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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法语：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英语：The French Revolution），是指1789年7月14日至1794年7月27日在法国爆发的革命，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波旁王朝及其统治下的君主制在三年内土崩瓦解。
法国在这段时期经历了史诗式的转变：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及上街抗议民众的冲击，旧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民主思想所取代。英国博克（E. Burk，1729-1797）在《法国大革命》中说：法国大革命摧毁了西方的风俗和道德，可能把整个欧洲引向暴政。因此，英国宁可不改革也不要法国大革命。[7]
德国席勒（J. C. F. Schiller，1759-1805年）认为，工业革命完全改变了生活方式，造成空前的社会动荡。这是欧洲社会的千年巨变。这种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是严密的社会分工，整个社会像一个精巧的钟表机械，无数众多的但是都无生命的部分，组成一种机械生活的整体。[7]这种机械的社会必然也会造成人性的分裂。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出现暴政和屠杀，最终根源在于人性的分裂。[7]
- 中文名
- 法国大革命
- 外文名
-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发生时间
- 1789年7月14日 至 1794年7月27日[3]
- 发生地点
- 法国
目录
18世纪是法国经济由于通货膨胀而日益恶化的时代，通货膨胀使得社会购买力下降，18世纪80年代地主因欠收加租进一步削减农民的收入。国内最大的地主罗马天主教会教廷对谷物征收什一税。什一税表面上减轻了国王税项对民众的压力，实际上对每天都饿着肚子的穷人而言是一座大山。
国内设置的关卡则限制了国内的经济活动，在间歇性作物欠收时成为运输障碍。资料显示，贫户家庭在面包上的支出在1788年占家庭收入的一半，1789年则达到80%。商品滞销，农民涌入城市造成高失业率，都使得社会开始动荡不安。
法国由于路易十五时代的过度参战又未能打赢（特别是七年战争）而导致国库空虚，以及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带来的财政压力。当时法国国债总量高达20亿法郎。由于战争债务带来的社会负担，加上君主体制下的军队无能，未给退役老兵提供社会服务所拖累。同时贵族阶级，尤其是住在凡尔赛的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的奢华生活大大加重平民百姓的经济负担。老旧而效率低下的财政系统无法负担政府债务，而不合理的税务制度又让这一切雪上加霜。
革命发生的原因之一是1788年春法国的旱灾。1788年法国还没有从发生在三年前的干旱中恢复过来，上次干旱因饲料不足出现了大规模的屠宰牲畜的情况，造成以牲畜的排泄物为主要肥料的法国农田肥力不足大量闲置。
1788年7月13日，周长达40毫米的冰雹连续敲打着农田，造成大量土地收成全无。同年冬天，法国处于严寒状态。这致使法国大革命前夕，面包的价格大幅度上涨（从正常情况下的一个4磅面包8苏到1789年底的12苏），患病人数和死亡率上涨，大规模的饥荒和普遍的营养不良。饥荒甚至蔓延到欧洲的多个地区，而且政府缺乏足够的运力致使食品无法运往灾区。
17世纪及18世纪欧美地区发生了一场思想及文化运动，认为这个宇宙的秩序是可以透过理性来掌握的。人类历史从此展开在思潮、知识及信息上的“启蒙”，开启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发展历程。德国哲学家康德以“勇于求知”的启蒙精神来阐述人类理性的角色。他认为启蒙运动是人类的最终解放时代，将人类意识从不成熟的无知和错误状态中解放。18世纪初期启蒙运动的主要人物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学风谨严。至该世纪后期，学风为之一变，狄德罗、卢梭、蒲丰以及孔狄亚克、杜尔哥、孔多塞等都是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致力编辑该世纪伟大成就之一的《百科全书》。
由启蒙时代带来的愤恨和渴望，以及由此而生的社会和政治因素也是法国大革命产生的重要原因。这包括对专制王权的愤恨；那些和荷兰、英国等国的商业城市有联系的，也因为荷兰爆发爱国者起义失败吸引了荷兰流亡人士，无形中助长了法国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和商人对贵族特权和统治的愤恨；农民、工人以及资产阶级对传统贵族领主特权的愤恨；对神职特权者的愤恨和对宗教自由的渴望，相对贫困的乡村低等教士对贵族主教的愤恨，和由此延伸的对天主教的愤恨，受新教徒控制的小兄弟会修士会对其它宗教机构的影响；对自由以及共和制度（尤其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的渴望；以及国王解雇财政顾问中被视为人民代表的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以及后来的雅克·内克尔。
启蒙运动为打倒法国旧制度的法国大革命等革命提供了自由的革命思想，孟德斯鸠的主张对取代旧的君权神授的王朝体制有重要作用，孟德斯鸠主张，新的共和国政制体制需要有以理性为基础的宪法。
在路易十五当政时期（1715年—1774年），由于人民极度不满国王的统治，不断遭到各种抨击。这形成了启蒙运动，涌现出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一大批思想开明的人物，天赋人权、君主立宪、三权分立、主权在民等思想应运而生，并且日益深入人心。
在革命前，法国的居民被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天主教高级教士。（国王不属于任何阶级）第二等级：贵族。第三等级：包括资产者、农民、无产者在内的市民、下层人民，除第一第二等级外的其他阶层。新旧阶级势力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对革命推波助澜。法国的贵族头衔是开放的，让一些有能力及有钱的第三等级人群有机会成为贵族。1700年至1789年间，法国社会增加了约5万个新贵族。随着国家财政陷入危机，封爵的价格越来越高。另外，一些没落的贵族对这些新贵族也十分不满。贵族本身也有投资商业、矿业、地产等行业，因此资产阶级财富与贵族财富的概念界限在18世纪以后变得模糊，但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冲突依然日益严重。
18世纪资本主义在法国部分地区已相当发达，出现许多手工工场，个别企业雇佣数千名工人并拥有先进设备。金融资本雄厚。资产者已成为经济上最富有的阶级，但在政治上仍处于无权地位。农村绝大部分地区保留着旧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并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
由天主教教士组成的第一等级（1st Estate）和贵族组成的第二等级（2nd Estate），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其他公民如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第三等级（3rd Estate），处于被统治地位。特权阶级的最高代表是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18世纪末第三等级同特权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特权阶级顽固维护其特权地位。在第三等级中，农民和城市平民是基本群众，是后来革命中的主力。资产者则凭借其经济实力、政治才能和文化知识处于领导地位。
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开三级会议，企图对第三等级增税，以解救政府财政危机。第三等级代表则要求制定宪法，限制王权，实行改革。路易十六企图增税，并召开了国家级会议（stati generali）进行投票决定。投票一开始分为两种，一种为阶层投票（per ordine），即一个等级一票；另一种为选择出一些代表进行投票（per testa）。前者极其不公，共三票，国王基本相当于拥有两票，所以按第二种方式进行，第三等级（terzo stato）选举出代表和第一第二等级进行投票决定。
原本在人数上第一第二等级占优势，然而有部分第二等级的贵族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投给了第三等级，所以第三等级以十七票的微弱优势取胜（第一等级291票，第二等级270票，第三等级578票）。事已至此，路易十六却出尔反尔，强行要求加税。于是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宣布成立国民议会，7月9日改称制宪议会。当时路易十六调集军队企图解散议会，激起巴黎人民的武装起义，即有了之后的攻占巴士底狱。
路易十六在1774年登上王座时，代表法国3个等级的三级会议已经有150年没有召开。1789年5月5日，由于财政问题，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开三级会议，国王希望在会议中讨论增税、限制新闻出版和民事刑法问题，并且下令不许讨论其他议题。而第三等级代表不同意增税，并且宣布增税非法。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国王无权否决国民议会的决议。于是路易十六关闭了国民议会，宣布它是非法的，其一切决议无效，命令三个等级的代表分别开会。
1789年7月9日国民议会宣布改称制宪议会，要求制定宪法，限制王权。路易十六意识到这危及了自己的统治，调集军队企图解散议会。7月12日，巴黎市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支持制宪议会。次日，巴黎教堂响起钟声，市民与来自德国和瑞士的国王雇佣军展开战斗，在当天夜里就控制了巴黎的大部分地区。7月14日群众攻克了象征专制统治的巴士底狱，释放七名犯人，取得初步胜利。这一天后来成为法国国庆日。
在法国巴黎市区的东部，有一个巴士底狱广场。200年以前，举世闻名的巴士底狱曾经耸立在这里。巴士底狱是一座非常坚固的要塞。它是根据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命令，按照12世纪著名的军事城堡的样式建造起来的。当时的目的是防御英国人的进攻，所以就建在城跟前。后来，由于巴黎市区不断扩大，巴士底狱要塞成了市区东部的建筑，失去了防御外敌的作用。到18世纪末期，它成了控制巴黎的制高点和关押政治犯的监狱。
巴士底狱高100英尺，围墙很厚，有8个塔楼。上面架着15门大炮，大炮旁边堆放着几百桶火药和无数炮弹。它居高临下，俯视着整个巴黎，活像一头伏在地上的巨兽。凡是胆敢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著名人物，大多被监禁在这里（伏尔泰曾经两度被投入巴士底狱）。巴士底狱成了法国专制王朝的象征。
1789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巴黎的警钟长鸣，工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纷纷涌上街头，夺取武器，开始了武装起义。[1]法国人民早就痛恨国王、教士和贵族。教士是当时法国社会的第一等级，贵族是第二等级。其他各种人都归入第三等级。第一、第二两个等级的人数不过20多万，只占全国总人口的2%～3%。但是，他们有钱有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就是他们的总头子。他同僧侣、贵族狼狈为奸，弄得民不聊生。
18世纪后期，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眼看国库空虚，就用尽一切办法搜刮钱财，好继续吃喝玩乐。为了这些，他还在1789年召集已经停止了175年的“三级会议”来筹款。[6]可是，第三等级的代表识破了国王的诡计，他们趁开会的时机，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限制国王的权力，把三级会议变成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第二，改变按等级分配表决权的办法，要求三个等级共同开会，按出席人数进行表决。国王路易十六听了这些要求，暴跳如雷，认为第三等级大逆不道。他偷偷把效忠王朝的军队调回巴黎，准备逮捕第三等级的代表。消息传出来以后，巴黎人民群情激愤，怒不可遏。于是，酝酿很久的一场大革命就这样爆发了。
1789年7月13日这一天，手执武器的人群攻占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巴黎市区到处都有起义者的街垒。到了14日的早晨，人民就夺取了整个巴黎。最后只剩下巴士底狱还在国王军队手里。
“到巴士底狱去！”起义队伍中响起了呼喊声。起义者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涌向巴黎的最后一座专制堡垒。
守卫巴士底狱的士兵从房顶上和窗户里向起义者开火，塔楼上的大炮也开始轰击。
冲在前面的起义战士被暴风雨般的火力压住，无法接近巴士底狱，大家就从周围的街垒向巴士底狱还击。他们没有大炮，只有从各处寻来的一些旧炮，甚至几百年前铸造的长满铁锈的古炮也加入了战斗行列。他们没有炮手，只有一些自告奋勇的人出来开炮，一个名叫肖莱的卖酒人居然成了炮手。然而，这些古炮和旧炮在被战斗激发起昂扬情绪的起义者手里，终于发出了轰鸣。一排排炮弹撞击在监狱墙上，打得烟雾弥漫，砖屑纷飞。可是因为围墙太厚，还是无法攻破，而起义者已经有了伤亡。[1]
1个小时过去了，战斗没有什么进展，围攻巴士底狱的人却越来越多。人们十分着急，有的人干脆拿着两个火把，勇敢地冲到拱门前，把要塞的卫兵室和军人食堂点着了火，可是对于要塞和塔楼还是毫无办法。一个假发制造师想用火把点燃要塞的硝石库，但没有成功。有人喊道：“用磷和松脂混在一起，烧敌人的大炮！”但是炮位太高，根本够不着。
这时候，从阵地后面又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我们现在需要真正的大炮和真正的炮手！”于是大家镇静下来，都在等待着，张望着。两个多小时以后，一门威力巨大的火炮被拉来了，有经验的炮手也找到了。不一会儿，猛烈的炮火射向巴士底狱。一部分守军终于举起白旗投降了。吊桥徐徐放下，起义群众冒着另一部分拒降的守军射来的弹雨，冲了进去，解放了被关押的七名囚犯。
攻占巴士底狱成了全国革命的信号。各个城市纷纷仿效巴黎人民，武装起来夺取市政管理权，建立了国民自卫军。在农村，到处都有农民攻打领主庄园，烧毁地契。不久，由人民组织起来的制宪会议掌握了大权。这一年，制宪会议颁布了“废除一切旧义务”的“八月法令”，紧接着又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了“人身自由，权利平等”的原则。[1]
1789年8月26日通过《人权宣言》，宣布“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10月份国王再次筹划利用雇佣军推翻制宪议会失败后，王室被迫从凡尔赛宫迁到巴黎，制宪议会也随之迁来。巴黎出现一批革命团体，其中雅各宾俱乐部、科德利埃俱乐部在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
9月制宪议会制定了一部以“一切政权由全民产生”、三权分立的宪法，规定行政权属于国王、立法权属于立法会议、司法权属各级法院。
1791年9月30日制宪议会解散。
1792年7月11日立法议会宣布祖国处于危急中。以无套裤汉（平民）为主体的巴黎人民再次掀起共和运动的高潮。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领导反君主制运动，于8月10日攻占国王住宅杜伊勒里宫，拘禁了国王、王后，打倒波旁王朝，推翻立宪派的统治。
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后，吉伦特派取得政权。9月20日法国军队在瓦尔密战役中打败外国干涉军。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于9月21日开幕，9月22日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吉伦特派执政期间颁布法令，强迫贵族退还非法占有的公有土地，将没收的教会土地分小块出租或出售给农民，严厉打击拒绝对宪法宣誓的教士和逃亡贵族。
吉伦特派当政以后，把主要力量用于反对雅各宾派和巴黎无套裤汉。从1792年秋季起，人们不满他们的温和政策，要求打击投机商人和限制物价。以忿激派为代表的平民革命家要求严惩投机商，全面限定生活必需品价格。而吉伦特派却颁布法令镇压运动。
与此同时，法国军队在1792年10月后已经打到了国外。欧洲各国非常害怕，在1793年2月，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荷兰、萨丁尼亚、汉诺威、英国成立了反法同盟，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然而吉伦特派无力抵抗外国军队，巴黎人民于5月31日—6月2日发动第三次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起雅各宾专政。
1793年6月3日—7月17日颁布3个土地法令，使大批农民得到土地。6月24日公布1793年宪法，这是法国第一部共和制的民主宪法，但是由于战争未能实施。7月，改组并加强作为临时政府机关的救国委员会，并把投机商人处决。10月底，他们把吉伦特派及其支持者斩首，包括布里索、罗兰夫人、科黛，美国革命家托马斯·潘恩也被捕入狱。
1793年底—1794年初将外国干涉军全部赶出国土，国内的叛乱也基本平息。
1794年3—4月雅各宾内部开始了激烈的斗争。使雅各宾派趋于孤立，人民也开始反对恐怖政策。
1797年立法机构选举时，许多王党分子当选。督政府为打击王党势力，宣布选举无效。
1799年英国又组成第二次反法联盟，以西哀士为首的右翼势力要求借助军人力量控制局面。11月9日（共和八年雾月18日）拿破仑·波拿巴发动雾月政变，结束了督政府的统治，建立起临时执政府，自任执政。法国大革命高潮结束。
1.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失利后，路易十八在外国军队保护下复辟了波旁王朝，恢复了国王的部分权利，同意君主立宪制作为政体。之后由于查理十世大肆血洗革命者，1830年7月巴黎人民发动七月革命，经过3天战斗，攻下王宫，国王查理十世逃往英国，建立了以路易·菲利浦为首的七月王朝，至此法国大革命彻底结束。
4.法国大革命彻底地推翻了法国封建专制。
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后，吉伦特派取得政权。9月20日法国军队在瓦尔密战役中打败外国干涉军。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于9月21日开幕，9月22日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吉伦特派执政期间颁布法令，强迫贵族退还非法占有的公有土地，将没收的教会土地分小块出租或出售给农民，严厉打击拒绝对宪法宣誓的教士和逃亡贵族。1793年1月21日，国民公会经过审判以叛国罪处死路易十六。
吉伦特派把主要力量用于反对以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为首的雅各宾派（The Jacobins）和巴黎无套裤汉。从1792年秋季起，要求打击投机商人和限制物价的群众运动高涨起来。以忿激派为代表的法国平民革命家要求严惩投机商，全面限定生活必需品价格，以恐怖手段打击敌人。吉伦特派却颁布法令镇压运动。1793年2—3月，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组成反法联盟，加强武装干涉；国内也发生大规模保王党叛乱。4月，前线的主要指挥、吉伦特派将领迪穆里埃叛变投敌。在革命处于危急的时刻，巴黎人民于5月31日—6月2日发动第三次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起雅各宾派专政。
但不幸的是，雅各宾派过激和恐怖的政策，使它走向分裂和内讧，陷于孤立的罗伯斯庇尔也未能完全守护住法国革命的成果，而反法同盟一而再地被各欧洲君主拼凑起来，它们一轮轮地围剿法国革命，企图恢复法国波旁王朝的专制政治。
1794年3—4月雅各宾内部开始了激烈的斗争。马拉被暗杀，罗伯斯庇尔以搞阴谋的罪名处死了雅各宾派中与他政见不和的丹东、埃贝尔等人，使雅各宾派趋于孤立。1794年6月4日，国民公会全体代表一致推举罗伯斯庇尔为主席，6月8日，他主持了庆祝新信仰的最高主宰仪式，当他出现在群众面前时，群众高唱赞美歌，热烈地向他祝贺。罗伯斯庇尔的威望空前高涨。[2]
1794年7月27日（法国新历共和二年热月9日），雅各宾派中被罗伯斯庇尔镇压的右派势力发动热月政变，逮捕了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建立热月党人统治。热月党人于10月解散国民公会，成立了新的革命政府——督政府，他们清除了罗伯斯庇尔时期的革命恐怖政策和激进措施。而罗伯斯庇尔被逮捕，第二天被送上断头台，死时只有36岁。[2]
但国外围剿革命的势力仍是浊浪滔天，此时，督政府中又一个新的政治明星应运而生，他就是拿破仑，1796年—1797年，督政府派拿破仑·波拿巴远征意大利取得重大胜利，军人势力开始抬头。在“雾月政变”中，年轻的拿破仑执政，担负起了扫荡欧洲君主专制势力、最后巩固大革命成果的重任。
1789年法国爆发了革命。从中世纪早期延续至今的封建社会制度被荡涤。三权分立和人权保证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普鲁士和奥地利企图以武力对这个邻国的事务进行干涉，结果惨遭失败，引起了革命军的反攻。在继承了法国大革命遗产的拿破仑军队的冲击下，神圣罗马帝国最终土崩瓦解。法国占领了莱茵河左岸。为了赔偿这些地区前主人的损失，进行了牺牲较小的，尤其是宗教的侯爵领地的大规模土地重划：根据1803年的帝国代表联席会议的决定，大约400万臣民换了君主。中等邦国坐享其成。它们中间的大多数于1806年在法国的庇护下结成莱茵邦联。同年，弗兰茨二世皇帝退位，神圣罗马帝国就此寿终正寝。
法国大革命并未蔓延至德国。虽然在过去的年月里这里一再有个别人士试图消除贵族和市民阶层之间的界线，也有重要人物将西边的变革当作新时代的开始来欢迎，但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却无法跃至德国，因为同中央集权的法国相反，帝国的联邦制结构阻碍着新思想的传播。除此之外，革命的发源地法国对德国人来说，乃是敌人和占领国。同拿破仑的斗争实际上变成了一场新的民族运动，最后上升为解放战争。社会变革的力量对德国不无影响。首先在莱茵邦联诸国，然后是普鲁士开始进行改革（同施泰因、哈登贝格、沙恩霍斯特、威廉·冯·洪堡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其目的是最终拆除封建障碍，建立一个自由的、担负起责任的社会：废除农奴制、实现营业自由、城市自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普遍服役义务。但是，许多改革方兴未艾就半途而废。公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仍不得参与立法；只有几个主要在德国南部的邦君迟疑地制定了宪法。
1797年立法机构选举时，许多保皇党分子当选，督政府为打击保皇党势力，宣布选举无效。
1799年英国又组成第二次反法联盟，以西哀士为首的右翼势力要求军人控制局面。11月9日（共和八年雾月18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结束了督政府的统治，建立执政府，自任执政。法国大革命结束，开始拿破仑时代。
从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法国大革命历时5年，漫长而曲折。就其规模而言，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人民群众在三次起义中都显示了伟大力量，每当在革命的转折关头，都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使革命得以彻底进行。
这次革命扫荡了法国的专制势力。在经济上为法国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它对法国社会的思想观念、文化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大革命的彻底性更为以后的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它动摇了欧洲其他国家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因而具有世界意义。
同时代其他国家和地区革命激烈的程度与影响的广泛、深远程度均不及法国大革命，因此说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是革命时代规模最大、最彻底的一次革命。
法国大革命是采用暴力手段矛头直指国王的权力，法国在这段时期经历着一个史诗式的转变：过往的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及上街抗议的民众的冲击，旧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的民主思想所取代，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君主专制统治，传播了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君主专制制度并给以沉重打击，《人权宣言》与《拿破仑法典》为其他欧洲国家的宪法制定提供了范本。
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从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热月政变，法国大革命经历了五年的历程，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在三次起义中，人民群众都显示出伟大的力量，一再把革命从危机中挽救过来，并推动它进一步向前发展，它彻底地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
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君主专制统治，传播了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革命，它摧毁了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传播了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其间所颁布的《人权宣言》和拿破仑帝国时期颁布的《民法典》（后改名《拿破仑法典》）被称为新社会的出生证书，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革命也为此后的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因此具有世界意义。
法国大革命对影视界也有较大的影响。因其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因此有了许多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电影。如《双城记》、《乱世冤家》、《贵妇与公爵》、《黑郁金香》、《再见，我的皇后》、《大革命之夏》、《绝代艳后》等，它们都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
2、法国王室自路易十四以来即是欧洲王室中心，法国王室及贵族与刚刚兴起的欧洲民族国家的王室和贵族关系密切；
5、法国王室是天主教廷的最大支持者，法国王室的遇难极大震撼了天主教世界；
6、英国与法国之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法国自路易十四起就是欧洲大陆的霸主，英国希望法国的混乱局势能够持续下去，以便更好地削弱法国；
7、欧洲主张民主的力量还比较弱小，大部分民众仍然支持刚刚兴起的各国民族王权，难以认同处决国王的法国革命；
8、法国革命前国力处于下滑状态，革命后法国的力量迅速强大起来，引起各国的警觉，处于欧洲中心的法国也对外输出革命，促使各国王室立即组成同盟反对法国。
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被公认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部经典之作。在这部著作中，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后果提出了一种开创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并没有给出一种完美的结论，而是提出了引发后来者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它（大革命）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这段话可以说是表达了托克维尔解释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
在深入研究旧制度的权力结构之后，托克维尔指出：“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他发现，旧制度乃是向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性”过渡的转型阶段，是两种体制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正是这种社会转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发。这种因果联系恰恰与人们想象的那种“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发生的。
托克维尔通过比较研究，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个吊诡现象：“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就欧洲而言，法国当时并不是封建权利最深重的地区，相反，它却是封建权利压迫最轻的地方。这是因为法国早已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农民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而且已变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残存的封建权利就更难忍受。作为土地所有者，农民才会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感到痛苦和愤慨；贵族不再拥有统治领地的权力，贵族的特权乃至他们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说，不是贵族个人变得穷凶极恶，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会心理的变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与许多人的看法相反，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产物。法国在大革命前已形成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在王权中央形成了一个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于一身的统一权力机构，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总督总揽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权力，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几乎达到了对全国的全面绝对控制；更有甚者，旧制度实行官员保护制，专横地庇护大小官员。这样，中世纪各地区、各人民团体和个人的政治自由权利也统统丧失了。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托克维尔显然是把政治专制与行政集权混为一谈了。
托克维尔承认，这种中央集权政府是旧制度的一项成就，是旧制度下“所有活着、动着、生产着的东西”的“新的根源”，也是旧制度中唯一在大革命后保存下来并且能够适应新社会的政治体制。但是，他也发现，这种单一的中央集权制既是旧制度时期社会动力之源，也很容易成为千夫所指之的。“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个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府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结果，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绝对依赖又很容易转变为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政府的极端仇恨。由此托克维尔得出结论：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法国多次革命的主要条件之一。
托克维尔还发现，正是中央集权制的发展，造成法国阶级分离的加剧，使法国社会变成一点即炸的火药桶。首先，三级会议的停开，使得第三等级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没有联系。其次，与一般人们想象的相反，贵族的种种免税特权不是中世纪的遗存，而是中央集权制发展的结果。王权逐渐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力，但是，为了安抚与王权对立的贵族阶级，作为一种交换，“自15世纪到法国革命，免税特权一直不断增长。”贵族享有的各种特权尤其是免税特权彻底导致了资产者与贵族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第三，为了获取免税特权，资产者设法住进城市并在城市中获得职位，这就导致了资产者和农民的分离。第四，农民成了被遗弃的阶级。不仅其他阶级都离弃农民，而且政府对农民极其冷酷无情：把各种捐税徭役负担强加给他们，以严酷的司法对待他们。各阶级之间彼此隔离的恶果，一方面是“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但）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实行分而治之，最后陷入孤家寡人；另一方面是，分裂的不同阶级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敌，“在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重逢只不过是为着互相厮杀。”
启蒙思想为大革命做了准备，这是常识。民主派把大革命视为启蒙思想的正义原则的实现，保守派则把大革命归咎于文人的蛊惑。与他们不同，托克维尔所要探讨的是启蒙思想的思维特征及其得以产生和传播的社会条件。
托克维尔发现，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主张“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种文学化政治思维之所以形成和传播，是因为法国缺乏政治自由。与英国不同，法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形成两个明确分割的区域，作家们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因此他们只会高谈阔论。热衷普遍性的理论，对于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至于为什么这种文学化政治思想会支配法国的政治生活，托克维尔则主要不是分析启蒙思想家和其他文人的作用，而是强调旧制度下法国人的普遍精神特征。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国度里，普通人身受旧制度种种弊端之苦，但看不到医治具体社会病的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贵族、资产阶级因长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经验，因此对于那种文学化政治理论的危险性毫无所知。贵族甚至把那些文人待为座上宾。国家高级官员也只精通行政事务，而不懂得治国安邦的根本法则，不能理解和预见社会潮流的动向及后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时髦的政治言辞。结果，全体法国人都“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
旧制度政府推行不彻底、半途而废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发，这是托克维尔的一个独到而重要的发现。他指出，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作为末代王朝却是迄当时为止社会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他认为，尽管整个社会机器破旧简陋，但是这背后有两台发动机在推动公共繁荣，一是以上层阶级为标志的整个民族的觉醒，二是“依旧强大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与我们的“常识”相反，在托克维尔笔下，路易斯十六政府乃是一个开明君主政府：国王实际上尊重和服从公众舆论；政府鼓励经济发展、实施公共工程；路易十六还尝试改革，屡试屡败、屡败屡试。但是，恰恰是路易斯十六政府的局部的开明、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发。托克维尔描述了这其中的微妙之处：
政府发起各种公共建设事业，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数惊人地增长，许多人萌发了发财暴富的欲望，但是，专制政府的财政管理不善使得宫廷的劣迹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与政府关系最密切、最维护政府的那批工商业资产阶级也就变成了最激进的改革要求者；
国王和政府官员公开讨论社会政治弊端，国王屡屡试图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如废除农民的劳役制和手工业的行会，再如为消除额外增派而实行军役税公开措施，甚至要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这些口惠而实不至、半途而废的改革只是起了唤起民众不满情绪的作用；
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对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赖，在饥荒时期强行实施征集制、食品强制出售和最高限价等措施，对穷人实行严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这些都是政府现身说法对民众进行革命方式教育；
大革命前夕（1787年），路易斯十六政府对司法部门、省级行政机构进行改革。这项改革“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权力秩序，使得每一个公民仿佛觉得“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所有法国人感受到了一种微小的特殊波动。”在这种人心普遍浮动不安的情况下，“最后一击便使它（国家）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托克维尔总结说：“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就坏政府而言，最危险之时，往往就是着手改革之际。”[5]
波旁王朝方面（1792年9月）
（君主专制）
6、9月 瓦尔密村击退普军，国民公会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2年9月—1804年12月2日）
（共和制）
1、1793年1月 处死路易十六
法兰西第一帝国（又称拿破仑帝国）
（1804年12月2日—1814年1月3日）（帝制）
2、1812年 兵败俄国（开始崩溃）
3、1813年10月 兵败莱比锡（开始瓦解）
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君主专制统治）
路易十八（1814年5月2日—1815年3月13日）
路易十八世颁《大宪章》
百日王朝
法兰西第一帝国复辟（1815年3月20日—1815年6月22日）
1、1815年3月1日 拿破仑登陆法国
2、3月20日 拿破仑重登皇位
3、6月18日 滑铁卢兵败
5、1821年 拿破仑病死于圣赫勒拿岛
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君主专制统治）
（1815年6月22日—1830年7月29日）
1、路易十八复位
3、7月 查理十世签《七月赦令》（导火线）
七月王朝（君主立宪制）
（1830年7月29日—1848年2月24日）
2、1847年 欧洲农业歉收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48年2月24日—1852年11月）
1、1848年6月 “六月革命”失败（工人）
2、12月 路易·波拿巴成为第一位普选产生的总统
4、波拿巴发动军事政变，解散议会，开始独裁
5、1852年初 颁布新宪法
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年11月—1870年9月4日）
（专制统治）
3、9月2日 法降于色当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年9月4日—1940年）
2、1875年 宪法修正案确认共和制
3、1877年 共和派在议会选举中获胜
5、1879年 共和派赢得法国总统选举，共和制在法兰西最终确立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1945年法国光复后，环绕政体问题，各派政治力量展开激烈斗争。
1945年9月，法国全民公决，摈弃第三共和国，第四共和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