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0
0
蒙文通（1894年-1968年6月[37]），原名尔达，字文通，后以字行世。[13][28]四川盐亭县石牛庙乡人，中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近代“蜀学”传人，经史大师[1]。蒙文通在中国古代史及古代学术文化研究领域中造诣很深，成就甚高。
蒙文通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即执教于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国学院、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四十年代即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兼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建国后，任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并先后任成都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成都市委和四川省委委员。
蒙文通出经入史，转益多师，形成了自己贯通经、史、诸子，旁及佛道二藏、宋明理学的学术风格，在思想史、史学史、先秦史、宋明史、古民族、古地理、道教文献整理等领域都作出了杰出贡献。[2]主要著作有《古史甄微》《辑校李荣老子注》《辑校成玄英老子义疏》《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经学抉原》等。
概述图片来源：蒙默编《蒙文通学记：蒙文通生平和学术》[15]
- 全 名
- 蒙文通
- 字
- 文通
- 所处时代
- 近现代
- 民族族群
- 汉族
- 出生地
- 四川盐亭县石牛庙杨家沟[33]
- 出生日期
- 1894年
- 逝世日期
- 1968年6月[37]
- 安葬地
- 长松寺公墓[12]
- 主要成就
- 经学、史学、理学、佛学、道学、古地理、巴蜀文化等造诣很高
- 主要作品
- 《越史丛考》、《古史甄微》、《经学抉原》、《周秦少数民族研究》
- 本 名
- 蒙尔达
- 国 籍
- 中国
- 毕业院校
- 四川存古学堂
目录
光绪二十年（1894年）农历九月十八日，蒙文通出生于四川盐亭县石牛庙杨家沟，[33]他的曾祖蒙德馨与其弟蒙德明经商致富后，在祖居之地修筑学堂，聘请境内学问人品俱佳之士授课，像这种公开办学的方式，在盐亭实属首创，此举也为当地积淀了一定的文化底蕴。到清光绪年间，蒙文通的伯父蒙裁成和父亲蒙亮成，经府、县岁科两试，成绩优秀，考中廪生。蒙裁成更是晚清、民国时期的名儒，与蒲伯英、罗纶、张澜棕碑、胡嵘、彭兰村等一起发起了著名的“四川保路运动”，为辛亥革命的先声。蒙文通就是在这种书香世家出生。
蒙文通自幼聪颖，博闻强识，“五经四书诸子之文，至老尤能成诵”[5]，五岁时就进入私塾读书。13岁时跟随伯父蒙公甫来到省城成都定居，入成都高等小学堂学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川高等学堂分设附属中学。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蒙文通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的中学丙班学习，蒙文通在中学期间的同学有曾琦、周太玄、魏时珍等，到宣统二年（1910年）时，郭沫若也转到蒙文通所在的丙班学习。在中学期间，蒙文通先后研习了《书目答问殃樱兆境》《四库提要》《说文》等书，为以后经学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宣统三年（1911年），蒙文通入四川存古学堂学习。[29]民国成立之后，四川存古学堂改名为国学馆，后与迁入的国学院合并成立四川国学院。蒙文通在四川国学院学习期间，颇得名师指点，其师有近代经学大师廖平剃邀、刘师培，二人对于经学的造诣非常深，但他们两人对于今古文的观点颇有些不同，乃至夙夕争论。
民国五年（1916年），蒙文通在四川国学学校学习期满，毕业返乡。民国八年（1919年），蒙文通至成都任教，任省立联中国文教师。民国十年（1921年）下半年任重庆联中国文教师。[30]民国十一年（1922年），蒙文通成《经学导言》一书，此书虽然与廖平的主张相忤，但是廖氏看后不仅没有不高兴，反而大大的赞赏了一番。
民国十二年（1923年），蒙文通走访吴越，考察同治、光绪以来经学流姜乎颂变，后因章太炎、康有为今古文之争思绪繁杂，蒙文通于是入南京支那内学院试学班，向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学习佛学。在支那内学院院刊《内学》的创刊号上，他发布《中国禅学考》《唯识新罗学》两文，获得广泛赞誉。《中国禅学考》对禅宗传统的“西天二十八祖”说率先提出了质疑；《唯识新罗学》指出，玄奘大师从印度传来的唯识学，不囿于窥基一宗，对玄奘门下圆测（新罗王之孙）一系阐发幽微，得到佛学大家欧阳竟无的激赏。
民国十六年（1927年），蒙文通撰成成名之作《古史甄微》，提出了中国上古民族可以分为江汉、海岱、河洛三系，其部落、姓氏、居处地域皆各不同，其经济文化各具特征的学说。后相继写成《经学抉原》《天问本事》，遂教授于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国学院等。其后又以《经学抉原》一书，进一步从学术文化的角度丰富和完善了此说。“三系学说”和当时《古史辨》学派的观点迥异其趣，但就其对学术界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言，实可以与之媲美。[8]
民国十八年（1929年），蒙文通前往南京任教于中央大学历史系，他的《古史甄微》《经学抉原》等著作就在这个时期发表在南京的《史学杂志》上。民国十九年（1930年），蒙文通返蜀，任教于成都大学，后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宣布要合并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和公立四川大学，在三大学的基础上成立国立四川大学，蒙文通不满于四川军阀强制裁并各大学的举措，于是愤然辞职，与李源澄、卢前等远去开封任教于河南大学。在河南大学蒙文通也只执教了一年的时间，就与河南大学解除聘约前往北平执教于北京大学。在河南大学任教期间，蒙文通的兴趣转向先秦史，作《天问本事》发表在了《河南日报》上。[8]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汤用彤推荐蒙文通前往北京大学任教，在北大期间，他主讲《周秦民族与思想》，考察先秦戎狄在华夏纵横的足迹，先后写成了《犬戎东侵考》《秦为戎族考》《赤狄、白狄东侵考》，后受顾颉刚之托，刊载于顾所创办的《禹贡》半月刊上。《周秦民族与思想》后经整理成为《周秦民族史》一书，建国后改名为《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于1958年整理出版。后蒙文通在北大所讲改为魏晋南北朝史，直至他在北大执教生涯的结束。离开北大之后，顾颉刚把他推荐到了天津的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蒙文通才离开天津返回四川。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蒙文通任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中国史学史》一书初步完成，并将其中的几个章节分别题为《周代学术发展之三时段》《墨学之流派及其原始》《尚书之传写与体例》发表在了《重光杂志》上，蒙默在《中国史学史》序中说：“先君文通公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执教于国内各大高校讲授‘中国史学史’一课之讲义，其基本部分撰于一九三八年任教成都国立四川大学时”[9]。
民国三十年（1941年），蒙文通受聘为四川省立图书馆的馆长。此间，他大量搜集古书、古本和一些四川乡贤的遗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古籍资料。与此同时，蒙文通辑校出了大量散佚的古籍古本，如李荣的《老子注》、严君平的《道德指归论》、王安石的《老子注》，陈景元的《老》《庄》二注，又校正张清夜《阴符发秘》，王弼的《老子注》等等，总计十余种。而最令蒙文通高兴的事情是他从《道藏》中整理出了唐初成玄英的精茅堡《老子义疏》，成《疏》散佚已久，但后世道家著作当中却多有引用，例如强思齐的《道德真经玄德纂书》、顾欢的《道德真经注疏》等著作中都引用了成《疏》观点，蒙文通就根据这些书加以整理、比较，最后基本恢复了《老子义疏》。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四川大学迁回成都，蒙文通继续兼任四川大学的教授。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蒙文通与学校不睦，故在暑期以后，就没有接到四川大学的续聘，虽然没有接到续聘，但是有意思的是蒙文通还是照样的去上课，“他说你不聘我是你四川大学的事，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学生照样去上课，学校拿他没有办法。”[10]下半年的时候，四川大学的校长黄季陆亲自来家聘请，蒙文通于是继续在四川祖循地大学任教。在这期间，直到建国，蒙文通的主要精力都在对道教的研究，前后完成有关于道教的研究著作十余部。
1949年4月，蒙文通辞四川省图书馆馆长一职，专任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教授。及至中国高等院校1952年院系调整后，院校调整，华西大学哲史系并入四川大学历史系，由此蒙文通专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建国之后，蒙文通担任川大教授的永拳同时，还兼任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的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34]
1958年，蒙文通在四川大学遭到批判。在这一段时期里，蒙文通写出了多篇论文，《汉唐之间蜀境民族之迁徙与户口升降》《从民族和地理论诸葛亮南征》《略论四川二千年间各地发展先后》《二顾校<华阳国志>跋》《四川古代交通线路考略》《再释<周颂>之主伯、亚旅、强以》等论文，此时的形势愈加紧张，四川大学历史系内的批判风潮越来越强烈，一些教师与学生共同编写教材和集体科研工作，而蒙文通的学术研究则自始至终保持着独立性。
蒙文通晚年把研究重点转向西南民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1964年，越南河内综合大学某君函叩越史疑义，蒙文通感叹近代以来论越史著作多有舛错，或主扬子江以南尽皆越地，或以骆越拥有广西之一部，或主瓯、骆为一国，或以越裳在江西省等，谬误之多，流传战照殃之广，让人不禁叹息，由此蒙文通不禁有了想写越史的想法。
1964年，蒙文通已过古稀之年，仍然笔耕不辍，搜集材料，开始了越史的写作。“从64年开始搞的（撰写《越史丛考》），一直到68年5月份基本完成的。他白天要到系上来学习……有时候就把书带也带到那儿去看，带到那儿去写”。[11]
- 佛学
蒙文通治佛学，发源于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今古文的大论战。民国七年（1918年）蒙文通从四川存古学堂毕业后，返回家乡盐亭以办私塾为生，继续在破庙里从事经史研究，长达三年之久。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掀起一场新兴的文化革命。以鲁迅、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文化干将与吴宓、章士钊等学衡派发生激烈论战。在这场莫衷一是的争论中蒙文通难以取舍，便辞去重庆府联中和重庆省立二女子师范学校的职务，“游学于吴越之间，访学于各大经史家门下，与章太炎论古今之流变，与欧阳竟无论佛典之影响”。在长期的游学过程中，蒙文通仍难以在二者之间取舍，却悟及佛学在中国思想中的深层的潜意识影响，蒙文通便停留在欧阳竟无所办的“支那内学院”内，潜心研究佛学，从民国十二年（1923年）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长达四年之久。此期，蒙文通与汤用彤、熊十力、吕澄等朝夕相处，互相争论，虽各论不一，相异甚大，甚至针锋相对者亦有之，但这对蒙文通佛学研究益发登堂入室有极为重要的作用。[12]
- 道教史
蒙文通与易心莹道长过从甚密，加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统道藏》影印出版，蒙文通对于道教研究用功更勤。相比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绩，蒙文通在道教研究方面的贡献更大，主要成就有二：首先，率先提出道教的“重玄学派”，蒙文通系统发掘、整理了六朝隋唐重玄道流，使得长期在中国思想史上晦暗不明的道教重玄学重见天日，充分展现了道教哲学的理论深度，在海内外产生极大影响，对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宗教史研究的贡献巨大。其次，蒙文通在道家道教古文献辑轶、钩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道书辑校十种》（一、《老子》徵文；二、严君平《道德指归论》佚文；三、晋唐《老子》古注四十家辑存；四、《老子》王弼本校记；五、辑校成玄英《道德经义疏》；六、辑校李荣《道德经注》；七、王介甫《老子注》佚文；八、校理陈景元《老子注》；九、重编陈景元《庄子注》；十、新校张清夜《阴符发秘》），享誉学界。蒙文通收集整理托名鸠摩罗什、僧肇的《老子》注，对于研究佛道关系研究、中国宗教思想史研究，尤其具有重要价值。
蒙文通在中国道教史研究中提出了“五阶三变”之说：（一）道教汉魏始兴，并提出“道教三源说”即太平道、天师道、神仙道共同构成道教的源头；（二）魏晋玄风大盛，重要的道教徒无不注《老》解《庄》，道教理论大发展，道教的组织、教仪、经典亦日趋大备；（三）隋唐以降，道教受佛教影响，经历两变，第一变：“隋唐以还道教诸师，皆信轮回之说，不以形躯即身成道为旨要，以不生不死言长生。此为罗什注《老》以来，道家之一变”；（四）第二变：“道家以三一（精气神）为宗，而归于神与道合，神与道合则不生不死，此余所知于唐、宋道家之说也。隋、唐道士所取于佛法者，为罗什以来之般若宗，司马子微（司马承祯）后逮于两宋，道家所取于佛法者为智者之天台宗。不言白日飞升，为隋唐道教之一变。”（五）宋代道教内丹学说全面取代外丹学说，这是道教的第三变，“宋之道教，凡钟吕传道所谓，实近于陈图南之传，远绍子微，而经箓外丹之说以衰，此道教之又一变也。”
蒙文通的“五阶三变”之说，对中国道教史进行了高度的凝练和概括，特别对于研究道教历史关键性转折时期，给予了很好的提示，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参考价值。
在经史文学上，蒙文通早在四川存古学堂便显示出深厚的根基。蒙文通于民国三年（1914年）所著的《孔氏古文说》，笔触深入旧史与六经的根基，由此辨其差别进而解开以后学者在二者上争论的症结。蒙文通独特的见地深得其师廖平的赞誉。之后，蒙文通又相继撰述《近二十年汉学之平议》《经学抉源》《天问本身》《周秦民族史》《中国史学史》《考古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墨学之流变及其原理》等专论。[12]
对于经史，蒙文通一向视之为历史的经纬，二者与文学互相交叠共同组成历史的洪流。他的著述论证也常以经治史，以史注经二者相互叠交，相互出人而辉映成趣。1968年蒙文通所著的《越史丛考》一书即详细引用一百三十余种古文献资料，有经有史，经史互证。文章从十二个角度探究越南的起源、发展、扩张、衰弱的过程，论证谨严，资料详实，极具说服力。20世纪80年代初期，越南当局授意其国内学者著《越南古代史》，以期为侵略中国寻找舆论借口。1984年，中华书局将蒙文通所著《越史丛考》资料整理出版，《越南古代史》一书产生的舆论效果由此而消失。[12]
蒙文通最重要的史学思想是“通观达识，明其流变”，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史学家的任务，在于指出历史变化的痕迹，揭示发展的原因。在实践上蒙文通注重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去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一文，就是“史以明变”观点的代表作。蒙文通晚年致力于民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提出昆仑宜为上古一文化中心说，认为巴蜀文化当系自西东渐，楚文化也颇受巴蜀文化影响，山海经就是巴蜀楚上古文化产品的著名学术观点。作为史学家，蒙文通怀着维护中华民族崇高利益的责任感，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时间，写成了一部考论古代百越民族史的专著《越史丛考》。这是一部充溢着爱国精神的书，它的成就标志着中国古民族史研究的新水平。此外，还有《古地甄微》《儒学五论》《道书辑校十种》《巴蜀古史论述》《先秦少数民族研究》等专著和学术论文数十篇。他在古代历史、古代地理、古代民族、古代学术、古代宗教等很多领域都给后人留下了十分丰硕的成果。此外还有数十万字遗稿尚待整理刊布。[12]
- 上古民族史
第二，由三方学术之不同而逆推上古，自然得出“古民族显有三系之分”的结论。这既是《古史甄微》全部论证的主题，也是蒙文通发明古史的核心观点。他以地域分布称此三系为“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又以传说的“炎帝”、“黄帝”、“泰帝”（太昊伏羲氏）之名而姑且分称三系为“炎族”、“黄族”、“泰族”。他认为三族渊源不同，泰族祖居东方滨海地区（主要是渤海湾沿岸），黄族出于西北，炎族则在南方。三族之中，以风姓的泰族为最古，“中国大陆，古代人迹始居之地，可考见者即在九河（古代黄河在今河北境内的下游流域）”，而“上世华族聚居偏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实为汉族之故居。
第三，三族在上古时代更互为王，亦以泰族的兴起为最早。作者指出，“遂古之王者，多在东方沿海一带”；“风姓之族先于炎、黄二族居于中国，当即为中国旧来土著之民，自东而西，九州之土，皆其所长（君长）”；“及其后世，炎族起于西南，黄族起于西北，而风姓之国，夷灭殆尽”。炎族文化较朴陋，而其建国又早于黄族。“五帝”各传数十世，或数百千年，至夏代始归于和睦。
第四，上古“中国之中心，前后有三，以次自东北而西南”：始在鲁、卫故地（今鲁西南至豫东北地区），后移于三河（伊、洛、黄河交汇地区），再后乃移于三辅（今陕西中部地区）。以“五岳”言之，古人最早以泰山为天下之中者，即是都鲁、卫之事；后以嵩山为天下之中者，则为都河、洛之事；再后以华山为天下之中者，乃为周人都丰、镐之事。此即“我华族自东而西”，亦即“汉族自东而西之迹”。
第五，三族文化有不同的特色：泰族兼营耕牧渔猎，因出入于海上而“富于研究思考”，“长于科学、哲学”，凡礼、乐、兵器、律吕、算法、医术乃至政令、图典、文字皆创自泰族，其族“俨然一东方之希腊”；黄族为游牧民族，故“强武而优于政治组织”，“长于立法度、制器用”，凡实用器物皆自黄帝始创，“颇似罗马”；炎族尚耕稼，一向“缺乏政治组织”，然“皆率神农之教”，又“崇幽灵、信鬼神”，“长于明妖祥、崇宗教”，故其俗“放旷浪漫”，“颇似印度”。中国文化即为三族所共建，而有先后主次之别，故谓“泰族者中国文明之泉源，炎、黄二族继起而增华之”，早期开化的大体过程是“起于渤海，盛于岱宗，光大于三河”。[3]
蒙文通划分中国上古民族为三系的创说，有着多方面的意义。其一，他力主中国上古文化的发展大势是自东而西，明显是对晚清以来曾经甚嚣尘上的中国早期文明由外域输入并自西而东传播的“西来说”（蒙文通称之为“中国民族西元论”）的强力反拨，并完全摒弃了此说背后所隐藏的外域文化中心论和中国古文化后进论的观念。其二，彻底解散传说的“三皇五帝”皆以祖孙亲统一系相传的古史架构，对以往过分强调华夏文化以中原为中心向周边扩散的传统观点也提出了挑战。其三，首次应用区系类型学的原理和方法研讨中国古史、古文化，强调上古部族、地域、文化三位一体的分布格局，对这一研究形式的建立有创始之功。[3]
- 南方民族史
蒙文通在南方民族方面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在《百越民族考》一文中，正确地指出“百越非止一族之义”，越“用为南方民族泛称，亦犹胡之用为北方民族之泛称也。”蒙文通又根据方言及习俗之不同，将百越民族分为吴越（包括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雒越四种。其中吴越、东瓯、闽越传说相同，语言相通，风俗相近，应属于同族。专义的越族，即指此而言。南越、西瓯为椎髻之民，与上述断发文身之越族不同，但二者之间语言又有区别，故并非同族。至于雒越，则更是言语各异，项髻徒跣，蒙文通认为他们与云南晋宁石寨山文化之民族为同类。这一系列的论断，将南方民族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是非常准确的。[16]
至于居住在今广西西部的西瓯，情况则更为明显。考古发现已完全证明他们根本与越族无关。这里基本上不出印纹陶，青铜器中的一字格剑，牛角状铜钟均是石寨山文化中之特征器物。分布在这一区域的铜鼓身分三段，胴部突出，束腰侈足，其类型与广东、广西东部所出铜鼓不同而与石寨山墓地所出者一致。所以，从物质文化上来看，这民族绝非越人，而是与石寨山文化之创造者滇人关系密切之民族，应属南方的濮僚系统。[16]
蒙文通以楚文化为南系文化的代表。在此启发下，童恩正于1984年写了《从出土文物看楚文化与南方诸民族的关系》，探讨了楚文化与濮僚系统、苗蛮系统、越族系统、戎族系统的关系，结果发现了大量的楚文化与这些民族的文化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痕迹，从而再一次证明了蒙文通的远见卓识。特别是其中的戎族是北方民族，一般人不大注意他们在南方活动的痕迹，而蒙文通在《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中，却专门写了一节"戎入汝汉江淮"，探讨了瓜州允姓之戎（陆浑戎），戎曼子（茅戎）等南迁史实，剔轶钩沉，用功至深。在《百濮南徙》一节中，蒙文通根据《左传·文公十六年》“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邱。”的记载，推测楚除了与北方伊洛诸戎有接触外，其西南、东南亦有戎人。此种戎人的文化，在考古学上旧称鄂尔多斯文化，或亦与"狄"文化一起泛称北方草原文化。童恩正在楚人的墓葬发现的青铜器不见于殷周铜器，而与草原文化有相似点，足以证明蒙文通据文献记载颇与考古结果吻合。[16]
蒙文通在经学研究方面，继承了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尊今抑古的思想，并积极阐发师说，扩大廖平经学的影响。[14]历史上，汉代的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近代著名今文经学家廖平首倡以“礼制”的不同来区分今古学，他的经学是经学史上的高峰。蒙文通作为廖平的学生，不只是继承了廖平的学说，更重要的是进行了修正、发挥和发展。
廖平对今文学主要是以地域分派，对古文学主要是以典籍分派，他的划分是不够科学和规范的。为此，蒙文通修正了廖平区分今古学派别的说法。蒙文通认为，在古文学的组成中晋学占了大部分，此外还有壁中书和流传于民间的学问。蒙文通指出：《六艺》是鲁人之学，《谷梁》是鲁学，鲁学是《六经》的正宗，是孔子学说的嫡派，是谨守旧义的、谨守师传的、纯正的儒学。《伏生尚书》《夏侯尚书》《田何易》《梁丘易》《鲁诗》《后氏礼》都是鲁学。
在蒙文通看来，汉武帝独尊的儒学，不是真正的儒学，已经是变了味的了。这种儒学抛弃了儒家的理想和孔子学说的真谛。传授儒家真正理想的的人是有生命危险的，他们只能进入秘密状态进行传播，于是就形成了汉代的纬书之学。但是，今文学的传播并没有绝迹，儒家的“微言大义”逐渐由秘传转入到了躬行实践，今文学的《齐诗》和京房《易传》中讲的“革命”思想进入了道教，成为黄巾起义的指导思想了。
蒙文通对今文经学研究的最大贡献是：他把今文学的主要制度归纳为五种，并且详尽地进行了分析，深刻地揭示了今文学思想的实质和意义。蒙文通认为，汉代今文学有内学和外学之分，内学中蕴含着儒家的“微言大义”，外学不但背叛了今文学的革命思想，也不研究“礼制”，对礼仪制度是“幽冥而莫知其源”，陷入了“分析文字，烦言碎辞”的烦琐哲学之中，这种学风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极坏的影响。蒙文通没有走康有为的路子，而是沿着廖平的学术方向往前走，他着重去分析今文学的理想制度，通过其理想制度的分析来揭示今文学思想的革命性和进步性，从而大大丰富了今文学思想的内涵。[12]
蒙文通认为，对今文学影响最大的是墨家和法家。首先，今文学家的进步思想深受墨家思想的影响，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今文学家的“平等思想”来源于墨家；今文学家理想制度的的中心“明堂”，也来源于墨家；今文学家吸取墨家最显著的是《礼运》中的大同说；“素王”说导源于墨家；《孝经》思想也来源于墨家。其次，蒙文通还认为，汉代今文学还吸收了法家的思想。就是说，今文学家吸收了法家反对“世袭贵族”的思想，因为世袭制度是与“一律平等“的思想相对立的；其次，还吸收了法家“大一统”、“尊王”等方面的思想。[12]
所以，在蒙文通看来，由于今文学经过吸取了各家的思想，发展和总结了先秦儒家和诸子的思想，其中最显著的是吸收了墨家和法家的思想；在创树理论时，重视制度，详于制度。因而使今文学的思想更丰富、更宏大、更全面、更具体，从而适应了当时社会历史的要求，满足当时统治者的需要。这不仅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有其内在的逻辑依据。从上可以看出，蒙文通在继承廖平经学的基础上，对之进行了“修正”，有所发展，有自己“独立”于廖平的东西，这些“修正”和“独立”的部分，就是蒙文通对今文经学研究所做出的贡献。[12]
蒙文通在研治经学中，进而研究宋学特别是理学。他认为，从宋明理学可以探究“儒家思想之本根”[24]蒙文通所学虽至广博，并不专攻理学，但自称“诸学中自得之深者厥惟理学”[25]他直接论述理学的著作主要集中在《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后论》《理学札记》《理学札记补遗》及分别于1952年、1963年写给张表方、郦衡叔、洪廷彦的三封书信中。他的理学思想的形成，如同其经学思想一样，几度变化。他自述道：“文通年少时，服膺宋明人学，三十始大有所疑，不得解则走而之四方，求之师友，无所得也，遂复弃去，唯于经史之学究心；然于宋明人之得者，终未释于怀。年四十时，乃知朱子、阳明之所蔽端在论理气之有所不彻：曰格物穷理，曰满街尧舜，实即同于一义之未澈而各走一端。既知其病之所在也，而究不知所以易之。年五十始于象山（陆九渊）之言有所省，而稍知所以救其失，于是作《儒学五论》，于《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一文篇末《后论》中略言之。自尔以后，又十年矣，于宋明之确然未是者，积思之久，于陈乾初之说得之，于马列之说证之。”[26]由年少时的“服膺”到三十岁时的“有所疑”，进而于四十岁时“知”其弊，到五十岁时则“稍知”如何“救其失”，之后又渐渐认可并“独契”于陈确的学说，继而在“解放后一二年来，研读马列著作，于列宁哲学尤为服膺”。[26]“于马列之说证之”。可以说，蒙文通于宋明理学是“究心”于一生。[24]
蒙文通研治理学的态度和方法很特别。作为博通儒、释、道的学者，蒙文通却称“独以理学最为难学”。“尝谓宋明儒书，草草看去，字字认得，但其道理却常体会不得；盖以其非仅闻见之知，而更为德性之知，须于事上磨炼、心上磨炼；非深自体会省察，不能有得也。”[19]
蒙文通认为，宋明儒书并非只是描述人的感官与外界事物相接触（物交物）而得到的知识（即闻见之知），而是蕴含深刻的道德修养的认识（即德性之知），这需要通过人的认真体会，才能理解其含义与思想，才会有收获。他认为，“读宋、明理学书，不能当作是学知识，而要当作是学道理，读时应顺着书中所说去体会其道理，要在能懂，不可求快。”[23]从“自少年时服膺宋明人学”，到“晚岁乃独契于陈乾初”，蒙文通尝说“自家这点认识，皆从心思极苦中来”，“虽不专攻理学，而于宋明儒书数十年中读之实未尝稍间岁月也。”[19]蒙文通认为学习理学既要深信，又要大疑，疑不是否定，信也非迷信。正是因为他的“持之以恒”，他的“信而疑”，正是因为他“读宋明书，悉优游涵泳，反复嚼咀，于其义之未得者，辄精思苦索，忘废寝食，不贵其多或速”。[19]才会有“平生于理学之大有进境者三”。[19]也许正如他的堂弟蒙季甫所说“先兄治经，主张‘经世致用’”[21]，正如其哲嗣蒙墨教授所认为的“默念理学乃先君生平抱负之业”。[19]
蒙文通研究理学的角度也值得借鉴。他不赞成其师廖平“严分经史”的观点，而主张经、史贯通。既然“传统史学，本于儒家”[20]，他将治经的方法和成果纳入史学研究，同时也将史学研究的经验融入治经的过程，因而经、史相得益彰。如：考据这种方法，无论在经学发展过程中，还是在史学演进途中，其作用都是决不可忽视的。有人把它归为经学，有人归之于史学。蒙文通则认为：“考据是工具学问，经、史都用得着，但它却不是经学或史学。”[22]在研治宋明理学时，蒙文通将理学研究与宋史研究结合起来，如：研究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考察宋代的经济发展状况，辨析王安石变法（他称为“熙丰变法”）等等，同时也兼顾对宋学的其他学派，如王安石新学、三苏蜀学、浙东的婺学等学派进行研究，做到“上下四方、前后左右”的纵横比较考察研究，以便从多个角度与侧面体现它们的联系，使人对宋明理学有一个更为清楚、全面的认识。
- 廖平：文通文如桶底脱落，佩服佩服，将来必成大家，谨献所疑，以待评定。[6]
蒙文通以教书为业，却曾两次遭遇未被大学续聘的尴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他在历史系任教年余，却始终未去文学院院长胡适家拜访过一次，因而被同事钱穆称为“此亦稀有之事也”。据说此事弄得胡适难堪，以致置北大隋唐史无人授课一事于不顾，也不再续聘蒙文通。而蒙文通也处之泰然，仍我行我素，后转至天津一女师任教，与“领导”交往依然如故。[1]
另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在四川大学，由于学阀玩弄手腕，蒙文通未被文学院续聘。但一干学生倾倒于他的学识，请求他继续授课。他说：“我可以不拿钱，但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于是让愿意上课的学生到自己家里，继续传授。[1]
他讲课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不带讲稿，有时仅携一纸数十字的提要放在讲台上，但从来不看，遇风吹走了也不管；第二是不理会下课钟，听而不闻，照讲不误，每每等到下堂课的教师到了教室门口，才哈哈大笑而去。
他的考试也颇有趣味，不是蒙文通出题考学生，而是由学生出题问蒙文通，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蒙文通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文通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文通掏钱招待吃茶。
蒙文通曾对蒙默讲，自己对问学者知无不言，就像钟，“大叩之则大鸣，小叩之则小鸣”。他的学生常晚上登门问学，他总是热情接待，有问必答，侃侃而谈。夜深，学生告辞，他常不准走，令再谈一阵，等他燃过两根抽水烟的纸捻后才放行。[1]
若白天登门问学，他多半邀对方去家隔壁的茶馆，一边吃茶，一边讲学，一边操着带些盐亭土腔的四川话得意地说：“你在茶馆里头听到我讲的，在课堂上不一定听得到喔。”[1]
蒙文通爱听川戏，戏园子里好多人都认识这位“蒙文通”。他又好酒，据蒙默说，父亲喝黄酒至少有一两斤的量。许多学者都曾慕名到成都拜访蒙文通，交往过后，他们往往发出这样的感叹：“读蒙文通的书，以为只是一个恂恂儒者，没想到蒙文通还这么豪迈。”[1]
- 老师
廖平，今文经学大师。
刘师培，古文经学大师。
欧阳竟无，佛学大师。
- 朋友
蒙文通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也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当时与蒙文通关系较好的有汤用彤、钱穆、熊十力、林宰平、顾颉刚等等。蒙文通与汤用彤、钱穆的关系尤为密切，被时人称为“岁寒三友”。[8]
吴天墀，[1]著名西夏学家。
胡昭曦，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39]
朱瑞熙，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38]
曾祖：蒙德馨，经商致富。[4]
伯父：蒙裁成，号公甫，晚清、民国时期的名儒。[4]
父亲：蒙亮成，中廪生。[4]
妻子：马萧，盐亭县城人，1916年结婚。[30]
堂弟：蒙季甫[35]
长女：蒙绍章，1917年生，小字艺生。[30]
长子：蒙仲，1919年生，小字容生。[30]
次女：蒙绍鲁，1921年生，小字渝生。[30]
次子：蒙默，[1]1926年生，小字惕生。[31]
三子：蒙敏，1927年生，小字果生。[31]
三女：蒙穆，1935年生，小字燕生。[32]
2004年10月23日至24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四川大学研究生院、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七家单位协会的“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暨学术讨论会”在四川大学举行。近100多来自全国20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提供了53篇论文。[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