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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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末元初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天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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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衡早年师从大儒姚枢及窦默，学习程朱理学。元宪宗四年（1254年），应忽必烈征召，出任京兆府提学、国子祭酒。至元二年（1265年），受命议事中书省，上《时务五事》，提出“行汉法”的主张。至元六年（1269年），与徐世隆、刘秉忠等议定朝仪、官制。至元八年（1271年），拜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至元七年（1270年），任中书左丞。至元十三年（1276年），领太史院事，主持修历，与郭守敬等制仪象圭表，编定《授时历》。[1]至元十七年（1280年），因病归乡，次年（1281年）逝世，时年七十三岁。累赠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魏国公等，谥“文正”。皇庆二年（1313年），从祭孔庙。[47]
许衡被誉为“百科书式的人物”[46]。他受到元代最高统治者的器重，在朝中担任重要官职。[45]提出“行汉法”的政治主张，帮助元世祖建立治道，推进国家统一；倡导程朱理学，是继朱熹之后，在元代传播理学的第一人[45]；创立国子学，形成教育体系，培养大批人才；领导编制《授时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46]著有《读易私言》《鲁斋遗书》等。[1]
（概述内图片来源：《至圣先贤像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许衡
- 鲁斋先生、许文正
- 仲平
- 鲁斋
- 金末元初
- 汉族
- 新郑县西阳缓里
- 1209年5月8日
目录
许衡于金卫绍王大安元年四月初三（1209年5月8日）出生在新郑县城西的阳缓里（今河南省新郑市辛店镇许岗村）。他的父亲许通、母亲李氏原居怀州河内县（今河南沁阳），后为避战乱，迁居到新郑县阳缓里。[14-16]
据《元史》《许文正公遗书》《许文正公世家谱》《元朝名臣事略》《元文类》《蒙兀儿史记》等史料记载，许衡家族世代务农，但他自幼勤读好学，天资聪颖，七岁时入学，曾问老师为何要读书，老师答曰：“为了考科举。”许衡又问：“仅仅是这样？”老师大为惊异。以后每次讲书，许衡都要问个究竟，以致老师对其父母说：“令郎聪敏过人，我不能胜任，请别求名师。”辞馆而去。像这样连换了三位老师。长大后更加好学，因家贫无钱购书，常涉百里借书抄书。他曾在一个算命先生家中看到一部解释《书经》的书，便去手抄回来细读，后来逃难到徂徕山才得到一部王弼注释的《易经》。当时虽兵荒马乱，许衡仍坚持日读夜思，且身体力行[20]。
天兴二年（1233年），蒙古兵临新郑，许衡同众人从洛阳渡河经河阳（今孟县）返乡。此后，许衡后来迁移到山东，留在了魏州，人们见他道德高尚，逐渐的开始追随他。许衡在魏州呆了三年，听说战乱将要平息，于是又回到了怀州。凡是婚丧娶嫁，他必定要根据礼法，并以此倡导同乡的人如此做，学习的人逐渐多起来。因为家境贫穷，许衡亲自下田耕作，谷物熟了就吃谷物，谷物不熟就吃糠咽菜，处之泰然自若，朗读诗书的声音传到屋子外就如音乐一样优美动听。如果家里财产有余，许衡就把他分给同族人以及贫困的学生。人们如果有所馈赠，只要有一丝一毫不符合礼义，他就不会接受。姚枢曾经被召入京师，就把自己的雪斋让许衡居住，命令留守的人招待他，许衡坚辞不受。庭院中有水果熟透掉到地上，许衡的小孩由此经过，不用睁眼看一下就离开，许衡的家人受他感化如此之深。[73]
后又常来往于河、洛之间，在柳城从姚枢处得到程颐、程颢及朱熹的著作，从中获益甚大。后移居辉县附近之苏门山时，常与姚枢及窦默讨论学问，内容涉及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等众多话题。许衡曾说：“纲常伦理国家一日不可废，如果在上者不履行，我们一般人也要履行。”他在实际生活也正是这样做的。[26]许衡曾赴河北大名府讲学，由于恭谨执教，求学的人很多，并匾其斋为“鲁斋”，从此号称“鲁斋先生”。[18]
元宪宗四年（1254年），忽必烈受封于秦中，任命姚枢为劝农使，召许衡为京兆提学。该郡子弟经历过战火，想要学习却没有老师。听闻到许衡就职，莫不高兴而纷纷就学。许衡在京兆的郡县广建学校，使民众受到很大的教化。忽必烈南征时，许衡返归怀庆，京兆学者挽留不住，只得送至临潼而归。[27]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位，召许衡、姚枢至京师。当时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在讨论治国安邦之道时，文统重利，而许衡等人认为必须以义为本，招致王文统忌恨，再加上窦默在忽必烈面前说王文统学术不正，王文统怀疑三人是一派，便奏请委任许衡为太子太保、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表面上是尊敬重用他们，实际上是使其不能接近忽必烈。后又改命许衡为国子祭酒、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不久，许衡因病辞官返乡。[28]
至元二年（1265年），忽必烈任命安童为右丞相，打算让许衡辅助安童，便召许衡至京师，命他参预中书省政务。[29]许衡上疏治国纲要五项建议，忽必烈大为称赞，并一一采纳。许衡平时奏议很多，但他不留底稿，留传下来的仅此一件。[30] 许衡身体多病，忽必烈允许他五天到一次中书省讨论政务，还赐给他了名贵药材和美酒供他调养。[32]
至元四年（1267年），许衡因病归怀孟路（原怀州，元宪宗七年改为怀孟路）休养，至至元五年（1268年）又被召回，他的奏疏仍秘而不传。[31]
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命许衡与太常卿徐世隆制定朝廷礼仪制度，与太保刘秉忠、左丞张文谦立定官制。许衡参考历代官制体系，减去一些临时增设机构和旁设机构，于至元七年（1270年）上奏。其中涉及到一些权贵的利益，有人劝他不要变更旧制。许衡说：“我所论的是国家的体制，与个人无关。”他的建议得到忽必烈赞同。[33]不久，阿合马任中书平章政事，统领尚书省及六部，权势很大，一些大臣阿谀奉承，但许衡与阿合马争论时，坚持原则，从不让步。不久，忽必烈任命阿合马的儿子为枢密佥院官，众人都附合，唯独许衡不同意，对忽必烈说：“国家大权在于兵、民、财三个方面，如今阿合马掌管民、财，其子又掌管兵权，这不行。”此后许衡随忽必烈到上京时，又列举阿合马专权欺上，损国害民的众多事项，但未得上报给忽必烈。许衡因此称病，请求不参与国家机务大事。[36]
忽必烈早有立太学的打算，于至元八年（1271年），任命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并亲自挑选蒙古子弟交于许衡教育，许衡请求征调其弟子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火敦、孙安、刘安中等十二人为伴读。这些蒙古子弟年幼，许衡关爱他们如同对自己的儿子一样，但对于师徒等级关系的严格，就像君臣关系一样。除熟读诗书外，他还演习各种礼仪。这些学生尊师敬业，均知三纲五常为人之道。[34]
至元十年（1273年），因权臣屡次破坏汉法，致使学生缺粮，许衡便请求辞职返回怀孟故里，翰林学士王磐对忽必烈说：“许衡教人有方，诸生学后可以从政，这是国家大体，不要让他辞去。”但由于窦默为许衡恳求，忽必烈还是让许衡还乡，以赞善王恂代管太学事务。刘秉忠等奏请以耶律有尚、苏郁、白栋等为助教，保持原许衡所制定的教学规矩，忽必烈同意。[35]
元朝自取得中原后，采行金朝的《大明历》，但该历法不精确，世祖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令王恂制定新历。王恂认为一般历家只知历数不知历理，奏请许衡回京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来主持太史院事。许衡与太史令郭守敬等合作，研制新观象仪，经细密观测，参照旧有历法，剔除其中错误，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制成新历，忽必烈赐名为《授时历》，颁行天下。[37]
许衡中年时曾居于博爱景贤村，晚年后居于怀孟路河内县李封村。至元十七年（1280年）六月，许衡因病请归李封村休养，得到允准。许衡的长子许师可由河东按察副使改任怀孟路总管，以便照顾许衡的晚年生活。[39]
元至元十八年三月初二（1281年3月22日），许衡辞世，时年七十三岁。同年四月二十日下葬于李封村东南。怀孟人讣讯，无论贵贱长幼皆为之恸哭。四方学者闻讯相聚哀哭，更有不远千里奔赴墓前致吊者。[40]
皇庆二年（1313年），朝廷下诏以许衡从祭孔庙。延祐初年，又诏立书院于京兆，以祭祀许衡。并赐田做祭祀的经费，书院名“鲁斋书院”，鲁为许衡居魏时的书斋名。[43]
元世祖即位后，许衡还与刘秉忠、张文谦等“立朝仪”、“定官制”，完善元朝官员品阶等级。他鉴于当时干戈扰攘，民生凋敝的势态，一再向元世祖建议要重视农桑，广兴学校，以“行汉法”作为“立国规模”。他说：“立国要以中国历代所行的汉族各项制度为本。考察历史，凡北方民族占有中国之后，必行汉族制度，国运才会久远，否则乱亡相继，国运不长。当然，蒙古贵族和勋臣们立即完全接受汉族制度是不容易的事，但经过长期教化，也不是不可以改变其原来的思想和态度，关键在皇帝要坚定不移，不听信谗言，不求速效，最后必会达到安邦定国的目的。”从而可知，许衡的政治理想是要实行儒家的仁政以获得民心。至于获得民心的关键，则在于实行“汉法”。由于这一“立国规模”的确定，中原广大地区社会秩序得到恢复，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安定。对元初政局稳定、经济生产的恢复起了积极作用。
- 政治主张
许衡的主要政治主张在他上疏的“时务五事”中展示的即为清楚：许衡认为自古以来建立国家都需要有一个制度，遵循这一制度并且实行它，国家便可长治久安，否则的话国家变易分更，王朝将会被颠覆。而中原的制度经过了历朝历代的考验，无疑是值得效法的，因此他提出来“汉法政治”这一主张。他考证了、辽、金等朝代，这些朝代都积极效仿中原的先进制度，所以他们的朝代历时较其他少数民族长，而其他少数民族因为没有一个合适的制度来维护其统治，相继覆灭。元代是一个入主中原的朝代，蒙古族为统治阶级，除了要管理蒙古人以外，还要统治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夫陆行宜车，水行宜舟，反之则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汉食热，反之则必有变”，原来统治蒙古人的制度是不适用于现在的。但是他也考虑到了要改变一个民族的制度是很困难的，因此他提议说寒和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温度，但是要想使寒变为暑，先使其变温，到了一定程度便会变热，继续累积便变为暑了。万事都是靠积累慢慢的变化而成的，“汉法政治”也是如此，只要统治者坚定信念，不要受小人的谄媚之言，不要害怕流言蜚语，训练军队，广建学校，随时补损增益，使人民生活富实，假以时日，自然水到渠成，大家便会自然而然的遵循这一制度而不觉有所不妥。[52]
- 政治实践
许衡同样也是一位务实主义者，至元六年（1270年）与太常卿徐世隆制定朝仪。后又与太保刘秉忠、左丞张文谦制定官制，许衡在制定官制过程中考订历代官职的设立分类以及沿袭变革，“其权摄增置、冗长倒置、行之有弊者，率皆不取。自省部属县体统之正，左右台院辅弼之制，内外诸官聊属控制之差，后妃诸藩隆杀之防，悉图为定制。”[53]
许衡在维护元朝政治稳定方面也是有贡献的，他刚正不阿、不畏强权、不贪图权位，如阿合马独揽大权，朝中群臣多阿谀奉承，唯有许衡主持正义，“先生每议，必正言不少让”[54]。许衡认为：“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与财，子又典兵，不可。”[54]若掌此大权，则恐反也。许衡不畏阿合马的中伤，曾多次与皇帝讨论阿合马专权罔上、蠹政害民的事情，苦于没有结果，多次请辞。[52]
许衡的汉法政治、用人、为君、治国这些政治观点无不是他所主张的理学思想在政治方面的体现，他根据元朝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这些观点最终为统治者所接受，促进了元朝的统一与政治的稳定。他还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亲自主持修订官制，就是对其行汉法，恢复儒治的实践。总之，许衡作为一个汉族儒士，主张“汉法政治”，并亲自参与元朝与推行汉法有关的政治、文化活动。在忽必烈利用汉法入主中原的进程中，许衡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52]
许衡长期担任国子监祭酒，主持教育工作，承宣教化，不遗余力。许衡以“乐育英才，面教胄子”为宗旨，故其门下不仅有大批汉族学生，还有不少蒙族弟子。他施教的原则是“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即循循善诱，潜移默化。至元八年（1271年），许衡奉元世祖之命，负责培养一批蒙古贵族子弟，在他的辛勤教育下，这些不懂汉文的青年也都成为“尊师敬业”的优秀儒生。其中有不少人，后来“致位卿相，为一代名臣”。
作为汉人儒士，许衡在整个国子监的创办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许衡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潜心教育学生，并通过私学的模式开展教育事业。他曾多次表达了他对创办学校，以及育人对于整个国家发展必要性的重视。[45]许衡反复强调，“用人是用其所长，教人则是教其所短。”[49]在伴读制实施的过程中，选择的十二位名为斋长，实为伴读的教育，都来自他曾经的教授的得以门生，如：王梓、韩思水、苏郁、耶律有尚、孙安、高凝、姚燧、刘季伟、吕端善、刘安中、白栋等十二人。许衡要求他们发扬自身的优秀品质，其目的是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和不分朝夕的学习与引导，帮助蒙古、色目生徒改掉粗犷及旧俗，使他们学习礼仪谦让，规范自身言行。在许衡实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过程当中，教育者的品行和素质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保证教育过程中能朝着更正确方向发展的保障。[45]
许衡对待学生“爱之如子”，从生活到学习无不关怀备至。他对待自己则从严要求，“夜思昼诵身体力行，言必揆诸其义而后发”。因此，在许衡的熏陶教育下，“数十年间文坛彬彬有礼，号称知名公卿与士大夫的人，都出自于他的门下。”所以，许衡通过传道授业，对于汉、蒙文化的融合和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许衡对汉蒙文化交流，程朱理学传播和朱陆合流有较大影响。与姚枢、窦默等讲程朱理学，“慨然以道为己任”。他对程朱理学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提出了“命”、“义”之说。许衡精研程朱理学而不拘泥，提出了著名的“治生论”。他说：“言为学者，治生最为要务。”许衡是元代儒学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人。[72]
- 天道观
作为天地之根本，天道对于天地万物而言乃是不可选择而被动接受的，它统摄宇宙万物。道是人与万物背后的支配者，针对于此，许衡将天道归结为“命”。而另一方面，理的本质内涵是一种绝对至善，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根源与终极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说，天理是人所必然遵循的最高道德理则，是人的应然之选择，这即是“义”。因此，“义”与“命”这两个范畴就成为天理的一体两面，在这个意义上，二者获得了统一性。相对于“命”的不可选择性，“义”是人的自主性的显现，是人的丰体地位的体现。另外，许衡认为人在“命”面前并不是无奈地接受，人不当为“命”所拘，而应超脱于外部境遇，保持一种超脱于世的心态，知晓“命”中所涵具的天地“仁心”，正所谓乐天知命。此种“仁心”正是天理的本质所在，天地之间的流行变化都无非是“仁心”的显现。[56]
许衡在哲学上还称世界本原是“独立”的“道”。认为“道”生“太极”，“太极”函“一气”﹔“气”具阴阳，由此化生天地万物，而其中又以人为灵贵。他又称太极是理﹑天理，说“有是理而后有是物”，“无理则无形”，认为形而上之理是世界根源。在论到天地万物时，认为“万物皆本于阴阳，要去一件去不得”。万物皆有刚柔﹑动静﹑内外诸矛盾。每一矛盾双方都相济相胜，“天下事，常是两件相胜负”。但他认为，矛盾发展最终“以静为主”，止于无对﹑静止的状态，又表现了形而上学的思想倾向。[56]
- 心性论
在心性问题上，许衡认为人禀赋天理即天命之性。人性本善，是本然之性。但人禀气有清浊之不同，故又有气质之性。通过静时“存养”﹑动时“省察”的修养方法，能使“气服于理”，复见天理。他还提出心与天同的天人合一论，强调“反身而诚”﹑“尊德性”等自省自思的认识和修养方法，认为这样就可以尽心，知性，知天。 许衡哲学虽本于程朱，但不重玄奥“隐僻”之理，而强调道德践履。他说，“道”在日用行事中，不是高远难行之事，并提出“盐米细事”也应当讲究。这在客观上有一定积极意义。[56]
诗歌
许衡诗歌在创作中文字简练朴素，借鉴传统绘画的白描技巧，不事唯饰，注重以形传神，尽量以平民化的手法进行描摹、勾勒。如“大山如蹲龙，小山如踞虎”（《别西山》），寥寥几笔，几个词语，如“蹲龙”“踞虎”，就画龙点睛地描绘出两座山峰的形态特点和差异，而且活灵活现、生动有感，仿佛蓄势待动一般。许衡以简洁、形象的两句话，用平民的视角和叙事特点来组织诗句，但去其鄙俗之气，用其白俗之质，精心运用语言要素，扣住描写对象的特征，如实地勾勒出景物的情态面貌，达到了以“形”传“神”的艺术效果。这样的诗句，来自生活，但又经过了“润物细无声”的打磨，既有生活的影子和味道，充浦”地气”，又显现出艺术的品质光芒，具有灵气。[48]
许衡诗作的特点即平铺直叙、不求文饰，如“花谢花开，时去时来”“得失在天，敏听天裁”。许衡对事理常有自已独到的见解，心性修为通达而又率真，对人生得失秉持自然通脱的心态来看待，在表达上则秉笔直书，直抒胸臆，如《病中杂言六》”人人都畏死来催，我道人生死是归”。[48]
许衡精通天文、历算。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世祖“以海宇混一，宜协时正日”，故须摒弃沿用已久舛误甚多的金代（大明历）而创制新历。于是，遂命许衡“领太史院事”，全面负责这一工作，并以王恂、郭守敬为副，共同研订。经过许衡与其他成员的积极努力，至元十七年（1280年），终于完成了这一艰巨复杂的任务。在此期间，许衡以年届七旬的高龄，辛劳擘划，艰苦备尝。创制了简仪、仰仪、圭表、景符等天文仪器，在全国各地修建27所观测台，进行实地观测。制订了《授时历》。他用近世截元法代替了上元积年法，并推算出了365.2425日为一年。[38]这个结论，比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数字只差26秒，比欧洲著名的《格列高利历》还要早三百年。《授时历》使用的时间，前后达363年（1281年—1644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一部历法，也是中国历法史上的第四次重大改革。[72]
- 元代
王磐：①先生神明也！[6]②气和而志刚，外圆而内方，随时屈伸，与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书之堂，布褐蓬茅不为荒凉，圭组轩冕不为辉光。虚舟江湖，晴云卷舒，尚友千古，谁与为徒？管幼安、王彦方、元鲁山、阳道州，盖异世而同符者也。[6]
欧阳玄：世降邃古，大朴日雕。天吏不作，治教寂寥。帝恫我民，眷求有徳。世祖齐圣，作其建极。臣有许公，身任斯道。为仁肫肫，制作慥慥。昔公在野，世难荐臻。精义致用，屈蠖之信心。乐则顔志，任则伊朝。思夕维天，将启之。朋来逺方，以辨以问，防融一贯，冰释理顺。世祖居潜时，号儒宗多士。既归功徳，日崇召公。起家斯世，将泰灼之。俊心天地，正大既握。干符尊履，五位利见。大人乃在，九二覃怀。之居辂车，实来屡进。亟退求福，不回论议。上所容徳，休休献可。替否言直，以遒上曰：仲平汝左，朕丞其悉。尔学资朕，股肱惟诚。惟一以结，主知惟明，惟哲其止也。时初问伐，国对不以兵上达。公猷不在，宋平官盛。既禀公耻，素餐敬事。后食匪为苟，难近臣贵胄。[60]
虞集：①许文正公表章程、朱之学，天下人心风俗之所系，不可诬也。[6]②文正遗书，其于圣贤之道，所志甚重远，其门人之得于文正者，犹未足以尽文正之心也。后之随声附影者，谓修词申义为玩物，谓辨疑答问为躐等，谓无猷为为涵养德性，谓深中厚貌为变化气质，外以聋瞽天下之耳目，内以蛊晦学者之心思，而谓文正之学，果出于此乎？[6]③许文正公衡生乎戎马抢攘之间，学于文献散逸之后，一旦得其书而尊信之，凡所以处己致君者，无一不取于此，而朱子之书遂衣被海内，其功讵可量哉。夫孰知先后扶持，时其进退久速，使其身安乎朝廷之上，而言立道行者，公实始终之也。呜呼！微朱子，圣贤之言不明于后世，微许公，朱子之书不着于天下，微公，则许公之说将不得见进于当时矣，庸非天乎。[24]
揭傒斯：许公居王畿之内，一时用事，皆金遗老，得早以圣贤之学佐圣天子，开万世无穷之基，故其用也弘。吴公僻居在江南，居阽危之中，及天下既定，又二十六年始有大臣荐，强起而用之，则年已五十余矣。虽事上之日晚，而得以圣贤之学为四方学者之依归，为圣天子致明道教之实，故其及也深。……至如真儒之用，则有若许文正公，由朱子之言、圣人之学。位列台辅，施教国子，是以天启昌明之运也。乃若吴公，研磨六经，梳涤百氏，纲举目张，如大禹之治水，虽不获任君之政，而著书立言，又岂一材一艺所得并哉？[55]
陶宗仪：孔子没，几不得其传百有余年，而孟子传焉。孟子没，又几不得其传千有余年，而濂洛周、程诸子传焉。及乎中立杨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杨氏之传，为豫章罗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没，而其传及於我朝许文正公，此历代道统之源委也。然则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而后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矣。[23]
- 明代
宋濂等：衡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故所至，无贵贱贤不肖皆乐从之，随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为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条，终身不敢忘。或未尝及门，传其绪余，而折节力行为名世者，往往有之。听其言，虽武人俗士、异端之徒，无不感悟者。[13]
崔铣：昔中夏陷于金虏，百年而后元兴。许子之乡为夷域，而自其先巳臣夷矣。狄之虐也日甚，民之存者，如发仁人者，忍坐视而弗救哉？世祖知许子于潜，尊其道以隆礼，故阶之以救乱，可也。虽然许子未尝以其君帝也。召以议道，则往召；以制官，则往召；以立教，则往召；以作历，则往召。舍是无往焉。是故储师不尊，则辞礼不继；权臣不诛，则辞乡教；有敕则不宣，问伐宋则不对，居元之朝未尝久，淹也。故程氏、朱氏之学，禁于宋，而元兴之儒者之道，灭于金。而衡起之，若夫化夷为夏，如古王世斯变通之德不同久专之积乃致矣或曰刘因之隐非与曰元取刘子于名刘子出则为食于夷是故危邦夷朝任道则行徒禄则违可也尊德则就具臣则避可也[44]
何塘：鲁斋许文正公，元大儒也。顾自秦罢侯置守以来，士无世禄而礼废俗末，士大夫习于苟简，复鲜留意于谱牒之学，故古者圣贤之后往往不可考，有宋诸儒始复崇起谱学，而世大夫翕然从之，顾北方复有乱离散失之患是盍深可叹也，重念东鲁圣人删述六经以明道统，颜孟诸儒相与辅相而后，先之至今将二千年，其子孙相传不废，似有不专于谱牒者？岂非其功在万世，人心自不能忘，故至是耶。宋室南迁，兵戈迭起，学校荒废，圣贤之道盖将坠于地矣，文正公于斯时乃独讲明而体行之，幸遇世祖皇帝信用其说，斯道大明于天下以至今日，公之功大矣，其子孙固宜与孔颜孟氏并传无穷。[51]
顾清：孔、孟没而后有周、程诸儒，其说盛矣，犹未遍于东南也，得朱子而集其大成。朱子没而国事日非，其传固未及于中州也，得鲁斋而其道始行。自元至今，儒者之推尊如出一口，咸以为朱子之后一人，而其书之存止此。然惟其书之简也，故为说精；惟其说之精也，故于事切。如论学则欲阙经书之疑义，而体其经夫妇成孝敬者，以求益于身心；论治则谓防人之欺，不若养人之善，而归其本于农桑学校。其他论说，往往若是，皆明乎物理，当乎人心。譬则菽粟布帛，真可以疗人之饥寒；南车烛龙，真可以破人之迷暗。学者从之，又如从昆仑者之溯于洪河，虽未即至，而他适焉者寡矣。[59]
周琦：①许衡、吴澄相继起于元。时谓北许南吴，北许之学，得自姚枢其传，以程朱为主。南吴之学，当炎运垂息之时，得断简于众，遗发新知于卓识，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亦以程朱为主继。北许为元祭酒，其教有莫大焉者。平仲生北，似不得已。事元而幼清生南，非不得已，其失犹有过于许平仲者矣。[57]②许平仲之学，自谨独之功。充而至于天德王道之蕴者，其功始于见柳城姚枢雪斋之后也。姚雪斋隐苏门，传伊洛之学，平仲一见之后，悉授之。而归焉，尽变所学。从之，旦夕精读，笃志力行，以身先之故充。至于天德王道之，藴及应元世祖之召对，以治天下之道。其要在王道，其功则三年。所以启沃君心者，固深矣。但其仕元，未免有隙之可议也。[57]③许衡之学，为得正传而仕元，则非正矣。夫学得其正者，体也。试之者，用也。谓其志在泽民，不在事君，则可若非君不事，如伯夷者，则未可方之。刘因且不能及，况伯夷乎？故卒而嘱其子，曰：墓不必书爵，止曰：许衡之墓，可矣。许平仲若有惭德者邪？[57]
王拭：元许文正公鲁斋先生，远绍孔孟，近接程朱，际宋末元初，天下扰攘，公独守性理之传，以正学术人心为本；立朝侃侃言言，责难陈善；为国子祭酒立讲学法，尊师敬业，俾童子咸知三纲五常；道德文章，炳若日星，卓然一代大儒也！云间张氏谓其道虽塞于一时，实通于万世，信哉斯言。我朝稽古右文，崇儒重道圣祖仁皇帝阅史旌奖高宗纯皇帝谴官致祭，复恩及后裔，立名儒籍，优免杂徭，诚旷典也。丁亥岁予来守是邦，得窥先生之遗范，幸莫大焉！[51]
王世贞：许文正衡之仕蒙古，为异论者不甚肯之。以为蒙古夷狄也，不当为臣。此言谬也。夫衡也、姚枢也、窦默也，非女真氏之臣也，民也。女真之与蒙古，皆夷狄也。自蒙古入，而天下之不为禽兽几希矣。幸而有世祖者，不甚嗜杀人，而一窍之通，小有志于儒道，于此而不自牖以启之。五帝三王之教，其与存者几何？用夏变夷文正与枢默之绩伟矣。夫耶律楚材，调铁木真之吻齿而柔之，中国不尽为牧苑。而遗黎相煦，以成蕃庶，吾且心仪之，以为其功不在大禹下！刘秉忠改服而殉世祖，为之定都邑立纲纪，后世无讥焉，何独于衡而有所龂龂也。且夫禹不忍于鲧乎哉！孔子不舍鲁而适楚哉！当是时中国之教尚休明，乃慨然而欲居九夷，庶几九夷之化而中国也。然则为衡者，何忍坐视中国之民而九夷哉？虽然其时有江汉先生赵复者，欲以死殉而不得，则抱孔氏之遗书，授枢等而卒不仕也。此则善之善者也。[21]
- 清代
张履祥：许鲁斋何人也？贤人也。其仕元是与？非也。非则恶贤诸？原之也。出处之际，士君子居身之大目也，语云立身一败，万事瓦裂，恶原诸？以鲁斋之贤，故原之也。及乎身之既失，后虽悔之，已不可以复追，是为不幸也。夫仕元之非，鲁斋不以自文，而奚俟后人之文之也？鲁斋生于金章宗之世，当是时，北方之学者俱随宋而南矣。嗣后，金灭于元，饥乱相寻无宁日。鲁斋少长流离，奔窜于其间，盖未尝学问也。虽其质甚美，知向学，伊洛遗书存焉者寡矣，贤师友其谁哉？忽必烈藩于外，选民间生，郡邑以鲁斋应召为伴读，固已失之于早矣。其后，学日益进，行日益修。忽必烈为君而召之，其得复辞不起乎？至是，鲁斋见义已明，固知仕元之为非矣，而势不能以不仕。[58]
刘大观：①观尝反复先生之本传，窃有以窥先生之深际焉！盖世之称颂先生者，以先生之学追配程朱，讲性理而已，而不知先生际遇之时难于程朱，程朱性量渊涵事功郁而未著，先生建立之伟业赴机应变，其设施有可见者，则道学与功名同一原也。②先生以泰和九年己巳生于新郑，壬辰元兵渡河为游骑所得，其万夫长酗酒杀人为戏，先生明哲保身，从容曲譬活无算生灵，是先生之智也；世祖欲伐宋，朝士纷纷建议攻战，先生独苦谏世祖，服以德勿取以力，是先生之仁也；平章阿哈马奸回贪冒，牵制朝柄，先生劾以罔上不道，是先生之勇也。昔文中子当隋之乱，隐居求志，教授河汾，唐初赫赫数公半出其门下，先生处金元之交，与窦默、姚枢为友，天德王道探幽析微，而元初名臣如安童、不忽木皆涵濡训迪，名垂竹素，盖与文中子后先辉映矣。语云，学以致道，又云，通经致用道之不致奚以学为用之不致奚以经为先生学程朱之学，补程朱未竟之功，是善于学程朱者也，善于学程朱既善于学孔孟者也，不然皋燮稷契未及著书，其学反在董贾杨马诸人下哉？
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帝）：人君开国承家，创业垂统，必有通经明道、规模宏大之臣为之立法垂猷，使子孙有所鉴，成宪而持永久，斯立国之要也。元自太祖、太宗以及世祖并有天下，莫不率服，亦赖有一二名臣为之左右于其间，使敷政设教，有以成一代之纪纲，则耶律楚材、许衡其人也。二人立纲陈纪，为国成宪。才智兼全，经理庶务，衡让于楚材；而明道通经，匡君定国，讲明礼乐，立一国之规模，则楚材又让于衡焉。观其首陈四防，其立国规模一疏，世祖累用其言，已有成效。至于言治道、劝用贤、言养民，皆天下急务，而不见大用于世，乃天下之不幸，亦有元之不幸也。自朱子以来，继传之儒，代不乏人，然推西山、鲁斋为尤卓。西山生于宋末，虽为防政，不究其用；鲁斋当元初，尊信朱子，倡明正学，世祖累见信用，其功效颇着于西山云。[10]
爱新觉罗·昭梿：却特氏起自沙漠，一时所用将相，如耶律文正、杨中令惟中之相业，许文正、窦学士默、姚文宪枢之文学，刘太保秉中之谋画，商孟阳挺、郝伯常经之刚直，廉中书弟兄之忠梗，史丞相天泽、伯右相颜之战功，张都统宏范、李统制恒、阿太尉术之勇略，率皆拔出一时者。[17]
- 近当代
柯劭忞：许文正应召过真定，刘文靖谓之曰：“公一聘而起，无乃太速乎？”文正曰：“不如此则道不行。”及文靖不受集贤之聘，或问之，曰：“不如此则道不尊。”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恶可轩此而轾彼也。自朱子以后，博通经术，未有及吴文正者。拟之四科，许德行，刘言语，吴基文学欤。[11]
杜严：往尝过许文正公墓地，见夫松柏蔚然葱翠，绵延数里若有云物呵护者，窃叹先贤遗泽孔长徘徊久之；又尝谒其祠庙，见殿庭庄严栋宇巍焕，奉祀者皆恪恭将事不禁肃然起敬；洎乎入李封村中游览，见其父老话桑麻，儿童习诗书，雍雍熙熙，犹有先贤之流风余韵。盖凡文正公后裔之乡，皆聚族而居，世守宗法立而社会秩序得以维持，于不比敝焉？若文正者，当元世祖入主中国之际，原本洙泗佐佑、廛洛昌明正学，以道格君，以礼仪倡教化功德之彪炳，岂仅一族蒙其泽？即以祖论，亦足以垂范来兹，使后世天下之人，皆如许氏之世守宗法，而社会秩序犹有紊乱者乎？[51]
主词条：许衡不食梨
许衡在盛夏行路时因天气炎热，口渴难耐，路边正好有一棵梨树，路人纷纷去摘梨吃，惟独许衡静坐树下不动。有人不解地问：“何不摘梨解渴？”许衡答曰：“不是自己的梨，岂能乱摘！”那人笑其迂腐：“世道这么乱，梨树哪有主人！”许衡正色道：“梨虽无主，难道我们的心也无主了吗？”[2][25]
- 家庭成员
辈分 |
关系 |
姓名 |
简介 |
|---|---|---|---|
先辈 |
祖父 |
许成符 |
— |
父 |
许通[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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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追封魏国公，谥惠和[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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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
李氏[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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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封魏国公夫人[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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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妻 |
贺氏[63]
|
封魏国太夫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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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氏[63]
|
追封魏国夫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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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辈 |
儿子 |
许师可[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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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官河东按察副使、襄阳路总管[65]、怀孟路总管[50]，赠礼部尚书，谥文简[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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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师敬[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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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师逊[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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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仕[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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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师孚[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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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辈 |
孙子 |
许从宣[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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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师敬的第二子，历官太保府长史、福建按察使，工部尚书[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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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从宗[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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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从宪[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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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荫累迁湖广行省理、以归德知府政事[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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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从宸[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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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官监察御史，山南宪佥，终河东副使[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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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从宜[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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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东孙[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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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夭[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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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女 |
— |
适广东宣尉使都元帅宁居仁，封覃怀郡夫人[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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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奉翰林文字、承德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萧璘[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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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宁陵主簿张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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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阜城县尉陈恕[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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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崇祖，次绍祖，秘书著作佐郎、武进县尹，次书童，文童，礼童，武童[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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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许衡的里籍，主要有新郑与河内二说。新郑与河内虽然都有许衡故里碑，但新郑阳缓里是许衡生地，许衡自天兴二年（1233年）离开新郑后，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许衡晚年长居并葬在李封村，故此地应为故里。[16]
主词条：许衡墓
许衡墓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李封村南，焦克路北侧。始建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始建时，许师可立“大元故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许公坟”碑一通，碑阴为“茔域之图”及说明。后元世祖敕赐墓田一百三十亩，建享堂三间，牌坊一座。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敕制神道碑，名儒欧阳玄奉敕撰神道碑，许师敬勒石以记，竖立于许衡墓地神道上。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清圣祖拨银两维修。乾隆十五年（1750年），遣礼部尚书伍龄安致祭许衡墓，立御祭碑一通，并对墓地加以维护修葺。
1982年，河南省焦作市人民政府公布许衡墓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至1986年许衡后裔集资20余万元修复许衡墓。2000年9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许衡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0]
- 研究会
2004年11月，中国元史研究会、中国实学研究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和中站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了“中国首届许衡学术研讨会”，12个省市自治区27所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和其他代表150余人出席。[71]
- 纪念大典
2009年11月15日，由河南省文物局、焦作市政协主办的许衡诞辰800周年纪念活动在焦作市中站区许园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许氏宗亲代表参加祭奠活动。[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