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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原著作者周克芹创作阐释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顾名思义，是几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的生活故事。这一群农民，有老年的，有中年的，有青年的，有男的，有女的。其中也有我自己。我生活在农民群众中许多年了，我从来不拿着笔记本儿对谁谁进行采访，不为搜集材料专门召开座谈会。我不习惯那样做，也不需要那样做。生活中熟悉的人和事（有时是亲身经历的）以及新的感受、思考、希望，等等，都是我进行写作的“材料”。很多很多，写不完，有时简直来不及写，我恨自己笔太笨，手太慢。向前进行着的生活，给我提供了太多的感受、问题和思考；我所熟悉的庄稼人，以及他们的新的生活、命运、喜怒哀乐……所有这些，我已经写出来的，真是太少太少。“后来我正式用文字写作时，情形大致也如此，不同的只是经历的事情多了，在党和人民的教育下，知道了应该怎样去认识生活。但写作时的动机仍然是因为在生活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感情需要向人表露和诉说，把一种情绪传达给人们……”1958年，我被认为是犯了“同情右派”的错误，从学校“贬”回家乡当农民，那一霎那间，确曾有一种“牛劲”：不能向命运低头，不能在人生的艰难中沉沦。但我之对于人生的认识、信念，却是后来与群众共同生活以后，才真正确立的。许许多多的经历和见闻，失望和希望，痛苦和欣慰，包括我亲眼见到的那个挖野菜的女人，戴野花的小姑娘……使我懂得了严峻的现实与充满着美好希望的人生。于是，四姑娘，作为艺术形象，在我心中出现了。四姑娘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她悲苦，却并不明白为什么悲苦，她的苦难及其抗争，一开始，仅仅是个人的事，她不能把个人的命运与整个祖国遭受的苦难联系起来思考，因此她曾感到过委屈。写至第十章，她与颜少春有一段对话。颜少春告诉她，由于种种原因，金东水认为目前还不是办喜事的时候，这时她说：“我能等,这么些年都等过来了。” 颜：“秀云，你真是个好女人……”到这里，四姑娘的性格大大地发展了一步。四姑娘成长了。和我们许许多多普通人一样，经历了人生种种磨难之后，才懂得了人生，才把个人的命运与党、与祖国的命运联结起来，从今以后，才不至于再是孤苦、寂寞的受害者，而是一个战斗者了。我以发自肺腑的热爱之情，噙着眼泪写四姑娘。我把自己自懂事以来的二十余年艰苦岁月的磨炼所积累起来的感情，二十余年从劳动农民——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们——身上感受到的美，大部倾注给了四姑娘这一艺术形象。

写许茂，我则比较冷静一些，理智一些。常常要狠心地使用一把解剖刀。一个曾在合作化时期顺畅地生活过来的庄稼汉，为什么又变得自私了呢？一个正在抖落着身上的历史灰尘、解脱着因袭的重负的农民，为什么又再次背起了那个沉重的负担呢？我解剖许茂老汉，不是目的，我的目的是解剖历史，为什么历史会在这样的年头停顿不前、甚至倒转？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农业问题、农民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在结构上，落笔竟是如此之难！不仅如此，问题还出在自己的创作思想上。这一点我醒悟得比较快。紧接着4月30日深夜的笔记里写着：“问题还在于出发点。以‘问题小说’为出发点，必然导致失败。提出新的问题，是必要的，但这不应是出发点，出发点应是给生活的本质以满腔热情的肯定……”[1]

王炎同志谈影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创作体会

王炎同志一再强调，周克芹同志的小说，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为电影改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改编时，他们力求忠实于原作。他还说,影片在创作上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不一定正确。其成败得失，有待于电影界同行和广大观众的评论。各种风格流派的影片，都拥有自己的观众，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能够做到雅俗共赏的，也有，但不多。因此，在艺术创作中，应该允许各种风格流派的存在，真正做到百花齐放。一、去掉习惯性的纯客观介绍。在我们不少影片中，时代环境、人物关系等方面的纯客观介绍，往往要占去很大的篇幅，有时甚至跳出了生活的氛围之外。诚然,交代是必要的，但要随着人物的活动，自然而然地带出来。故事发展到哪里，环境和人物关系就介绍到哪里。看头知尾，不符合生活本身发展的逻辑。因此，在改编过程中，他尽量删去那些纯客观的介绍，让人物在规定情境中，按照各自性格发展的逻辑，该怎么活动就怎么活动。例如，小说开头用了一节的篇幅，通过妇女们田间的闲谈，介绍了主要人物关系，为以后故事的发展做了铺垫。王炎同志认为小说这样写是可以的，但对于容量有限的电影，这类纯客观的交待应尽量减少，以便用更多的篇幅来刻划人物。所以，影片删去了这一节，一开场就是郑百如和九姑娘在河边的对话。二、不搞人为的戏剧性情节和场面。王炎同志说，人为地制造戏剧冲突，是目前国内不少文艺作品的弊病。当然，文艺作品完全排除戏剧性是不可能的，因为生活本身就包含着戏剧因素。但是，不应该离开生活，离开人物，故弄玄虚，专门去追求戏剧性。为此，在改编过程中，应注意尽量符合生活真实，避免人为地制造戏剧性情节和场面。小说中关于四姑娘跳水前一系列情节的描写，王炎同志认为不大符合生活的真实。因此删去了情节。影片对四姑娘跳水，是这样表现的：她在会场上受辱后，首先走到金东水的小屋外，这里有可亲可爱的长秀、长生娃，有金东水，这是她的温暖、希望之所在。她在蒙受冤屈后，首先来到这里，寻找关怀、理解和力量，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她内心又矛盾重重，在屋外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终于转身离开了。接着她去找象母亲一样疼爱自己的三姐，却在窗外听到三姐误解她的话。她又去找金大娘，想向这个土改时期的老积极分子、正直善良的老党员说明真相，但工作组小齐的一番冷言冷语，使她彻底绝望，终于投河自尽。写四姑娘投河，着眼点并不在于表现她死得如何凄苦和可怜，而是要揭示她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她是以死来对当时不平的世事提出控诉和抗议的。观众只要知道她投河，并对逼她至死的原因感到信服，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详尽地描写和渲染她投河自尽的戏剧性场面。三、不追求情节的完整,给观众以更多想象的余地。王炎同志说,情节是刻划人物的重要手段之一,对它在影片中的作用决不可忽视。但是,如果为了追求情节的完整而忽略了人物的刻划,甚至让人物为情节服务,搞一些造作的情节、华丽的形式,这就不妥当了。他要求自己在创作时把笔墨放在刻划人物上,使情节为人物服务,而不想以情节取胜。为了使人们能看懂,有些作品要求情节的完整,强调有头有尾,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有些情节,估计观众能够猜得到,能够加以补充的,就不必交代得那么清楚。只要人物的处理符合生活的逻辑,观众会根据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对那些未出现的情节加以想象和补充,而且往往会比影片的交代更为合理。这样,影片会更加简练、含蓄,给人以更多的回味和想象的余地。四、真实、准确地刻划人物。王炎同志说，一部影片成功的关键，在于刻划人物。这也是他创作中下功夫最大的地方。现在不少文艺作品在对人物的刻划上，绝对化的东西太多了，好人就绝对的好，没有一点缺点，坏人就一坏到底。而现实生活中，人是非常复杂的，性格色彩也是很丰富的。他力求把影片中的人物刻划得象生活那样真实、自然、恰如其分。小说中的人物,写得是比较成功的。改编时,基本保留了那些刻划人物的主要情节，对于一些极有光彩之处，则尽量加以渲染和发挥。在某些地方也作了一些改动。五、探求电影的民族风格。王炎同志说，这几年，他很想探求一下电影艺术的民族风格问题。他认为，所谓民族风格，主要是表现中国人的心理、感情、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部小说，为影片探求民族风格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在原作的基础上，影片有意识地在民族风格方面做了一些努力。比如，小说中关于四姑娘临投水前给老爹缝好皮袄这一情节的描写，是十分感人的。王炎同志在河南深入生活时，就听到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农村妇女因挨丈夫打，跑回娘家，娘家又不愿收留她。于是，她头上顶块新手巾，穿双新鞋，上吊了。临死前，哭着说了这样一句话：“娘，俺不能再伺候您老人家了。”这件事对王炎同志的触动很深。改编时他选取了小说中这一类似的情节，并加以发挥。影片是这样表现的：四姑娘抱着一死的决心，回到小屋。她梳好头，换上一身新衣服,把老爹的皮袄缝好、迭起，上面又放上一双新鞋。然后凄惨地环视一下小屋，走出门去。王炎同志说，这是要表现，尽管许茂对四姑娘不好，但四姑娘并不记恨父亲的过错，在临死前,，还要最后尽一下做女儿的孝心。这是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性格和美德,能够为中国人所理解，并且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