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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书》是姚思廉继承其父姚察的遗志，奉唐太宗之命编写而成的。 《陈书》的内容主要是取自姚察所写南朝陈史的资料，也融汇了他人所作的史料。 《陈书》中包括本纪6卷、列传30卷，共36卷，所记历史自南朝陈霸先建国（公元557年）开始，直到隋灭陈（公元589年）结束，共计33年。其中，6卷本纪中共记载了南朝陈的5位皇帝，其中陈武帝2卷，其他4帝则是每帝各1卷；30卷列传分为《王子传》《皇后传》《宗室传》《诸臣传》《儒林传》《文学传》《孝行传》，共计7类。 《陈书》比较翔实地记载了有关南朝陈的历史，但是，书中也存在很多避讳和溢美的言辞，使很多有关历史的记载存在失实之处。 《陈书》一书由于内容存在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地方，因此史学界历来对它的评价不高。[3]
《陈书》描画了陈朝社会历史全图，是现在人研究陈朝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在文风上，《陈书》一改六朝颓靡文风。[4]
目录
《陈书》记述了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总结陈朝创建之初恭俭爱民尝放、政策得宜的成功经验，也记述了陈后主的“就荒为长夜之饮，壁宠同艳妻之孽”，总结了陈末统治者忘患纵欲，偏听偏信造成国破家亡蒸嚷嫌的教训。书中记述了大量陈朝时的人物和事迹，其中争夺诈充罪伪、蝇营狗苟、势利小人的行径，足为世人取戒;安贫乐义，不为祸患势利所动的高风亮节，又足为世人楷模悼叠嫌项。[4]
卷次 |
目次 |
卷中人物（括号人物为附传） |
|---|---|---|
卷7 |
列传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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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8 |
列传第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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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9 |
列传第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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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0 |
列传第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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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1 |
列传第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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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2 |
列传第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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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3 |
列传第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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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4 |
列传第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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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5 |
列传第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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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6 |
列传第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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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7 |
列传第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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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8 |
列传第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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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9 |
列传第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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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0 |
列传第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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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1 |
列传第十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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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2 |
列传第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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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3 |
列传第十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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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4 |
列传第十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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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5 |
列传第十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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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6 |
列传第二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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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7 |
列传第二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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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8 |
列传第二十二 |
世祖九王-始兴王陈伯茂鄱阳王陈伯山晋安王陈伯恭衡阳王陈伯信庐陵王陈伯仁江夏王陈伯义武陵王陈伯礼永阳王陈伯智桂阳王陈伯谋，高宗二十九王-豫章王陈叔英， 长沙王陈叔坚、宜都王陈叔明，建安王陈叔卿，河东王陈叔献， 新蔡王陈叔齐，晋熙王陈叔文、义阳王陈叔达、新会王陈叔坦，淮南王陈叔彪、巴山王陈叔雄，始兴王陈叔重，寻阳王陈叔俨，岳阳王陈叔慎，武昌王陈叔虞，湘东王陈叔平，临贺王陈叔敖、沅陵王陈叔兴，阳山王陈叔宣，西阳王陈叔穆，南安王陈叔俭、南郡王陈叔澄、 岳山王陈叔韶、太原王陈叔匡，新兴王陈叔纯，巴东王陈叔谟，临江王陈叔显，新宁王陈叔隆、新昌王陈。后主十一子-皇太子陈深、会稽王陈庄，吴兴王陈胤，南平王陈嶷，永嘉王陈彦、邵陵王陈兢， 南海王陈虔、钱塘王陈恬，信义王陈祗，东阳王陈恮，吴郡王陈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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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9 |
列传第二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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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0 |
列传第二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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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1 |
列传第二十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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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2 |
列传第二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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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3 |
列传第二十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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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4 |
列传第二十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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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5 |
列传第二十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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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6 |
列传第三十 |
曾巩《陈书》目录序
《陈书》六本纪，三十列传，凡三十六篇，唐散骑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陈之史官也。录二代之事，未就而陈亡。隋文帝见察甚重之，每就察访梁陈故事，察因以所论载每一篇成辄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书，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将死，属思廉以继其业。唐兴，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来，二百余岁，世统数更，史事放逸，乃诏撰次。而思廉遂受诏为《陈书》。久之，犹不就。贞观三年，遂诏论撰于秘书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
观察等之为此书，历三世，传父子，更数十岁而后乃成，盖其难如此。然及其既成，与宋、魏、梁、齐等书，世亦传之者少，故学者于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详也。而其书亦以罕传，则自秘府所藏，往往脱误。嘉祐六年八月，始诏校雠，使可镂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陈等书缺，独馆阁所藏，恐不足以定箸。愿诏京师及州县藏书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陈书》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传之学者。其疑者亦不敢损益，特各书疏于篇末。其书旧无目，列传名氏多阙谬，因别为目录一篇，使览者得详焉。
夫陈之为陈，盖偷为一切之计，非有先王经纪礼义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后世。然而兼权尚计，明于任使，恭俭爱人，则其始之所以兴；惑于邪臣，溺于嬖妾，忘患纵欲，则其终之所以亡。兴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于有所因造，以为号令威刑职官州郡之制，虽其事已浅，然亦各施于一时，皆学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当时之士，自争夺诈伪，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为世戒；而况于坏乱之中，苍皇之际，士之安贫乐义，取舍去就不为患祸势利动其心者，亦不绝于其间。若此人者，可谓笃于善焉。盖古人之所思见而不可得，《风雨》之诗所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见于天下哉！则陈之史，其可废乎？
盖此书成之既难，其后又久不显。及宋兴已百年，古文遗事，靡不毕讲，而始得盛行于天下，列于学者，其传之之难又如此，岂非遭遇固自有时也哉！
臣恂、臣穆、臣藻、臣觉、臣彦若、臣洙、臣巩谨叙目录昧死上[2]
《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永定起居注》8卷、《天嘉起居注》23卷、《天康光大起居注》10卷、《太建起居注》56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如顾野王的《陈书》3卷、傅绰的《陈书》3卷等。[4]
《陈书》成于姚思廉之手，实际上是姚察、姚思廉父子两代撰成。《陈书》的编撰，始于陈代，姚察即参与其事。姚察以史职参与，由于陈亡之故，《陈书》未成而辍。隋代，姚察又受命撰修梁、陈二史，未成而卒。唐兴，天下初定，令狐德棻倡议修前朝史，唐高祖遂于武德四年十一月诏修魏、周、隋、齐、梁、陈六朝史。当时受命撰修陈史的有窦进、欧阳询、姚思廉。由于种种原因，数年而不就。至贞观三年(629)，唐太宗重诏修撰，姚思廉奉敕撰梁、陈二史。贞观九年，成《陈书》。
《陈书》虽成于姚氏父子，但前人之功不可没。刘师知《史通》云：“陈史初有吴郡顾野王、北地傅绰各为撰史学士，其武、文二帝纪即为顾、傅所修。太建初(宣帝)，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事伤烦杂，姚察就加删改，粗有条贯，及江东不守，持以入关，隋文帝尝索梁、陈事迹，察具以所成，每编续奏，而依违荏苒，竞未绝笔。皇家贞观初，其子思廉为著作郎，奉诏撰成二史。于是凭藉旧稿，加以新录，弥历九载，方始毕功。”可见，《陈书》的修撰，除了姚氏父子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外，也有他人之功。[5]
尽管《陈书》的不当之处不少，但它仍在二十四史之列，足可说明《陈书》是瑕不掩玉，至少是瑕玉互见的。《陈书》的价值之一在于，它成于姚氏父子之手，姚氏父子曾仕于陈，对陈朝之事亲身经历，虽成于唐，但可以说是当世人写当世事，是现存比较好的原始记载。其二，纪传中大段甚至全文保留诏令、奏疏，保留了陈代的不少作品，对于窥视陈代文风及典章制度，有较大参考价值。其三，《陈书》以及《梁书》的行文风格，是对六朝文风的变革。散文或古文的倡导与重振，以唐中叶和北宋时期为主，姚氏父子在陈末唐初已开其先河，在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5]
《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另外，《陈书·皇后传》记后主张贵妃干预朝政，“内外宗族，多被引用”；《江总传》记江总位当权宰，不持政务，只是天天同一些人陪着陈后主在后庭游宴，时人把他们称为“狎客”。这对于后人了解陈朝末年的政治腐败，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陈书》为统治者避讳的地方也很多，典型的例子是《刘师知传》对刘师知帮助陈武帝杀死梁敬帝一事只字不提。这些，在《南史》中大多得到矫正。所以这种比较、对读，是很必要的。顺便说说，读《宋书》《南齐书》也应参照《南史》来读，其中情况与上面说的多有类似之处。
历代史家对它的评价并不高，认为非但不能与前四史相提并论，而且在唐八史中也算不得上乘。主要因为《陈书》自身的缺点所致。
首先，作者的唯心主义史观。在撰述王朝的盛衰和帝王将相的得失成败时，以宿命论的观点，强调“天意”和“历数”，认为王朝的兴衰，“大人物”的成败，都是神意的体现或某种神秘力量的既定安排。在记人记事时，承袭前代的阴阳五行、图谶灾异的陈腐思想，对奇异传说、鬼怪奇闻、相面望气、因果报应，着力渲染。姚察是位佛教信徒，习佛法，读佛经，临终犹正坐诵佛。姚思廉虽不见有其父之佞佛行为，但对佛事也不加排斥。因此，在《陈书》中，对佛事的记载尤详。这虽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但姚氏的崇佛思想，使得他们对佛事的记载充满了感情色彩，并用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作为对历史人物的总结，则有失偏颇。
其次，体例有疵。《陈书》的体例，看似严谨，细加分析，其中欠妥之处仍不乏时见。在人物立传方面，凡陈氏子孙，不分贤愚，人人立传，使《陈书》成了变相的陈氏族谱。在人物的归类方面，颇有不当之处。
再次，多溢美、隐恶、讳过之笔。姚氏出身庶族，对此他特别忌讳。其父历仕梁、陈、隋三朝，功名显赫，隋代封为北绛郡公。在《姚察传》中，姚思廉洋洋洒洒用了三千余字来记述，详叙朝廷之优礼、名流之褒奖及察之逊谢等词，事极琐屑，极尽文饰之能事。而对其祖父的记述则简而又简，含糊地说：“父上开府僧坦，知名梁武代，二宫礼遇优厚。”详略之间，出入极大。之所以如此，缘于其祖父只是梁时太医正，仅因医术精明而受梁武帝看重。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时代，技艺为士林所不齿。姚思廉以士林标榜，而轻视祖父之业。
隐恶讳过之处，多处可见。如，《世祖本纪》及《衡阳王昌传》对世祖夺嫡、谋杀高祖子衡阳王陈昌一事的记载都极为简单，并隐瞒真相，说是侯安都请缨前去迎接衡阳王，衡阳王溺水而死。又如陈高祖篡梁一事，《南史》载为：“刘师知为陈武害梁敬帝入宫，诱帝出，帝觉之，绕床而走日：‘师知卖我，陈霸先反，我本不须作天子，何意见杀。’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而从《陈书·高祖本纪》中绝对看不出逼夺之迹，刘师知本传中也找不出一字涉及此事。如此隐恶讳过，有违事实，《陈书》得不到史家赞誉，自然是在情理之中。[5]
《陈书》交代了陈朝的历史兴亡之迹，总结了陈朝之初与陈朝之末“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的历史教训，给后人以有益的警戒。如《陈书·江总传》记江总位当权宰，不持政务，天天陪同陈后主在后庭游宴，时人把他们称为“狎客”。《陈书·皇后传》记后主张贵妃干预朝政，“内外宗族，多被引用”。这些为后人了解陈朝末年的政治腐败，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文学·何之元传》载何之元所撰《梁典》的序文，史学价值很高。虽然《梁典》已不存世，但今人可从序文中了解这部书的体例和内容。序文说，“开此一书，分为六意”，即《追述》、《太平》、《叙乱》、《世祖》、《敬帝》、《后嗣主》。它还引用史学家臧荣绪的话说:“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是史学上宝贵的思想遗产。
在编次上，《陈书》较之《梁书》更加严谨、合理。《陈书》也有不足之处，《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逊于《梁书》。《陈书》的列传在写法上遵循固定的程式，这是当时史书内容空泛、乏味的真实反映。另外，《陈书》书中侧重记录皇族事迹，全书共36卷，而本纪和皇后、王子宗室的列传就占去11卷。《陈书》有刻意为统治者避讳之嫌，如《陈事·刘师知传》中，对刘师知帮助陈武帝杀死梁敬帝一事只字未提。[4]
《陈书》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南宋四川眉山本。通行的版本有百衲本、开明书店本和中华书局本。
百衲本的意思是指原书的底本不是一套，而是由很多不同的版本凑成的，但所用的底本比较珍贵难得。《陈书》采用的底本是南宋四川眉山本，刊刻较精，学术价值更高。
开明书店本。抗日战争前，开明书店印过1套《二十五史》，这套书是精装铅字排印本，装订得比较经济，虽由于字体过小，只宜于翻检，不便于阅读，但在每部书后附有详尽的参考书目，对初学者很有用。就《陈书》而言，书后附有关《陈书》的异本、考证质疑者、增补整理者、赏析评论者、博闻广征者，对进一步研究《陈书》极有参考价值。
中华书局本。从1958年开始，中华书局在北京、上海两地聘请全国史学专家，分别对《二十四史》进行校勘、整理和标点工作。《陈书》分以百衲本《陈书》为底本，取校的本子有明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择善而从，还参考了《南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考异》的有关部分。在汲取前人成果方面，利用了张森楷、张元济两种校勘记的稿本及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书，并重编了《陈书》的总目，《陈书》中华书局点校本于1973年出版。[6]
五代刘晌等奉敕撰写的《旧唐书》在《姚思廉传》中，对《陈书》的成书过程作了叙述，对姚思廉“推究陈事”、“编次笔削”之功给予充分的肯定。
由于《宋》、《齐》、《梁》、《魏》、《陈》诸书传布不广，馆阁所藏又往往脱误，所以，北宋嘉佑年间，开始对上述诸书进行校定。《陈书》由著名学者曾巩负责校雠。他广罗京师及州县藏书之家之藏书，于嘉佑七年(1062)冬开始“相校”，于嘉佑八年(1063)七月始完成。曾巩的校雠态度严谨认真，“其疑者亦不敢损益，特各书疏于篇末。其书旧无目，列传名氏多阙谬，因别为目录一篇”。在曾巩看来，虽然“陈之为陈，盖偷为一切之计，非有先王经纪礼仪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后世”，却向我们展示了陈“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陈书·曾巩陈书目录序》)是我们研究陈朝历史兴衰不可或缺的原始资料。曾巩对《陈书》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经过校定，《陈书》于徽宗政和年间颁之学宫，然民间传布尚少。靖康之乱，中原沦陷，南北朝各史书几亡。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井宪孟为四川漕，始檄诸学官求当时所颁本。时四川五十余州，皆未被兵，所颁史书颇有存者，却往往亡缺不全，收台补缀，命眉山刊行。这就是后世所传眉山七史，《陈书》亦在其中。
《陈书》在南宋虽经刊行，流布仍不甚广。著名目录学家和藏书家陈振孙在其《直斋书录解题》中，晁公武在其《郡斋读书志》中，著名学者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皆提及《陈书》，但都没有具体的评述。倒是著名思想家叶适在其《习学记言序目》中对《陈书》作过不少评论。《习学记言序目》是叶适的读书札记，他通过评论儒家经典和历史典籍，表达他的政治、经济和伦理思想。叶适读《陈书》的札记，重视人力在政治、军事中的作用，颇多令人深思之处。
另外，宋人对于《陈书》的研究还体现在另一方面。《宋史》卷203《艺文志·史钞类》著录周护《十七史赞》30卷、《名贤十七史榷论》104卷，《宋史》卷207《艺文志·类事类》著录吕祖谦《十七史详节》273卷，钱端礼《诸史提要》15卷，王先生《十七史蒙求》16卷，都是把《陈书》放在诸史中一齐研究，因为宋人所谓"十七史"，是包含了《陈书》的。这些著作虽然大多已经不存在，但我们却从中可以看到《陈书》在学者心目中的地位。[6]
明代尤其是清代，人们对《陈书》的研究更细致更深入了。这些研究按性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陈书》考证质疑的，一类是关于《陈书》增补整理的。前者包括清牛运震《空山堂十七史论》15卷，清李贻德《十七史考疑》，清钱大昕《诸史拾遗》5卷、《十驾斋养新录》23卷(包括余录)，清杭世骏《读史然疑》1卷，清张烩《读史举正》8卷，清洪颐煊《尝诸史考异》18卷，清宋书升《二十四史正讹》、清桂馥《札朴》10卷；后者包括清万斯同《譬陈诸王世表》1卷、《将相大臣年表》1卷，清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12卷，清杨守敬《陈疆域图》1卷，清侯康《补陈书艺文志》1卷，清汤洽《补陈书艺文志》1卷。当然最负盛名的还是清赵翼《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6]
余嘉锡著有《四库提要辨证》，这是一部系统订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各类错误的专用工具书。作者撰写此书时，前后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述的部分图书，从内容、版本到作者的家世生平，都作了详实的考察。其《史部一．正史类》对《陈书》的修撰过程、史料来源、断限等，都作了精致的辨证。
张元济著有《校史随笔》。该书对《陈书》多所校勘，包括《避陈讳及唐讳》、《卷末疏语》、《大予太子》、《蹬哥歌》、《钱氏考异可信》、《时本误补墨丁》，可资读者参考。
王利器编纂的《越缦堂读书简端记》中，记有李慈铭读《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的笔记，涉及《陈书》的有两条，罗振玉著有《陈书酙议》，钱基博著有《古籍举要》，对《陈书》有所评议，颇有参考价值。
关于《陈书》的工具书主要有《廿四史传目引得》、《二十五史人名索引》、《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南朝五史人名索引》。[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