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为什么总诞生“头部玩家”？
“江南才子”从何而来—论太湖流域的重文传统
作者 | 谢可洋
编辑 | 陈莹
可以登上火星的“超级涂层”，薄如蝉翼的“5G钢”，寄托着“山海情”的普洱茶砖，可存千年的“复活”开化纸……最近，正值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投递高峰期，多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书以其别出心裁的设计“火”出了圈。与君未谋面，鸿雁传书来。录取通知书是高校与新生的“第一次”见面，它的背后记录着拼搏、承载着梦想。自然而然，当考生亲手接过录取通知书，内心的激动与欣喜难以言说。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金榜题名的喜悦古今相同。事实上，在比现代高考要难的科举时代，“金榜题名时”还堪称是人生四大幸事之一。
有多少人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喜悦时刻？历经1300多年的中国古代科举，现总共有595位文状元可查。其中448位有籍贯记录。
在这其中，以清朝的119位状元为例，江南省（今江苏省、上海、安徽和浙江北部）足足占到了69位。在江南省中，太湖流域（苏锡常湖等地）又占到了44位。以“江南四大才子”出名的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和徐禎卿实际上是“姑苏四大才子”，或称“吴中四大才子”。
可以说，江南出才子状元，主要是集中在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时至今日，江苏、浙江依然是所谓的“高考大省”。这样的传统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被塑造出的?
从尚武到尚文
春秋时期，现在的太湖流域、江南水乡远离中原，属于“夷族”这一分类。在“泰伯奔吴”的故事中，泰伯来到以太湖流域为核心地区的吴地，为了迎合当地“荆蛮”，“文身断发”，得到了当地人的尊敬，号为句吴。
当时的吴地，天气温热潮湿，有大量原始森林的存在，人类生存十分艰难。《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当时的吴地“地广人稀……无冻饿之人, 亦无千金之家。”这和我们印象中富裕繁华的江南水乡截然相反。这一情况是因为此后吴人仰赖为生的太湖还处在完全自然的状态下，并未得到良好的治理。
于是，由于财富受到限制，生命时刻会遇到威胁，人们以氏族为社会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彼此帮扶。如果有人对氏族成员造成伤害，其他人也要进行复仇。所谓“父母之仇不与戴天履地, 兄弟之仇不与同域接壤, 朋友之仇不与邻乡共里”正是对这一时期吴地的描述。
这期间最出名的例子就是“卧薪尝胆”。吴王阖闾被越所杀，因此其子夫差发誓复仇，攻打越国。越王勾践不敌夫差，不得不向吴国乞和。但他不忘所受的耻辱，卧薪尝胆，最终杀死了吴太子，击溃吴国，结束了这段互相复仇的战争历史。
在这个故事中出场的兵器至今仍是国家重宝——吴王夫差剑与越王勾践剑，时隔2500年依然寒气逼人，足见当时吴地“好相攻击”的风气和高超的武器制造水准。
情况在东晋南朝突生转变。李慈铭《越漫堂读书记》曾评论说: “ 南朝轻武人。”当时社会推崇儒家名节，士大夫阶级大都风流柔弱，乃至建康令王见到马匹嘶鸣竟然害怕得以为马是老虎。这一风潮随着五胡乱华，晋室南渡传到了吴地。
与此同时佛教在中国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无论南北都建立了大量的佛寺、石窟。南京著名的鸡鸣寺就是当时的皇家寺庙之一，号称“南朝第一寺”。由于南宋、南齐、南梁、南陈四朝都建都南京（史称建康），吴地以南京为中心上行下效，放弃了以往崇尚武斗的习俗，转而在宗教中追求内心的平和。
在随后的秦汉时代中，王莽起兵夺权，北方依然战乱频频，但很少越江打到南方。由此一来，社会环境安定，人们跟从北方避难而来的世家贵族阶级学习儒家思想，信仰佛教，慢慢地开始与中原文化相融合，转变成我们熟知的那个重视文化教育的江南。
后起之秀
至唐朝开创科举制度时，吴地文化已经面目一新。北方人民带来的不止是礼乐文化、士人风骨，还有先进的生产技术。政府大规模开辟荒地，加强水利工程建设，排除积水，使泥泞的沼泽地变成耕田，将吴地改造得更为宜居。
伴随京杭大运河的修建，以堤、堰、陂、塘为名的灌溉工程也在江南地区大量展开。尽管大运河的修建耗费了隋朝大量的资金，但它的建成保证了南北之间的通商，吴地也就此成了国家的粮库。唐朝也延续了隋朝在吴地大兴水利工程的传统，继续开发太湖流域的经济潜力，发展飞速。
尽管如此，南方作为经济上的后起之秀，在科举制度开创的初期并不能与北方相提并论。在唐朝共58位有记载的文状元中，40位属于北方，南方仅仅占到了18位。而这18位状元中，7个集中在852年后，852年后其他地区加起来才不过21个。
这一时间恰恰和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的时间相吻合。事实上，这场内战不仅是唐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也是经济中心再次南移的关键时间点。安史之乱，起兵于河北，目的在攻打长安(今西安)，波及地区依然是北方黄河流域。为避战乱，人们再次向南方特别是太湖流域迁徙。其原因一是因为太湖流域此时已是有名的富庶地区，二是因为安禄山、史思明的军队大多为骑兵，很难越过水域。特别是水田纵横遍布的太湖流域，这些河道水路既是人们生活的资本也是逃亡保命的通道，天然地使许多战术不可实施，避免了许多战争。
另一方面，此时黄河随着平均气温的逐渐下降愈发难以治理，洪灾频繁。在唐朝存续期间，7世纪时发生洪水6次，8世纪发生19次。北方的农业大受影响，不得不将粮产重心转移至水利设施稳定的南方。
自此，太湖流域彻底从过去地广人稀的不毛之地发展成了人多地少的精致化耕种的鱼米之乡。有记载：“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吴越地区太湖流域在晚唐成了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主要来源地。
经济中心的南移带来文化中心的南移。北方人才也开始逐渐流向、定居南方。贞观年间，苏州的人口密度仅为3.94，在天宝年间增长到了45.80。在富庶和平的太湖流域生活的读书人拥有较此时北方读书人更好的学习环境。这也就导致了此后太湖流域在科举一途上逐渐崭露头角。
到了北宋，南方已经成了实际意义上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就从人口数量来说，唐天宝6年（747）年，南北的户口比例为北方492万户比南方257万户，北方户口约为南方的1.9倍。然而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时，北方户口仅剩459万户，南方则增长到了830万户，约为北方的1.8倍。可以说，南北定位已经出现历史性的逆转。
由于南北考试人才不平均，以司马光为首的北方官员不愿意过多南方人进入政圈，施行了按各省户口数量分配录取名额的政策。即便如此，现可以考据的北宋进士共9630人中，南方有9164人，北方仅有466人。
不过这一时期，状元人数排在江苏之上的省份还有河南、山东，到了南宋，又有福建、浙江。其中河南、浙江是两宋都城所在，山东和福建又比邻都城，无论是信息还是教育水平都占据优势，最前列的精英在这一阶段仍然是出自这些地区而非太湖流域。
经世致用
明朝建都于南京，毫无疑问和太湖流域钱粮满仓，战争少发有很大的联系。这一时期，南方学子迎来了自己的时遇。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太湖流域的科举水平也到达了巅峰。“江南四大才子”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和徐禎卿就是这个时代的人。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家吴承恩、汤显祖，旅人徐霞客亦然。
当时的太湖流域是刻书业的中心。明代胡应麟曾说，“当今刻本，以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来湖（州）、歙（县）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世行甚寡，闽本最下。” 刻书业的兴起带来的是藏书家的聚集，在吴晗先生编撰的《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共记载藏书家888位，其中太湖流域421人。
大量书本的印刷带来的还有书院的建造。明代开始，太湖流域出现了大量私塾书院，给与了普通民众读书参与科举的机会。不少商贩抓住商机，打造商业性书坊，出版应时书籍如八股范文、文学作品等等。
同时，明代为了发掘人才，于洪武十七年初定下了考生路费资助制度，然而在推行中由于各地民情不同遇到了种种挫折。唯有在富庶且重视教育的太湖流域，考中举人后政府的资助金能有200两白银（工人一年的收入在当时约为2两白银一年），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水平。
明代还继续实行分地区录取的制度，南北中部分开考核，统计全国的进士数量意义不大。但是，在这样实在的社会鼓励下，江苏省内的进士约有5993位，其中太湖流域占到4690人；全国总计89位状元，17人出自太湖流域。
在科举考试制度中，八股文是极为重要的一环。而到了明后期，引领八股文风潮的文人大都来自太湖流域，比如苏州人吴宽、冯梦龙，无锡人顾宪成，常州人薛应旂等等。因此同样来自太湖流域的其他考生，比之其他地区的士人更能揣摩、理解他们的风格，并学习模仿，在考核中占据优势。
至明末清初，太湖流域的文人已经在政坛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些文人团体中，最为知名的就是重建了东林书院的东林党人。他们反对宋明时的主流理学，提倡经世实学。这一理念在东林书院前的对联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在这种理念下，政治活动和文化事业出现了更多结合，许多文人既是学者又是官员，比如《皇明经世文编》的作者陈子龙，既是知名的文学家、诗人，又是倡议国家改革的进步士人。
到了清朝，太湖流域的士人还占据了官场的许多席位，但随着“拜老师、拜同乡”的不良官场风气的诞生得到愈来愈多的话语权，一时间成为了国家的隐患。明朝所建立的书院部分因朝代改换被毁，仅存的也“官学化”，受到很多制约。不过，经世实学的理念已然深入江南学子的心，在嘉道年间引发了第二次经世思潮。
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政治腐败，财政拮据，封建主义社会几乎走到了尽头。以林则徐、龚自珍等人为首的士大夫阶级再次提出了经世实学的理念，期望从时代的风波中力挽狂澜拯救国家。
苏州人冯桂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林则徐等经世学者跟从这一理论，翻译大量西方文献，从中学习。这些学者一方面支持革新，引入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强调保持中国文化的传统与本质。
在这样的思潮影响下，太湖流域地区也诞生了许多忧国忧民的学者。比如近代文理大师无锡人顾毓琇，就是遵从父亲的遗言“以实学致用”，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知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吸收西方的观点，深耕于新中国的国情，以“经世济民”的思想作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等著作，是中国“市场经济拓荒者”。
到目前为止，在我国代表最高科学技术荣誉的院士称号拥有者中，219位是江苏籍贯，苏锡常三地更是分别诞生了67、40、41位。
可见，太湖流域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从不仅仅停留在风流才华或为官之道上，而是有着更深远严肃的实际意义。而对实用理性的关注早已内化成了江南人的内在气质、行为思想的基础，构成了这片地区的文化底蕴。
作者系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见习研究员
排版 | 曾佳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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