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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7月6日出生于天津,曾先后就读于天津普通学堂(今天津三中)及北洋大学堂法律学门。1906年,作为北洋大学堂首批官费留学生入读美国哈佛大学法律系,1909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并被授予哈佛大学金钥匙奖。1912年,回国任教于北洋大学,1914年至1920年间任职国立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校长。掌校期间,提出“实事求是”的校训并被沿用至今。1915年,天津法租界当局计划侵占老西开地区,天津一批绅商发起成立天津维持国权国土会,由赵天麟担任副会长。1916年,在老西开事件中,赵天麟在抵制法国的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五四运动后,当局令校方采取高压手段阻挠学生罢课,赵天麟愤而辞职。1920年,出任开滦矿务局协理。1934年,出任耀华学校校长,提出了“尚勤、尚朴、惟忠、惟诚”的校训,简称“勤朴忠诚”并被沿用至今。在天津被日军占领后,赵天麟曾抵制占领当局推行的“亲善”教育,拒绝日军武装入校参观。1938年6月27日清晨,被日军暗杀团分子枪杀。
赵天麟总结了北洋大学多年的办学经验,概括出了“实事求是”四个字,以之教导师生,作为“校训”镶刻在钟形红棕色铜牌校徽上,一直承袭至今。他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科学技术知识, 对昔日的北洋大学和今天天津大学的教学科研、教书育人起到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赵天麟担任校长期间,坚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创造和改善办学条件,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和建设。他调整校舍布局,建造比较完善的操场、球场、教员住宅、学生宿舍、凉亭、花园;注意不断充实图书馆藏书,使当时北洋大学图书馆内中西图书、中西刊物、法律书报刊物等藏书拥有量在全国名列前茅。他还组建了一批实验室,例如矿物实验室、岩石实验室及机械工厂,还有自然地质标本、矿物及岩石标本、经济地质标本等陈列室,设备之齐全,当时名列全国之首。他的出色的工作为北洋大学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0年,赵天麟任开滦矿务局协理。由于他在教育界的声望, 1934年赵天麟又被邀请出任天津耀华中学第三任校长。他主持学校工作后,以“勤、 朴、 忠、诚”为校训,严格选择师资,在教育工作中要求德智体三育并重,受到全校师生的爱戴, 取得斐然成绩。1936年,天津中等学校举行首届会考,耀华中学高中毕业生总成绩和个人成绩均列第一名。
1937 年天津沦陷,日本侵略者建立起残暴的殖民统治。赵天麟对此怒火中烧,决心为抵抗日本的殖民统治而斗争到底。同年12月12日,他邀请租界区教育界50多位校长和教师召开秘密会议,他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说,号召不买日货,永不当亡国奴。并把耀华中学作为爱国斗争的一个据点。1937年校庆时悬挂中国国旗,率领大家高唱中国国歌,反对日本进入学校。
赵天麟是抗日爱国的教育家, 1948年他牺牲十周年之际,耀华中学将学校图书馆定名为“君达堂”以示纪念。天津大学、耀华中学无疑是当今天津重要的大学与中学之一,这两所学校都与著名教育家赵天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赵天麟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对昔日的北洋大学和今天的天津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8年6月27日上午7时许,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天麟,在上班途中被两名日本特务暗杀。一时轰动全市,震惊全国,耀华学校全体师生及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同声哀悼,自发地组织起来到日伪政府请愿,抗议日军暴行。
赵天麟(1886-1938),字君达,天津市人,早年在天津普通学堂毕业后,考入北洋大学法律系。1906年他作为首批官费赴美留学生就读于哈佛大学,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赵天麟回国后,任教于北洋大学,1914年任该校校长;1916年积极参加天津人民反对法帝国主义强占老西开的斗争,当选为维持国权国土会副会长与进京请愿代表;1919年辞去北洋大学校长一职,任开滦矿务局协理,在社会上颇具声望;1934年任天津公学(1935年改称耀华学校)校长。[1]
七七事变后,日军轰炸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及河北师范学院附中等学校。为了使失学学生尽早复学,尽快安置失业教师,赵天麟顶住种种压力,克服重重困难,征得学校董事会的同意,决定在耀华学校中学部开设特班,招收失学学生1000余名,南开中学大部分教师也转到耀华学校任教。因学生人数骤增,教室一时不敷应用,遂安排原在班级上午上课,特班下午上课。赵天麟此举得到了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成为日本暗杀团的目标。
天津沦陷后,敌伪为了进行奴化教育,下令学校一律使用其指定教材,并升日伪政府旗帜。但每逢节日及学校周会活动时,耀华中学仍悬挂中国国旗、唱中国国歌,在校内组织宣传爱国及抗日活动。1937年12月12日,50多名各校教师在海大道(今大沽路)女青年会,秘密召开抵制日伪奴化教育的会议,赵天麟慷慨演讲。他还多次将被日军列入逮捕名单的爱国学生保护起来,并通过英租界工部局向外输送,甚至送到抗战的大后方。凡此种种,引起日方的极端不满,他们称耀华学校为“抗日大本营”,并捏称耀华学校地下室藏有枪支,几次要求进校搜查。赵天麟利用耀华学校地处英租界内的特点,告知前来搜查的日军,如欲进校搜查,必须通过英工部局,取得英总领事的同意。
1938年4月17日,赵天麟接到英工部局警务处李汉元的电话,通知他以酒井为首的日本宪兵队即刻来校“参观”,令赵天麟准备接待。赵天麟马上电话通知英驻津领事馆,但适逢英总领事不在。此刻酒井等已来到校门,赵天麟遂命人加以拦阻,并告知来人现正与英领事联系。双方僵持近4个小时,才接到英副领事的回电,电称,先让酒井带人回去,不日内,由日总领事带队,英总领事陪同,再行参观。在校门外等候的酒井虽已暴跳如雷,但也只得悻悻而归。
嗣后,伪教育局派人来校“视察”,工部局事先通知了赵天麟,但在“视察”人员中,竟有着军装的日本宪兵,赵天麟当即以军人不准入校为由加以拒绝。因此,也彻底激怒了日本宪兵队,酒井令日本暗杀团伺机刺杀赵天麟。
日本暗杀团是日本特务专为杀害抗日爱国人士而组织的,设在特一区(今河西区)静远里,负责人是日军上尉中泽及汉奸李殿臣(绰号“李二先生”)。英工部局警务处获得日军欲刺杀赵天麟的情报后,立即报告了英总领事,并通知了赵天麟本人。为预防不测,警务处特为他派了一名随身警卫,并专门配备了一辆汽车,接送他上下班。此后,赵天麟及其家人连续收到恐吓信,但他仍然坚持爱国行动,并事先立下遗嘱,时刻准备为国牺牲。然而两个月过去了,日军方面毫无动静,工部局遂撤掉了专车。
1938年6月27日上午7时20分,同往常一样,赵天麟告别家人,与随身警卫于绍周从英租界伦敦道昭阳里2号(今成都道73号)家中出来步行上班。刚要出门时,赵夫人在后面叫住于绍周交代事情,赵遂一人先走了出来。刚走出不足百米,只见对面来了两个学生打扮的骑车人,行至赵跟前时,突然从怀中掏出手枪,对准赵天麟连发数枪,赵的胸部、腰部连中四弹,应声倒地。来张自忠家(今成都道60号)串门的巡捕刘宝山恰好从张家出来,见此情景遂掏枪向枪匪射击,但未能击中枪匪,反被枪匪击中腹部两弹。正在门口的于绍周闻声冲了出来,紧追几步,在伦敦道花墙南边,将两名枪匪击倒,一人被击中左腿,一人被击穿小腹。当赵的家人跑出来时,血泊中的赵天麟已经停止了呼吸,时年仅52岁。他的尸身经河北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处检验后,由家属抬回家中。
闻讯赶来的英工部局巡捕将两名枪匪及受伤的刘宝山一同送到马大夫医院。两名刺客被送到212病房救治,经过包扎处理后被押送到英工部局巡捕房。住在227病房的刘宝山因大肠被子弹击断,失血过多,医院即刻通知其家属,后经其兄弟输血,医院全力抢救而脱险,一月后痊愈。
两名刺客专由英人罗伯森和李汉元秘密审讯,局内外华洋警方均不准介入,并且谢绝新闻报纸的采访和报道。经审讯,刺客一个叫魏文汉,一个叫何绍洲,他们均为日本暗杀团成员,受日军上尉中泽及其助手李殿臣的派遣而来,开枪刺杀赵天麟的是李殿臣的外甥何绍洲。
虽然整个审讯过程极为秘密,审讯结果也只有英工部局的极少数人知晓,但最终还是被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特高股的人探得了情报。后经警察局通知了赵天麟的家属,并将此案真相公诸于新闻报纸。
赵天麟校长被日寇暗杀的消息传出后,立即轰动了全市,震动了全国。耀华中学全体师生及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同声哀悼,自发地组织起来到日伪政府请愿,抗议日军暴行。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特别给学校发来了对赵校长的褒奖令。电文称:天津私立耀华学校校长赵天麟,办学津市最负职责,艰苦奋斗,不辞劳瘁。嗣因敌方嫉恨,百般为难,终不为屈,竟遭狙击以毙。应以特例褒奖,交行政院转教育部,以优抚恤,用昭忠魂,而励来兹。收到电文后,耀华学校董事长徐世章立即召集教师、学生代表、学校董事和家属,宣读了褒奖令。
8月28日,在共产党领导下,由柳无忌主持的学联会印制多种宣传品,由宣传组长刘宝璋率领,在英租界游行并散发传单,揭露日寇一年来在津的暴行,号召人民起来杀尽日寇汉奸,光复国土,完成国民抗战伟大的天职。
审讯后,英方深知如将二犯移送到伪法院,日方定会设法释放,所以,他们决定将刺客暂时羁押于英工部局警务处。但几天后,何绍洲却因伤势恶化导致肺感染而丧生。在津的国民党人员马上找到英方,要求英工部局立即将刺客交给国民党政府审理。英方答应,择日将刺客魏文汉先用英轮解送香港,再转道移交给武汉国民党政府处治。
翌年4月18日,伪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程锡庚,在英租界大光明影院被抗日锄奸团刺杀而亡,狙击枪手也被英工部局捕获。日驻津总领事要求英方立即引渡“凶犯”,并于6月14日封锁了英法租界。在日方的压力下,英工部局终将魏文汉引渡给了日伪河北天津地方法院。1941年日军强占英租界后,同年12月15日,魏文汉即被日军茂川机关的特务毛利释放了。出来后,他马上来到日租界海光寺后福厚西里找到了李殿臣,李奖励了他1000元联币。
抗战胜利后,天津警方密令缉捕魏文汉。1946年8月,曾在英工部局任职的警士牛桂泉报称,他曾亲眼看见魏文汉在唐山火车站附近摆摊做小生意。警方遂派牛桂泉、于绍周等前往唐山缉捕罪犯,但魏却已闻风而逃。转年4月,一直苦苦寻找魏文汉的牛桂泉在秦皇岛终于发现了他的踪迹,并侦知魏已化名孙继成,在临渝县朝阳镇公所户籍股任职。17日,牛桂泉遂协同临榆县警察局共同在秦皇岛将其捕获。20日押解回津。
魏文汉供称,他是天津静海县人,曾就读于天津河东师范中学,三年级时,因家境贫穷而中途辍学。1929年,在烟台国民党陆军第二十一师军官教导队受训10个月后,任该师第一旅第二团第二营第七连少尉排长,翌年升任中尉排长,1932年春,因伤退职回家。1933年5月,在塘沽第五一军十三师六三七团任上尉团副。1934年退职进津后,在保安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任中尉分队长。天津沦陷后,他即投靠日本,与李殿臣、何绍洲、王金舫共同加入日军上尉中泽领导的日本暗杀团。
1938年初,李殿臣开始策划暗杀赵天麟的活动,具体由何绍洲、魏文汉和王金舫三人执行刺杀。魏文汉袭击汽车司机,王金舫对付警卫,何绍洲枪杀赵天麟。事先探得赵天麟每天赴校上班的时间和路线后,26日,他三人又从特务班出来,经过大连码头、美国营盘,来到伦敦道查看地形。27日上午6时50分,他们骑车来到伦敦道埋伏在赵家周围。见到赵天麟并没有坐汽车也没带警卫,何绍洲遂让王金舫躲在后面接应,令魏文汉与其共同实施刺杀。何绍洲连发四枪将赵天麟打倒后,一名巡警向他们开枪,何绍洲一边还击一边撤退。这时,赵天麟的警卫也冲出来,开枪击中了何绍洲并将他抱住。魏文汉骑车正欲逃跑时也被其击中,连人带车摔倒在地,见自己已经跑不掉了,他就将手中的一支十三连响的勃郎宁手枪扔到了便道上的一辆菜车上,随后即被巡警抓住。何绍洲在工部局没几天就死了,他则于1941年被日本特务毛利释放。出来后不久,魏就离开天津去了唐山,住在车站旁的于家小店,以卖烧饼馃子为生。1946年7月,在车站碰见警察牛桂泉后,他连夜仓皇逃到了秦皇岛,住在西后街长发客栈内,后经客栈内的一个姓宋的旅客介绍,到临渝县朝阳镇公所户籍股当了一名干事。17日晚10时许,被警方抓获。
依据魏文汉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派人分赴北平、北仓等地缉捕李殿臣和王金舫,但没有发现他二人的踪迹。
证人于绍周称:“我只看见何绍洲开枪打赵校长,魏文汉当时在场并且手中有枪,我没看见他向赵校长开枪,是我开枪将他二人打伤,并将何绍洲抱住。”
1947年11月3日,河北高等法院第一分院(即天津分院)刑事庭依据《惩治汉奸条例》,以“通谋敌国,充任有关军事之职役”罪,判处魏文汉有期徒刑7年6个月。魏文汉不服判决,上诉至南京的最高法院。1948年2月2日,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庭作出“原判决核准”的终审判决。
1946年1月9日,天津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向国民党行政院转呈了耀华学校董事长徐世章、吴鼎昌的呈文,请求国民政府对赵天麟及其家属给予褒恤。呈文称:“已故校长赵天麟办事认真,不避艰险,虽屡受诱迫威胁,毅然不为动摇其忠贞爱国之忱,不屈不挠之概尤为敌忌。当南开民德及省立男女师范各校被毁,多数教职员失业,千百学生濒于失学,该校长激于义愤,顾全教育,商得校董会方决议。就该校设立特班,尽量收容失业教职员数十人,失学学生1000余人,该校之措施与该校长之热诚,颇受社会舆论之称许。而敌伪积恨益深,祸机隐伏,竟于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凌晨,该校长于离家赴校途中,在伦敦道昭明里路口,遽被敌遣匪徒二人所狙击,立即殒命。其时现任本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适任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处长,亲率官警当场缉获凶犯二名归案。该校长因公遇祸,其老母寡妻均以悲愤忧郁相继殁世,所遗子女众多,生活维艰,情极可悯。该校痛念该校长以身殉职之惨及维护教育之功,对于其子女优给恤金,并准其在校肄业之子女免缴学费,以示优异。今值抗战胜利,国土光复,敌寇全面降服,堪慰忠魂,而志士为国捐躯,例邀恤典,用特胪陈前校长被害情形,恳请多钧座准予转呈国民政府,优予褒扬,并对其遗族子女从优抚恤。1月15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赵天麟,抚恤其家属,并准赵天麟入祀天津忠烈祠。”
1992年2月24日,经国家民政部批准,追认赵天麟校长为革命烈士。1995年,在耀华中学图书馆前,铸造了赵天麟烈士铜像,以供全校师生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瞻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