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马克思主义为社会所做的阶级划分中的阶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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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
- bourgeoisie(E) буржуа(Р)
- 布尔乔亚
-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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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最早出现于中古时期的意大利，那时住在村庄中的居民开始变得比住在附近乡间的人还要富有。因此他们可以获得相对较多的权力和影响力，同时逐渐远离平民阶级。他们能够快速地对当地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力，可以对统治者表达否决权。
资产阶级首先在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出现，原因是意大利同欧洲的两个商业世界联系密切。意大利不仅从地中海贸易中得到好处，而且是西欧、北欧同东方各国贸易的中间商，从中得到了利益。在商品和贸易活动的哺育下，意大利的一些城镇商品经济繁荣起来，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条件。
在此之后，资产阶级这一新兴阶级陆续在中欧、西欧兴起，逐渐形成一个独立阶级。
殖民主义开辟的广阔世界市场，是资产阶级大工业发展的客观前提，这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商业市场在航海业和铁路业的迅速扩张，这使得资产阶级的资本扩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这是资产阶级超越旧社会中所有其他阶级，成为统治力量的根本基础。[2]
在马克思主义里，资产阶级被定义为在生产商品的社会中拥有生产资料，占有工人劳动的阶级，和资本家实际上是相同的意思。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赚取薪资者）与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是互相敌对的，比如说，劳工自然都希望薪资能够越高越好，然而资本家却希望薪资（即成本）能够越低越好。换句话说，资本家会剥削劳工。
如果将拥有生产工具定义为一个人对某个特定的生产工具拥有完全的控制，那么在21世纪的现代社会中，已经剩下非常少的资产阶级了。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用语中，资产阶级是指那些控制了公司机构的人，控制的方法有透过对公司大多数股份的掌握、选择权、信托、基金、中介或关于市场业务的公开发言。因此“资本家”是指财富主要通过投资得来的人，而他们不需要工作以求生。
马克思恩格斯说，与过去的“各个时代”旧有的生产方式不同，资产阶级的生存和统治，不是奴隶主和封建统治那种基于不动产（土地）的惯性实践循环往复过程中保持自身生产方式的“原封不动”，而是在交换市场变动不居的“动产”（金钱）的基础上，主动自觉地造成“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这种永不停息的全面“革命”，成了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存在前提。[2]
其次，在社会关系赋型和构式的层面上，不仅原先农耕自然经济惯性实践中存在的封建式的宗法关系赋型和专制等级构式，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跨了”，因为经济物相化中的金钱关系场境会“夷平化”一切高贵—低下质性和所有不平等关系，进而，资产阶级自己创造的经济关系赋型，还没有等到固定下来也会立刻变得“陈旧”，这使得新的社会定在本身的内在本质变成快速的变易性场境转换，泡沫式的功利性时尚成为生活塑形的基本样式。[2]
第三，资产阶级的世界市场创造了社会定在与发展更加宽阔的生存场境空间。这还是客体向度的肯定性描述。为了赚钱，“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不得不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而当通过“榨取全世界的市场”，无形中“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其客观结果是让“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
中国历史上的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充当了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工具，它们不仅依附于帝国主义，而且又与中国的地主阶级相互勾结，既压迫工农，也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民族利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反动的、腐朽的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是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解体、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与帝国主义联系较少的资产阶级。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上和政治上具有软弱性，反帝反封建不彻底，具有妥协性。因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不能成为领导阶级，而只能充当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也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
“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增长到这种关系所不能容纳的地步，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当生产力一开始突破这种障碍的时候，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状态，就使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2]
资产阶级产生的客观基础，是工业生产物相化构序和新型的商品交换关系赋型对农业生产组织和宗法关系构式的替代，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方式也都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和发生起来的，可是当大工业生产和商业市场（“交往手段”）急剧发展起来之后，旧有的“封建的农业和制造业组织”立刻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被彻底打破。[2]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不是完全孤立、对立的，两者还存在着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一些资产阶级成员既要出资也得付出劳动一样，无产阶级虽主要依靠劳动也可以偶尔获得资本收益了，也说明了资本形态的复杂化已经导致阶级存在的复杂化，资本运作已经进入到让部分无产阶级享受资本收益、从而更进一步激发劳动者积极性的时代。[1]
其三，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掘墓人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正是在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制之下，不同于可以一次买卖的奴隶，工人才成为“把自己零星出卖”，使自己的劳动（力）成为可以使资本增殖的交易对象。[2]
在理论阐释上，资产阶级思想家是立足于自然权利学说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范畴进行论证的。这种脱离社会历史条件以人的自然属性与自然权利解释人的社会生存的理论，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在制度性质上，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建立于私有制的基础之上，以保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前提，演化为资产阶级利益不可侵犯。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之下，自由是有产者对无产者进行剥削的自由，资产阶级才是民主的主体，平等仅限于资产阶级集团内部，人权则完全忽视集体人权而贴上个人主义的标签。[3]
毫无疑问，“天赋人权”口号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正是在“天赋人权”的旗帜下，资产阶级否定了曾被认为不可侵犯的神权、君权和世袭特权，斩断了人身依附关系，摧毁了封建的旧世界。也正是在“天赋人权”的口号下，资产阶级将自己的利己主义本性确立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原则，建立了自由竞争和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进而创造了比以往一切世代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的东西。一句话，在“天赋人权”口号下，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4]
第一，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在法国社会中的支配地位。在“法国史三书”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内部进行了区分，将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与中等资产阶级区分开来。马克思指出：“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与他们有联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5]
第二，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对法国生产者阶级的剥夺。金融贵族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现有的财产来发财致富，而“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放荡，金钱、污秽和鲜血汇为一流。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还是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5]
第三，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对法国公共权力的控制。国家机器成为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在直接经济剥削之外对人民进行第二重剥削的手段。集权的官僚机构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最初作为破坏封建制度的手段，后来作为压制生产者即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的手段。[5]
军事思想是资产阶级对于战争本质、战争规律、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等问题的基本看法的总称。它是资产阶级长期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对于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各个领域以及资产阶级的军事实践活动，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只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逐渐形成的。其中拿破仑一世在完善军队组织、建立新的作战方法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是军事思想具有奠基性质的理论和名著。
19世纪中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发展进入了新时期。美国提出核战略，强调凭借先进的技术兵器、特别是核武器、保持强大的威慑力量和军事优势，争夺世界霸权。美国在80年代初创立的“空地一体”作战理论，反映了日益重视对战役理论的研究。
中国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从清朝末年洋务派的军事主张，到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以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在军事上形成的理论，都带着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烙印。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在历史上对世界军事科学的发展曾起过推动作用，但由于它是为资本的掠夺扩张政策服务的，再加上方法论的局限，因而在涉及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实质的问题上，总是不能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解释。
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
1.关于战争
2. 关于军队
3. 关于作战指导
常见原则是：目的和任务，简明性，统一指挥，进攻，机动，集中兵力，节约兵力，突然性，军队的战斗保障等。
任何阶级的成长都伴随着对旧体制的推陈与革新，伴随着革命运动。
17–18世纪，世界历史继承前一时期的巨大转折和变化，向着更为深广的方向发展。在欧洲和北美，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的衰败，封建主义的基础受到冲击，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来临。继尼德兰革命之后，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开辟了道路。欧洲大陆的主要封建国家也陆续进行改革，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此期间，欧洲国家进一步加快了殖民扩张的步伐。经过激烈的斗争，英国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家。在社会巨变的大潮中，欧洲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启蒙运动，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套政治构想。在法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摧毁了封建专制统治，为资产阶级掌权开辟了道路。在英属北美殖民地，以华盛顿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发动并领导了北美独立战争，建立了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
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的主要商道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英国人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拓展对外贸易，进行殖民掠夺。在此期间，纺织业等工场手工业得到很大发展，还出现了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牧场和农场。由工场主、商人、银行家和农场主等组成的新兴资产阶级成长起来。有些贵族虽然保留着贵族头衔，却也从事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活动，他们被称为新贵族。
其中的代表性事件有：
《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确立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基本原则，排除了天主教徒继承英国王位的可能性。它规定了议会的权利和国王的权限，虽保留了国王，但用立法手段大量限制国王的权力，确保国家实权牢牢掌握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手中，这种政治体制，历史上称为君主立宪制。由于这次推翻复辟王朝的统治，是没有民众参加的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所以被资产阶级史学家称为“光荣革命”。
1789年7月14日，巴黎革命群众攻克巴士底狱，标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随后颁布了法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件《人权宣言》；1792年9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成立；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达到顶峰，罗伯斯庇尔掌权，国王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1794年7月27日，著名的热月政变爆发，法国大革命结束；1799年拿破仑发动政变，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
美国资产阶级革命也称“北美独立战争”“美国独立战争”。18世纪后半期，英国在大西洋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每个殖民地都由英国派来的总督统治。这时的殖民地已经开发了大量的种植园，建立了纺织、炼铁、采矿等多种工业，经济比较繁荣。
英国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增加殖民地的税收，对殖民地进行蛮横的压榨和残酷的剥削。1765年，英国人又想出个新花样：印花税。他们规定，一切公文、契约合同，执照、报纸、杂志、广告、单据、遗嘱，都必须贴上印花税票，才能生效可流通。这激起殖民地人民极大的愤怒。
于是，“自由之子”、“通讯委员会”等秘密反英组织相继出现，各地都发生了反英事件，抵制英货、赶走税吏、焚烧税票、武装反抗等等。这一切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恐慌，他们立即派军队镇压。1770年3月5日，英军在波士顿向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当场打死5名市民，打伤了6人，制造了震惊北美的“波士顿惨案”。反英的怒火在殖民地人民心中燃烧，一场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战火在北美大陆上燃烧起来了。
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起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