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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一个冬日的下午,时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陈赓约了一个年轻人来茶楼见面,他就是19岁的陈处泰。

  陈赓和陈处泰在茶馆见面后,相谈甚欢。从此,陈处泰接受了陈赓的领导,为党的事业发展年轻的力量。

  数月之后,陈处泰化名陈成,考入了上海法政学院。入学不久,他就接到了昔日同窗华克之写来的一封信。

  陈赓判断,华克之此番来上海,很可能另有目的。他嘱咐陈处泰要团结好国民党左派的朋友。

  陈处泰在法租界金神父路的一座小楼上,为华克之租了两间房。两人决定,将这处小楼变为他们议事和聚会的场所,华克之将其命名为“危楼”。

  1930年,上海租界当局为配合蒋介石的文化“围剿”,明令禁止印刷业为中共提供任何服务,《红旗日报》被迫停印了。

  不久,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书记朱镜我,找到陈处泰,请他继续印刷《红旗日报》。

  而此时,陈处泰已经成为左翼文化团体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盟员。

  接到指示后,陈处泰决定通过华克之,向爱国反蒋人士王亚樵寻求帮助。王亚樵前后分两次给陈处泰送去了一万块银元。利用这笔钱,陈处泰盘下了一家印刷厂。

  虽然半年后,公道印刷厂还是被查封了,但《红旗日报》坚持出版到182期,让国民党统治区的人们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消息,成为了通向真理与光明的窗口。

  1933年的一天晚上,当陈处泰组织“社联”盟员们举行集会时,意外被租界当局逮捕。在监狱中,陈处泰说着一口苏北方言,声称自己是苏北农村失学青年,敌人一时也摸不清他的身份。

  半年多之后,陈处泰被无罪释放。出狱后的陈处泰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华克之告诉陈处泰,他正在和爱国志士孙凤鸣、张玉华等人,筹划一个五步流血的计划,刺杀蒋介石。为了陈处泰的安全考虑,华克之建议他从此搬出“危楼”。

  1935年,随着许多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陆续被捕,25岁的陈处泰临危受命,出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此时,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国难当头,陈处泰仍决定领导“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举行一次抗日救国游行活动。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开幕。按照计划,乔装成记者的孙凤鸣,将在大会合影时实施刺杀蒋介石的计划。但没想到,蒋介石最后没参加合影,孙凤鸣当机立断,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这次事件让亲日派头目汪精卫身负重伤,暂离政坛。

  身在上海的陈处泰,也时刻关注着各方面的消息。1935年11月16日下午,他来到上海新亚酒楼,拜访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一方面他想打听华克之的情况,另一方面帮助那些参与“刺汪案”的勇士。但没想到,国民党特务们早在新亚酒楼布下了陷阱,破门而入将两人逮捕。

  敌人对陈处泰进行了严酷的刑讯逼供,但陈处泰宁死不屈。在囚车上,他遇到了同样被捕的“危楼”朋友张玉华。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决意撤离南京。在此前夕,他们秘密杀害了27岁的年轻共产党员陈处泰。

  漫漫黑夜中,年轻的生命虽如流星般转瞬即逝,但他们散发的信念光芒,却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催生了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