[102]
崔瑞德:本书(《剑桥中国隋唐史》)认为,传统史籍把唐德宗说成刚愎自用,贪得无厌,但又说他轻信和柔弱,两种说法彼此矛盾。关于他允许宦官和节度使自行其是的记载也是夸张之说。所谓唐德宗779至781年的励精图治同样是记载不实。实际上,他的政策和行为,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内在连贯性。他志在振兴中央权力,以使满朝文武相形见绌。由于尽量保存现有中央权力并非易事,他必须与藩镇作必要的妥协,这是审慎之策,不是人们指责的姑息之政。对唐德宗完全听从家奴的指责,也不符事实,因宦官并未损害他,他一直是最高统治者。所谓外廷受宦官压抑,这是史籍对宦官影响的夸大。[103]
陈寅恪:盖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就政治言,当时藩镇跋扈,武夫横恣,固为纷乱之状态。然就文章言,则其盛况殆不止追及,且可超越贞观开元之时代。此时之健者有韩柳元白,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之古文运动,即发生于此时,殊非偶然也。又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此二者相互之关系,自来未有论及之者。[162]
赵剑敏:唐德宗君临天下共二十六年,算是在位比较长的君主。然他的大多数时间,都耗费在与藩镇的对抗之中,却少有建树。在他的晚年,由于对朝臣的失望,开始大力依靠宦官,遂致使在唐代宗之时遭到沉重打击的宦官势力,重新开始抬头。宦宫取得了禁军的控制权,在朝中极其飞扬跋息。……史家对唐德宗的评论是:他极力想做个至圣至明的天子,然实际效果恰恰相反,昏庸地用了许多小人,靠着幸运才维持了统治。[25]
据《隋唐嘉话》记载,李适出生三日时,曾祖父玄宗李隆基去看他。太子李亨(唐肃宗)和其子李豫(唐代宗)依次站在旁边。保姆用儿衣裹着李适抱给他们看。李适肤色不白,身体向前倾。李亨和李豫看了都不喜欢。他俩依次捧着李适给玄宗看。玄宗一看说道:“真是我的儿子呀!”然后对李亨说:“你不如他。”又对李豫说:“你也不如他,他仿佛像我。”(确实,李适的寿命和在位时间比李亨、李豫要长久)。安史之乱,玄宗避难四川,走到途中说:“岧郎(唐德宗小名)也要到这里走一趟。”以后李适果然到过陕西韩城(也就是玄宗路过的地方)。[138]
唐代宗将要出殡的时候,李适亲自护送灵车,看到灵车不是在道路中间行走,而是稍微偏向道路外边,便询问此中的原故。主管部门答说:“陛下本命在午,指向正中,所以不敢冲犯。”李适哭着说:“哪有委屈灵车来谋求自身好处的呢!”于是命令灵车改向,对着午方即在道路中间行进。唐肃宗和代宗都喜好阴阳鬼神,无论事情大小,必定要求占问卜。李适素来不相信这一套,代宗入葬的日期只依礼法定在七月期满之时,诸事准备停当便出殡下葬,不再另择日期。[113]
李适的生母沈氏(睿真皇后)于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时失踪。[114]代宗李豫即位后,虽派人到处寻访,十余年却始终一无所获。李适即位后,于建中元年(780年)遥尊沈氏为“睿贞皇太后”,在含元殿具册立牌,上皇后朝服,李适亲自奉册伏拜,痛哭不止,左右群臣也都为之流泪。[115]
建中二年(781年),消息传来,在洛阳找到了沈氏,长安城中一片喜悦。然而,很快就证实所谓的“沈太后”只是高力士的一位养女,因为年纪相貌酷似沈氏并与之在宫中有所接触,诱于名利而行冒充之举。李适左右都很气愤,纷纷请求对之治罪,而思母心切的李适不但不予治罪,还对身边的人说:“只要能找到真正的生母,我受一百次骗也没关系。”从此之后,冒名者越来越多,然而,终德宗一生,也未能找到真正的沈氏。[117]
贞元六年(790年),是法门寺真身宝塔“三十年一开”,唐皇室礼迎佛骨舍利的法定之期。李适按惯例而行,下诏请出岐州无忧王寺(即法门寺)佛指骨迎入长安皇宫供养,之后又送到长安各大寺院供养。京城内外,举家出动者比比皆是。二月,遣中使送佛骨回法门寺,复葬于故处。[134]
李适曾在一个叫辛店的地方打猎时,来到农民赵光奇的家中,李适问:“百姓们生活的高兴吗?”赵光奇回答说:“不高兴。”李适说:“今年庄稼获得了丰收,你们为什么不高兴呢?”
赵光奇回答道:“国家的诏令不守信用。前边说的是除两税以外不再有其他徭役,现在除了两税之外的各种强迫收费比两税还要多很多。后来又说这是和籴,实际上是对百姓巧取强夺,而且还不给百姓们钱。开始时说收百姓的粮食由官府到百姓家中收取,现在却强迫百姓们把粮食送到几百里外的京西行营。由于路途遥远,很多人家干农活的牲口被累死了,车也坏了,导致家庭破产,难以维系。人们的生活如此愁苦,有什么可高兴的呢!国家每次发布的优恤百姓的政策,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圣上深居在防卫森严的皇宫里,哪里会知道这些呢!”李适听后,便下令免除了赵光奇家的赋税和徭役。[110]
宋人司马光评点这段历史,认为李适不懂治国之道。司马光指出,李适本应彻查有关部门的贪官污吏及身边小人的过失,然后细察民情,改革弊端,推行新政,摒弃浮华。李适却只免除了赵光奇一家的徭役。司马光说:“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111]
李适还在作为皇子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时,曾在陕州与药子昂等数十位僚属、随从会见回纥牟羽可汗。当时回纥可汗与唐代宗结为弟兄,牟羽可汗因此认为自己是唐朝皇帝之弟、皇子李适的叔父,认为他应该行侄子见叔父的“舞蹈”之礼,但是李适自始至终没有行此礼。药子昂力争许久,回纥车鼻将军将药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各杖打一百。魏琚、韦少华在一夜后便伤重而死。回纥可汗之母前来致歉,并亲送李适乘马返回。唐军将要合力攻击回纥,李适因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加以阻止。[119-120]
二十多年后,回纥合骨咄禄可汗(长寿天亲可汗)多次请求和亲,李适不允。[121]宰相李泌建李适“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以对抗吐蕃,李适大体同意此战略,只对回纥,多次坚拒。李适认为韦少华等人受自己牵连而死,但李泌指出,当年害死韦少华的牟羽可汗已经被合骨咄禄可汗杀死。这样一来,合骨咄禄可汗反倒是有功于德宗。他又拿出唐将张光晟杀回纥可汗叔父突董等九百多人与合骨咄禄可汗不敢杀唐朝使者进行对比,认为合骨咄禄可汗确实无罪。随后,李泌更进一步指出,当年韦少华等人不该轻率让李适前往回纥大营,更不该在没有事先确定会见礼仪就让李适会见牟羽可汗,所以是韦少华等人对不起李适。李泌还指出,当年李适没有向牟羽可汗行礼,不曾屈服;而牟羽可汗的母亲又有亲自向李适赔罪的行为,实际上并不存在李适“屈于”牟羽可汗的情况。大将李晟、马燧也支持李泌。李适听完这段话后颇为信服,这才允许在回纥可汗称臣于唐朝皇帝、并且认唐朝皇帝为父的前提下才与回纥和亲。[120][122]自此后,回纥可汗上表时称臣、称儿于唐朝,回纥再次开始称臣于唐朝。[56]
表格参考资料:[128-132]
李适自撰《贞元集要广利方》,又称《广利方》,原书五卷,书中有方五百八十六首。[104]是书为唐德宗年间颁行,但未见传世。宋人高保衡等《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称作“正元广利”,正元同贞元。后世之《医心方》、《证类本草》等均有引文,其中《医心方》二十余处引到《广利方》。[105]
李适善属文,尤工于诗。常于宫中唱和,亲自品评等次。与学士论诗,深夜不寐。又常亲试制科举人文辞,中者称门生。李肇称:“德宗晚年绝嗜欲,尤工诗句,臣下莫可及。”[106]胡震亨评:“德宗诗尚雅正。”[107]《全唐诗》录其诗十五首,《全唐诗逸》补断句2句,《全唐诗外编》及《全唐诗续拾》补诗2首。[108]
《中和节日宴百僚赐诗》《中和节赐百官燕集因示所怀》《重阳日赐宴曲江亭,赋六韵诗用清字》《九月十八赐百僚追赏因书所怀》《送徐州张建封还镇》《麟德殿宴百僚》《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中和节赐群臣宴赋七韵》《三日书怀因示百僚》《重阳日中外同欢,以诗言志,因示群官》《重阳日即事》《丰年多庆,九日示怀》《七月十五日题章敬寺》《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诗一章,章十六句》《九日绝句》
李适天资干练、机敏,批答群臣奏章时,言辞流畅无滞。《宣和书谱》称:“观其行书,笔意亦不愧前人云。”还曾收录有他的行书作品《批答赵惠伯表》。[89]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称其“翰墨落笔可观”。[109]
主词条:崇陵
崇陵位于陕西省泾阳县西北20公里嵯峨山上,陵周围约20公里,崇陵依山为陵,居高临下,山环水抱,墓冢高突,全用方型和长方型青石迭砌而成,石块凿出凹槽,卡有铁拴板,浇灌铁汁,极为坚固。陵园有四门,均有石狮一对,朱雀门外有石人十对,华表一对,翼马一对,鸵鸟一对,仗马五对。玄武门有仗马三对。在朱雀门外还有立人石像八尊,均系王宾,现只存下一人。石刻虽遭破坏,但大部分仍存,十分雄伟壮观。史载崇陵陪葬墓43座,今名位均无可考。在其陵区边缘发现奉诏出使过黑衣大食的宦官杨良瑶墓神道碑。2001年6月5日,崇陵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