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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自然物种及其群落都与所在地域的环境条件相适应，只要条件不变，就能长期生存，即使发生扩散或缩减，其历程也是缓慢和渐变的。人类活动的加剧，却打破了这千古不变的平衡，导致物种灭绝，其中自然的灾害也是一部分的原因。
老虎是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已接近灭绝。世界上只有大约6600余头，而巴里虎，爪哇虎，里海虎已在30年代逐渐灭绝。尽管各国政府屑市三令五申禁止捕杀老虎，但还是有一些酷爱金钱的人常将它们当作摇钱树，这连政府都无法约束，法律都无法制服：1967年，在印度有480头浆签肯老虎被猎杀；1991年，大量的西伯利亚虎被偷猎；1993年，在印度偷猎者手里竟然查获了867斤虎骨。
2015年2月3日，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发表一篇题为《恐怖组织促使中非暴力偷猎大象增多》的报道称：在中非各地，偷猎大象案件处于上升势头。一些极端主义臭洪寒团伙甚至从直升机上向这些动物射击，然后使用电锯锯掉它们宝贵的长牙。
退化与破碎、人类能在短期内把山甩盼宙头削平、令河流改道，百年内使全球森林减少50%，这种毁灭性的干预导致的环境突变，导致许多物种失去相依为命、赖以为生的家——环境，沦落到灭绝的境地，而且这种事态仍在持续着。在濒临灭姜辨腊讲绝的脊椎动物中，有67%的物种遭受环境丧失、退化与破碎的威胁。
世界上61个热带国家中，已有49个国家的半壁江山失去野生环境，森林被砍伐、湿地被排干、草原被翻垦、珊瑚礁遭毁坏……亚洲尤为严重。孟加拉的94%、斯里兰卡的83%、印度的80%的野生生境已不复存在。俗话说：树倒猢狲散，如果森林没有了，林栖的猴子与许多动物当然无“家”可归，“生态”一词原本就是来源于希腊文ECO即“家”、“住所”之意。
灭绝物种中，迁徙能力差的两栖爬行类及无处迁徙的岛屿种类更为明显，马达加斯加上多洪的物种有85%为特有种，狐猴类就有60多种，1500年前人类登岛后，90%的原始森林消失，狐猴类动物仅剩下28种（包括神秘的、体小如指的指猴）。大陆生境的片断化、岛屿化是近百年来日趋严重的事件，这不仅限制了动物的扩散、采食、繁殖，还增加了对生存的威胁，当某动物从甲地向乙地迁移时，被发现、被消灭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我国计划为大熊猫建的绿色走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许多野生动物因被作为“皮可穿、毛可用、肉可食、器官可入药”的开发和利用的对象而遭灭顶之灾。象牙、犀角、虎皮、熊胆、鸟羽毛、海龟蛋、海豹的油、藏羚羊绒毛……但更多更多的是野生动物的肉，为人类的商品，大肆捕杀地球上最大的动物：鲸，就是为了食用鲸油和生产宠物食品；惨忍地捕杀，这种已进化4亿年之久的软骨鱼类被割鳍（鱼类的运动器官，由薄膜和硬刺组成，按它所在部位，可分为胸鳍、腹鳍、脊鳍、臀鳍、尾鳍）后抛弃，只是为品尝鱼翅这道美食。人类正在为了满足自己的时尚、炫耀、取乐、口腹之欲，而去剥夺野生动物的生命。对野生物种的商业性获取，往往结果是“商业性灭绝”。全球每年的野生动物黑市交易额都在100亿美元以上，与军火、毒品并驾齐驱，销蚀着人类的良心，加重着世界的罪孽。北美旅鸽曾有几十亿只，是随处可见的鸟类，大群飞来时可遮云蔽日，殖民者开发美洲100多年，将这种鸟捕尽杀绝。当1914年9月最后一只旅鸽死去，许多美国人感到震惊，瞧着这种曾多得不可胜数的动物竟在人类的开发利用下灭绝，他们为旅鸽树起纪念碑，碑文充满自责与忏悔：“旅鸽，作为一个物种因人类的贪婪和自私，灭绝了。”
人类盲目引种对濒危、稀有脊椎动物的威胁程度达19%，对岛屿物种则是致命的。公元400年，波利尼西亚人进入夏威夷，并引入鼠、犬、猪，使该地半数的鸟类（44种）灭绝了。1778年，欧洲人又带来了猫、马、牛、山羊，新种类的鼠及鸟病，加上砍伐森林、开垦土地，又使17种本地特有鸟灭绝了。人们引进猫鼬是为了对付以前错误引入的鼠类，不料，却将岛上不会飞的秧鸡吃绝了。15世纪欧洲人相继来到毛里求斯，1507年葡萄牙人，1598年荷兰人把这里做为航海的中转站，同时随意引入了猴和猪，使8种爬行动物，19种本地鸟先后灭绝了，特别是渡渡鸟。在新西兰斯蒂芬岛，有一种该岛特有的异鹩，由于灯塔看守人带来1只猫，这位捕食者竟将岛上的全部异鹩消灭了，1894年，斯蒂芬异鹩灭绝，是1只动物灭绝了1个物种。
1962年，美国的雷切尔·卡逊著的《寂静的春天》引起了全球对农药危害性的关注；人类为了经济目的，急功近利地向自然界施放有毒物质的行为不胜枚举：化工产品、汽车尾气悼拘、工业废水、有毒金属、原油泄漏、固体垃圾、去污剂、制冷剂、防腐剂凶灶断、水体污染、酸雨、温室效应、塑料污染……甚至海洋中军事及船舶的噪音污染都在干扰着鲸类的通讯行为和取食能力。
科学家发现，对环境质量高度敏感的两栖爬行动物正大范围的消逝。温度的增高、紫外光的强化，栖息地的分割、化学物质横溢，已使蝉噪蛙鸣成为儿时的记忆。与其它因素不同，污染对物种的影响是微妙的、积累的、慢性的致生物于死地的“软刀子”，危害程度与生物环境丧失不相上下。
人类迫在眉睫的大事。
蜂猴（所有种）、熊猴、台湾猴、豚尾猴、叶猴（所有种）、长臂猿（所有种）、大熊猫、紫貂、貂熊、熊狸、豹、虎、雪豹、儒艮、白暨豚、亚洲象、黑麂、蒙古野驴、西藏野驴、野马、鼷鹿、白唇鹿、坡鹿、梅花鹿、豚鹿、野牛、野牦牛、普氏原羚、藏羚、高鼻羚羊、台湾鬣羚、赤斑羚、塔尔羊、北山羊、河狸、金丝猴（所有种）、云豹、中华白海豚、野骆驼、麋鹿、扭角羚、马来熊
短尾信天翁、白腹军舰鸟、白鹳、黑鹳、朱鹮、中华秋沙鸭、金雕、白肩雕、玉带海雕、白尾海雕、虎头海雕、拟兀鹫、胡兀鹫、细嘴松鸡、斑尾榛鸡、雉鹑、四川山鹧鸪、海南山鹧鸪、黑头角雉、红胸角雉、灰腹角雉、黄腹角雉、虹雉（所有种）、褐马鸡、蓝鹇、黑颈长尾雉、白颈长尾雉、黑长尾雉、孔雀雉、绿孔雀、黑颈鹤、白头鹤、丹顶鹤、白鹤、赤颈鹤、鸨（所有种）、遗鸥。[1]
介绍
建立自然保护区
保护濒危动物的根本性措施就是保护其栖息地，而保护栖息地的主要途径是建立自然保护区。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不仅可以保护濒危动物及其栖息地，而且还可以使其他种类的野生动植物得到很好的保护。我国已建立了数百处濒危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使相当一部分濒危动物得到切实保护，野驴、野牛、亚洲象、白唇鹿、羚牛、马鹿、金丝猴、大鸨等的数量，已有明显增加。[2]
开展驯养繁殖
驯养繁殖，是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濒危动物资源的一条有效途径。发展人工繁殖种群，既可防止或延缓有关物种的灭绝，又可满足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减少对野生种群的猎捕压力，还可为实施再引进工程提供种源，重建或壮大有关物种的野生种群。改革开放以前，动物园系统是我国驯养、繁殖濒危动物的主体，但其目的主要在于展览。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和地方建立了不少濒危动物繁育、救护中心，专门从事濒危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救护工作。如国家为拯救大熊猫、朱鹮、扬子鳄、东北虎等极度濒危动物，投资设立了多处繁殖研究中心；为实施野马、麋鹿再引进工程，建立了多处人工繁殖基地；为保护、发展濒危动物资源，成立了多处综合性的濒危动物驯养繁殖中心。各地为救护濒危动物，也相继建立或指定了一个或多个濒危动物救护中心，这些救护中心的职能之一就是驯养繁殖濒危动物。有关部门、单位或个人为生产建设需要，还建立了大量的养鹿场、养熊场、养猴场、养蛇场、龟鳖场、养鸟场、养麝场等，用于生产实验动物或者野生动物及其产品。
实施再引进工程
再引进工程是保护、壮大极度濒危动物野生种群的重要手段。所谓的再引进，就是在某个物种曾经分布但现已灭绝的地区，再引入该物种的活体用于建立新的种群；或者是向某物种现存的极小的野生种群补充新的活体，以充实该野生种群并促进其发展壮大，后者又称再充实。我国已成功地实施拯救麋鹿的再引进工程，正在着手实施野马、赛加羚羊的再引进工程。另外，我国正在计划实施的华南虎拯救工程、以及正在研究开展的野生扬子鳄保护管理工程，均属于再充实类型的再引进。从某种角度讲，在原产地放生被没收的物种，如猎隼、缅甸陆龟、穿山甲、蟒蛇、猕猴等，也属于野生种群再充实活动。
开展资源监测是保护和持续利用濒危动物的必要步骤。通过资源监测，可以了解濒危动物野生种群数量的消长和分布区的变迁，为国家制定有关保护管理利用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有关部门正在着手研究建立全国性的资源监测体系。
科学研究，是保护和持续利用濒危动物的必要步骤。开展濒危动物的生物学研究，有利于了解濒危动物的致危因素，研究解决濒危动物的救护问题。近些年来，国家已先后设立了3所濒危动物研究所，并在东北林业大学设立了野生动物资源管理学院，专门承担濒危动物研究或濒危动物研究人员培养工作。另外，我国的许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以及濒危动物繁育中心，也承担了濒危动物的研究工作。
提高法律保护地位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濒危动物的市场需求将不断扩大，保护管理的难度也会不断加大，必须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规范濒危动物保护管理和经营利用行为。对于那些尚未濒危但开发利用强度很高的一般保护动物，需要将其列为重点保护动物，限制对其野外资源的开发利用活动；对于那些市场需求较大、经济价值较高的濒危动物，需要适当地提高其保护级别，禁止或限制开发利用野外资源，鼓励开展驯养繁殖活动；对于濒危程度较高的种类，需要国家和社会扶持开展驯养繁殖活动，禁止对野外资源的开发利用，将有关经营利用活动仅限于人工繁殖的后代。国家和有关省区正在调整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物种步入重点保护的行列。[3]
开展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