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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1][30]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于2001年正式提出，该项目首先进行了为期三年（2001—2003年）的预研究。在预研究的基础上，2004年夏季，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2004年，在全国范围内众多古文化遗址中，选定了河南郑州大师姑遗址、河南灵宝西坡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河南新密新砦遗址、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等中原地区六座规模大、等级高的城邑为第一阶段重点发掘和研究的中心性遗址。期间还通过对浙江良渚遗址、陕西石峁遗址、湖北石家河遗址等都邑性遗址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以丰富的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6][8][11][13-14][23]
- 中文名
-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 外文名
- project to trace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22]
- 拼 音
- zhōng huá wén míng tàn yuán gōng chéng
- 注 音
- ㄓㄨㄥ ㄏㄨㄚˊㄨㄣˊㄇㄧㄥˊㄊㄢˋㄩㄢˊ ㄍㄨㄥ ㄔㄥˊ
- 支持方
- 国家支持
- 属 性
- 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 启动时间
- 2004年夏季
- 预研究
- 2001—2003年
- 第一阶段
- 2004—2005年
- 第二阶段
- 2006—2008年
- 第三阶段
- 2011年—2015年
目录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文明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延绵至今的文明。中国古代文献中，一般是把三皇五帝作为中华文明开化的肇始（注意：“三皇五帝”在具体指称对象上存在多种说法[33-34]），海内外华人也都将三皇五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但古代文献中对三皇五帝乃至尧舜禹时求端棕期的记载非常简略。关于三皇时代、五帝时代的记述有不少带有神话色彩，属于古史传说，并不能作为信史。
直到二十世纪末，国内和国际学术界都有一些人对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中国史学界很多人认为中华文明开始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而部分国外学者和个别国内学者怀疑甚至否定夏朝是真正存在过的王朝，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时代只能从符合“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城市）并为甲骨文所证明的商朝后期开始算起。
要想消除社会上和学术界存在的疑问，搞清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实证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依靠考古发掘获得的新资料来研究和证实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
可以说，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不仅对于复原中国古代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从世界范围内探讨人类文明的产生及发展变化的承担懂束机制和规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6][31]
第九个“五年规划”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顺利实施，2000年9月通过了项目验收，同年10月，《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出版，总体达到了计划中的预期目标。该科研项目提出了夏、商、西周王朝的年代框架表（约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770年），同时也开弃堡创了采取国家工程束旬欠的形式，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研究重大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的工作模式。[2][32]
“夏商周断代工程”告一段落后，参加工程的学者们建议，继续“夏商周断代工程”茅榆判开启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机制，开展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历史脉络的研究。鉴于中端提华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科技部决定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为科技攻关项目，分阶段实施研究计划。[26][30]
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和“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这一项目从2001年的预研究启动，到2008年底第二阶段结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探源工程的预研究（2001—2003年）、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和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探源工程预研究和探源工程第一阶段是作为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立项的；探源工程第二阶段是作为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立项的。
201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4期完成结项。[1]
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发布会。[4]
2004年，国家在制定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方案时，在全国范围内众多古文化遗址中，选定了可能与黄帝有关的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可能是禹都阳城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可能是夏启之居的河南新密新砦遗址、考古学界公认的夏代中晚期都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河南郑州大师姑遗址及与传说中尧时代时空吻合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等中原地区六座规模大、等级高的城邑为第一阶段重点发掘和研究的中心性遗址。[12-14]
遗址名称 |
地点 |
遗址简介 |
图示 |
|---|---|---|---|
河南省三门峡灵宝市阳平镇 |
西坡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首选的重点研究的六大遗址之一，现存面积约40万平方米。以仰韶文化中期的聚落环壕、特大型房址、大型墓地出土玉器的发现为主要代表。最大的房址F105外带回廊，总面积达516平方米，是迄今所见中国史前最大的单体建筑，开创中国回廊式古典建筑先河，西坡遗址对探索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特性、进程、模式、动因等具有重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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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登封市告城镇 |
王城岗遗址面积约50万平方米，有龙山晚期大、小三座城（小城两座），其中大城面积34.8万平方米，是同时期河南龙山城址中面积最大的一座。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城址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200-公元前2020年，王城岗大、小城与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和“鲧作城”有关，是研究早期夏文化的重要遗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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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新密市刘寨镇 |
新砦遗址是早期夏文化的典型遗址之一，填补了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缺环。“新砦期”是以新砦遗址第二期遗存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其年代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其主体因素是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发展而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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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 |
二里头遗址是一处史无前例的王朝都城遗址，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同时，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夏王朝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从年代、地域、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特征等多方面论证，“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晚期都城的遗址，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是目前为止关于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历史属性的最佳表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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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荥阳市大师姑村 |
大师姑东距古代大湖荥泽7公里，它可以据黄河、邙山、荥泽三位一体的天险，防守从东北方向来的商人。从这个角度看，它很可能是夏王朝设于东境的军事重镇。在大师姑夏代城址外侧，还发现有早商时期大型环壕，且城址内部早商文化遗存丰富，说明此地早商时仍是一处重要聚落。大师姑夏代城址对探讨夏代晚期夏商文化关系、夏商交替年代等夏商考古研究中的学术问题，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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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襄汾县 |
陶寺遗址是修建于距今4300年前的巨型城址，280万平方米的城内已有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一般居民区和墓葬区等严格的功能分区。中期城址约280万平方米，分布有宫殿区、大型礼制建筑、手工业区、王陵区、仓储区、普通居民区等，功能齐备。2019年以来的最新考古，确认了宫城内面积近8000平方米的宫殿建筑是史前时期所发现的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有主殿、附属建筑、庭院、廊庑等遗存，结构复杂、布局规整。陶寺遗址已经具有完备的都城功能，进入早期文明社会。其因素影响了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建设，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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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8][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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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名称 |
地点 |
遗址简介 |
图示 |
|---|---|---|---|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 |
浙江良渚遗址，发现了建于距今约5000年前，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内城和面积达800万平方米的外城。为防止遭洪水侵害，还堆砌了长3.5公里，宽十几米，高数米的大型水坝。其工程量在全世界同时期的建筑中是首屈一指。良渚遗址代表了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稻作农业的最高成就，并经由它所代表的良渚文化对其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拥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实证中华文明的发展特征——多元一体，并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杰出代表性的东亚地区史前大型聚落遗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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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神木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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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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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大型城邑的出现。陶寺遗址发现了建于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大型城址，它非常宏大，有280万平方米，南北1800米，东西1500米。修建这样规模的城址需要大量人力，可见当时组织人力从事工程的能力有很大提高；三是出现反映王权的宫殿、宗庙。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宗旨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并探索形成这一过程的背景、原因、发展道路及其特点。多学科，就是各个学科的有机结合；多角度，就是要从环境、生产力发展状况（包括农业和手工业）、精神生活、社会结构等多个角度来研究文明起源；多层次，就是不仅要研究都邑遗址和贵族的状况，还要研究位于都邑附近的中小型聚落和社会中下层人们的生活；全方位，就是要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发展变化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分为预备性研究和第一、二、三、四、五阶段。[26]
预研究（2001—2003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以公元前2500—公元前1600年的中原地区为工作的时空范围，设置了“古史传说和有关夏商时期的文献研究”、“上古时期的礼制研究”、“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年代测定”、“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古环境研究”、“早期金属冶铸技术研究”、“文字与刻符研究”、“上古天象与历法研究”、“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等九个课题，共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的数十位学者参加。预研究阶段除了开展对上述专题的研究之外，更主要的成果是摸索出了一条多学科结合研究文明起源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法，提出了一个较为可行的探源工程实施方案。[2]
第一阶段（2004—2005年）
探源工程预研究结束后，2004年夏，“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也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启动了。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项目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原地区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初步探索其背景、原因、道路与特点。涉及学科除了考古学以外，还有文献史学、古文字学、人类学、天文学、科技史等多个学科。动用了放射性碳十四同位素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古人类食性分析、化学成分分析、物理结构分析、遥感和遗址的物理探测等大量自然科学技术。[2]
第二阶段（2006—2008年）
在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科技部将“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列为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先期三年（2006—2008年），如果进展顺利，再继续予以支持。“探源工程（第二阶段）”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为牵头人。“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技术路线与第一阶段相同，即多学科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但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都有很大扩展。研究的年代上限向前延伸到公元前3500年，空间范围由中原地区扩展到文明化起步较早、资料丰富的黄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工程进展顺利，于2009年3月通过结项。[2]
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把研究的时间范围扩展到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空间范围从黄河中游扩展至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主要研究该时间段中各个地区都邑和区域中心性遗址及其所属考古学文化的年代、环境变化、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和社会结构变化。[26]
第三阶段（2009—2012年）
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研究，研究的时间范围依然是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重点研究课题包括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年代谱系的完善和各地文明化进程中重大事件的年代学研究，各地区环境变化与文明演进的关系研究，各地区技术和生业的发展以及铜、玉、盐等重要资源与文明形成的关系研究，都邑性聚落和各个区域中心性聚落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文明形成过程中精神文化的发展状况研究，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整体性研究。[26]
第四阶段（2013—2018年）
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对第三阶段设置的年代、环境、生业、都邑和聚落反映的社会结构以及整合研究等几大课题继续开展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第四阶段结项报告。[26]
第五阶段（2020—2024年）
这一阶段仍然延续探源工程前四阶段的方针和技术路线，将近几年新发现的距今5500年到3500年的重要遗址纳入工程中，并加强了理论阐释方面的力度。[26]
2020年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实施以来，进一步扩大了研究的时空范围，围绕辽宁建平牛河梁、山东章丘焦家遗址、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二十九处核心遗址，在深化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整体认识的同时，聚焦关键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精心设计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27]
经过项目各承担单位、各相关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1．文化谱系与年代测定课题：结合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梳理和分期，重点对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新密新砦、河南偃师二里头等中心性遗址出土的系列标本进行了精确测年，从而奠定了中原社会文明化进程中种种问题讨论的年代学基础。
2．自然环境变迁课题：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100年期间，中原地区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适合农业的发展。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黄河中游地区曾有一个气候较为异常的时期，其主要表现为温度的变化尤其是降雨量的不均衡。这一研究结果与古史传说中关于尧舜禹时期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的记载恰相吻合。
3．经济技术发展状况课题：应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四处重点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人工遗物及相关遗迹进行研究，揭示出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这个特定时间段里，中原地区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生产部门——农业（包括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以及最能反映当时技术水平的加工制作业（包括青铜器制作、陶器制作、玉器加工等）都呈现出显著的变化和进步，其中尤以发生在由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文化演变过程中的变化最为明显。具体言之，公元前2500年以后，农业生产在保持原有的以粟类作物为代表的农耕生产和以家猪为代表的家畜饲养业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普遍地种植水稻和饲养黄牛，与此同时，起源于西亚的小麦和绵羊也传入中原地区，由此逐步建立起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和多种类家畜饲养方式。这一时期已经掌握了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陶器制作和玉器加工的技术也有了较大发展。研究表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确是促进中原地区文明形成的重要动力之一。
4．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课题：通过对陶寺、新砦、二里头等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几座都邑性遗址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对遗址的修建、使用和废弃年代、布局、功能区分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王权发展程度有了不同程度的新认识。
（1）据古史传说，山西南部是尧活动的中心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大型城址。公元前2300年左右，该处首先建成一座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的城。到了公元前2100年前后，扩建成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大型墓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平面呈大半圆形的特殊遗迹。复原研究显示，从该半圆的圆心外侧的半圆形夯土墙的有意留出的几道缝隙中向东望去，恰好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太阳从遗址以东的帽儿山升起的位置。发掘者和天文学家都认为，这个遗迹很有可能是与观测太阳的位置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节气的活动有关的观测天象和举行祭祀的场所，容易让人联想起《尚书·尧典》中关于尧“观象授时”的记载。陶寺城址规模巨大，城内功能分区明显。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阶层分化，城内的统治集团已经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祭祀权，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宰，具有“王”的雏形。有理由认为，至迟在陶寺遗址大城使用的时期，该地区已经进入到早期国家的阶段。
（2）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的都城。自1959年被发现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几代学者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相继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及铸铜作坊。但是，对都城的总体布局一直缺乏了解。探源工程立项以来，这座夏代后期都城的考古发掘终于取得了突破：都城中部可确认为宫殿集中的区域，其周围以宽10—20米的道路围绕；路面上还保留有迄今最早的车辙（两轮之间的距离为1米，应非马车）。正殿大多坐北朝南，东西两侧厢房对称，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具有中轴线理念的雏形。这一发现将我国古代宫室建筑特点出现的年代上溯至距今3700多年前的夏代后期。
与此同时，课题组成员还在这几处中心性城邑周围地区进行了“全覆盖式”的聚落分布状况调查。新发现遗址174处，为此前已知数量（48处）的3.6倍。聚落分布调查的结果使我们可以将这些中心性城邑与周围同时存在的中小型遗址联系起来考虑当时的社会结构。这些成果证明重点围绕中心性城邑遗址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和区域调查，是研究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有效途径。
5．综合与总结课题主要做了以下工作：整合各课题研究成果；对国内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对国外学术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分析和评述；对涉及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如文明与文化、文明与国家、文明形成的标志、文明形态和发展阶段等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为“十一五”期间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制订了实施方案。[2]
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得出了如下阶段性的认识：
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辽西、海岱、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文化各有自己的起源和传统，虽彼此有交流，但大致为独立演进发展的格局。各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呈现出百花齐放，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局面。各地区先进文化因素汇聚中原，也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一趋势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形成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独秀于林的局面。中原地区夏商王朝的文化向周围辐射，各地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被逐渐纳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轨道，融入到中华文明的大熔炉之中。
2．导致文化格局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重大变化的物质基础
文明社会的诞生，必须具备物质、精神、社会等方面的条件，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有稳定并且能够持续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通过技术与经济和环境两个课题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自然环境的特征及其变化也对各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中原地区的地形景观类型多样。在这种景观多样的环境中，公元前2500年以来，人们发展出了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在内的“五谷农业”，家畜种类则有猪、牛、羊等。当时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黄土台地上。台地高平，不易受灾害影响，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也有利于文化的整合。
辽西地区地处农业经济区的北部边缘，这里的农作物种类单一，以小米为主，其家畜种类到了夏家店下层已经有猪、牛、羊三种。在气候较为暖湿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在气候出现干凉化之后，农业生产就会比较困难，这也是该地区多次出现农牧业转化的重要原因。
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比较相似，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家畜主要是猪，但饲养规模相对有限。稻作农业对水分条件要求苛刻，为了追求适合稻作农业的场所，人们多选择地势低平的河湖边缘居住和生产。因此，气候波动所造成的干旱或水患，对文化或社会的打击程度或许比想象的要大得多。
3．走向文明之路的不同途径
公元前2500年前后，以中原陶寺古城、长江下游良渚古城和长江中游石家河古城的出现为标志，这些地区史前社会的发展普遍达到相当高度。这些规模宏大的工程需要有效动员组织大量人力物力，表明这些古城控制了大量人口，综合考虑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成员明确的等级分化、为贵族服务的手工业、暴力和战争等相关情况看，这些地区在当时可能已经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建立了早期国家。因此，说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年的历史是有根据的。
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辽阔的空间内的若干考古学文化共同演进的结果。比较研究初步揭示出各地文化达到最辉煌灿烂成就的时间是参差不齐的，它们各自的文明化内容也有所不同，这就暗示了它们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上，各自的方式、机制、动因等也可能不尽相同，说明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远为复杂而深刻的问题。[2]
2020年底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研究，自开展以来，在如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其五，手工业经济专门化是各地区文明起源进程中的主要表现，不同区域文明对手工业生产体系的控制能力和控制程度存在明显差别，因资源、技术差异有不同体现，但集中的专门化和规模化生产是各区域社会复杂化的共同特征。
其六，项目组以体质人类学、病理学、分子生物学和同位素分析技术，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人骨材料，以不同地区的人群流动与饮食结构为研究目标进行集中攻关，为早期人群迁徙、流动和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线索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存在的五种生业经济类型与龋病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同时，项目尝试利用人类骨骼开展行为重建工作，探讨古代社会劳动分工、社会等级差异、经济模式等。
项目组在两年的研究中，进一步确认，中华大地内部具有多个地理单元，不同的环境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形态、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各地的文明化进程各具特色，呈现出多元起源、丰富多彩的样态。另一方面，各区域的史前文化密切联系，交流融合，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基因，由此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吸收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因素，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延绵不绝。[9]
2023年12月9日，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发布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最新成果。项目研究认为，大约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时代，其中古国时代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小阶段。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相比，对古国时代的认识更加深化。具体来说：
在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大约为距今5800-5200年前后。以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并确认该遗址第一地点是由9座台基构成的大型台基建筑群。出土各类泥塑的著名的“女神庙”就坐落在其中一座台基上，这座台基规模宏大，目前的残存高度4.6米以上。这一发现对了解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建筑关系和祭祀性质意义重大。
古国时代第二阶段，大约为距今5200-43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开始衰落，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社会分化进一步凸显，社会资源的调动能力加强。
焦家遗址新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城址，这是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史前城址。新发现的高等级墓葬有多重棺椁和随葬玉石陶礼器的制度化表现，是中华文明礼制物化表现形式的源头之一。近三年来，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围绕水利系统展开。塘山以北的良渚外围新发现近20条水坝，在更远的径山、德清等地也发现了水坝的迹象，C14年代都是距今5000年左右，和原有的11条水坝属于同一系统。
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大约为距今4300-38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发展陷入停滞，中原和北方地区后来居上，开始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
2022年，在石峁遗址皇城台发现的转角浮雕，为石峁皇城台大台基石雕的年代、建筑性质的判断提供了关键性证据。在大台基西侧200余米处，首次发现以石墙框界、成排分布的贵族专属墓地。陶寺遗址确认了一处迄今所知最大的史前时期夯土建筑基址，面积达6500平方米，主殿总面积540余平方米，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
距今3800年以后，进入王朝时代。以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多条道路和道路两侧的墙垣。这些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三星堆遗址的突破性工作，是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结构，新发掘清理了6座“祭祀坑”等大量重要遗迹，出土文物12000余件（完整器2300件）。研究表明，8座祭祀坑的埋藏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即距今约3100-3000年）。
多学科协同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多学科协同的理念在各核心遗址得以贯彻，系列年代样品的获取，古环境复原、遥感测绘、动植物遗存筛选（浮选）等，已成为田野考古工作的新常态。实验室分析技术与田野考古工作不断融合，信息获取水平大幅提升。同时，考古方舱和考古现场文物保护移动实验室的应用，促进了田野考古与文物保护的紧密结合，也为未来的田野考古工作提供了可行的发展方向。
其中，年代学研究重点解决了石峁皇城台、内城、外城空间布局的年代，初步确定皇城台的始建时间不应早于2200BC，最后废弃的时间可以晚至1600BC。针对山西碧村遗址的白灰地面开展了测年方法研究，填补了国内白灰面遗迹测年方法的空白。
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以及稳定同位素分析、古DNA分析的协同研究，探讨了重点区域谷物种类与种植业发展状况、家畜驯养与动物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先民饮食与家畜饲养策略等。研究表明，距今7000年以来，生业经济反映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并在文明化进程中有不同的演进模式。
中原及北方地区显示出明显以粟为主，黍、大豆、水稻为补充的混合型农业生产体系。以黄河上游为主的西北地区，由于气候偏干，畜牧业有一定的比重。新石器时代晚期，甘青地区在全新世气候波动性冷干化的背景下，牧业比重逐渐增加。
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重要水田遗迹表明，稻作农业发展是推动长江中下游地区复杂社会进程并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长江流域的山地丘陵坡地不适合谷物种植，但可以提供相当数量的天然动植物食物资源，狩猎采集经济在新石器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有一定比重。
在家畜饲养方面，家猪和狗仍然是各地区主要饲养种类，龙山文化晚期，牛羊在各地区普遍出现，与本地猪狗共同饲养，尤其是黄牛的饲养越来越依赖粟作农业，形成新型的共生资源开发模式。
古代人群食性分析研究显示，新石器晚期各区域文明中，尚未出现较为明显的不同社会等级的取食结构差异。
此外，手工业生产的研究结果也可圈可点。研究发现，大约在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手工业生产技术发生了质变。玉器方面，二里头文化中心区域突然集中出现璋、钺、刀等大型玉兵器以及优质闪石玉制成的柄形饰等礼器，同时延续数千年的绿松石工艺突变，与青铜组合出现新型礼器。[24-25][27]
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发布会，证实：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夏代中晚期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6][8][12]
截止2018年6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团队累计发表学术论文900余篇，其中以外文或发表在国外学术期刊上的论文近400篇，出版专著80余部，培养博硕士研究生及博士后200余人，实现了预先设定的多项目标，并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多学科联合研究古代社会的道路。[1]
2022年，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推动了探源工程的衍生项目——“北方地区旱作农业起源与发展”和“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核心都邑的综合研究”的立项，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关键阶段，从时间、空间地域和研究视角进行了主动性的补充。[27]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概况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该项目于2004年启动，正式名称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其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背景、原因、特点与机制。
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由科技部、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作为组织单位，科技部作为第一组织单位。考虑到这一项目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广，参与的学科和单位多，项目的组织和实施难度较大，科技部决定将项目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实施时间为2004年至2005年，工作的范围放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中原地区，重点探索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即文献记载和尧舜禹和夏王朝的时期）中原地区的文明形态。同时，为下一阶段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实施方案。工程的第一阶段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第一项目执行单位，参加项目的还有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郑州大学、河南省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
工程的第一阶段的项目共设置了五个课题，即“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化谱系及其年代”；“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自然环境的变迁研究”；“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的发展状况研究”；“以中心性城邑为核心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的综合研究”。
工程第一阶段探讨并初步回答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时期的环境背景、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各个都邑性遗址的年代关系、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期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社会结构、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形态等问题，并为“十一五”全面开展探源工程制定实施方案。工程对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几座都邑性遗址进行有计划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出土的遗存开展包括科学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冶金史、化学成分分析、古人类食谱分析等多项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工程的最大特色之一是多学科结合。参加工程的学者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年代测定、环境科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冶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等十多个学科。这些学科的学者各扬其所长，优势互补，密切协作，联合攻关。在工程立项之前，便共同商讨立项方案，共同研究技术路线，共同决定工作计划。在实施工程中，也经常沟通、协商，及时解决工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工程的另一特色是不仅注意文明要素的追溯，而且注意考察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并探索其背景、原因与机制。即不仅研究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形成和发展的，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还要探索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过程，是哪些因素导致其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各个因素在其中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探源工程项目立项以来，在各参加单位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项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经过为其近两年的工作，工程各个课题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中尤以在中原地区几处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心性城邑的考古发掘与综合研究和多学科结合对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期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状况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继续探索
地处中原文明的腹心地区———洛阳盆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是著名的青铜时代都城遗址。遗址的主要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时代约为距今3800年~3500年，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夏、商王朝时期。这一兴盛了约300年的都城遗址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以二里头遗址为典型遗存的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成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这里发现的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等，早为学术界所熟知。二里头遗址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同时，二里头遗址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也大体在夏王朝的纪年范围内。因此，二里头遗址理所当然地成为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期的大型都邑遗存，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得到了学界的公认。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于新世纪伊始，将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发掘作为田野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予以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二里头工作队自2001年起对二里头遗址中心区进行了系统钻探与重点发掘，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对遗址范围的重新探察、对遗址整体布局的再探索、对中轴线规划的宫殿建筑群的确认，以及二里头文化末期若干重要遗存的发现等等，把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推向一个崭新的层面。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近年考古新发现中的几个“中国之最”———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城市道路网、最早的车辙痕迹、最早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以及用工最巨、制作极精的早期龙形象珍品———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等。这些新的考古成果，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国早期城市与宫室制度、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等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自2004年起，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正式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中。在课题实施过程中，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积极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从聚落考古学的角度对遗址进行深入勘查和探究。2004~2005年两个年度的发掘，发掘面积近4000平方米。这些发掘紧紧围绕着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规划和布局这一重要学术课题，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
一、确认宫城西墙，最终搞清了宫城的范围、结构及时代。根据钻探勘查掌握的线索，在宫城西墙可能存在的区域进行追探和试掘，最终确认了宫城西墙。宫城西墙残长150余米，基槽宽约2.4米余。至此，宫城轮廓全面显现。宫城平面略呈纵长方形，城墙沿已探明的四条大路的内侧修筑，在宫城外侧的早期道路上又形成了宫城使用时期的大路。东、西墙的复原长度分别约为378米、359米，南、北墙的复原长度分别约为295米、292米，宫城总面积约10.8万平方米。
二、发现了宫殿区外围的第四条大路，确认中心区道路网的存在。在追探宫城西墙的过程中，又在宫城西墙外发现了另一条南北向大路，残存长度200余米。已发现的四条大路的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四面围墙和宫城的方向基本一致，构成遗址中心区的道路网；其围起的空间恰好是已知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集中区，面积逾10万平方米。经解剖发掘可知，上述大路由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晚期一直延续使用。
三、全面揭露了宫城西南部的7、8号夯土基址等重要建筑遗存。在宫城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各发现一座与夯墙方向一致的夯土基址，跨建于城墙的建筑轴线上，与城墙相接。其中7号基址位于宫城南墙之上，恰好坐落于1号宫殿基址南大门的正前方。8号基址建于宫城西墙之上，位于1号基址的西南。从层位关系和相对位置看，两座夯土基址的建筑与使用年代与宫城城墙相同。
由上述新发现可知，二里头遗址的中心区有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宫殿区围以方正规矩的城垣；宫城、大型建筑以及道路都有明确的方向性，宫城内至少分布着两组具有明确的中轴线的大型建筑基址群。这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源流具有重要的标尺性意义。
四、在宫城以南新发现一处大型围垣设施。这一大型围垣设施的垣墙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编为5号墙，已确认了东墙北段、东北角和北墙大部。其中东墙位于宫城东墙的南向延长线上。已知东墙长度达80余米，且继续向南延伸。北墙北距宫城南墙11米余，与其大体平行，已知北墙长度近200米。5号墙的宽度在1米左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少东部地段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或稍晚。第二部分编为3号墙。该墙位于上述5号北墙以南约7米余，与其大体平行，方向88度。墙宽与宫城城墙一样，也在2米左右，有较宽深的基槽，夯筑质量高于宫城城墙。已确认的长度达200余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该墙应为围垣设施北墙的加固增筑部分。
五、新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2004年春，我们在宫城以南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废料坑，出土绿松石块粒达数千枚，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据初步观察，有些石料尚可作为原料使用。该坑时代属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在后来的工作中循此线索进行系统钻探，在30余米见方的范围内普遍发现绿松石废料，又经小规模的试掘，确认这一带存在一处范围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使用上限至少可上溯至二里头文化三期。
六、确认宫城东北部二里头文化末期大型建筑基址群的存在。在2号宫殿基址北墙外，发现了另一处大型建筑基址群。其中6号基址已全面揭露，面积达2500余平方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该基址由主殿、西庑和东、南围墙及其圈围起的院落组成，其东墙即宫城东墙。发掘区内发现的遗迹有大型夯土台基、若干柱础和夯土墙，其西庑南北排列的柱础与2号基址西庑廊柱大体在同一直线上。位于6号基址以西，与其隔路相望的至少还有1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详情有待进一步探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末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群属首次发现，为判明二里头都邑的兴废过程提供了新的资料。
七、揭露出大型绿松石龙形器。2002年春，在清理宫城东部早期大型建筑3号基址南院内的墓葬时，于其中一座贵族墓中发现了1件大型绿松石器。经我所科技中心文物保护技术人员的努力，一件绿松石龙形器于2004年夏秋之际被清理出来。器物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于有机物上，组成龙身和图案，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厘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这一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弥足珍贵。其用工之巨、制做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作为华夏文明探源研究中的一个已知点，二里头遗址其实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谜本身又是解开华夏文明形成之谜的钥匙。关于遗址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尚有许多课题需要通过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及多学科合作来完成，任重而道远。我们相信，随着以聚落形态研究为中心的田野考古工作及包括自然科学手段在内的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二里头遗址在探索华夏文化的源流、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形成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将进一步彰显，展现出新的辉煌。（考古学家许宏）
新砦遗址聚落布局探索的新进展
新砦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原密县）刘砦乡新砦村，东北距郑州市32.3公里，该遗址以富含从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时期的“新砦期”遗存而著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之后，新砦聚落布局探索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和第一阶段研究的首批启动项目之一，通过2002年~2005年的持续钻探和发掘，这一课题已经初步取得了明显进展。
2002年春，从遗址中央部位向四周呈放射线状钻探，经过初步钻探大体确认遗址的总面积约为70万平方米。考古学者分别在遗址各区进行试掘，了解到遗址内各区大体同步，共同经历了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早段、新砦期晚段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从而表明新砦遗址的四个区原本有可能是连接在一大片的大型聚落遗址。在梁家台东北高台地进行网格状钻探，发现一大块地方（南北约15米、东西约50米）基本上不见灰坑，钻探出来的土层土质坚硬、包含物极少，很有可能为重要遗迹现象所在地。在梁家台村东北高台地进行较大面积的发掘，发现大型建筑一座。该建筑为浅穴式，当年追查出该建筑南北宽14.5米、东西长50米以上。
二、重大发现：2003年发现围壕与城墙
2003年上半年通过钻探和试掘发现新砦围壕，围壕的平面基本呈圆角长方形，将整个遗址包围起来。围壕宽通常在25米~30米左右，个别地段宽达60米以上，深5米~7米。在西围壕的中间地带，发现有一宽30余米的缺口，当为通向聚落内部的门道。2003年下半年，发现位于围壕以北约200米处的东西向外壕。在遗址的西南部发现包围A区的内壕。2003年下半年，对北围壕进行解剖，确认内壕的内侧原定为“黄色填土”的部分实为城墙的夯土，灰色填土的部分是壕沟的填土。新砦遗址发现城墙是新砦遗址聚落布局探索的重大收获。
三、扩大战果：2004年大面积揭露大型建筑与城墙西北角
通过对大型建筑的发掘，进一步查明该建筑东西长度成果90米、南北宽14.5米。当年已经将大型建筑的大体范围揭露出来。城墙西北角的发掘证实了钻探的正确性，城墙转角处平面为史前城址常见的弧形转角，地层关系与土层结构、形状亦与北城墙解剖沟所发现的一致，初步说明新砦城墙和壕沟的确存在。
四、初步结论：2005年完整揭露大型建筑和西北城角
通过对大型建筑的全面揭露和重点解剖，查明大型建筑整体呈刀把形，总面积达1千余平方米。它以原有的一条东西向大路为基础，向大路南北两边延展，首先挖成一个低于当时活动地面的大型基础浅坑，再于基坑的周壁附加泥条和数列“窄墙”，基坑内亦相应铺设数层厚约5厘米~10厘米的垫土层，形成踩踏面。在这一大型活动场所的基坑周边及其圈定的范围内部不见柱洞，说明它很可能原来就是一处大型露天活动场所。至于其功能，有可能与古籍记载的“坎”之类的祭祀遗迹有关，当然，也不排除为一大型公共露天活动场所的可能性。
通过对西北角城墙经过重点解剖，发现了新砦期的城墙被二里头壕沟打破的地层关系，这样的地层关系在东、北和西三面的城墙与壕沟的解剖沟处处可见，显然表明新砦城墙与壕沟式有计划统一施工的结果，这种将整个遗址包围起来的遗迹只能是人工修筑的城墙及其护城河，不会是自然河道的遗留。
新砦遗址聚落布局的探索虽然已经初步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前面要解决的疑难问题还很多，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人们继续关心和新砦课题的研究工作，以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更大更多的收获。（河南新砦考古队）
继2001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与临汾市文物局在陶寺发现了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的陶寺文化中期城址之后，2002年至2005年，陶寺作为重点聚落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聚落反映社会组织”子课题中。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发掘陶寺城址，初步探索陶寺城址布局概况。共发掘3000余平方米，确定了陶寺早期小城、大贵族宫殿区、东部大型仓储区、中期小城内大贵族墓地以及祭祀区内的天文观测建筑基址。
陶寺城址早中期的宫殿区位于早期城址的中南部，约5万平方米。陶寺宫殿区位于早期小城中南、中期大城的东北部。在清理宫殿区的情理过程中，发现大量建筑垃圾堆积中，出土了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同时还清理了一些普通居住区难得见到的器物，当属宫廷垃圾。如陶甑人形鋬、鸮面盆鋬、大玉石璜、陶鼓残片、绿松石片、红彩漆器、建筑材料陶板残片（板瓦）、尊形簋、圈形灶等，这些奢华的遗物证明，即便是这里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的品质在陶寺城址中也都是最高的，意味着这里的建筑规格最高，居住者的地位等级最高。
我们在陶寺中期小城的西北角钻探出一处陶寺文化中晚期墓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左右。大、中、小型墓皆有，分布密集。陶寺晚期（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900年）只有小墓。清理的中期大墓M22墓坑为圆角长方形，开口长5、宽3.65米，底长5.2、宽3.7米，墓底距地表深8.4米，墓口距地表深约1.4米，墓深约7米。距墓口140厘米深处的填土中，发现1具被腰斩青年男子人牲骨架，上半身仰身，下半身俯身。IIM22中心部位有一个陶寺晚期的大扰坑，直捣木棺，正好将棺木上部大半毁坏。原有棺盖板和红布棺罩均被扰坑毁坏。扰坑底残着留随意抛弃的人颅骨5个，而墓主的头骨则残留在棺的衬板尸床上。扰坑底西部斜坡上残留着被拉上来的棺盖板，伴随着扰乱的棺内随葬品玉钺1件、玉钺残块1片、玉饰品和绿松石嵌片等20余件。IIM22棺是由一根整木挖凿出来的船形棺，长约2.7米、宽1.2米、残高0.16米~0.3米、板厚0.03米。墓室里棺周围的随葬品没有扰动痕迹，出土随葬品72件（套），其中包括彩绘陶器8件，玉石器18件套，骨镞8组，漆木器25件（不包括6件玉石钺的漆木柄），红彩草编物2件，另有猪10头，公猪下颌1件。
大墓周围共清理墓葬6座，时代均为陶寺中期。中型墓4座，小型墓2座。所谓中型墓长在3米左右，宽在1.6米~2米左右，自深2~4米。小墓长1.9、宽0.5、深0.2米左右。所有墓葬都受到陶寺晚期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中型墓均有独立的扰坑，几乎被扰乱一空。中型墓IIM26，陶寺晚期被两次盗扰，墓底残留部分棺底板板灰和残缺人骨，伴随一些绿松石珠。北壁壁龛内残留一组彩绘陶器和一件骨器。陶器有小口折肩罐2、双耳罐2、盆1。另有动物肋骨1枝。
陶寺中期小城内大型天文观测建筑基址IIFJT1以陶寺中期大城南城墙Q6为依托，向东南方向接出大半圆形建筑。建筑由半圆形外环道和半圆形台基建筑构成。建筑基址由夯土台基和生土台芯组成遗迹包括外环道直径约60米，总面积约为1740平方米。台基直径约40米，总面积约1001平方米。三层台基生土芯直径约28米，面积约323平方米。
第一层台基呈帽檐状，接在台基的东部。可能主要担当由正东门、东南角门上台基的坡道作用。生土半月台属于第一层台基，面向正东，很可能与东方祭祀有关。第二层台基呈半圆环状，东、西两头接在城墙Q6上，基坑也深6米。第三层台基主要是观测柱缝部分，在台基的东部和西南与第二层台基合为一体。台基芯主体由纯净黄生土构成，也以城墙Q6为依托呈半圆形。
第三层台基夯土挡土墙内侧那11个夯土柱以及10道缝，经解剖后发现是在弧形夯土墙基础面上，按照特殊需要人工挖出来的，残深6厘米~10厘米。基础墙深2.6米左右，至第三层台基南部结束，此处已无日出观测意义。夏至缝柱建筑基础则设置在第二层台基的基础上。所有12道观测缝，均可站在一个观测点望出去看到对面崇峰（俗称塔儿山）上的某个点，由此点的日出制定一个太阳年的“地平历”（或称定点历）。经我队近一年的实地模拟观测，这些缝可以看到冬至、春分、秋分等共计20个陶寺文化使用的重要节令日出。台基西南、西北部没有发现观测日落用的夯土柱缝遗迹。
最重要的发现是陶寺观测点夯土标志，它位于第三层生土台基芯中部，打破生土。该夯土遗迹共有四道同心圆。中心圆面直径25厘米，二圈同心圆直径42厘米，三圈直径直径约86厘米，外圈同心圆直径145厘米，基础残深26厘米。第二、三两道环皆为柱状，垂直上下。天文史学家基本认同该遗迹与天文观测有关。我们认为它可能同时兼有祭祀功能。
考古工作，从城墙、宫殿、王级大贵族墓葬、观象与祭祀建筑、大型仓储等一个要素方面，不仅为世人揭示出中国史前最大的城址，而且展示出一个上古时期都邑聚落要素最全的标本，在以考古证明“尧都平阳”方面又跃进了一大步。陶寺观象台的考古发现引发了国内天文史学界的研究热情，在国际天文学界已引起了热切关注，英国《自然》杂志2005年11月10日第438期、德国天文学杂志《AstronomieHeute》2006年1~2月期及时报道了陶寺观象台考古发现的消息。中国科学院天文史学家席泽宗院士称陶寺观象台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天文学的真正开端。（考古学家何努）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嵩山南麓的登封市告成镇西部。这里是颍河流经的登封中部的低平谷地，海拔270米左右。遗址在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东部为五渡河，南部为颍河，遗址南眺伏牛山余脉的箕山和大、小熊山，西靠八方村，西望中岳嵩山之少室山，北依嵩山之太室山前的王岭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王城岗遗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进行过发掘，发现了东西并列，总面积在一万平方米的两座小城。当时，发掘者提出，该城可能是文献记载“禹都阳城”的所在。但是，由于城的面积过小，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2002年~2003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遗址周围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专题组，2004年~2005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城岗遗址的年代、布局及周围地区的聚落形态”专题组在告成八方王城岗遗址展开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原来发现的小城以西，发现一座带护城壕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型城址。这座大城北城墙残长约350米，残高0.5米~1.2米，复原长600米；西城墙复原长度为580米；东城墙和南城墙的长度复原后分别为580米和600米。大城的北城壕保存较好，长约620米，宽约10米，深约3米；西城壕仅保存西北角，残长约135米，宽约10米，残深1.5米~2米，复原长600米；大城的东、南两侧利用了自然河道作为城壕。复原后的大城总面积可达34.8万平方米，是在河南发现的龙山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在大城内，发现大面积的夯土遗迹和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白陶器等重要遗存。
关于王城岗大城与原来发现的小城的关系，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北部，大城的北城壕打破小城西城的西北拐角处的夯土城墙，可知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从对两者的包含物比较后可以初步认为，小城的使用年代是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二至第四期，大城的使用年代属于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三、四期。从王城岗小城与大城的位置看，当时人对王城岗城的修建可能是有规划的，即先建小城，后扩建大城。大城和小城是否有功能上的区分或不同，是我们应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注意的。
考古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先后有两座小城和一座大城存在并可能被同时使用过。联系到历史上夏的鲧、禹、启的传说多集中在这一带，遗址附近曾出土战国时期的“阳城”陶文，可知该地区战国时期称为“阳城”。小址开始被使用的时期为河南龙山文化第二期的年代略早于公元前2000年，我们认为，它有可能是禹的父亲鲧“作城”有关，而兴建年代略晚于小城的大城有可能与“禹都阳城”有关。
在夏文化研究中，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已取得了不少共识和获得了重要进展，如：历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应该到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中去寻找，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于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即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7世[1]纪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上述考古发掘和夏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对王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与夏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应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
新发现的王城岗大城，已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随着此项考古研究工作的继续，王城岗城址的“禹都阳城”说将会得到新材料的更加有力的支持，同时对王城岗城址的性质和其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的认识会不断深化，它必将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难得的重要资料。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证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
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探源工程研究团队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8]
“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探源工程实施期间，调动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项学术资源，融合了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深度发掘了不同学科的潜力。国家文物局与科技部一起，通过下述创新组织管理方式，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介绍说，中华文明探源实施的十几年里，考古研究所在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这几个重要的、距今5500—3500的都邑性遗址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并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首先是位于浙江北部的良渚遗址是修建于大约5000年前，这个遗址是在沼泽上修建的，为了防止北边山洪对城的侵害，在修建之前先动员人力修了一个长3.5公里，宽度10几米的巨型水坝，或叫水利工程。据水利专家研究，这个水坝除了具有防洪的功能外，因为有高坝、低坝，还有的是根据不同水位蓄水灌溉，是一个水利工程。后来，在作为城的中心部位修建了一个630米长，450米宽，高10几米的大型土台，这个土方量大约200多万立方米，都是用草包泥从别的地方运来修建的，在这个高台上是高等级建筑，面积在200、300，最高到90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
围绕这个高台又修建了长1900米、宽1700米的大型城址，大约300万平方米。城墙宽、墙基宽都是40米-60米。由于在沼泽上，先要从别的地方运来大量石块作为基础，然后从别的地方运来黄土进行修建。我们最新发现表明，在内城外面又有一个更大的，大约2600米长，宽更大规模的城址。这样总的工程量，据初步估算是1200万立方米。据初步估算，这样的工程量如果动用1万个劳动力也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人力，来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工程，如果仅仅是一个部落或者一个联盟是不可想象的，应该是动员了相当广阔地方的人力。
王巍说，除了高等级的宫殿之外，高等级的墓葬也在祭坛上修建。一个墓里往往有上百件随葬品，尤其是有制作精良的玉琮玉璧这样和宗教有关的玉器，和制作非常精致的武器——玉钺，甚至有的短柄钺上下还有玉质装饰，显然是军事指挥权利的象征。
王巍表示，另外是在中原地区，比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分别发现了面积在280万乃至40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这些城址内社会分化严重，高等级的建筑周围有高高的围墙围绕。大型墓葬不仅制作精美，还有表明等级身份的军事指挥权利的钺，表明权利的构成已经相当的严密，而且形成了一整套等级的制度。
王巍表示，依据这几个巨型的城址，以及他们稳定的控制范围，以及之间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初步结论当时的社会整体上虽然还没有形成王朝，但是应该进入到王朝之前的古国文明的阶段。[3]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
2022年5月27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5]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坚实的考古材料和综合研究成果证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实可信的历史。[10]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经过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结合研究，以坚实的考古材料和综合研究成果证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实可信的历史。这一结论性认识对于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义。
第一，通过对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开展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对各个地区的中心性遗址（如河南双槐树和西坡、山东焦家、辽宁牛河梁、安徽凌家滩、湖北石家河、四川宝墩等）的考古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证明距今5300年到4000年期间，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都有了很大发展。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工和贫富贵贱的分化加剧，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与祭神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者——王和为其统治服务的官僚阶层，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具有向心力的区域性政体——国家，相继进入了初期文明社会。
第二，通过多学科研究，对黄河、长江、辽河流域各个地区都邑和中心性遗址的年代，自然环境的变化与各地区文明兴衰的关系，各地区文明形成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重要资源的获取及其与各地区文明演进的关系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研究结果表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是一个过程，是适宜的自然环境、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精神领域的进步、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三，通过多学科研究，对各地区文明之间交流互动、汇聚融合，最终形成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的过程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对各地区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中华大地各个区域之间早在距今七八千年时就发生了交流，稻作和粟作农业技术由此得以在各地传播，为各地文明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各地人们在相互交流中逐渐形成共同的信仰。在此过程中，中原地区汇聚了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深刻的思想基础，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
第四，大量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是在自身基础上起源、形成的，但并不是封闭的。在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交流。大约距今5000年前，黄河上游地区就接受了起源于西亚地区古文明的制作铜器、栽培小麦、饲养黄牛和绵羊等新的技术。与此同时，起源于史前时期中国的稻、粟、黍的栽培也向西亚和其他地区传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文明在接受了西亚地区传来的冶金术后，对其加以消化吸收，大约在距今4300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发明了泥范铸造铜铃乃至青铜容器的技术。到了夏、商朝，青铜容器制作工艺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青铜文明。
第五，最为重要的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过程中，我们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国家观，以国家的出现作为判断一个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突破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三要素”的桎梏。我们提出的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包括：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我们还从中国各地有关文明起源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中，总结出在没有发现当时文字资料的情况下如何从考古发现中判断一个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关键特征，即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规模巨大且制作考究的宫殿或神庙、规模大且随葬品丰富的墓葬、形成了表明尊贵身份的礼器和礼制、宽大壕沟或高大城墙以及大量武器随葬反映出的战争频发。上述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丰富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理论作出了中国贡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使国人和全世界炎黄子孙得以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了解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实的历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揭示的中华文明丰富内涵、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到第四阶段首席专家王巍）[26]
文化探源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的重大工程
2023年5月，在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西运城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时强调。
总书记提到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一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对中华文明探源这一重大工程，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他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将目光投向深邃的中华文明历史的深处。[29]
12月9日国家文物局举行新闻发布会
12月9日，国家文物局举行新闻发布会[28]，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并回答记者提问。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出席发布会，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陆进主持发布会。
李群介绍，“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以田野考古为基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联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自2020年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实施以来，进一步扩大了研究的时间、空间范围，围绕浙江余杭良渚、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29处核心遗址，在深化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整体认识的同时，聚焦关键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精心设计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发布会上介绍，大约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时代，其中古国时代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阶段，古国时代第一阶段为距今5800—5200年前后，古国时代第二阶段在距今5200—4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第三阶段大体相当于距今4300—3800年前后。牛河梁遗址新发现9座台基构成的大型台基建筑群，焦家遗址新发现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史前城址，良渚遗址外围新发现近20条水坝，陶寺遗址新确认一处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石峁遗址发现皇城台转角浮雕与贵族专属墓地，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初步摸清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结构等。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的认识相比，对古国时代文明内涵的认识更加深化。
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实施以来，多学科协同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年代学研究重点解决了石峁遗址皇城台、内城、外城空间布局的年代，并针对山西兴县碧村遗址的白灰地面开展测年方法研究，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以及稳定同位素分析、古DNA分析的协同研究显示，距今7000年以来生业经济反映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中原及北方地区显示出明显以粟为主，黍、大豆、水稻为补充的混合型农业生产体系。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重要水田遗迹表明不同的稻作农业模式与早期复杂社会结构存在共生关系。针对手工业方面的研究发现，大约在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手工业生产技术发生了质变。目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的许多工作还在进行之中，未来国家文物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推进、深化探源工程。
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金瑞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双组长之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常怀颖，围绕第五阶段中心聚落、二里头和三星堆遗址的新发现和研究，多学科合作进展及加强研究成果的宣传阐释传播等回答记者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