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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59]），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夏县）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省光山县）[2]。北宋时期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晋安平王司马孚后代[4]。[1][3][46]
司马光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甲科。先后任谏议大夫、翰林院学士、御史中丞等职。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至秦的八卷上进。宋英宗命设局续修，后宋神宗赐书名为《资治通鉴》。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升任翰林学士，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不听，授他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坚辞不就，于熙宁三年（1070年）出知永兴军。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他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宋哲宗即位后，高太后听政，召司马光回朝，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他排斥新党，废止新法，在为相八个月后，于元祐元年（1086年）病逝，享年六十八岁。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后配享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又从祀历代帝王庙[8]。[4][7][46][84]
- 全 名
- 司马光
- 别 名
- 司马温公、涑水先生、司马文正、司马牛[85]
- 字
- 公实、君实
- 号
- 迂叟
- 谥 号
- 文正
- 封 号
- 温国公（追封）
- 所处时代
- 北宋
- 民族族群
- 汉族
目录
宋真宗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1019年11月17日），司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省光山县）。此时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令，所以给他起名光。[1-3]六岁时，司马池就教司马光读书；七岁时，司马光不仅能背诵《左氏春秋》，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为家人陈说其大意。他好学不倦，“手不释书”，达到了“不知饮渴寒暑”的地步。童年时期，司马光还做出了“破瓮救友”这一件震动京洛的事（参见“轶事典故-破翁救友”部分）。[78][95]
司马光的博学来自多方面，一方面他好学强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也着意培养。他既诚实聪明，又十分乖巧懂事，深得父亲喜爱。同时，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谈，司马池总好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司马光不论在知识方面，还是见识方面，都“凛然如成人”，受到许多当时的大臣、名士的赏识。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各地为官，始终把和章司马光带在身边。所以，司马光在十五岁以前就跟随父亲走过好多地方，在这些地方访古探奇，赋诗题壁，领略风土人情，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社会知识。[4]
及第之后，司马光被授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此时司马池正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知州，两地相距较近，司马光经常前往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结识了同科进士石昌言，成为忘年之交。同年，司马光和张存的女儿结婚。[4]
宝元二年（1039年），因父亲司马池在苏州，为侍奉父亲，他求得朝廷改他签书苏州判官事。[95]这时，司马光的母亲去世，他只得辞官回家服丧三年。在此期间，西北党项首领元昊称帝（宝元元年，1038年）[5-6]，建立西夏。随后宋夏战争爆发，宋军连连失败。宋仁宗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要求两浙添置弓手，增设指挥使等官职。司马父子认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好处。于是由司马光代父草拟《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从各方面阐述添置弓手增设武官。[4]
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司马池病死在晋州，司马光和兄长司马旦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了故乡夏县。双亲的相继去世，使司马光悲痛万分，他叹息“平生念此心先乱”。但他在居丧期间，把悲哀化作发奋读书作文的动力，以排遣无尽的悲伤和寂寞。在此期间，他读了大量的书，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服除后，又作《权机论》《才德论》《廉颇论》《龚君实论》《河间献王·赞艰局》《不以卑临尊议》《史评十八首》《应侯罢武安君兵》《项羽诛韩生》《汉高祖斩丁公》《甘罗》《范雎》《秦坑赵军》等。这些文章，以后成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关“臣光曰”的内容。[4][95]
在居丧三年的时间里，他了解了许多下层社会生活的情况。庆历四年（1044年），二十六岁的司马光服丧结束，签书武成军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丰城县事。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政声赫然，民称之”的政绩。[4]
庆历六年（1046年），司马光接到诏旨。调他担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赴京之日，僚友们空府出动，置酒为他饯行。司马光为大家的热情所感动，即席赋诗：“不辞烂醉樽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追随不忍轻言别，回首城楼没晚烟！”意气风发的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开封。[4]
庆历七年（1047年），贝州王则起义爆发。这时司马光父亲的好友庞籍在朝为枢密副使，掌管全国军事要务。司马光写了《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尽快平息起义给庞籍献计献策。具体建议“以计破”，威胁利诱并用，进行分化瓦解，只诛“首恶”，余皆不问。实际上起义军只坚持六十六天，首领王则被杀，其余尽皆焚死。[4]
皇祐元年（1049年），庞籍升任枢密使，举荐司马光任馆阁校勘，但没有得到朝廷许可。皇祐三年（1051年），再由庞籍推荐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是年，任贡院属官。他在任职期间，对《古文孝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古文孝经指解》一文。
司马光进入仕途后，表现出他是个为维系名分礼教而敢于极言之臣。皇祐三年（1051年），宦官麦允言死，朝廷同意其葬礼用卤簿仪仗，司马光反对这一决定，认为近习之臣用此礼，不合名分。大臣夏竦死后，朝廷赐谥“文正”，司马光认为这种至美谥不能赐给夏竦这一类人。[95]
至和元年（1054年），庞籍被挨劝寒罢相，出知郓州（今山东郓城境内），召司马光为为郓州典学。不久，升任通判。第二年（1055年），庞籍改知并州，兼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随其赴任，改通判并州。[4][95]
嘉祐元年（1056年），他连写三封《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二、三状），建议仁宗皇帝立储君，而前后三状没有结果以后，又托范镇在奏事戒姜堡格时代为转达，请仁宗有个明确答复。但这一切均未说服仁宗，司马光选择了沉默。[4]
司马光随庞籍在河东路任职期间，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并州乡贡进士刘邕对边事很有研究，写成《边议》10卷，议论很有见地，司马光便予以推荐。[4]
司马光认为绝市和修建堡垒的办法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安宁，于是一面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一面决定修堡。正在这时，将军郭恩乘酒出击西夏，结果大败而归，自己不得已而自杀。朝廷御史审理此案，庞籍一人承担了责任，事后庞籍被解除了节度使之职，贬谪知青州事，司马光向皇帝连奏三状奏明庞籍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说明庞籍完全是出于“欲为国家保固疆圉”的本心，“发于忠赤，不顾身谋”，因为“过听臣言，以至于此”，应当“独臣罪，以至典刑”。而庞籍得知司马光要为自己辩解时，就又上奏章，引咎自归，请求免除司马光之罪，使司马光没有受到任何责罚。[4]
庞籍和司马光以忘年之交，互相支持、爱护，难能可贵。庞籍死后，司马光不忘庞籍对他的恩德，待其家人如自己的亲人。[4]
（“各地司马光雕像”图册部分参考资料[92]）
不久，仁宗下诏，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任职五年期间，前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嘉祐七年（1062年），充媛董氏死，仁宗追赠婉仪，又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下葬时赐卤簿。司马光认为董妃秩分低微，不能对她施以此礼。卤簿本用来表彰军功，更不能施于妇人。针对仁宗晚年迟迟不立嗣子一事，司马光多次陈述此事干系重大，最后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仁宗养子赵曙被立为皇太子。[4][95]
司马光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之风，嘉祐六年（1061年），他上书《论宴饮状》，恳请皇帝为民着想，悉罢饮宴。他上《言遗赐札子》，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
司马光四十四岁时，擢为知制诰，但司马光不愿就职，他认为这是一个掌管希断拳起草诏令的差事，不是他的特长。为此，他在嘉祐七年（1062年）三月，连上九《辞知制诰状》，说明不适宜任此职务；仁宗皇帝收回诏令，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4]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驾崩。四月赵曙即位，即英宗。两宫（指英宗与养母曹太后）矛盾加剧，司马光看到这种情况，四月十三日进《上皇太后疏》，四月二十七日进《上皇帝疏》，力陈国家当务之急应君民同心、内外协力的道理。六月二十二日，他又上《两宫疏》，指出：“金堤千里，溃于蚁穴；白璧之瑕，易离难合。”英宗没有太后支持“无以君天下”，太后离开英宗“无以安天下”。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写了两封章奏，一封给太后，一封给英宗。在奏章中，讲历史，摆利害，晓明大义，从全局出发，苦苦相劝，终于得到效验。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转，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趋于缓和。[4]
在五年的谏官生涯中，除了关注社会上层，帮助朝廷解决好皇位继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领、治国政纲等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外，司马光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层人民身上。他发出了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而且这个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他在《论财利疏》中指出：当今天下最苦的是农民，因为“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建议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4]
仁宗死后，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也获得近千缗。但这些正确的谏言，因为朝廷腐朽，又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能被采纳。司马光只好从自己做起，将自己所得赏赐交给谏院为公使钱。[4]
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他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给百姓带来无穷苦难，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罢此事。当朝廷不予采纳时，他又写第二封札子，并亲自上殿面见英宗，他说：要防边必须从将帅军政着手，一味拉夫凑数，只能是“徒有惊扰，而实无所用”。英宗这次略有所动，并把上殿札子送中书省和枢密院商量，但一经商量，方知此事拟议已久，难以更改。他又连上六疏，并和宰相韩琦进行辩论，韩琦虽然无言以对，但手中有权，司马光也拿他没办法。这次谏言失败后，司马光连上五状，要求降黜。[4]
治平二年（1065习柜年），朝廷任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仍留任谏职。司马光因对谏官彻底失望了，借机连上三状，要求不当谏官，他在奏章上说：“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龙图阁直学士。[4]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通志》（以《史记》为主，编成《周纪》5卷，《秦纪》3卷，共8卷）进呈英宗。这部书的时间是从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灭亡为止。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并给司马光二条明确指示，一是接续《通志》往下编修，二是决定设立书局，并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自己的助手。[4]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死，神宗赵顼即位。参知政事欧阳修极力向神宗推荐，说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神宗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4]
宋神宗赵顼即位以后，年轻气盛，朝气蓬勃，决心振兴祖业。虚心洪欠耻下问、多方征求治国方略以后，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进、大胆的变革方案符合自己的理想。熙宁二年（1069年），重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司马光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一概反对，尤其当变法还未显露明显弊病时，他也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他还进行劝解和说服。直到王安石颁发“青苗法”，司马光才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现了强烈不满。[4]
宋神宗希望司马光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辅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机，实现国家的振兴。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十二日，擢司马光枢密副使，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从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后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
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九日，他看到他的好友范镇因直言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因而被罢官。司马光愤然上疏为范镇鸣不平，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自己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时间长达十五年。[4]
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已六十六岁，《资治通鉴》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书呈上，十一月，《通鉴》的最后部分《唐纪》和《五代纪》修成以后，司马光连同《通鉴考异》《通鉴目录》一起奏进给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十分重视，将书的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图章，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十二月初三日，神宗降诏奖谕司马光，说他“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并赏与银、绢、衣和马，擢升司马光资政殿学士，迁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4]
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六十七岁。三月七日，神宗病死，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皇太后当政。皇太后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建议“广开言路”。司马光又一次呼吁对贫苦农民不能再加重负担，而且主张新法必须废除，要对农民施以“仁政”，接着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国之要札子》，重点谈用人赏罚问题，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4]
皇太后下诏起用司马光知陈州，不久，又下诏除授门下侍郎（即副宰相）。但司马光上疏辞谢，以自己“龄发愈衰，精力愈耗”，请求只任知陈州。以后在周围亲友支持下还是到任就职了。司马光向皇太后进言，为了实现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招回朝中任职，吕公著、文彦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职。[4]
司马光废除新法，上《请革弊札子》，又在《请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切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宿愿。同时，上表请求辞位。但皇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接着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自己废除免役法的夙愿，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4]
司马光在第二次回朝为相期间，辑录《国语》的精要，编成《徽言》一书。又将《历年图》和《百官公卿表》增补、总辑为《稽古录》一书，形成一部“略存体要’’的简明通史，又负责将《资治通鉴》进行了最后的校定。[4]
元祐元年九月初一（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高氏听闻讣讯后，悲痛不已，与宋哲宗前往其府邸祭奠，赐以一品礼服入殓，以及银、绢七千两（匹）；追赠他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哲宗亲自题赐其墓碑名为“忠清粹德”。朝廷又下诏令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丧，将司马光的灵柩归葬陕州。[59]他的灵柩送往夏县时，京城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等到安葬的时候，哭的人非常真诚，仿佛是在哭自己的亲人。岭南封州的父老们，也都纷纷祭奠司马光，京城及全国各地都画他的像来祭祀他，吃饭前一定要先祭祀他。[4][79]
元年（1094年），章惇为相，议论司马光更变熙丰法度。同年七月，哲宗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毁坏所赐碑[65]。绍圣四年（1097年），再贬为清海军节度副使，又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追复太子太保[68]。崇宁元年（1102年）五月，又降为正议大夫。八月，禁止其子孙在京任官[69]。翌年（1103年），再次追降为左光禄大夫，旋即除名，将司马光列为“元祐党人”之首[67]，刻元祐党人碑，禁止元祐学术。[80]
到大观年间，司马光又被追复为太子太保。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赠太师[66]，再次赐谥。宋高宗建炎年间，得以配享哲宗庙廷[72][81]。绍兴十八年（1148年），绘像于景灵宫[72]。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理宗图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司马光位列其中[49]。咸淳三年（1267年），从祀于孔庙[48]。明嘉靖年间，从祀时称“先儒司马子”[7][50]。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司马光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8]。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这里环境幽美，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其中，司马光任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来洛阳后，便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邵雍、文彦博等也常来此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
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两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资治通鉴》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一）。近代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资治通鉴》问世以来，注释、补订、续作、改作者连续不断，形成了“通鉴学”。就注释补订而言，有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严衍的《资治通鉴补》等；就续作而言，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元资治通鉴》《宋元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后编》《续资治通鉴》《明通鉴》等。就改作而言，由《资治通鉴》派生出来的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开创了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的新体裁，为中国史学独创一格，形成了纪事本末体系列和纲目体系列著作。[77]
主词条：元祐更化
是前此宫廷中反对变法的后台，掌权后遂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尽管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13]，但他执政后，仍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如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依司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对社会的危害较熙宁以前还要严重。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
与此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章惇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一一进行批驳，反变法派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惇屡加击逐，直至被迫赋闲。列为王安石等人亲党的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其中蔡确写《车盖亭诗》，以为皆涉讥讪，贬死于新州。变法派人人怀自危，惶惶不安，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
对西夏，则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偷安一时。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会上广泛不满。
头脑较为清醒的人们曾劝告司马光，要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异日若有人教以“父子义”，唆使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不堪设想。司马光说：“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司马光及其后继者无视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哲宗的不满。哲宗亲政后说，他在垂帘听政期间“只见臀背”，斥责反对派全不懂君臣之义。宣仁太后一死，复辟旧制的反变法派随之垮台，并受到倍加沉重的打击。[9]
司马光一生主要精力用在修史和从政上，不以文学自矜，他评价自己“至于属文，实非所长”。但他学问博大精深，把做学问与作文章结合起来，虽无意为文而文自工。司马光“务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认为华而不实的诗无用，他所称赏的不是辞藻堆砌的诗，而是平淡闲远，抒发真性情、真自我的诗歌。[10-11]
在经学上，司马光弘扬儒术，力辟佛老，对儒家经义做了许多开创性的阐释，朱熹将其与同时的周敦颐、邵雍、二程（程颢、程颐）、张载合称为北宋“道学六先生”。[11]
司马光留存下来的书法作品不多，他的字瘦劲方正，一笔一画都写得十分规矩，即使是长篇大幅，也毫不马虎。如此端劲的书风，与他忠直严谨的个性也是相似的。
司马光是以正书和隶书为主要书体的，且正多于隶。其正书的特点是：用笔提按分明，结体规整扁平，在横划的入笔出锋处，时常带有隶意蚕头凤尾的意图和造型，明显融入了隶书传统。而隶书的特点则是：淳古不及汉隶，流美不及唐隶，但其用笔方折斩截，笔力力透毫端，笔画沉涩刚劲，结体多取纵势。字体虽小而意气雄厚，转折之处，锋棱宛然，刚柔相济。线条以直弧相参，于朴拙之中带有十分秀美之态。其隶法之外兼带楷意，无一般唐隶多见的肥满之弊，有怒而不威的风致。
司马光之书法的成就，主要是由于他具有对书画和金石的学识与鉴赏之能，并根据个人胸臆，博采众家之长，融秦篆之圆劲、汉隶之凝重、晋人之蕴藉、唐楷之刚健于一炉，从而形成鲜明的个人面貌和风格，这在宋人书法中无疑是自成一家、独树一帜。黄庭坚《论书》曾评价说：“温公正书不甚善，而隶法极端劲，似其为人，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观其书可想见其风采。”宋高宗也称：“司马光隶书字真似汉人，近时米芾辈所不可仿佛。朕有光隶书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42]
赵顼：
- ①司马光方直。[15]
- ②未论别者，即辞枢密一节，自朕即位以来，唯见此人。[15]
文彦博：
- ①君实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须求之古人。[15]
- ②彦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辽侦事，回云：“见辽主大宴群臣，伶人剧戏，作衣冠者见物必攫取怀之，有从其后以鞭扑之者。曰：司马端明邪！”君实清名，在夷狄如此。[15]
邵雍：
- ①君实脚踏实地人也。[15]
- ②君实九分人也。[15]
程颐：
- ②熙宁中，洛阳以道德为朝廷尊礼者，大臣曰富韩公，侍从曰司马温公、吕申公。士大夫位卿监，以清德早退者十余人，好学乐善有行义者，几二十人。[63]
：“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郊，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平！’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晚节尤好礼，为冠婚丧祭法，适古今之宜。不喜释、老，······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58]
黄庭坚：
- ②司马温公，天下士也。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也。观此书（《司马温公与潞公书》），犹可想见其风采。余尝观温公《资治通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讫无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盖如此。[74]
邵伯温：“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62]
朱熹一方面肯定司马光，说：“温公可谓智仁勇。他那治国救世处，是甚次第！其规模稍大，又有学问。其人严而正。”[15]并在门生问“温公当路，却亦如荆公，不通商量”时，解释道：“温公亦只是见得前日不是，己又已病，急欲救世耳。”但在《朱子语类》中，朱熹及其子弟也曾直接批评司马光道：“诸先生皆以为司马公许多年居洛，只成就得一部通鉴；及到入朝，却做得许多不好事”，“温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温公之说，前后自不相照应，被他（章惇）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14]
：“君子之用世也，惟人心，岂可以强得哉，湛然无欲，而推之以至诚，斯天下归仁矣，光以忠事仁宗，而大计以定，以义事英宗，而大伦以正，以道事神宗，而大名以立，以德事哲宗，而大器以安，方其退居于洛也，若与世相忘矣，及其一起，则泽被天下，此无他诚而已，诚之至也，可使动天地、感鬼神，而况于人乎？故其生也，中国四夷望其用，及其死也，罢市巷哭思其德，其能感人心也如此，是岂人力所致哉，自古未之有也。”[18]
吕中：
- ①所贵乎大臣者，非以其有过天下之材智也，必其有服天下之德望也。王安石所以变旧法之易者，以其虚名实行，足以取信于人。司马光所以改新法之易者，以其居洛十五年，天下皆期之为宰相也。然安石其权臣，温公其重臣欤。[19]
- ②天将禄人之国，必先祚其君子。天将以元丰为元祐，则使司马光获相于初元。天将使元祐为绍圣，则不使司马光慭遗于数岁。当是时，新法已多变夹，然君子未尽用也，小人未尽去也。公薨于今日，而党议已兆于明日。使光尚在，则君子尚有所立，必无朋党之祸，必无报复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乱之所系也。[20]
脱脱、阿鲁图等《宋史》：“熙宁新法病民，海内骚动，忠言谠论，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摈弃不用。聚敛之臣日进，民被其虐者将二十年。方是时，光退居于洛，若将终身焉。而世之贤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妇，日夕引领望其为相，至或号呼道路，愿其毋去朝廷，是岂以区区材智所能得此于人人哉？德之盛而诚之著也。一旦起而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开言路，进贤才。凡新法之为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张之，不数月之间，刬革略尽。海内之民，如寒极而春，旱极而雨，如解倒悬，如脱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与咨嗟叹息，欢欣鼓舞，甚若更生，一变而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称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光于是亦老且病矣。天若祚宋，慭遗一老，则奸邪之势未遽张，绍述之说未遽行，元祐之臣固无恙也。人众能胜天，靖康之变，或者其可少缓乎？借曰有之，当不至如是其酷也。《诗》曰：‘哲人云亡，邦国殄瘁。’呜呼悲夫！”[4]
杨荣：“宋司马君实、范景仁，其名德高风，足以师表当世。二公相得欢甚，皆自以为莫及。又尝约更相为传，而后死者则志其墓。既而景仁先卒，君实克践其言，至今天下后世称用舍大节，不谋而符者，惟二公焉。”[87]
：“宋之人物，若王沂公（王曾）、李文正（李昉）、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寇准）、赵忠定（赵汝愚）之应变，韩魏公（韩琦）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程颢）、朱晦庵（朱熹）之真儒，欧阳永叔（欧阳修）、苏子瞻（苏轼）之文章，洪忠宣（洪皓）、文信国（文天祥）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26]
林时对：“国之任相，犹室之任栋；用匪其材，鲜不颠覆。虽云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然转亡为存、图危于安，不乏斡旋补救之术。如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古来旁求爰立、或取诸梦卜、或起自屠钓，咸能光复启宇，祀夏配天。无论汉、唐、宋全盛，萧（萧何）、曹（曹参）、丙（丙吉）、魏（魏徵）、房（房玄龄）、杜（杜如晦）、姚（姚崇）、宋（宋璟），洎韩（韩琦）、富（富弼）、范（范仲淹）、欧（欧阳修）、司马诸公，克奏戡定弭宁之略。……国以一人兴，岂不诚然哉！”[27]
王夫之：
- ②毕仲游之告温公曰：“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钱粟，一归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余于财，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大哉言乎！通于古今之治体矣。温公为之耸动而不能从。不能从者，为政之通病也，温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废实，二曰防弊而启愚，三曰术疏而不逮。[29]
- ③马、吕两公非无忧国之诚也，而刚大之气，一泄而无余。一时蠖屈求伸之放臣，拂拭于蛮烟瘴雨之中，愔愔自得。上不知有志未定之冲人，内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野不知有难仰诉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强敌，一举而委之梦想不至之域。群起以奉二公为宗主，而日进改图之说。二公且目眩耳荧，以为唯罢此政，黜此党，召还此人，复行此法，则社稷生民巩固无疆之术不越乎此。呜呼！是岂足以酬天子心膂之托，对皇天，质先祖，慰四海之孤茕，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称大臣之职者哉？[29]
- ①司马光立朝行己，正大和平，无几微之可议。不祗冠有宋诸臣，求之历代亦不可多得。[30]
- ②司马光综史传为《通鉴》，其学殖淹博，文词最为典雅。岂不能为四六者，盖因宋承五季之后，时犹崇尚俳偶，竞趋浮华。故光以不能四六为辞，所以矫当世之失，而欲返之于淳朴。其用意良深矣。固非如后世鄙陋无文之人高谈性命而蔑视辞章，以自文其不学者所得而藉口也。[30]
- ③宋哲宗之初，廷臣成欲革除新法，犹以改父之政为嫌。司马光毅然为以母改子，遂使群疑立释。可谓要言不烦，善处大事者矣。若以绍圣更法，遂尤其建议之际，已留瑕隙，令惠卿辈得持其短长，是皆事后之见尔。[30]
李光地：
- ②武侯有手段，侈人以司马温公比之。温公是个好人，才具焉能比武侯？[31]
：“公通籍垂五十年，历事四帝，凡朝廷大议无不与。然迹其为相柄政，出生民于涂炭，厝宗社于奠安者，自元丰末年至元祜之九月，一年而已。中间力争大计而抵牾者有三：初与韩魏公争刺义勇，继与欧公争濮王典礼，最后与荆公争新法，皆奏章至六七上，或至中书面白，甚且上章乞罢以去。唯公忠厚质直，根于天性，学问所到，诚贯金石，自少至老，沉密谨慎，因事合变，动无过差，故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疗饥，参苓之可以已病。使有圣人者作，收而置之德行、政事、文学之科，吾知其不取彼而代此也。”[34]
- ①司马力攻新法，忠彦敢言正直。[35]
- ②宋代称六君子，濂溪明道伊川。康节横渠同是，温公君实为然。[35]
蔡东藩：
- ①到底安邦恃老成，甫经借手即清平。如何天不延公寿？坐使良材一旦倾。[37]
- ②本回叙高后垂帘，及温公入相，才一改制，即见朝政清明，人民称颂。……但司马光为一代正人，犹失之于蔡京，小人献谀，曲尽其巧。厥后力诋司马光者，即京为之首，且熙丰邪党，未闻诛殛，以致死灰复燃。人谓高后与温公，嫉恶太严，吾谓其犹失之宽。后与公已年老矣，为善后计，宁尚可姑息为乎？[37]
蒙文通：“温公元祐时罢免或修改熙丰新法，未见其复行形势税簿，王居正亦未言元祐时废止主殴佃客至死减等之法，是荆公、温公虽有不同，而其本质则一也。且温公虽主节费，而元祐更化时于冗官、冗兵、冗费等弊政，仍无所触动。是二人之政治才能实伯仲之间耳。”[76]
程应镠：“纵观中华民族那些逝去的巨人行列，宋代人物中以功业彪炳史册的并不多见，相反以人格的力量、道德的光彩令后人仰止的却远较其他朝代为多，例如范仲淹、司马光、包拯、文天祥……即使王安石这样有争议的人物，作为政敌的司马光仍称他‘节义过人处很多’。”[89]
司马家族累世聚居，和睦相处，祖辈诗礼传家，家考严正。司马光受父亲的诚实教育的影响，一生诚信。大概在五、六岁时，有一次，他要给胡桃去皮，他不会做，姊姊想帮他，也去不掉，姊姊就先行离开了，后来一位婢女用热汤替他顺利将胡核去皮，等姐姐回来，便问：“谁帮你做的？”他欺骗姊姊是自己做的，父亲便训斥他：“小子怎敢说谎。”司马光从此不敢说谎，年长之后，还把这件事，写到纸上，策励自己，一直到死，没有说过谎言。邵雍的儿子邵伯温还看过这张纸。
司马光为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于君王、取信于人，又恭敬、节俭、正直，温良谦恭、刚正不阿，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举动都符合礼节。在洛阳时，他每次到夏县去扫墓，一定要经过他的兄长司马旦的家。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侍奉他仍像严父一样，保护他像抚育婴儿一样。从小到大到老，他说话从来没有随便说过一句，他自己说：“我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我一生的所作所为，从来没有不可告人的。”他的诚心是出自天性，天下的人都敬重他，相信他，陕西、洛阳一带的人们都以他为榜样，与他对照，学习他的好品德。如果人们做了不好的事，就说：“司马君实莫非不知道吗？”
司马光对财物和物质享受看得很淡薄，没有什么爱好，对学问却没有不精通的。他惟独不喜欢佛教、道教，说：“佛道的微言大义不能够超过我的书，其中的荒诞我却不相信。”他在洛阳有田地三顷，妻子死后，他卖掉土地作为丧葬的费用。他一辈子粗茶淡饭、普通衣服，一直到死。
主词条：司马光砸缸
有一次，司马光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水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的一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聪明机灵，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样。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被人们广泛流传。[78][93]
司马光要卖一匹马，这匹马毛色纯正漂亮，高大有力，性情温顺，只可惜夏季有肺病。司马光对管家说：“这匹马夏季有肺病，这一定要告诉给买主听。”管家笑了笑说：“哪有人像你这样的呀？我们卖马怎能把人家看不出的毛病说出来！”司马光可不认同管家这种看法，对他说：“一匹马多少钱事小，对人不讲真话，坏了做人的名声事大。我们做人必须得要诚信，要是我们失去了诚信，损失将更大。”管家听后惭愧极了。[38]
司马光性情淡泊不喜奢华，他在《训俭示康》中曾提到小时候长辈会给他穿华美的衣服，他总是害羞脸红而把它脱下。宝元年间中举时，曾得到仁宗的接见。酒席宴会上，每人都在头上插满鲜花，肆无忌惮地嬉戏取乐，唯独司马光正襟危坐，也不戴花。被同行的人提醒后，司马光才不太情愿地戴了一朵小花。[39]
司马光有一个老仆，一直称呼他为“君实秀才”。一次，苏轼来到司马光府邸，听到仆人的称呼，不禁好笑，戏谑曰：“你家主人不是秀才，已经是宰相亦，大家都称为‘君实相公’！”老仆大吃一惊，以后见了司马光，都毕恭毕敬地尊称“君实相公”，并高兴地说：“幸得大苏学士教导我……”司马光跌足长叹：“我家这个老仆，活活被子瞻教坏了。”[39]
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纳妾蓄妓的风尚。司马光是和王安石、岳飞一样，极为罕见的不纳妾、不储妓之人。婚后三十年余，妻子张夫人没有生育，司马光并未放在心上，也没想过纳妾生子。张夫人却急得半死，一次，她背着司马光买了一个美女，悄悄安置在卧室，自己再借故外出。司马光见了，不加理睬，到书房看书去了。美女也跟着到了书房，一番搔首弄姿后，又取出一本书，随手翻了翻，娇滴滴地问：“请问先生，中丞是什么书呀？”司马光离她一丈，板起面孔，拱手答道：“中丞是尚书，是官职，不是书！”美女很是无趣，大失所望地走了。
还有一次，司马光到丈人家赏花。张夫人和丈母娘合计，又偷偷地安排了一个美貌丫鬟。司马光不客气了，生气地对丫鬟说：“走开！夫人不在，你来见我作甚！”第二天，丈人家的宾客都知道了此事，十分敬佩，说俨然就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白头偕老的翻版。唯独一人笑道：“可惜司马光不会弹琴，只会鳖厮踢！”张夫人终身未育，司马光就收养了哥哥的儿子司马康，作为养子。
司马光就如此和妻子相依为命。洛阳的灯会享誉天下，逢元宵节，张夫人想出去看灯，司马光说：“家里也点灯，何必出去看？”张夫人说：“不止是看灯，也随便看看游人。”司马光一笑，说：“看人？怪了，难道我是鬼吗！”[40]
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居所极简陋，于是另辟一地下室，读书其间。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清贫的司马光无以为葬，拿不出给妻子办丧事的钱，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诏赐司马光金钱百余万，珍宝丝绸无数，但司马光不为所动。司马光年老体弱时，其友刘贤良拟用50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司马光婉言拒之，他说：“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41]
司马光一生，特别是居洛十五年，最经常的事是读书， 写书。正因为如此，他也十分爱书，讲究藏书之法。据《梁溪漫志》载：“公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尝谓其子公休曰：‘竖贾藏货贝，儒家唯此耳。’”每年从伏天开始，到重阳节之间，每当天晴的次日，司马光就要把藏书摆到桌上，放到阳光下晾晒。在读书时，一定先看看书桌上有无灰尘，只有书桌一尘不染时才端坐阅读，有时坐着读书累了，就一边走动一边看，这时他就用一块方正的木板托着书来阅读，从来不用手直接捧着，或者像有些人把书卷着那样阅读。这不仅仅是害怕手上的汗渍玷染了书页，也害怕触动书的四边。他“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复以次指面捻而挟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司马光自己常说：“今浮屠老氏犹知尊敬其书，岂以吾儒反不如乎！”[42]
宋朝时，交趾（今越南）国遣使进贡珍奇异兽，说是麒麟。司马光上奏朝廷说：“大家都不认识，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又不是它自己来的，算不得吉祥的象征；如果是假的，恐怕被夷狄笑话。朝廷应该厚赏使者，让他带回去。”[44]
司马光退居洛阳后，和文彦博、富弼等十三人，仰慕白居易九老会的旧事，便会集洛阳的卿大夫年龄大、德行高尚的人，他认为洛阳风俗重年龄不重官职大小，便在资圣院建了“耆英堂”，称为“洛阳耆英会”，让闽人郑奂在其中画像。当时富弼七十九岁，文彦博与司封郎席汝言都已经七十七岁，朝议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岁，太常少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卫州防御使冯行己都已七十五岁，天章阁待制楚建中、朝议大夫王慎言已七十二岁，太中大夫张问、龙图阁直学士张焘已七十岁。当时宣徽使王拱宸任北京留守，写信给文彦博，想要参加他们的集会，王拱宸七十一岁。而只有司马光还没到七十岁，文彦博素来看重他，便用唐朝九老狄兼謩的旧例，请他入会。司马光因为自己是晚进后辈而不敢在富、文二人之后。文彦博不听，让郑奂自幕后传司马光画像，又到北京传王拱宸的画像，于是参会的有十三人，他们置酒赋诗相互取乐。当时洛阳有许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的风景，司马光等人头发和眉毛雪白，仪表神态端庄美好。每次聚集宴会时，洛阳的百姓都随从观看。[43]
关系 |
姓名 |
备注 |
|---|---|---|
远祖 |
司马孚[47]
|
西晋安平献王。 |
司马阳 |
北魏时曾为征东大将军。 |
|
四世祖 |
司马林 |
布衣 |
曾祖父 |
司马政 |
布衣 |
伯祖父 |
司马炳 |
布衣 |
祖父 |
司马炫 |
中进士，官至耀州富平县令。政绩显著，且以气节著于乡里。 |
父亲 |
司马池 |
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属翰林学士院），为人清直仁厚。[4]
|
叔父 |
司马沂 |
—— |
司马浩 |
—— |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诗
词
文
（诗词作品参考资料[12]）
主词条：司马光墓
司马光墓（司马光温公祠）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城北15公里的鸣条冈，坟园占地近3万平方米，东倚太岳余脉，西临同蒲铁路，司马光祖族多人群厝于此。墓地分为茔地、碑楼、碑亭、余庆禅寺等几个部分。中，余庆禅院是为保护司马光墓于宋代建立的一处寺院。茔地位于右翼，禅院列于左翼，碑楼在最前方。碑楼高大、壮观，内有“司马温国公神道”碑一通。碑身厚硕高大，碑文介绍了司马光一生的成就。碑额由宋哲宗御篆“忠清粹德之碑”，碑文为苏轼撰并书。[90-91]
司马温公祠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下大路98号。据方志载，司马光四世孙司马伯伋助宋高宗南渡，遂居家于山阴（今浙江绍兴），立祠奉祀，岁久颓圮。至清代，由其后人重修。现存祠屋两进，坐北朝南。第一进门厅，第二进面阔五间，明间后槽正中原有司马光泥塑像，今不存。[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