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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实录》，全称《大清历朝实录》，系清代历朝的官修编年体史料汇编，共四千四百八十四卷。主要是选录各时期上谕和奏疏，皇帝的起居、婚丧、祭祀，巡幸等活动亦多载入，已编成的十二朝实录，篇幅不等，若十种之间相差颇为悬殊。
《清实录》汉文本所具有的原始性和特殊性的分析，证明了该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著作，对于研究清代历史、清代历史文献学及史学，都具有不可轻视的史料和文献价值；其满文本和蒙文本，更是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献学和史学的重要资料，也是用以考证汉文本实录和清代历史事实的独特依据。《清实录》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受到了当代学者的重视，摘录、改编和应用其史料的学术活动方兴未艾。[3]
- 清实录
- 大清历朝实录
- 清代历朝的官
- 清代
- 编年体史料汇编
目录
《清实录》是清代历朝官修史料的汇备捉洒编，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及自然现象等众多方面，是研究清代历史必须凭借的重要文献。由于历史的原因《清实录》存有多个版本，而且各版本在不同程度上有过明显被篡改的痕迹，对照各版本对同一事件不同的记述有助于研究人员进一步深入了解清代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后世当权者对待某些具体历史事件的真实态度。
《清实录》，全局总目、序、凡例、目录、进实录表、修繁官等五十一卷外，计有《满洲实录》八卷(有绘图，汉、满、蒙三种文字)、《太宗实录》六十五卷、《世祖实录》一百四十四卷、《圣祖实录》三百卷、《世宗实录》一百五十九卷、《高宗实录》一千五百卷、《仁宗实录》三百七十四卷、您棕《宣宗实录》四百七十六卷、《文宗实录》三百五十六卷、《穆宗实录》三百七十四卷、夜请懂柜《端旬杠德宗实录》五百九十七卷，以及《宣统政纪》七十卷。共1220册。
清代官修编年体史料长编。全书自太祖起﹐至德宗止﹐凡十一朝﹐共十二部﹐《清实录》全称《大清历朝实录》，共四千四百八十四卷，是清代历朝官修史酷趋料的汇编。[1]《清实录请泪骗》是清朝历代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纪，用编年体体例记载了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用人行政和朝章国故。清朝十二个皇帝，有十一个编纂了实录。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在位仅三年就被催才永台束乎辛亥革命推翻，仍由原修《德宗景皇帝实录》的人员完成了《宣统政纪》。此书虽不再用实录的名称，但体例与实录无异。
影印说明
清实录第一册 满洲实录
清实录第二册 太祖高皇帝实录 太宗文皇帝实录
清实录第三册 世祖章皇帝实录
清实录第四册 圣祖仁皇帝实录（一）
清实录第五册 圣祖仁皇帝实录（二）
清实录第六册 圣祖仁皇帝实录（三）
清实录第七册 世宗宪皇帝实录（一）
清实录第八册 世宗宪皇帝实录（二）
清实录第九册 高宗纯皇帝实录（一）
清实录第一0册 高宗纯皇帝实录（二）
清实录第一一册 高宗纯皇帝实录（三）
清实录第一二册 高宗纯皇帝实录（四）
清实录第一三册 高宗纯皇帝实录（五）
清实录第一四册 高宗纯皇帝实录（六）
清实录第一五册 高宗纯皇帝实录（七）
清实录第一六册 高宗纯皇帝实录（八）
清实录第一七册 高宗纯皇帝实录（九）
清实录第一八册 高宗纯皇帝实录（一0）
清实录第一九册 高宗纯皇帝实录（一一）
清实录第二0册 高宗纯皇帝实录（一二）
清实录第二一册 高宗纯皇帝实录（一三）
清实录第二二册 高宗纯皇帝实录（一四）
清实录第二三册 高宗纯皇帝实录（一五）
清实录第二四册 高宗纯皇帝实录（一六）
清实录第二五册 高宗纯皇帝实录（一七）
清实录第二六册 高宗纯皇帝实录（一八）
清实录第二七册 高宗纯皇帝实录（一九）
清实录第二八册 仁宗睿皇帝实录（一）
清实录第二九册 仁宗睿皇帝实录（二）
清实录第三0册 仁宗睿皇帝实录（三）
清实录第三一册 仁宗睿皇帝实录（四）
清实录第三二册 仁宗睿皇帝实录（五）
清实录第三三册 宣宗成皇帝实录（一）
清实录第三四册 宣宗成皇帝实录（二）
清实录第三五册 宣宗成皇帝实录（三）
清实录第三六册 宣宗成皇帝实录（四）
清实录第三七册 宣宗成皇帝实录（五）
清实录第三八册 宣宗成皇帝实录（六）
清实录第三九册 宣宗成皇帝实录（七）
清实录第四0册 文宗显皇帝实录（一）
清实录第四一册 文宗显皇帝实录（二）
清实录第四二册 文宗显皇帝实录（三）
清实录第四三册 文宗显皇帝实录（四）
清实录第四四册 文宗显皇帝实录（五）
清实录第四五册 穆宗毅皇帝实录（一）
清实录第四六册 穆宗毅皇帝实录（二）
清实录第四七册 穆宗毅皇帝实录（三）
清实录第四八册 穆宗毅皇帝实录（四）
清实录第四九册 穆宗毅皇帝实录（五）
清实录第五0册 穆宗毅皇帝实录（六）
清实录第五一册 穆宗毅皇帝实录（七）
清实录第五二册 德宗景皇帝实录（一）
清实录第五三册 德宗景皇帝实录（二）
清实录第五四册 德宗景皇帝实录（三）
清实录第五五册 德宗景皇帝实录（四）
清实录第五六册 德宗景皇帝实录（五）
清实录第五七册 德宗景皇帝实录（六）
清实录第五八册 德宗景皇帝实录（七）
清实录第五九册 德宗景皇帝实录（八）
清实录第六0册 （附）宣统政纪
按清制﹐每当新皇帝继位﹐下诏为前一代皇帝修实录﹐开设实录馆﹐由钦派大臣任监修﹑总裁官﹐翰林院官员充任纂修(翰林院掌院学士例充副总裁)。根据起居注及内阁﹑军机处所存上谕﹑臣工本章等原始档案编纂前朝实录﹐书成闭馆。修成之实录﹐分别以汉﹑满﹑蒙三种文字缮写正本四部﹑副本一部。正本有大红绫本两部﹐一贮皇史﹐一贮奉天大内(渖阳清宫崇谟阁)﹔小红绫本两部﹐一贮乾清宫﹐一贮内阁实录库。副本为小黄绫本﹐亦贮内阁实录库。1936年﹐伪满将其与《宣统政记》合并影印﹐名《大清历朝实录》 ﹐共一千二百一十册﹐分装成一百二十一帙﹐另有 《大清历朝实录总目》 一帙十册﹐是为通行之本。
清朝沿袭自唐代以来的旧制，上一代皇帝死后，由新即位的皇帝命大臣开馆纂修上一朝皇帝实录。清代的实录馆是一个临时性机构，开馆后，从宫内调取上谕、朱批奏折，从内阁调取起居注及其他原始档案，由修纂官整理，按时间顺序和纂修凡例加以编辑。
由于实录主要记载封建帝王的言论和活动，并将传之后世，涉及最高统治者的切身利益，直接关系到他们身后的名声，所以最高统治者对实录有着异乎寻常的关注。在确定编修人员时就非常慎重，按照惯例皇帝往往让最信任的贵戚担任监修，特别是监修总裁官、总裁官和副总裁官等高级官员，多为皇帝的亲信重臣，以保证实录的编纂工作按照皇帝的意愿进行，不致留下对其不利的记载。另外，编修一朝皇帝的实录堪称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所以在担任实录编修工作的人员中，也有相当多的当时名震一时的文人学者。
《清实录》的编写有严格的体例，历代实录的卷首 都载有纂修凡例，从凡例和实录所载的内容来看，清代 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关系、人物、文化风 俗、自然灾异、宫庭生活等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有记载， 无所不包。史官们修史时查阅了内阁、皇史 所有有关 的档案文献，国史馆的资料、著作，各部院衙门的则例 和档案，皇帝的御笔、诗文等等。在详尽占有材料的基 础上，史官严格按凡例逐日撰写，故而《清实录》体例严 谨，详略得当，没有奇轻奇重或依据史臣自我之见取舍 史料的弊病。它叙事按发生的时间顺序分别记于不同 的日月，有时一件事情的时间跨度较大，虽分载于不同 卷数之中，但有始有终，只要按时间顺序进行检索就能 将一件史实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比较完整。[5]
民国时期，在《清实录》的整理与研究上，不同立场的人秉持不同的理念，形成不同的学术进路。清朝遗老在续修光绪、宣统二朝实录和应用《清实录》史料以编纂《清史稿》时，仍然抱持封建主义立场，为清朝统治者张目；日本与伪满在整理影印《清实录》时，则秉持殖民主义立场，为日本在东北建立殖民地服务；先期排满后期反抗日满的孟森在研究《清实录》时则坚持了民族主义立场，对实录中的粉饰和滥改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受到兰克史学影响的方甦生和徐中舒等人则秉持了实证主义立场，在揭露《清实录》中的粉饰同时，也客观分析其真实价值。在20世纪初风起云涌的“新史学”思潮冲击下，作为中国最后一套帝王实录，《清实录》在清朝遗老那里得以续修和应用，在日本和伪满那里得到整理和印行，从而得以续命，但在民国学者孟森、方甦生和徐中舒那里则受到“去饰”处理和理性批评。[4]
选材实录在选材方面存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编修实录所依据的材料被御用修纂官们收集、采录后又经过严格的筛选，甚至歪曲和篡改，鲜明的反映了统治者的意志和愿望。二是选材过于注重对皇帝谕旨等诏令文书的记述，而对于臣下的奏折和文书则只字不提或只少量的记述被皇帝御批过的。从而使得实录的选材范围显得过于狭窄，文种过于单一，以至人们只易从实录中看到皇帝所发之谕旨，却少见臣工所上之奏折，也就难以了解各级官府及地方对诏旨的执行情况，无法获知某些历史事件的原委和经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史料的参考价值。
《清实录》与其他各朝实录一样，都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大政日志，逐年逐月逐日排列皇帝的活动﹑诏谕和臣工奏议。《清实录》对皇帝一律歌功颂德，于皇室内部﹑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斗争，以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多有粉饰掩盖，甚至不惜一改再改。但《清实录》毕竟汇集了大量原始文件资料，是现存的清史的原始史料宝库。
对于《清实录》的史料价值，历年有所争议。清末民初的一位学者说过：清十朝实录不啻是一部十朝上谕。每每有人谈前清历朝实录的多次篡改，便认为其史料价值远不如档案或私人著述。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清实录》不是信史，或不足为据。事实上，尽管《清实录》历朝多次修改，讳饰之处甚多，不如原始档案资料或私人亲见亲闻之记载更为确凿可靠，然而整个一代近三百年间按年按月按日、这样翔实有系统的记录，世上没有第二部书可以与之相比。它以皇帝的活动为中心，记录了与国家大事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另外，实录的记述内容务求详尽。不仅记载皇帝的言行动止，而且还记载了某些大臣的政绩、法制政令、吏制科举、人丁户口、藩邦外交、文化经藉、兵役征战等方面的历史资料，因此成为记录清代历史的珍贵文字资料。虽有曲笔隐讳，又经多次篡改而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重大缺憾，但它毕竟是由一代各种史料汇编而成的一部重要史籍。尽管有“实录不实”的情况存在，但实录的不实大都是在涉及封建最高统治者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体现在对史实的评价方面。而对其它一些史实，特别是对基本史实的记载，如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方面的记载却是比较真实、准确、可信的。对于研究清朝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仍然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清实录》除了汉文本外，还有满文本和蒙古文本，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据清代实录修纂制度，实录修成后，要抄缮成五份，分别藏于皇史宬（大红绫尊藏本）、乾清宫（小红绫御览本）、内阁实录库（小红绫副本）、内阁实录库（小黄绫呈审本）、盛京崇谟阁（大黄绫尊藏本）。除内阁实录库小红绫副本基本散失外，其它四份犹存，不过收藏地点多有变动：原藏皇史宬的大红绫尊藏本，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藏盛京崇谟阁的大黄绫尊藏本，现收藏于辽宁省档案馆；原藏乾清宫的小红绫御览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只有原藏于内阁实录库的小黄绫呈审本未发生改变。除了盛京崇谟阁大黄绫尊藏本只有满、汉两种文本各一部，计2部外，其他四份都是满、蒙、汉三种文字的文本各一部，计12部。也就是说，当时共有满文本实录五份计5部，蒙古文本实录四份计4部。这些满、蒙文本的清实录，并非完帙，有部分册数散落于外。
这些保藏在北京、沈阳、台北及其他地区的满文、蒙古文《清实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3]
“影印之前，日本方面专门派人对《清实录》逐卷检查，凡遇有对日本无益的记述及妨碍‘日满亲善’的字句，都命工作人员进行挖补。”何荣伟说，实录所用的是泾县榜纸，日本人在挖补之前先把字用铅笔画出再抠去，然后用同样的空白宣纸四边沾水贴上，晾干后再用同样的字体进行填写。
辽宁省档案馆编研展览处处长何荣伟说，《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中被挖补的地方很多，前后笔迹也不相同，就是当时日本人篡改的，“日本影印出版《清实录》，是替伪满洲国辩护，掩盖其侵略历史并美化形象”。何荣伟说，尽管《清实录》多处被日本侵略者篡改，有“实录不实”的遗憾，但它毕竟是汇集大量原始文字资料的清史宝库，同时为日本侵略者曾篡改历史留下罪证。[2]
《清实录》是经过整理编纂而成的现存的清史原始史料，是研究清代历史必须凭借的重要文献。但在清代，实录从未刊布，只缮写若干部藏书于京师、盛京两地的宫禁之中，极少有人能够阅读。1986年11月，中华书局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皇史大红绫本﹑上书房小黄绫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定稿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的乾清宫小红绫本﹑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盛京崇谟阁大红绫本等版本，相互补充，出版了比较完整的《清实录》影印本。
《满洲实录》
清太宗时修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的一种。又名《清太祖实录战迹图》，共有四部。绘有满洲起源传说及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叛乱后征战事迹图，附以满、汉、蒙文说明。这部书每页分成三栏，分别用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并配有插图。第一部绘写本成书于天聪九年（1635年），第二、三部绘写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第四部绘写于乾隆四十六年（1778年）。四部实录分别收藏在乾清宫、上书房、盛京、避暑山庄。现存只有上书房本，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30年辽宁通志馆曾根据盛京本影印，无满、蒙文。1934年辽海书社将原图缩小四分之一再次重排。
对于太祖至穆宗这十朝实录究竟缮写几部，历来说法不一。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清点实录，所见太祖、太宗、世祖（以上三朝为雍正、乾隆间校订本）、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十朝实录满、汉、蒙文本各有四部。另外，盛京崇谟阁藏有十朝实录满、汉文本各一部，共计满、汉文本实录五部，蒙文本实录四部。这五部汉文本实录习惯上按装潢和开本大小，被称为大红绫本、小红绫本、小黄绫本。大红绫本两部，一部收藏在皇史成，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部收藏在盛京崇谟阁，现藏于辽宁省档案馆。小红绫本两部，一部收藏于乾清宫，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一部收藏在内阁实录库。小黄绫本一部，收藏在内阁实录库，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德宗景皇帝实录》
《德宗景皇帝实录》两部。一部大红绫本，收藏在皇室成，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进实录表》所署日期是“宣统十三年十二月”（1922），缺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至光绪二十一年九月（1895）部分，三百七十六卷。一部小红绫本，现藏于辽宁省档案馆，《进实录表》所署日期是“宣统十九年”（1927），也已残缺不全。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有完整的《德宗景皇帝实录》定稿本。之所以称它为定稿本是因为它每卷前面都有监修总裁、正总裁、副总裁等阅签字样，有的卷中夹有要修改的签条，经查勘正文，大都已照签条作了改正。有的签条虽然稿本正文未改，而清抄后的大、小红绫本也均已改正。
《宣统政纪》
《宣统政纪》有一部大黄绫本，原由溥仪个人收藏，七十卷。现藏于辽宁省档案馆。辽海书社1934年据清史馆所存稿本印行，四十三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宣统政纪》定稿本，卷数同大黄绫本。
修改情况
《太祖武皇帝实录》
《太祖武皇帝实录》，成书于崇德元年十一月（1636）。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时期曾下令修改；福临亲政后重修，顺治十二年（1655）成书。康熙二十一年（1682）又重修，二十五年（1686）成书，书名该称为《太祖高皇帝实录》，十卷。雍正十二年（1734）重新校订，乾隆四年十二月（1740）成书，书名、卷数同于康熙朝重修本。太祖朝实录原应有五个版本，汉文写本现存只有雍乾校订本。铅印和影印本有三种：《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四卷，故宫博物院1932年铅印；《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十卷，故宫博物院1931年据内阁实录库雍乾本铅印；《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初修存七册，再修存五册，三修存卷一至卷三），是康熙年间重修时的稿本，罗振玉在1933年以“史料整理处”名义影印出版。研究人员将雍乾校订本与《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相比发现雍乾本删去一些有研究价值的史料，如孟革卜卤私通嫔御欲谋篡位，大妃殉帝出于被迫等等。
《太宗文皇帝实录》
《太宗文皇帝实录》初修于顺治六年（1649）多尔衮摄政时，顺治九年（1652）福临下令重修；康熙十二年（1673）又修，康熙二十一年（1682）成书，六十五卷。雍乾时又校订，乾隆四年十二月（1740）成书，卷数不变。《太宗文皇帝实录》共有四个版本，现今可以看到的汉文写本只有雍乾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一份手抄材料，用黑红两色笔校勘雍乾本和顺治本的异同，从这份材料中可以看到，雍乾本在内容上也有删改。如顺治本中平安贝勒都都生前从不向别人问疾、吊丧；太宗死后敦达里、安达里殉葬的情况都不见于雍乾本。
《世祖章皇帝实录》
《世祖章皇帝实录》初修于康熙六年（1667），康熙十一年（1672）成书，一百四十四卷。这部实录也在雍乾时校订过，卷数未变。现存汉文写本现存只有这一部，初修本早已缺失，无法进行内容比较。
总结
《清实录》的修改在我国整个实录编纂史上并不是特别突出和严重的偶然现象。对《清实录》的修改，主要集中在对前三朝太祖、太宗、世宗上，其它各朝实录则少有。三朝实录的早期修本比定本更多地保存了清开国之初一些史事的真相。康熙朝以后各朝实录的篡改修订，在历史并没有明文记载。但与蒋良骐、王先谦的《东华录》对照看，也可看出部分篡改痕迹。雍乾时重新校订实录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称满洲人与华夏人不是同一脉源，从未被其他政权管辖过，掩盖女真族曾被明朝统治的真相；回避满清入关初期血腥镇压反清起义的暴行。
影印本
海外版本
现今海内外流传的完整的《清实录》，是伪满洲国“满日文化协会” 据盛京崇谟阁藏本影印的太祖至德宗十一朝实录及《满洲实录》、《宣统政纪》，由日本大藏出版社1936年出版，共印三百部。另一种是台湾华联出版社据伪满本翻印的，1964年出版。实际上两种影印本是同一版本。据说台湾大通书局也曾出版过《大清历朝实录》，但国内并没有这一版本。
伪满本《德宗景皇帝实录》与北京大学藏定稿本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大红绫残本比较，在涉及清政府对外关系等问题上有不少差异。如定稿本和大红绫本中的“倭”、“奸细”、“寇”等字样，伪满本分别以“日”、“敌探”、“敌”等代替。又如定稿本（大红绫本缺失）中“三国允与日本议归辽地，帮助到底，毋须派员豫议”，伪满本改作“三国现与日本议归辽地，通知我方，毋须派员豫议”。“俄国既有帮到底之说”，伪满本改作“俄国有保全和平之说”。
《德宗景皇帝实录》
《德宗景皇帝实录》伪满本与定稿本和大红绫残本在文字上产生歧异的原因大概有两种：一是缮写小红绫本时做了改动，二是伪满洲国在影印时所改。经过比较发现，对个别字句的修改多属于伪满洲国影印时特意改动的。其中删除的大段文字由于大红绫本的残缺已不能确定是缮写清本时删去的还是伪满洲国在影印时改动的。但从删去的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光绪二十年、二十一年两年间有关中日战争的记载，由此不难推测，这大概也是影印时删掉的。
中华书局
1986年影印的《清实录》采用了与伪满洲国影印的不同底本。《满洲实录》采用原上书房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版本。太祖至穆宗十朝实录以原皇室成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红绫本为主，缺者用原藏乾清宫现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小红绫本补配。《德宗景皇帝实录》和《宣统政纪》用的是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定稿本。有研究价值的定稿本中的修改签条也缩印放在相关位置上。
中华书局版
《清实录》影印本，包括《满洲实录》、太祖至德宗十一朝实录，以及附印的《宣统政纪》，合计四千四百三十三卷。它是清朝历代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纪，用编年体详尽地记载了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用人行政和朝章国故。清朝十二个皇帝，有十一个编纂了实录。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在位三年就被辛亥革命推翻了，仍由原修《德宗景皇帝实录》人员编纂了一部《宣统政纪》。此书虽不用实录名称，体例则与实录无异。
清朝沿袭自唐代以来的旧制，上一代皇帝死后，由新继位皇帝特命大臣开馆纂修实录。清代实录馆是一个临时机构，开馆后，从宫内调取上谕、朱批奏折，从内阁调取起居注及其它原始档案，由纂修官理清年月，按纂修凡例加以选编。因此，《清实录》是经过整理编纂而成的现存的清史原始史料，为研究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必须凭借的重要文献。但在清代，实录从未刊布，只缮写若干部藏在京师（北京）、盛京（沈阳）两地的宫禁里，能够读到它的人极少。为了给清史研究者提供方便，使这部四千多卷的大书能够比较广泛地流传，把它影印出版，公诸于世。
一、《清实录》写本及现存情况
满洲实录
《满洲实录》共有四部。这部书每页三栏，用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并有图。第一部绘写本成书于天聪九年（一六三五），第二、三部绘写于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第四部绘写于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四部实录分别收藏在乾清宫、上书房、盛京、避暑山庄①。我们见到的只有上书房本，今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九三零年辽宁通志馆曾据盛京本影印，无满文、蒙文。一九三四年辽海书社又据以重排，图缩小四分之一。
十朝实录
这十朝实录究竟缮写几部，历来说法不一。一九二五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开始清点实录，所见太祖、太宗、世祖（以上三朝实录为雍正、乾隆间校订本）、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十朝实录满、汉、蒙文本各有四部。另外，盛京崇谟阁藏有十朝实录满、汉文本各一部，共计满、汉文本实录各五部，蒙文本实录各四部。这五部汉文本实录习惯上按装潢和开本大小，被称为大红绫本、小红绫本、小黄绫本②。大红绫本两部，一部收藏在皇史宬，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部收藏在盛京崇谟阁，现藏于辽宁省档案馆。小红绫本两部，一部收藏在乾清官，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一部收藏在内阁实录库③。小黄绫本一部，收藏在内阁实录库，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德宗实录
《德宗景皇帝实录》有两部，一部大红绫本，收藏在皇史宬，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进实录表》所署日期是“宣统十三年十二月”(一九二二)，已缺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一八七五）至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一八九五）部分，共缺三七六卷。一部小红绫本，现藏于辽宁省档案馆，《进实录表》所署日期是“宣统十九年”（一九二七），也已残缺不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完整的《德宗景皇帝实录》定稿本。我们称它为定稿本，因为它每卷前面都有监修总裁、正总裁、副总裁等阅签字样，有的卷中夹有要修的签条，经查勘正文，大都已照签条作了改正。有的签条虽然稿本正文未改，而清抄后的大、小红绫本都已照签条改正了。凡稿本正文中勾改的地方，大、小红绫本也均已改正。可以证明，大、小红绫本确是据此清抄的。
宣统政纪
《宣统政纪》有一部大黄绫本，原由溥仪本人收藏，七十卷。现藏于辽宁省档案馆。辽海书社一九三四年据清史馆所存稿本印行，四十三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宣统政纪》定稿本④，卷数同大黄绫本。
二、前三朝实录的修改
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在成书之后，又经过几次修改。修改的地方，有些属于统一人名、地名、字句，改正错字等技术问题，但也有些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增删了内容。
太祖实录
《太祖武皇帝实录》，成书于崇德元年（一六三六）十一月。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时曾修改过；福临亲政后又重修。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成书。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二）玄烨又下令重修，二十五年（一六八六）成书，书名改为《太祖高皇帝实录》，十卷。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胤禛下令校订，乾隆四年十二月（一七四零）成书，书名、卷数同于康熙朝重修本。太祖朝的实录应有五个本子，汉文写本我们能见到的只有雍乾校订本。铅印和影印本三种：（一）《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四卷，故宫博物院一九三一年铅印。这部实录所据底本是崇德初修本抑顺治重修本，学术界有不同意见。（二）《清太祖努尔哈赤寔录》十卷，故宫博物院一九三一年据内阁实录库雍乾本铅印。（三）《太祖高皇帝实录稾本三种》（初修存七册，再修存五册，三修存卷一至卷三），系康熙年间重修时的稿本，罗振玉氏在一九三三年以“史料整理处”名义影印出版。清史研究工作者曾把雍乾校订本与《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相比勘，发现雍乾本删去了一些有研究价值的史料，如孟革卜卤私通嫔御欲谋篡位事，大妃殉帝出于被迫等等，即是明显的例证⑤。
太宗实录
《太宗文皇帝实录》初修于顺治六年（一六四九）多尔衮摄政时，顺治九年（一六五二）福临下令重修；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又修，二十一年（一六八二）成书，为六十五卷。雍乾时又校订，乾隆四年十二月（一七四零）成书，卷数不变。《太宗文皇帝实录》共有四个本子，汉文写本只有雍乾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一份手抄材料，系用黑红二色笔校勘雍乾本和顺治本所记录下来的异同，从这份材料中可以看到，雍乾本在内容上也有删改。如顺治本卷三十八所记安平贝勒都都生前从不向别人问疾、吊丧；卷四十关于太宗死后，敦达里、安达里殉葬的情况（此事也见于《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都不见于雍乾本。
世祖实录
《世祖章皇帝实录》初修于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成书，一四四卷。这部实录也在雍乾时校订过，卷数未变。我们见到的汉文写本就是这一部，初修本没有见到。
影印本
在国内外流传的完整的《清实录》，一是伪满洲国“满日文化协会”据盛京崇谟阁藏本影印的太祖至德宗十一朝实录及《满洲实录》、《宣统政纪》（据溥仪藏本），东京单式印刷公司承担印刷，日本大藏出版公司一九三六年出版，共印三百部⑥。另一种是台湾华联出版社据伪满本翻印的，一九六四年出版。实际上两种印本是一个本子。从书目上又看到台湾大通书局出版了《大清历朝实录》，因没见到书，详情不了解。我们曾用伪满本《德宗景皇帝实录》与北京大学所藏定稿本、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大红绫残本比勘，发现伪满本文字上有不少差异，多涉及清政府对外关系。情况大致分为三类：（一）个别用字用词不同，尚未影响文义的，如大红绫本、定稿本中的“倭”、“奸细”、“寇”，伪满本分别改作“日”、“敌探”、“敌”等。这些都属于把含有贬意的字样改为缓和的或客观的。（二）文字出入较大，并影响文义的，如大红绫本、定稿本卷四六五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乙亥条作：
其实教民亦国家赤子，非无良善之徒。只因惑于邪说，又恃教士为护符，以致种种非为，执迷不悟，而民教遂结成不可解之仇。朝廷招抚义和团民，各以忠义相勉，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因念教民亦食毛践土之伦，岂真皆甘心异类，自取诛夷。果能革面洗心，不妨网开一面。
伪满本作
其实教民亦国家赤子，本属良善之徒。只因信从异教，又恃教士为护符，以致种种猜嫌，因此造端，而民教遂结成不可解之仇。朝廷弹压义和团民，各以安分相勉，不许妄动，以安人心。因念教民亦食毛践土之伦，岂真皆甘心反抗，自取其祸。果能觉悟前非，不妨网开一面。
又如卷三六七光绪二十一年五月辛未条，定稿本（大红绫本缺）作“三国允与日本议归辽地，帮助到底，毋须派员豫议”，伪满本作“三国现与日本议归辽地，通知我方，毋须派员豫议”。再如卷三六九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丁巳条，定稿本（大红绫本缺）作“俄国既有帮到底只说”，伪满本作“俄国有保全和平只说”。（三）定稿本中有许多大段文字，不见于伪满本（下面举例，大红绫本均已残缺，无从比较）。如中日战争之前，关于清政府的军事部署与计划的记载，卷三五一光绪二十年十月己丑条有：
又谕：电寄李瀚章：近闻广东有拕罟渔船，人极勇往，本船各有炮械，惯习波涛，可直赴日本为捣穴之计。著李瀚章传谕郑绍忠派员设法招募三四十只，给以行粮，即令迅赴长崎、横滨、神户三岛，攻其不备。傥能扰其口岸，毁台斩级，报明后立予重赏。如有人夺获敌人货财物件，即行赏给。并先与订明船价，傥被敌人伤毁，即照数给还。倭以全力并赴前敌，国内定必空虚，亟宜用釜底抽薪之策。此事郑绍忠当能力任。著李瀚章悉心筹办，即行密电奏闻。（电寄）
卷三五一光绪二十年十月条有：
谕军机大臣等：志锐奏，京北空虚，宜令热河各府以及张、独、多三厅，速办乡团。并稔知八沟一带猎户极多，火枪无不熟习，拟召募十营，愿效驰驱等语。志锐著准其前往热河，召募十营，迅练成军，以备缓急。至所称各府厅举行乡团之处，著志锐驰抵热河后，商同热河都统查酌情形，奏明辩理。将此谕令知之。（洋务）
又谕：前有人奏，天津军械所委员张士珩盗卖军火各节，当交王文锦确切查明，现尚未据覆奏。兹又有人奏称，张世珩总理天津军械局，购洋枪四万杆，费银数十万两，每万两实用三千，倭人又以重价将洋枪尽行购去等语。著王文锦归入前案，一并却查，据实具奏，毋稍徇隐。原片著摘钞给与阅看，将此谕令知之。（洋务）
又如，中日战争谈判前后，关于其它国家曾从中调停的记载，卷三六五光绪二十一年四月
又谕：电寄许景澄：二十九日，电谕许景澄向俄廷致谢，商由三国告倭，展缓停战互换之期，并饬总署王大臣赴三国使馆，嘱将展期一节，各电本国，该使皆允即日发电，不审日内俄廷已得日本覆信否？殊深悬盼。俄称倭果坚拒，只好用力。询之喀希呢，语涉含糊。究竟俄外部之言有无实际?此事至急，若有布置，此时必已定议，并著密探以闻。傥至限期迫近，尚无覆音，可否由中国径达日本，直告以三国不允新约，嘱中国暂缓批准之处，著许景澄往见外部，与之豫筹此节，先期电覆。再巴兰德向德廷陈说劝阻新约，系为中国出力，深堪嘉许!著该大臣传旨奖励。（电寄）
以上的几条大段文字在伪满本中都不存在。
《德宗景皇帝实录》伪满本与定稿本、大红绫残本在文字上产生歧异的原因，不外两个，一是缮写小红绫本时做了改动，二是伪满洲国在影印时所改。为了弄清这一事实，我们抽查了现已残缺的原来伪满用做影印底本的小红绫本，发现属于上述第一、二类文字歧异的地方，底本均有挖改痕迹，挖改后的字迹与前后文笔迹也不相同，绝非抄写的人由于写错字而挖改的。还有，个别地方“倭”字未改，底本在字旁有铅笔标记，说明当时影印之前的做法大概是有人先把要删改的字句标出来，然后动手挖改。我们又抽查了《宣宗成皇帝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伪满本与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皇史宬所存大红绫本也有不同。可以判断，这些文字上的歧异，是伪满影印时改动的。罗继祖先生了解当时的情况，他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至于第三类大段文字被删去，是缮写清本时删的，还是影印时删的，因大红绫本已残，尚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从删去的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光绪二十、二十一年两年间有关中日战争的记载，由此不难推测，这大概也是影印时删掉的。
伪满本不仅文字上有歧异，还有缺页、错页、重页现象。如《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三十七第七页与第八页内容不相接，经查核，第八页内容与第三页相同，缺第八页原文。《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六第五十一页内容同第十五页，缺第五十一页原文。《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百七十八第十页上半叶与下半叶错了位置。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这次影印《清实录》，采用了与伪满本不同的底本。《满洲实录》用的是原藏上书房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本。太祖至穆宗十朝实录以原藏皇史宬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红绫本为主，缺者用原藏乾清宫现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小红绫本补配。《德宗景皇帝实录》和《宣统政纪》用的是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定稿本。稿中夹有一些签条，我们把值得参考的缩印放在相应位置上。各卷选用底本详细情况，可参阅所附底本详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中华书局
②大红绫本，书用泾县榜纸，画朱丝栏，蝴蝶装，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每卷前面均有敕修大臣名单（《德宗景皇帝实录》每卷前无敕修大臣名单）。小红绫本，书用泾县榜纸，画朱丝栏，一般线装，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四字。小黄绫本，一般线装，每半叶八行，行十九字。
③这部实录当时移交“国府文官处”，现收藏在什么地方，有待进一步调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另藏有《高宗纯皇帝实录》六十五卷、《仁宗睿皇帝实录》二十二卷、《宣宗成皇帝实录》一百四卷，当是这部小红绫本的残本。
④《德宗景皇帝实录》、《宣统政纪》定稿本，每卷为一册，每半叶八行，行十九字。绝大部分都注明史料来源。
⑥据《八十路——杉村勇造遗稿集·满洲文化的追忆》。
附：影印《清实录》所据底本详表
《清实录》影印本共计四四三三卷，目录四二卷。现采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原皇史宬大红绫本《简称一史馆大红绫本》三三八八卷、原上书房小黄绫本八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定稿本（简称北大定稿本）六六七卷，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原乾清官小红绫本（简称故宫小红绫本）三四九卷，辽宁省档案馆藏原盛京崇谟阁大红绫本（简称辽档大红绫本）二一卷《以上不计目录》。
满洲实录八卷 一史馆小黄绫本
首卷三卷 一史馆小黄绫本
卷一至卷四，卷八至卷十 一史馆大红绫本
卷五至卷七 辽档大红绫本
太宗文皇帝实录六五卷首卷三卷
首卷三卷，卷一至卷三零 故宫小红绫本
卷三一至卷四八 辽档大红绫本
卷四九至卷六五 一史馆大红绫本
世祖章皇帝实录一四四卷首卷三卷 故宫小红绫本
圣祖仁皇帝实录三零零卷首卷三卷
首卷三卷，卷一至卷一五零 一史馆大红绫本
卷一五一至卷一九八 故宫小红绫本
卷一九九至卷二零一 一史馆大红绫本
卷二零二至三零零 故宫小红绫本
世宗宪皇帝实录一五九卷首三卷 一史馆大红绫本
高宗纯皇帝实录一五零零卷首卷五卷
首卷五卷，卷一至卷六九五 一史馆大红绫本
卷六九六至卷七零一 故宫小红绫本
卷七零二至七五七 一史馆大红绫本
卷七五八至卷七六三 故宫小红绫本
卷七六四至七八七 一史馆大红绫本
卷七八八至卷七九五 故宫小红绫本
卷七九六至卷一五零零 一史馆大红绫本
仁宗睿皇帝实录三七四卷首卷四卷 一史馆大红绫本
宣宗成皇帝实录四七六卷首卷五卷 一史馆大红绫本
文宗显皇帝实录三五六卷首卷四卷
首卷四卷，卷一至卷三三九 一史馆大红绫本
卷三四零至卷三四七 故宫小红绫本
卷三四八至卷三五六 一史馆大红绫本
穆宗毅皇帝实录三七四卷首卷四卷 一史馆大红绫本
德宗景皇帝实录五九七卷首卷四卷 北大定稿本
宣统政纪七十卷首卷一卷 北大定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