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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of rubbings]用纸紧覆在碑碣或金石等器物的文字或花纹上,用墨或其他颜色打出其文字、图形来的印刷品。墨色深黑有光的叫乌金拓;淡而匀净的叫蝉衣拓。用朱色打拓的叫“朱拓”(拓片装订成的本子)。[2]
乎元汗1.用纸紧覆在碑帖或金石等器物的文字或花纹上,用墨或其他颜色打出其文字、图形来的印刷品。墨色深黑有光的叫乌金拓;淡而匀净的叫蝉衣拓。用朱色打拓的叫朱拓。传世拓本以敦煌石室所出之 唐 初拓《温泉铭》及《化度寺邕禅师塔铭》为最早。都有影印本。 宋 曹士冕《法帖谱系·杂耻乐订寒说上·临江戏鱼堂帖》:“ 元佑 间,刘次庄以家藏《淳化阁帖》十卷摹刻堂上,除去卷尾篆题,而增释文。故家所藏往年拓本,犹有典刑,近所拓者,字多刓缺,亦有补换新刻者矣。” 清龚自珍《跋<张司直从申元靖先生碑>》:“今日石亡,更为拓本增价矣。”马南邨《夜话·米氏三园》:“好几位同志看了《宛平大小米》以后,颇感兴趣。有的很热心查访 米氏 誉姜颂故居和各种遗迹,有的还寄来了有关的文物拓本。”
凡摹拓金石、碑碣、印章之本,称为“拓本”。其用墨色拓印的,称为“墨拓本”,用朱色拓印的,称为“朱拓本”。而最初摹拓的,称为“初拓本”,初拓本字迹清朗,人以为贵。
拓本实物最早见于唐代。
拓本的名目很多,以时代而论,时代较早的拓本称唐拓、宋拓(北宋拓、南宋拓)、元拓、明拓、清初拓、乾隆拓等,稍后的嘉道拓、咸同拓、光绪拓、民国拓等。倘原石久佚,存世仅一本的拓本称“孤本”;仅存数本的拓本称“珍本”,损泐较少的早期拓本称“初拓本”;某某字未损的所称“某某字未损失”;出土时初拓的称“出土初拓本”等。
唐拓,如今存留的唐拓本极少,仅有的唐代碑拓,有柳公权的《神策军碑》、《金刚经》、及欧阳询的《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神策军碑》。全名《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崔铉撰,柳公权书。楷书。唐会昌三年(843年)立。原碑立于唐禁内,不能随便椎拓,又早佚,故流传极少。碑石大小不明。拓本已装裱成上下二册,只存上册27开。下册早已失传。上册仅至“来朝上京嘉其诚”之“诚”字止,为碑文之前半,以下缺。此碑记述武宗(李炎)巡幸神策军事,由于此碑是奉圣旨所立,所以柳公权特别郑重其字,每字的笔画都竭尽心力,故此碑的风格特别端庄严肃,为今传柳公权书中最佳者之一。此碑拓本本世纪中叶,曾一度流于香港,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下,以重金购回,现为北京图书馆收藏,成为显赫于世的瑰宝。此碑较《玄秘塔》碑文更为精练苍劲,摹刻精工,虽是拓本,无异真迹。成为学习柳书的极好范本。有谭敬影印本,艺苑真赏社翻印本,又有文物出版社珂罗版影印本。
柳公权《金刚经》,此经全名为《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楷书。唐长庆四年(824年)四月刻。原石早佚,仅见复制品。现有甘肃敦煌石室唐拓孤本传世,一字不损。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为法国人伯希和弄走,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于敦煌发现的是卷装唐拓,但此种拓本的纸墨,都未必是当时的精工之作。柳公权所书的这本《金刚经》,当时的人都非常爱好。当他还在世时已经数次被人模刻。可见“柳体”是何等的权威和名重。此《金刚经》刻石,是当前所能见到的柳公权书写的最早的一种刻石。柳公权书写此刻石时年47岁,可以说是年富力壮时的得意之作。同时也反映了“柳书”的前期面貌。“敦煌本”有罗振玉《墨林星风》本,有正书局《石室秘宝本》和中华书局、文明书局、文物出版社影印本。
欧阳询《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简称《化度寺塔铭》,李百药撰,欧阳询楷书。贞观五年(631年)立石。正书。原石久佚,宋以来翻刻本甚多。此碑无一字不佳,是欧书的第一代表作。有人把它比作王羲之正楷的化身。《宣和书谱》说“化度寺石刻”,其墨本为世所重,南宋书家姜夔说:“化度胜于醴泉,骎骎入于神品。”《化度寺碑》的妙处,在于严劲缜密,神气深隐,具有体方笔圆之妙,有超尘绝世之概。同时,此碑模勒之工,非后世所及,故称楷法极则。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敦煌石室曾发现唐拓本,为法国人伯希和携往国外,分存于法国巴黎图书馆、英国伦敦博物馆。近几年敦煌石室,发现一个残本,存236字,摹拓颇精彩。一般人所称道的《化度寺碑》,多指遗落在宋时的唐原石,其临模镌石的确精绝。可是后人误把宋人翻刻的当作唐朝原石,仍声称唐石宋拓,这主要是翁方纲的错误。宋时有人依据宋拓本翻刻,以后陆续翻刻甚多。传世拓本中,唯吴县吴氏欧堂藏成亲王旧藏本是原拓孤本,今藏上海图书馆。影印本极多,如今一般所见的影印本,为李宗瀚所藏,商务印书馆印的。
传世的各种宋拓碑帖,拓工十分讲究,纸墨都十分精良。首先以宋纸来说,其纸达到高度的程度。纸的品种很多,其中主要的大凡有澄心堂纸、金箔纸、越竹纸、白麻纸、麻布纹纸、阔罗纹纸、阔帘纹纸、桑麻纸等多种。用什么纸,其纸的厚、薄,根据捶拓需要而加以选择。有用薄纸作淡墨拓,有以厚纸作重墨拓,拓法有擦墨拓,有扑墨拓。就宋麻纸来说,真正的宋纸,不是纯白色,而略带微黄,韧性较大,所以能耐久,宋拓所用的好纸,浓墨拓时是捶的,露纸纹(这种拓法,唐早期已有。唐用宣纸,薄而韧,揭起一角,坚而不裂能复原;外表旧色里必新,即真古纸)灯光下反光时,可见字体笔画边缘呈立体感;这种拓可保持字的原状,不使字形走失。摩崖或较大的碑碣就不能捶而是拓。宋拓在拓工上还有一道工序:即在拓本上刷上川蜡,观赏时,本子折合一半,即可见到表层白色的霜痕。亦有唐拓本在宋时后补刷蜡。淡墨拓直刷,操作简便,墨色不光亮。
这些摩崖和较大的碑碣,用墨也较粗,可用刷子刷拓。在用墨拓法方面,可分为三种:一种是一般的拓法,用墨干湿、浓淡适中,拓出来的拓本也十分清楚;一种是乌金拓,用极好的墨,拓出来极黑并很光亮。这种乌金拓大多适用于石面平坦和字口清楚者,若有石花和石面不平,就用一般拓法即可;一种是蝉翼拓,用极薄的纸,较好的浅墨,或者捶,或者拓均可。这种蝉翼拓本,近看如云烟飘渺,远处看神完气足。一般字形较小,石花又多者适合于蝉翼拓。这三种拓法在宋时拓工极精,可是宋以后拓工就较差了。由于宋拓拓工精良,故用重墨者拓出的效果极佳,可谓沉静黝黑,锋棱毕露;用轻墨拓出来的拓本,清淡雅洁,毫发皆现,这种精工拓法,历来为后人拓墨皆效仿之。故历来就有唐摹、宋拓一代绝艺之美称。
精美的宋拓本,可谓是价格连城。如宋黄庭坚云:“孔庙虞碑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孙承泽《庚子销夏记》云:“宋拓《大观帖》有黄、白纸二种,所见不一……按此帖在宋时莆田方楷曾以百万购之不得。”正因精工的宋拓本,其价格如此昂贵。这样一些书商帖贾为了牟取暴利,用各种手法作一些手术,造假来冒充宋拓,将一些新拓本,用好纸好墨拓出,用蒸薰法(用烟薰)加工作旧,似乎成为一千年前或八九百年前的东西。具体的作法,即在纸上刷上黄褐色,再经蒸后,放在潮湿之处,使其发霉,成霉霜,再经通风,使潮气吸干。通过以上几道手术,就加工成“宋拓”的模样。再经装裱,加上外套,用宋或明锦加以装潢,这就可充当“宋拓”。可是尽管书商帖贾,作伪技术多么高超,但瞒不过鉴定家们的慧眼。
总的来说,据不完全统计,如今全国遗存下来的宋拓本为数不多,但总数要远远超过唐拓本。这些传世的宋拓本中,一般来说帖多碑少,碑中以汉、唐碑居多,尤其是唐碑更多,如唐碑有《黄庭坚书此君轩诗刻石》、《虞恭公碑》、《九成宫醴泉铭》、《怀仁集王圣教序》、《多宝塔碑》、《道因法师碑》、《东方朔画赞》;及秦汉有《石鼓文》、《泰山刻石》、《孔宙碑》、《华山庙碑》、《史晨碑》、《刘熊碑》,曹魏《范式碑》,吴氏《天玺纪功刻石》及宋拓《大观帖》卷七等。
元代兴于蒙古,以武功灭了金、宋,统一了中国。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部由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之下,也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在元代统治九十三年间,大部分时间忙于打仗,扩充版图,故在文化上顾及较少。文化方面,上不及宋,下不如明。虽有立碑,也有拓本,但拓得不好,没有什么特色。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智永真草千字文》,几经专家的鉴定为元拓本。在此拓本尾有袁林跋曰:“相传‘珠称夜光’一行泐于宋元之间;不泐者世称宋拓,此本‘珠称夜光’一行已泐,平斋先生题为宋拓,未免过矣。壬寅年予得王文敏所藏两本,皆宋拓不泐者,然字已多漫漶,不及此本清晰,盖已经后人洗剔,据王孝禹观察云:即如此本,世已不可多得,故猿叟赞之也。”此《智永真草千字文》拓本,经镜菡榭嗣主张效彬(字玮)收藏,标明为元拓《智永真草千字文》。
明拓也比较讲究,一般均按宋拓的具体要求来捶拓。纸、墨也比较讲究,但总的来说,远不如宋拓那么十分周密精到。由于明朝造纸业十分发达,纸的名目颇多,有黄棉纸、皮纸、红筋罗纹纸、太史纸、连史纸、白棉纸、镜光纸等。这些纸一般来说比宋纸要薄一些,但纸质坚韧,纸色或黄或白,一般淡黄色居多。至于墨,除了由宋墨遗存下来外,明代造墨法十分讲究,墨色乌黑,但总的来说远不如宋代的墨精良。
至于明代的椎拓大多仿宋法,捶拓碑刻一般采用质地坚厚的纸,拓墨浓重。拓帖,一般用或黄或白色的纸,拓墨浅淡或浓。除此之外,明代在拓墨方面,尚有捣煤和胶拓。俗称煤拓。这种煤拓法大多用于捶拓较大的碑刻,尤其适用于摩崖,如山东掖县(现改为莱州市)云峄山诸刻石,邹县的四山(葛山、铁山、尖山、岗山)的摩崖刻石,颜鲁公的《大唐中兴颂》、吉林的《好大王碑》等,因捶拓时既费时又需要大量的墨,这样就往往采用煤拓。因烟煤易脱落且污手,故后来除蜀中拓碑仍沿用煤拓外,一般则很少运用。
以上谈到唐拓、宋拓,固然为世人所推崇,但其数量很有限,这些珍贵的拓本,又视为瑰宝,一般人难以见到。可是,明拓相应来说还比较多,各大、中、小型博物馆、图书馆,全国各地的文物商店,几乎都有收藏,不过收藏的数量参差不一而已。这些明拓的碑版中,以汉代的碑刻、六朝碑志、唐碑的拓本居多,尤其以汉碑最多。至于刻帖方面,明代刻帖尤为盛行,当时就有为数不少的明拓本,存留至今很是贵重。现将明拓的一些碑刻法帖举例说明。
明拓《东汉曹全碑》,全称《 阳令曹全纪功碑》,立于东汉中平二年(185年)十月。碑文记载曹全做西域戍部司马和 阳县令时的一些事迹。《曹全碑》于明万历初年在陕西省 阳县(今合阳县)莘里村出土。后移存 阳县孔庙,1956年移置西安碑林。据沈树镛《汉石经室金石跋尾》所记,此碑出土时最初拓本“因”字未损,但此拓本极少见。相传在明末时碑石中断,亦有人认为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后断裂,一般人们所见到的多为中断后之拓本,裂纹横亘在首行第三十八字“商”斜穿至末行第二十二字“吏”。北京市文物商店所收藏的明拓《曹全碑》,为未断明精拓本,系鉴赏家王敏旧藏,纸墨醇古,字迹光洁,既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又是书法爱好者学习书法的好范本。
明拓《史晨碑》,此碑两面刻,统称《史晨前后碑》。前碑建于东汉建宁二年(169年)三月;后碑建于建宁元年(168年)。均为隶书。现存山东曲阜孔庙。前后二碑如出一手,笔致古厚朴实,端庄遒劲。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明拓《史晨碑》,此拓本行三十六字,当为明初拓本。
明拓《张迁碑》此碑立于汉灵帝中平丙寅(186年),碑不知何时埋没土中,至明初山东东平农民犁地时在地下掘出,遂为官府移置州学,1964年移藏泰安岱庙炳灵门。碑石精整完美,碑文为隶书阴刻。碑字书体朴厚雄强,为东汉碑刻隶书的代表作品之一。此碑传世拓本,多为晚清时拓,旧拓稀少。 北京市文物公司所藏《张迁碑》拓本,为王戟门旧藏明代中期拓本,已剪裱成册,拓本为白棉纸干墨铺拓,纸地坚韧,墨气浑古,字画丰腴,没有丝毫涂墨和填补,装裱时也未改变字口,如实反映了碑石文字的本来面貌。使人临摹时颇有笔法可寻。
明拓《张猛龙碑》,北魏正光三年(522年)立,正书。多别体字。如今山东曲阜孔庙。此为张猛龙之颂德碑。书法劲健雄俊。《平碑记》云:“书法潇洒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此碑书法已开唐楷之先河,虽笔法与《贾使君碑》、《高贞碑》、《崔敬邕碑》相近似,而结体茂 密,变化多方,则首推《张猛龙碑》。中国历史博物馆所收藏的明拓《张猛龙碑》纸、墨均好,墨色好,纸也旧,故行家和鉴赏家一见就鉴别为明拓本。不但纸、墨都好,而且考据也全,“冬温夏清”四字未损,这就是明拓依据。此为明拓好本,不易多得,此碑一般不拓碑阴、碑额,其明拓本一般都如此。它是魏碑三大系(张猛龙碑属方笔道;郑文公碑属圆笔道;龙门造像记属方中方笔道)属于方笔道。故此碑成为研究魏碑的重要资料。
明拓《龙藏寺碑》,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均有明拓善本收藏。隋开皇六年(586年)刻,如今河北省正定。无撰书人姓名,但据宋欧阳修《集古录》载,为张公礼撰。楷书。有额,碑阴及两侧均刻题名。此碑无北魏寒俭之风。其字体结构朴拙,用笔沉挚,给人以古拙幽深之感。书法宽博秀丽,为历代论书者所重。中国历史博物馆所收藏的明拓本,装裱成册,册后有张廷济、赵烈文题跋。此本可考之最早收藏者为明末清初之曹溶,次归吾进,次归秦褧孙,后归陈剑伯。此明拓本,文字清晰,笔画保存亦较完好,如“路远”、“斯起”、“雹草”、“九门张公礼”等字犹存,为明拓本之确证。从书法艺术而言,该碑承汉晋草隶,下开唐朝楷书先河,为研究书法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清初时期的拓本,沿袭明代拓法,几乎与明末拓相似,故有些鉴定专家,把清初拓充为明拓。如北周《华山庙碑》,又名《华岳颂》,天和二年(567年)立,如今西安碑林,万纽于奉敕撰,赵文渊隶书。额篆书题“西岳华山神庙之碑”,刻成二行。明郭宗昌等评此碑“尽缅古法,浅陋鄙野”。此碑一破汉至唐一般规范,即有此碑的撰、书者姓名。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北周西岳华山庙记》,原说明拓,纸、墨都不够,几经专家们鉴定为清初拓为妥。
清朝以乾隆拓本为最精,连康、雍时期的拓本都比不上乾隆时期的拓工好。因乾隆时期特别讲究拓碑帖所用的纸、墨,这时的纸墨远远超过康熙时的纸、墨。其墨的成分较细,远超过明朝,其原因之一,因明朝遗留下一些好墨,乾隆时期,除了用极好的墨作原料外,又揉入明朝的墨。由于旧墨新笔,写出的字既光亮又乌黑。由于乾隆时期的墨超过元、明又极讲究拓法,故乾隆拓本十分精美。尤其是乾隆时期的墨,用作乌金拓,那是最为宝贵的。如《三希堂法帖》的初拓本,都是一些漆黑发亮的佳拓本。用这批初拓的最佳拓本,赏赐给一些大臣,也许有几十部或一二百部。捶拓时使用乾隆最好的墨,石面光滑,采取乌金拓,其拓本可谓光耀照人眼目。
《唐蕃会盟碑》 此碑在西藏拉萨大昭寺门前,又叫舅甥和盟碑,碑立于长庆三年(823年),正面刻汉藏两种文字。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乾隆拓本,此拓本仅存正面文字及左侧题名,现装裱成册,共二十九开,每开六行,行九字。此碑现存拓本,最早者为乾隆年间所拓,此拓虽不全,但是一个早期拓本,文字比较清晰。此碑自公元823年树立后,已经一千余年,为汉藏两族亲密关系的历史见证。
嘉庆拓 嘉庆时,墨较差,拓工又不精致,所以嘉庆拓法,一般没有什么突出之处。即墨色不好,拓工也不甚精良。越到后来,如咸同、光绪等拓本,可以这样说每况愈下,故自嘉庆以后,其拓法不甚突出,连乾隆时期一般的拓法也不如。
西汉《莱子侯刻石》,该石刻于新莽天凤三年(16年),是截止当前所发现的西汉刻石文字最多的一种。内容记载莱子侯赡族封田勒石戒孙之事。此石原在山东邹县虎山下,乾隆十七年为王仲磊最早发现,嘉庆二十三年颜逢甲再访得后移置孟庙斋宿房,1974年移置启圣殿,嵌于新筑砖墙中。隶书,七行,每行五字,共三十五字。行有直界,四缘饰斜纹,右侧余石处,刻有孙生容行书获石题记三行。新莽时期的文字书法遗存传世甚少,此为新莽时期的重要刻石。北京市文物商店、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等均藏有为数较多的嘉庆间初拓本,弥足珍贵。
清拓本还往往包括着较多的清代法帖在内。清代书法,前期基本上承明代旧风,崇尚帖学。清代的帖学不仅以晋之二王为法则,连宋的苏、黄、米和元代的赵子昂亦包括在内。这时期刻帖盛行,较为著名的刻帖有乾隆内府刻的《三希堂法帖》、《墨妙轩法帖》(又称《续三希堂法帖》),初拓本大多为乌金拓,墨色乌黑发亮。又有清乾隆三十三年曾恒德刻《滋蕙堂法帖》,嘉庆六年汤铭摹刻的《寄畅园法帖》。清初尤永福摹镌的《秋碧堂帖》。同治五年孔广陶撰的《岳雪楼鉴真法帖》。康熙二十九年由沈荃等奉旨模勒上石的《懋勤殿法帖》。清冯铨摹集的《快雪堂帖》,嘉庆十年成亲王永瑆撰集的《诒晋斋法帖》。康熙二年卞永誉撰集的《式古堂法书》。清乾隆年间孔继涑摹刻的《玉虹鉴真帖》。清乾隆五十四年毕沅撰集的《经训堂法帖》。潘仕成集刻《海山仙馆丛帖》等。这些拓本用纸除了陕西的皮纸、白棉纸、连史纸、竹纸等仍沿用外,尚有新生产的料半宣纸,呈黄、白二种色彩,还有桃花纸、朝鲜皮纸、六吉棉连纸、洋连纸等。一般来说清初拓以白棉纸作重墨拓。乾嘉时大多用黄色宣纸作淡墨拓,也有用料半白宣作重墨拓,清末以双倍墨仿明拓。
清拓其中一部分是新出土即拓的碑志和清代的一些刻帖,虽拓本的时间相应来说较晚,但它们是一些初拓本,也是很珍贵的。如清代新出土的碑志拓本有,清乾隆五十七年发现的西汉《莱子侯刻石》、清咸丰二年发现的东汉《三老讳忌日记》、清宣统三年出土的《朝侯小子碑》、光绪三十六年发现的《池阳令张君碑》残字,清代陆续出土的《三体石经》,清道光二十七年访得的《封龙山颂》,清光绪二十七年出土的《孟琁残碑》,清道光年间出土的《李孟初碑》,乾隆己酉出土的《范式碑》,清乾隆癸丑访得的《任城太守孙夫人碑》,清道光末出土的《郛休碑》,乾隆四十三年出土的《爨宝子碑》,清雍正年间出土的《刁遵墓志》,1880年发现的《好大王碑》,清嘉庆十一年出土的《高贞碑》,乾隆年间出土的《敬史君碑》,清嘉庆间出土的隋《元公墓志》、《姬夫人墓志》等。
清末民初,金石学再一次高潮复起。北平琉璃厂的镌碑行业正是在这个时期处于鼎盛期,大小镌碑铺和以镌碑为业的刻字铺有10几家,但历史悠久的唯属西琉璃厂的翰茂斋和东琉璃厂的龙云斋最著名。同期也涌现出了众多的碑帖铺,如隶古斋和庆云堂等等。民国时期的拓工,镌刻技艺精湛,通晓各种书体,吸收了明清拓本的经验,使传统的碑拓技艺得到发扬。
代表作品
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为撰写《北平志》, 在对北平及近郊庙宇碑碣的调查工作中,历经三年搜集的金石拓片是有史一来有组织调查中最系统,最完整的一次。其中调查的金石碑刻上至辽金元三朝,下至明清民国历代,基本上体现了截至到民国时期北平现存庙宇碑刻的现状。琉璃厂翰茂斋由于技术精湛,与几家竞争后被邀请参与并负责了庙宇碑碣的摹拓工作。
1936年, 国立北平研究院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北平庙宇通检》[3]和《北平庙宇碑刻目录》[1]。据史学研究会报告记载:“自十九年三月派员开始调查工作,所拓碑碣钟磬等(含外五区,内六区,国子监,东狱庙,房山西域寺西山石佛寺等),截止至二十二年一月八日共拓碑碣钟磬一千四百三十六份。”
这批印有“国立北平研究院传拓章”和“琉璃厂翰茂斋李月庭拓本”标记的金石拓片,后随史学研究所移至台湾,现存于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拓片室。这批拓片保存完好,管理有序。通过网络登录傅斯年图书馆网站,可以检索到这些拓片。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北京首都图书馆也有少量馆藏。
历代以来,拓本一直是金石学、考古学和收藏家的重要研究对象。著录和研究碑刻的学问称为金石学,始于北宋欧阳修(1007——1073)所著《金石学》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和碑刻,为碑帖拓本的考古和收藏者耳熟能详。历史文献在不断丰富中,古代碑刻浩如烟海,著录必有遗漏。如欧阳修,即便离他很近的隋朝唐初,至他编录《金石学》也已有四百余年,加之,古中国幅员辽阔,交通、信息的严重闭塞,又加之,雷电风雨对碑刻的剥蚀、人为的毁坏,渐渐使之乌有。因此,过分依赖著录对拓本的考古、研究和收藏无异按图索骥一样不可取。
“赐本”是拓本中的一种,为皇家所刻,专门赐给大臣。如宋代《淳化阁帖》、清代《三希堂法帖》等。另外,还有一种蝉翼拓本,用墨淡雅,拓文清细,犹如蝉翼,为宋代所创造。明代有扑拓的“淡墨本”与擦墨的“诱墨本”。到了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又创“乌金拓”和“媒粉拓”等。
木里包含此条命如何鉴别
鉴别拓本的真伪,要经常注意观察、研究碑帖拓本,并熟悉某些碑帖特征,如果有文史、地理基础知识,则学可速成。初学之时,如果熟悉历史年号,那么根据碑志上的年款即可断代。此外,根据隶、草、行、楷等书法的发展轨迹及其在碑志上的表现,也可作为断代的依据。
孰知历朝避讳字。可参考陈垣的名著《史讳举例》。唐始缺笔避讳,避“渊”字,而从唐代原样不动录下的宋人无名氏书《景福殿赋》卷里,“渊”字并不缺笔避讳。避“虎”字不避“虢”字,而“虢”字有“虎”字旁;敦煌本中的三个“虢”均以墨涂之。避“丙”、“炳”、“秉”和“建”、“成”、“城”字,而在同一墓志铭文中讳与不讳并存。避“世”、“民”二字,而有的只避“民”不避“世”。由此可见,唐代臣民于君讳可讳而不可讳。在《唐以后历代帝王避讳名表》里:“唐制不避嫌名,二名不偏废,避讳之法本宽,然避讳之风甚。”刻石上的避讳字能提供镌刻年代的佐证,在拓本上的涂墨、抠挖等修改避讳字则可断定拓本产生的最晚年限。不论古代文书和碑帖拓本等,如无当代避讳必是赝品无疑。总之,避讳字是鉴定拓本重要、可靠的行之有效的考证依据。
熟知拓本用纸,对于鉴别拓本的真伪大有益处。麻纸,隋唐五代十国宋元,历经七百余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麻纸以麻、破布、稻草为原料,品种应该有六种,即:厚麻纸、薄麻纸、粗麻纸、细麻纸、黄麻纸、白麻纸。其纸纹间距不等,有的横纹,有的竖纹,有的横纹和竖纹相交。随着朝代、产地、生产批次不同而有所变化,但却有一个共同的辨别方法;麻纸生产原始,不添加硫酸,因此肉眼可辨别出纸张的麻纤维、草和布丝。粗厚麻纸甚至还能看到麻绳头。宋代拓本纸张多为黄麻纸。明代造纸,已经使用硫酸,出现白棉纸,以破布、旧棉絮为原料漂白制成纸浆,纤维短而无结,厚薄均匀,色白不亚于宣纸。清代康熙年拓本用“棉连纸”,清代中期制造出了一种最薄的纸,名为“净皮”,是拓铜器、玉器、甲骨的好材料。宋代浓墨的拓本,墨色不完全为黑色,微微有些泛蓝,纸的纹理清晰可辨,而淡墨的宋拓本是用淡墨直刷下来的,颜色浅淡,不光亮,有些地方似乎还有刷痕。明拓本大多用烟青拓,墨色显得粗重厚实,纸纹已露不出来了。清代的拓本,从墨色上看有两种:一种是用墨的,看起来有光泽,显得活,这种拓本较为稀少;另一种是用黑煤烟子拓的,看起来发滞,没有光泽。鉴别清代拓本时,如果摸起来手指沾着黑色,说明年代较近,手指不能沾上黑色说明年代较早。
鉴别拓本,首先要看是否为原石,纸与墨是否相吻合;其次看其字之精神和损坏情况;再次看题跋、印章是否与拓本相吻合,如题跋印章可靠,便是善本。
拓本的年代愈早储量愈少愈有价值。已处于枯竭边缘的唐拓本,已经无法用价格来体现它的价值了。古旧拓本,如今已很难收集到。名气大的或经前人著录过的拓本,更是可遇而不可求,价值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