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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重视以时间为主线，将北周历史放在北魏分裂至隋朝统一的长时段下进行探讨，在空间上记载了与西魏、北周并存的东魏、北齐、梁、陈等不同政权的历史走势，其用意在于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写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演进趋势。《周书》通过寓典志于纪传之中的方式，保存了北周官制建置、州郡变动、经济改革与兵制创设等关涉国家运作的重要典志。这对于考察北周制度的嬗递乃至对隋唐制度文明的影响，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2]
目录
《周书》，戒汗想唐代令狐德棻主编，参加钻讲棵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贞观三年（杠誉台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负责撰北周史，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整旬少。
卷次 |
目次 |
卷中人物（括号人物为附传） |
|---|---|---|
卷9 |
列传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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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0 |
列传第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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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1 |
列传第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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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2 |
列传第四 |
齐炀王宇文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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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3 |
列传第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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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4 |
列传第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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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5 |
列传第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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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6 |
列传第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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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7 |
列传第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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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8 |
列传第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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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9 |
列传第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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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0 |
列传第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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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1 |
列传第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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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2 |
列传第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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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3 |
列传第十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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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4 |
列传第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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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5 |
列传第十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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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6 |
列传第十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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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7 |
列传第十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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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8 |
列传第二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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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9 |
列传第二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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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0 |
列传第二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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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1 |
列传第二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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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2 |
列传第二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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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3 |
列传第二十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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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4 |
列传第二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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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5 |
列传第二十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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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6 |
列传第二十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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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7 |
列传第二十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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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8 |
列传第三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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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9 |
列传第三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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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0 |
列传第三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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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1 |
列传第三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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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2 |
列传第三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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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3 |
列传第三十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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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4 |
列传第三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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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5 |
列传第三十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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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6 |
列传第三十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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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7 |
列传第三十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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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8 |
列传第四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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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9 |
列传第四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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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50 |
列传第四十二 |
南北朝时期，由于不同政权之间的相互交战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斗争，致使对前朝史的编写有所滞缓，虽有《魏书》《宋书》《南齐书》之纂，但西魏、北周、南朝梁、陈等朝的历史却未有完秩。隋朝的统一，给前朝史的编纂带来了新的契机，但文帝、炀帝二君并未对编纂前朝史倾注心力，以致魏澹、王劭、牛弘等史学家并未撰成流传后世的史学名著。[2]
武德五年(622)，令狐德棻向建唐不久的高祖李渊建议编纂前朝史，其中就包括对北周历史的编纂，他说周、隋两朝典籍“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上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令狐德棻之所以强烈建议编纂周史，在于唐距北周灭亡不久，许多事迹尚可追寻。尤其是，唐受禅于隋，而隋从周来，“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若搁置长期不修，恐致事迹湮没，难以“贻鉴今古”。令狐德棻的这段话深深打动了唐高祖，于是高祖采纳其言，诏修周史等书。只因国家初立，百废待兴，无暇顾及修史，以至时隔数年竟无功作罢。唐太宗即位后，极为重视编纂前朝史以为时鉴，在贞观三年(629)重拾武德年间的修史事业，“移史馆于禁中”，设修史官，从而为《周书》的编纂提供了有力保障。
北周在中国历史上仅仅存在了二十余年，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但令狐德棻对此二十余年史事的记载却耗时七年有余。《周书》编纂缓慢，主要是由于撰修人员少与史料搜集难两方面原因造成的。
《周书》名为集体官修，实为令狐德棻一人负责编纂。贞观三年，太宗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德棻又奏引殿中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据此来看，《周书》的编纂由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师三人合力编纂，实际上《周书》的主体内容则主要由令狐德棻撰述。[2]
隋朝时，牛弘“追撰《周纪》”，所谓“追撰”，实为在柳虬撰述西魏起居注、国史基础上的续传。所以，令狐德棻编纂《周书》依据的史料，主要来自柳虬与牛弘所撰关涉北周建国及其统治的史著。[2]
《周书》修成后，因李延寿《北史》广为流行，致使《周书》流传甚微，到宋代已有散佚。清代学者钱大昕通过考证指出：“今考纪传，每篇皆有史臣论，惟列传第十六《卢辩》、第十八《长孙俭》等、第廿三《韦孝宽》等、第廿四《申徽》等、第廿五《厍狄峙》等无之，盖非德棻元本。其廿三、廿四两卷，全取《北史》，廿五卷亦取《北史》而小有异同，十六、十八两卷与《北史》多异，而十六卷尤多脱漏。”[12]536又考证卷二《武帝纪下》“五年，是日，诏曰”下“皆脱数行”。四库馆臣亦考证说：“今考其书，则残阙殊甚，多取《北史》以补亡。又多有所窜乱，而皆不标其所移掇者何卷，所削改者何篇。遂与德棻原书混淆莫辨。今案其文义，粗寻梗概，则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俱《传》后无《论》。其传文多同《北史》，惟更易《北史》之称周文者为太祖。”今人点校《周书》时，结合《周书》的流传及清代学者的考证成果，认为该书“卷一八、卷二四、卷二六、卷三一、卷三二共五卷全缺；卷三六可能全缺，可能半缺；卷二一大半缺”。[2]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关于西魏史的表述。北齐承东魏，故以东魏为正统；魏收在北齐撰《魏书》自亦以东魏为正统、以西魏为僭伪，因而于东魏所记甚详，于西魏则斥而不书。正因为如此，所以唐代史学家撰写北齐史，只须上承《魏书》就可以了。然而，撰北周史却无法上承《魏书》，这里不仅有个“正统”观念问题，而且在北魏、北周之间也不能空白了西魏一朝史事。
为了表明北魏－西魏－北周这样一个“正统”的继承关系，也为了解决西魏史事在表述上的困难，令狐德棻等便在《周书·文帝纪》中以西魏皇帝年号记事，详细记述了西魏文帝、废帝、恭帝共二十二年的政治、军事大事。《周书》中的一些人物传记，也反映了自北魏末年经西魏至北周的若干史事。其次，是关于后梁史事的表述。《周书·萧詧传》及其众多的人物附传，记载了后梁政权的历史。后梁是梁朝宗室萧詧在西魏扶持下建立的一个封建小朝廷，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属地仅有江陵附近数县，先后是西魏、北周和隋的附庸，传三世，历三十三年（555—587年），灭于隋。
应当注意的是，后梁不像陈朝那样可以上承于梁，而且它又是在西魏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不把它的历史写入《梁书》而载入《周书》，这种在体例上的特殊安排，反映了《周书》作者的匠心。
《周书》虽然只是记述西魏、北周史事的史书，但它着意于反映当时的历史全貌这一显著特点，表明它的作者具有很开阔的历史视野。这表现在《周书》所记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与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如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一一载明，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全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
《周书》的这一特点，不仅《梁书》《陈书》《北齐书》赶不上，就是后来李延寿所撰的《南史》《北史》与之相比，也还有一些逊色的地方。这显然跟令狐德棻在事实上负责“五代史”的编撰工作有关，使他对当时的历史发展状况能够有一种全局的观点。
《周书》文笔简洁爽劲，为后人所赞许。
清人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如《王罴传》记王罴守荆州时与将士同甘共苦的精神，仓促间乃“袒身露髻徒跣”迎击敌人的气概，以及“老罴当道卧，貆子安得过”的决心，都写得简洁有力，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又如《韦孝宽传》记韦孝宽守玉壁之战，作者把他的机智、胆识和慷慨激昂的精神都写得栩栩如生，读来令人感奋。
《周书》在这方面的成就虽不如它们突出，但也确有值得注意和总结的地方，《王罴传》和《韦孝宽传》只不过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罢了。
周书主编人令狐德棻的祖父令狐整是北周的大将军，宇文政权骨干人物之一，其他两个编写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和宇文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家世不止是周书编者所特有，包括唐朝王室在内的唐初当权人物，也多半就是西魏、北周骨干人物的嫡派子孙。这样就规定了对周书的特殊要求，即不仅要竭力歌颂宇文政权的骨干人物，所谓"关右旧族"、"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而且啧啧叹赏"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
凡是唐朝的达官贵戚，周书总要想法为他们在周代的祖先立传，并往往不惜歪曲事实加以颂扬。比如，杜杲并无多少值得记载的事迹，但他却是唐朝宰相杜如晦的曾伯祖，杜家是关中头等门阀，唐朝谚语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周书没有杜家的传，不是“缺陷”吗？因此特为杜杲立专传，但由于事迹实在不多，只得把他出使陈朝的一些无谓的应对之辞塞进传中，以充篇幅。萧詧是梁朝的宗室，为了争夺帝位，不惜勾结西魏军队进攻梁朝的疆土，导致江陵十余万人民沦为奴婢的惨祸，自己卑躬屈节，充当西魏军监护下的傀儡皇帝。而书中竟给他作出"盖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这样与本人立身行事截然相反的评语。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个萧詧是唐朝另一个宰相萧瑀的祖父。这类例子，周书中举不胜举。连唐代另一封建史家刘知几也说：唐初编写五朝史的特点，是“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而且“事有不同，言多爽实”。这种情况，虽为五朝史所共有，但周书显得比较突出。[1]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周书在收集、考订史料方面也存在着问题。它的资料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旧史，包括西魏史官柳虬所写（可能周代史官曾经续写）的官史和隋代牛弘没有完成的周史；二是唐初为了修史而徵集的家状之类。牛史是本书的盖本。刘知几曾经说过，周书只凭牛史，“重加润色”，“不能别求他述，用广异文”，可见周书根据的资料是很贫乏的。而且在很有限的资料范围内，考核修订的工作也是很草率的。我们曾将庾信为当时官僚贵族所作的碑志和本书有关列传比对，年月历官常有出入，其中有些可以确定是本传错了的。还有不少记事记年自相矛盾的地方。
《周书》在史料上的价值，如关于经济史方面的有征庸代役的开端的记载；关于军事史方面的有府兵制度的产生的记载；关于民族史方面的有突厥、稽胡的首次记载；关于阶级斗争的状况和门阀地主的显赫的记载等。这些都历来为人们所重视。还有不少论述，这里就不来多讲了。
虽然周书作为资料也很不完备，而且有不少错误，但是这部书对于研究、了解这段历史还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对政权间（特别是东西魏或齐周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内讧的有关情况。周书只有纪和传，没有志，一些有关土地、赋役以及所谓礼、乐、刑、政等制度的资料，写入五代史志，和隋书合编。但从散见于纪传的零星记载中，也保存了一些诸如奴婢、部曲、客女的地位，征庸役的开端，府兵制度的产生等，对于后来隋唐两代有影响的社会关系、政治、军事制度的片断的资料。
《周书》最后一篇异域传混淆了当时国内少数民族和外国的界限，也有不少歪曲事实和侮辱性的记载。但其中也包含一些可供参考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传中反映了一些各族人民配合汉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顽强斗争。另外，传中第一次记载了突厥、稽胡的历史。散见于本书纪传的各地人民武装起义，西起秦陇（李贤传、史宁传）巴蜀（陆腾传、伊娄穆传、崔谦传、柳昂传等），东至幽州（宇文神举传），南达襄阳（伊娄穆传），北到太原（宇文神举传），以致迫近国都长安的莲勺也是“数有群盗”（刘志传）。这些都是当时各地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历史资料。
唐以前记述这段历史的史籍都没有传下来。稍后编写的北史，其中西魏、北周部分基本上是删节周书，很少补充改正。删改之处，有些是对的，有些却是删节不当或是改错了的。因此，就现存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来说，周书成书较早，保存的资料也比较原始。
《四库全书总目》列举“《元伟传》后，于元氏戚属，事迹湮没者，犹考其名位，连缀附书”的例子，评沦“德橥旁征简牍，意在摭拾”是有说服力的。[3]
宋人曾在本书缺卷后附有校语，说明不是周书原文，清人钱大昕也曾加考证。重新检查，残缺情况是：卷一八、卷二四、卷二六、卷三一、卷三二共五卷全缺；卷三六可能全缺，可能半缺；卷二一大半缺。此外，也有宋初未缺而传世各本脱去的大段文字，如卷六武帝纪下、卷三九杜杲传都脱去几百字，但册府元龟引文却没有缺。周书最早刻印的确切年月还不清楚。旧本宋人安焘、王安国、林希的目录序，内有“今既镂板以传学官”的话。
1174年（绍兴十四年），周书和其他六史在眉山重刻，即所谓“宋蜀本”或“眉山七史本”。这个本子也没有流传下来。流传的是南宋翻刻，并有元明两代补板的所谓“三朝本”。今本每卷纪传都有史臣论，而第十八、二十四、二十六、三十一、三十二共五卷缺，大约不是令狐德的原本。其中三十一、三十二两卷全用《北史》补。二十四、二十六两卷大约是用高峻《小史》所补，而第二十四卷脱漏尤多。
《周书》的补表
万斯同：《周诸王世表》。
万斯同：《周公卿年表》。
练恕：《北周公卿表》。
其他考订之作
贞观十年成书。北周诏令文书多仿先秦文体，《周书》如实照录。但书中叙事纪言，也往往过于文雅，华而失实，不能恰当反映北周当时风气，因而《周书》在《史通》中多处受到刘知几的批评。祖父令狐整为北周大将军，父亲令狐熙北周位至吏部中大夫、仪同大将军。唐高祖时，任大丞相府记室，后迁起居舍人、礼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太常卿、弘文馆、崇贤馆学士等职。
唐初奏请重修梁、陈、北齐、北周及隋朝正史，被采纳。龙朔二年（662年），德棻八十高龄，加金紫光禄大夫。卒于家。曾主编《周书》。德棻做了两件历史意义的事。其一，奏请购募天下书—至唐太宗即位，已“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其二，修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