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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逢甲（1864年12月26日-1912年2月25日），字仙根，又字吉甫，号蛰庵、仲阏、华严子，别署海东遗民、南武山人、仓海君。辛亥革命后以仓海为名。祖籍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今广东蕉岭）。晚清抗日保台志士、爱国诗人、教育家。[1]
光绪十四年（1888年），考中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同进士出身，授任工部主事。但丘逢甲无意在京做官返回台湾，到台湾台中衡文书院担任主讲，后又于台湾的台南和嘉义教育新学。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请命督办团练。台湾割让给日本后，他写“拒倭守土”血书，亲率义军抵抗日寇。力战20余昼夜，清兵不援，孤军无继战败，遂内渡福建，后转回原籍广东省梅州镇平定居，创办学校，推行新学，曾主讲潮州韩山书院。[6]宣统元年（1909年），当选为广东咨议局副议长。[14]宣统三年（1911年）9月，广东光复，丘逢甲任广东军政府教育部长。11月，出席了南京组建中央临时政府的会议，会上当选为中央参议员。
民国元年（1912年）初，以广东代表身份赴南京参加筹组临时政府。会议期间，肺病复发，告假返回家乡。2月25日，病逝于广东镇平县（今蕉岭县）淡定村，终年48岁。[13]
（概述图参考资料[1]）
- 丘仓海、丘秉渊
- 仙根、吉甫
- 蛰庵、仲阏、华严子
- 清末民初
- 汉族
- 出生地
- 台湾省苗栗县铜锣乡竹森村
- 出生日期
- 1864年12月26日
- 逝世日期
- 1912年2月25日
- 主要作品
- 《柏庄诗草》《岭云海日楼诗钞》等
- 本 名
- 丘逢甲
- 祖 籍
- 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今蕉岭县）
目录
清同治三年（1864年12月26日）阴历十一月二十八日，丘邀旬杠逢甲出生于台湾省苗栗县铜锣乡竹森村。[10][13]
同治六年（1867年），丘逢甲开始启蒙，由其父教其读书。据说其自幼天资聪颖海狱懂，读书过目不忘。（见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
同治八年（1869年），丘逢甲已能属对吟诗。
同治九年（1870年），从这一年至次年，丘逢甲在其父的教育熏陶下，学识日进，已能写浅显文章。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丘逢甲的祖父病逝。丘逢甲随父母回东势角奔丧。此后，其父在彰化县三庄魏家设教，丘逢甲亦随其父到该处读书。据载，丘逢甲已写出寓意非浅的七言诗“采见南山岁几重，古色古香艳秋容。爱花合为渊明寿，酒浸黄英晋万钟。”（见郭兆华《丘逢甲先生的生平》）
光绪元年（1875年），丘逢甲随其父迁到彰化县新伯公刘氏家塾就读。
光绪二年（1876年），丘逢甲填写了一首词《西江月·穷经致用》：兴起八叉手健，吟成七步才雄。更兼经史满怀中，只觉大才适用。欲布知时甘雨，愿乘破浪长风。他年位若至三公，定有甘棠雅颂”。（见郭兆华《丘逢甲先生的生平》）
光绪三年（1877年），丘逢甲参加台湾府童子试，因考生中丘逢甲年龄最小，而交卷最早，受到当时视察考场的福建巡抚丁日昌的注意，连称“奇童”，特赠“东宁才子”印一方，由此闻名全台。应试后，由于丁日昌的推荐，丘逢甲前往澎化筱云山庄就读，得到名师吴子光（字芸阁，广东嘉应州人）的指导，学识更为长进。
光绪四年（1878年），丘逢甲因祖母去世，从筱云山庄赶回东势角奔丧。不久，恩师吴子光又不幸逝世。
光绪六年（1880年），丘逢甲随父到彰化县王子社丘氏学塾辅助父亲教课兼读书，举家亦迁至该处。
光绪八年（1882年），丘逢甲获得“廪饩（由公家发给在学生员的膳食津贴）”待遇。
光绪九年（1883年），丘逢甲遵照父亲的意见，迎娶廖赓芳的长女为妻。[13]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丘逢甲乡试失败后，在闽、粤周游了一些时日，结识了嘉应诗人王晓沧。同年春，返回台湾，仍随其父“佐课蒙童”，并发奋攻读。
光绪十三年（1887年），唐景崧受朝廷委派，担任台澎道。他雅好文学，上任后，常在官邸举办“文酒之会”，请僚属、文士赴会，吟诗属对，极一时之盛。丘逢甲素善诗文，又有“才子”之名，很快就被唐景崧罗致到幕府，受到赏识。唐景崧曾赋赠一联给丘逢甲：“海上二百年生此奇士，腹中十万卷佐我未能。”（见丘菽园《挥麈拾遗》卷四）不久，唐景崧将丘逢甲推荐到海东书院攻读。从此，丘逢甲与台湾上层人物的交往逐渐增多。期间，丘逢甲结识了陈省三、许南英、施士浩、汪春源等诗友。[13][17]
光绪十四年（1888年），奔循乐参加乡试，中试为举人。丘逢甲再赴福州应乡试，考取举人，名列第三十一名。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丘逢甲首次到北京，参加会试，阴历三月上旬考试，五月揭榜，他名列三甲九十六名，被钦点为工部虞衡司主事。丘逢甲无意仕途，因此，在皇帝接见后，便告假返回合湾故里。在京会试期间，丘逢甲结识了黄遵宪、温仲和等人，并和许南英有诗词唱和。丘逢甲在返回台湾途中，在上海作了短暂停留。并与几年前认识的嘉应诗人王晓沧再次相会。同年秋，丘逢甲回到台湾，受到各界人士和亲戚朋友的热烈欢迎。唐景崧在接风的酒宴上赋赠一诗给丘逢甲“一年不见丘才子，今日相逢喜欲狂。沧海鱼龙神变化，秀才文字忆商量。听涛亭上灯如昨，觅句堂前酒再香。从此诗人须破例，勋名待出水曹郎”。（见丘菽园《挥麈拾遗》卷四）唐景崧还劝勉丘逢甲出来做官，但丘逢甲婉谢了唐景崧的邀请，只答应担任《台湾通志》的采编工作。[13]
光绪十六年（1890年），丘逢甲应聘担任台中宏文书院主讲。丘逢甲在彰化的旧居已破败，他中进士后，亲戚朋友纷纷捐资馈赠，帮他在台中潭子乡大埔厝新修一座房舍，名曰“柏庄”，丘逢甲举家迁往该拜霉骗处。唐景崧得知此事赋赠一诗，其中两句“新得柏庄疑傲我，山村终恐误英雄”。诗中还是劝丘逢甲不要死守山林，而应该出仕为官。但丘逢甲还是没有接受唐景崧的意见。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丘逢甲仍主讲于台中宏文书院，并兼台南罗山书院的主讲，他面对中外急剧变化的形势，十分注意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勉励学生“勤阅报章，以广见闻。”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在教课之余，他积极参加由唐景崧发起的“牡丹诗社”活动。
光堵十八年（1892年），丘逢甲除担任台中宏文书院、台南罗山书院的主讲外，又兼任嘉义崇文书院的山长。在教课之余，丘逢甲游历了台湾的一些名胜古迹。
光绪十八年（1892年），《台湾通志》总局正式开设，丘逢甲被聘为采访师，负责采访、补辑乡土故实，因此有较多机会深入民间，了解社会民情。
光绪十九年（1893年），丘逢甲仍主讲宏文、罗山、崇文各书院，并继续从事《台湾通志》的采编工作。同年，为唐景崧的《请缨日记》作序。[13]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丘逢甲身在台湾，十分关注战争的发展。请求已经升迁为署理台湾巡抚的唐景崧，批准他创办义军。请求得允后，丘逢甲于中秋节前后开始办起。四处动员，以“抗倭守土”相号召，招募了为数众多的台湾青壮年入伍。经费不足，丘逢甲“倾家财以为兵饷，不足则乞诸义士以助之”（江山渊《丘逢甲传》）不久，一支号称一百六十营（实际上经过短期训练的不过三十余营）的台湾义军正式成立了，丘逢甲担任全台义军统领（又称义军大将军）。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国马关春帆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丘逢甲悲愤交加，当即刺血上书，抗议李鸿章的卖国行径。此后还多次联合台湾绅士向朝廷发出吁请电，要求废约抗战。清廷不顾全国人民的愤怒反对，执意割让台湾，下令唐景崧率领官员内渡，委派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为割台特使。在这种情况下，丘逢甲联合一批爱国绅士，倡议台湾自立为民主之国，冀图用这种不牵连清政府的名义，与日军展开抗战。5月21日，“台湾民主国”正式成立，推举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亲草宪法，以蓝地黄虎为国旗，“永清”为年号。5月25日，举行就职仪式，由丘逢甲率领军民，向唐景崧递交总统印玺。事后致电清廷：“台湾士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表示台湾永远不离开祖国。
四天后，日本侵略军从台湾东北部的三貂岭登陆，接着进攻基隆。当时，台北的防务由唐景崧负责，台南的防务由刘永福负责，台中的防务由丘逢甲、林朝栋负责。由于唐景崧平时放纵部下，致使该部纪律松懈，无心抗战。一旦与日军交手，便节节败退。不几天，基隆失陷，台北兵乱。在这种情况下，唐景崧化装逃离台北，乘外轮溜回厦门，台北实际成了不设防的空城，便被日军轻易占领。当基隆失陷、台北告急的消息传到台中时，丘逢甲急举义军从台中赶赴台北增援，行至中途，得知台北已沦陷、唐景崧已内渡，丘逢甲气愤至极。日军攻占台北后，乘胜沿铁路线南侵，直达新竹县。丘逢甲率义军与日本侵略军血战二十余昼夜。后因“晌绝弹尽”“死伤过重”而撤退。[13]
新竹之战失败后，丘逢甲与几位亲信藏匿于山野间，他们当时想投奔台南刘永福处，可惜道路被日军所封锁，不能行。丘逢甲提出收集残部、联合山胞、据山死守的方案，未能被大家所接受。此时，部将谢道隆（字颂臣，广东嘉应州松源乡人）劝丘逢甲说：“台虽亡，能强祖国，则可复土雪耻，不如内渡也！”（见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丘逢甲按受了谢的建议，于是连夜赶回台中柏庄，收集细软，带领家人，由梧栖港乘木帆船离开台湾。在离台前夕，丘逢甲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写下《离台诗》六首，交给妹夫张晓峰珍藏。木船在台肯嘱立元湾海峡漂流了几天几夜，终于在泉州港登了岸，当时已是阴历六月上旬（当年有闰五月），由于连年忧劳，加上海上几天几夜的颠簸，“故在泉，忽呕血数升，几不起。”（见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
丘逢甲在亲人的照料下，在泉州休息了一些时日，又乘船赴汕头。在汕头，与其他家人和部将会齐后，即乘舟溯韩江而上。途经潮州时，与分别达七年之久的老友温仲和相会，事后丘逢甲作有《潮州喜晤温慕柳同年别后却寄》一诗。在旅途中，丘逢甲还写有《鮀江秋意》《潮州舟次》《舟入梅州境》《客愁》等诗。
同年中秋节前，丘逢甲抵达祖居地镇平县文福乡印山村，有诗《乙未秋归印山故居，因游仙人桥作》。因印山村的祖宅荒芜，丘逢甲一家只好暂时借住于镇平县城东侧的东山乌石山房，并着手在淡定村修建新居。同年冬，丘逢甲向两江总督张之洞写信，请求他奏请表彰吴汤兴、徐骧、姜绍祖等台湾义军殉难将士，结果毫无下文。丘逢甲不禁发出“湛身难诉遗民苦，殉义谁彰故部贤”的感叹。（见《答台中友人》）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丘逢甲自内渡回粤后，心情异常郁闷，时时刻刻都在关注台湾，写下了《天涯》《愁云》《往事》《春愁》《当歌》等数十首诗篇。同年春，委派谢道隆重返台湾，探听消息。谢临行前，丘逢甲写有多首诗相送。同年夏，丘逢甲淡定村的新居落成，取名为“心太平草庐”。南厢房取名为“念台精舍”，北厢房取名为“岭云海日楼”，丘逢甲作有《淡定村心太平草庐图记》。同年五月，为了和省城的社会名流取得联系，丘逢甲动身前往广州。途中经过梅州、潮州、汕头和香港，赴览了当地的一些名胜古迹，均有诗纪游。在梅州拜访了当地名流梁国瑞，在潮州，还意外地会见了王晓沧。到广州后，丘逢甲作了较长时间的逗留，除游览了名胜之地外，还先后拜访了广东巡抚许振炜、翰林院编修刘可毅、菊坡书院山长梁居实等人，丘逢甲得到他们的同情。特别是许振炜，十分赞赏丘逢甲的诗才和抗日护台的义烈事迹，并关注他目前的困难处境。当时有一批劣绅，联名控告丘逢甲“违旨抗日”，要求官府严办。许振炜对于这份控状，判为“挟私诬害”，并联合刑部尚书廖寿恒一道上书朝廷，请求朝廷批准丘逢甲归住广东祖籍。最后得到朝廷的批准，同意其“归籍海阳”。[13]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丘逢甲奉“归籍海阳”的朝旨，携带着妻室儿女，来到海阳（今潮州）定居。同年春，丘逢甲从南洋归侨口中得知了新加坡学者丘菽园，便修书一封联系。不久，丘菽园寄来《菽园赘谈》，要求丘逢甲作序，丘逢甲欣然答应。从此，他们两人书信往来频繁。同年，丘逢甲受聘担任韩山书院的主讲。当时，该书院风气保守，丘逢甲力图打破这种局面，注重用新思潮启发学生的爱国热情，结果“被目为异端”。年底，丘逢甲气愤地辞去教职。同年，丘逢甲取号“仲阏”，表示其志愿多受阻阏而不得志的心情。并创作了许多感怀时事，瞻念祖国前途的诗篇，如《海军衙门歌同温慕柳同年作》《岁暮杂诗》《闻胶州事书感》等。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丘逢甲主讲于潮阳东山书院，慈禧捕杀“戊戌六君子”的消息传来，丘逢甲感到震惊，写下了《闻言者屡有改科举之议，迭颐山见赠韵，简温慕柳同年金山书院》诗。丘逢甲在教课之余，游览了潮汕地区的许多名胜古迹，写了《说潮》等数十首咏诵潮汕历史典故和民情风物的诗篇。同年冬，丘逢甲听说老友黄遵宪因参与康梁变法而遭到慈禧“革职放归”的消息，特地从潮州赶到梅州看望他。丘逢甲还为黄遵宪新落成的“人境庐”题写了楹联。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丘逢甲仍讲学于潮阳东山书院，并兼澄海景韩书院的主讲。同年春，许南英来潮汕看望丘逢甲，两人赋诗唱和，丘逢甲一连写下了《鮀江喜晤许蕴伯大令》等十七首诗。春末夏初，戊戌科状元夏同龢前来潮汕，与丘逢甲交谊甚深、在几个月的相处中，赋诗唱和，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还一同游览了潮汕的许多名胜古迹，共同发起了重修潮阳大忠祠、祭祀文天祥的活动。夏同龢还为丘逢甲书写了“澹定村”三个大字和“马来西极，龙卧南阳”的楹联，丘逢甲有诗酬谢。在连年的讲学活动中，丘逢甲深感旧式书院难以造就先进人才。因此，他决定创办新式学堂。同年冬，他辞去东山、景韩两书院的教职，首先在潮州创办东文学堂，聘请日本学者熊泽纯之助来学堂兼课，向青年学子介绍西方文明。不久，又联合温仲和、杨守愚等人，在汕头筹办“岭东同文学堂”。逢甲亲自撰写《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缘起》，系统陈述该学堂的办学宗旨和具体办法。期间，丘逢甲曾到香港、九龙、澳门，写有《九龙有感》《澳门杂诗》等。在香港，首次与潘飞声见面，丘逢甲有《次韵答兰史香江见赠》诗。在港期间，他还与康有为、唐才常等人有过交往，并曾合影留念。同年，丘逢甲认识了日本友人平山周，犬养毅、近藤，此后互有通信联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丘逢甲应广东地方当局的委派前在南洋调查中国侨民的情况。从二月中旬到五月底，历时三个多月，先后到过新加坡和马来亚。期间，丘逢甲多次发表演说，鼓励侨胞们的爱国热情。在新加坡逗留期间，得到丘菽园的热情接待，并先后会见了康有为、容闳、林文庆、叶季允等知名人士。此外，丘逢甲还为创办“岭东同文学堂”募集了一笔资金。同年阴历六月初，丘逢甲离开新加坡回国，到家时却得知他的两个儿子丘琰、丘球在潮州遭鼠疫而夭折，这使他陷入极度的悲哀之中，创作了《南还抵汕头埠，闻琰儿球儿殇耗，哀感书此》诗。当时，丘逢甲的家属已经迁回淡定村。不久，弟弟丘崧甫又不幸病逝，年仅二十八岁。为了安慰家人，排遣心头的悲痛，这一年的下半年，丘逢甲陪同父亲游览了福建岩前的均庆寺、镇平蓝坊的清凉洞、梅县松源的祥光寺等名胜。丘逢甲还特意攀登了梅县的阴那山，朝拜了灵光寺。在从阴那山回来的途中，丘逢甲又特地到“人境庐”看望黄遵宪，并互赋诗唱和。[13]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丘逢甲仍在汕头主办“岭东同文学堂”，他针对洋教大量输入的现状，大力提倡孔教，冀图以之抗衡，并作诗《为潮人士演说孔教于鮀浦》。寒假期间，丘逢甲在淡定村接待了从台海专程来探望他的谢道隆。分别长达七年之久的两位老友，在淡定村相处了十天。临别时，丘逢甲作有《送谢四东归》诗。同年，丘逢甲通过潘飞声认识了陈撷芬，并为陈撷芬主办的《女学报》题诗。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年底，“岭东同文学堂”因鼓吹新思潮，受到地方守旧势力的捣乱。丘逢甲愤而辞去学堂监督职务，开始谋向广州发展新教育，为此，在广州逗留了几个月。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丘逢甲在家乡镇平县积极兴办新学，在县城创办“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在东山、员山创办“创兆学堂”；在乡设“自强社”。同年阴历八月十三日，温仲和在松口病逝，丘逢甲前往吊唁，并应其亲属的请求写了墓志铭。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中国爆发了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抗议美国政府对中国侨胞的迫害。丘逢甲在潮州参加了这场反美爱国运动，他联合潮汕地区的学界、商界同人集会，向省城发了抵制美货的通电。同年，他还派遣门人前往福建的上杭、武平，广东的兴宁、五华等地兴办新学。兴宁县的兴民中学堂还遥聘丘逢甲为该校监督。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上半年，丘逢甲在家乡创办“镇平县立中学堂”，并在乡族中提倡种植果木、革除奢侈祭祀等陋习，劝人禁赌、禁抽鸦片烟。丘逢甲在粤东办新学的成绩，受到社会上开明人士的好评。同年夏，两广总督岑春煊聘请丘逢甲担任两广学务处视学及广州府中学堂监督。正在广州法政学堂求学的邹鲁慕名求见，丘逢甲收他为门生。同年，广东学政朱祖谋因病辞职，回归故里，丘逢甲作《送朱古微学使乞病旋里二首》诗送行。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丘逢甲仍任两广学务处视学及广州府中学堂监督，寒暑假则由省城返回淡定村省亲。他利用和上层人物的关系，暗中为保护革命党人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潮州黄岗起义失败后，广东地方当局欲大肆搜捕党人，丘逢甲曾从中建议防止株连；梅县松口学潮发生后，两广总督想停办全梅学校，丘逢甲陈说利害关系，成功阻止。[13]同年底，参加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14]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辣赠宙，丘逢甲被广东教育界推举为广东教育总会会长，并受聘为两广学务公所议绅，仍兼广州府中学堂监督。[2][13]6月，清政府公布《咨议局章程》，要求各省设立咨议局。为推进咨议局的筹建事宜，广东先行设立咨议局筹办处，由指定的22名议绅组成。丘逢甲是议绅之一，负责咨议局成立前的准备工作。[14]
宣统元年（1909年），作《秋怀》诗八首以表达政见。同年9月，广东咨议局正式成立，议员94人。在选举中，丘逢甲与卢乃潼共同当选为副议长。[14]他利用副议长的身份，安插革命党人古应芬、邹鲁在谘议局任职，并提出“禁赌案”炼洪。十二月，与议员陈炯明一道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十六省谘议局代表会议。同年，受聘为两广总督公署议绅及两广方言学堂监督。
宣统二年（1910年）春，革命党人叶楚伧来广州，丘逢甲与他有交在，并作《与楚伧千仞闻歌作》《题楚伧汾湖吊梦图二首》诗。同年，丘逢甲的好友汤寿潜从浙江来到广州，丘逢甲作《广州晤汤蛰仙同年》等诗。同年，丘逢甲还与革命党人高剑父、高奇峰兄弟有接触；与广东陆路提督秦炳直有通信联系；与广东新军将领黄仕龙、饶景华等人有接触，曾一同拜渴南海神庙，丘逢甲作《南海神庙韩碑亭记》及《波罗谒南海神庙五十二韵》。同年中秋节前，丘逢甲到罗浮山旅游，在山上逗留了十天。下山后，又顺路游览了惠州西湖。同年底，又游览了南海西樵山。所到之处，均有诗纪游，这些诗，曾以《罗浮游草》为名刊刻行世。同年，丘逢甲开始将自己内渡回粤后的诗作进行整理编辑，定名为《岭云海日楼诗钞》。
宣统三年（1911年）4月，广州起义爆发。丘逢甲当时在淡定村料理父谅堡亲丧事，当他得知革命党人牺牲众多的消息，十分悲痛，赶忙回到广州，尽力营救革命党人。9月，广东光复，丘逢甲任广东军政府教育部长。11月，丘逢甲作为广东军政府的三个代表之一，出席了南京组建中央临时政府的会议，会上当选为中央参议员。在南京开会期间，他为广东北伐军进军长江北岸，做了一些后勤联络工作。此外，他还冒雪拜谒了明孝陵，赴览了莫愁湖等名胜之地，写下了《谒明孝陵》《登扫叶楼》《雪中游莫愁湖》三题共十首诗。
民国元年（1912年）初，以广东代表身份赴南京参加筹组临时政府，开会期间，肺病复发，口吐鲜血。他自感情况不妙，急忙告假，在随员丘复等人陪同下，匆忙乘海轮南下。至厦门，丘逢甲稍作停留，他得知福建局势未安、省议会也未成立，便带病电告福建都督，建议速行召开省议会。1月下旬，抵达汕头，此时病情已经加重。2月上旬，抵达淡定村故居，此时其已病危，但他仍念念不忘国事。2月25日，病逝于淡定村。他弥留之际，嘱咐家人：“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4月2日，丘逢甲的遗体被安葬在其居地印山村后的山坡上。[13]
宣统元年（1909年），广东咨议局成立，丘逢甲被推举为副议长。广东咨议局存在两年多，共开常年会议两次，临时会议两次，处理议案147件。丘逢甲作为咨议局副议长，在广东咨议局会议速记录中可以查明其出席了咨议局的每次会议。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丘逢甲是尽职的。在正议长易学清因事缺席时，还代易学清主持会议工作。
丘逢甲平常对咨议局议案的发言并不积极，但对自己关注的议案，则“高谈雄辩，四座皆惊”，关注最为持久的无疑是禁赌议案。既往关于丘逢甲的传记中，将禁赌议案看作丘逢甲的首倡，这与历史事实有较大出入，议案争论过程的记载也不符合历史实际。禁赌议案实属于总督交议案，由直辖两广总督衙门的“会议厅”在咨议局的第一次常年会议开幕时提出。这是会议厅提出的7件议案之一。虽然《筹禁广东各项赌馆议案》并非由丘逢甲提出，但与其也有关系。在咨议局开办前，咨议局筹办处的议绅和全省劝办督保局的局绅组织“议案预备会”，以讨论广东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禁赌即其中的“标题”之一。丘逢甲为该会的发起人，他对赌博向来旗帜鲜明地表示否定。广东咨议局讨论的禁赌问题，分歧并不在于“是否禁”，而在于“如何禁”。广东地方政府希望先筹抵赌饷后禁赌，而咨议局议员主张先一律禁绝，然后再通盘筹抵赌饷，即禁赌与筹饷理应分开。丘逢甲与正议长易学清、副议长卢乃潼都是坚持一律禁绝的核心力量。但两广总督对咨议局的议案表示不满。双方争执到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的临时会议上仍没结果，禁赌之事无法付诸实行。在同年的常年会议上，咨议局采取强硬立场，提出《广东禁赌请电奏定期实行案》，并以停议、辞职相威胁，迫使两广总督据情代奏。
最为重要的是对安荣公司铺票议案的关注。在广东咨议局的所有议案中，引起轩然大波的并不在于耗时最为持久的禁赌议案，而是苏秉枢的安荣公司开设铺票案，其实质也即为：在广东禁赌的大环境下，安荣公司是否可以设立所谓的危害稍小的铺票，以相对“和缓”的方式，渐次达到最终禁赌的目的。对这一议案，赞成禁者书“可”字，反对者书“否”，但投票结果却是“否”议员占据上风。丘逢甲对投票结果大为恼怒，愤然出会场而去。
广东咨议局书记员邹鲁，将会议情况以及“可”、“否”议员名单交于报社发表，对于邹鲁的行为，丘逢甲不仅在言辞上表示赞同，同时联络其他“可”议员，向资政院提请辞呈。但事情的诡异之处在于，月余已过，资政院并无反馈意见。丘逢甲进而联合议长易学清、副议长卢乃潼，以广东咨议局正、副议长的名义，再次呈递辞职申请。广东咨议局正、副议长的统一行动，社会舆论施加的压力，使清政府不得不正视广东咨议局的意见，要求两广总督袁树勋派人查办。广东按察使、劝业道和巡警道奉命斡旋，希望广东咨议局私下了结，以避免社会影响的进一步扩散。但丘逢甲拒绝地方政府要求私下处理的要求。最终以清政府准许“否”议员辞职，对“可”议员表示“慰问”，这场持续数月的政治风波才告一段落。邹鲁等人也利用“可”议员的社会声望，建立《可报》。丘逢甲则对《可报》的创立表示默认和赞同。
另外，丘逢甲还重视对教育类议案的关注。他对地方教育特别重视，既往传记中认为“振兴女子小学议案”是丘逢甲的功劳，这与历史事实有所偏差，此议案实由陈炯明提出。但丘逢甲在出掌咨议局期间，尤为重视推动教育议案的通过与执行，前后多达9件。[14]
清廷调广西巡抚张鸣岐任两广总督，他在丘逢甲等人一再敦促下，终于在1911年3月30日下达禁赌令，并公布极其严厉的惩治条例。曾饱受赌害的广州市民“纷纷庆祝巡游”。从1911年至1913年间，公开聚赌活动渐告敛迹。丘逢甲禁赌之举深得民心，一时扬名于海内外。这正如民国初年国会议员江山渊所说：丘逢甲“于地方积病，尤日思所以构陷而廓清之，如禁赌一案，其最著者也”。[44]
丘逢甲认为“欲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欲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于是他决定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先在家乡蕉岭丘姓族中办起两间新式小学，一为在今附城东山村办了城东创兆学校，一为在蕉岭文福镇之创兆学校。接着又到福建武平、上杭等县办了七间新式小学，继而又创办镇平中学（即今之蕉岭中学），又曾到兴宁（今兴宁县）、长乐县（今五华县）去劝学。[3]
丘逢甲和学者温仲和在潮汕讲学，并在汕头创办了同文学堂，并以他们的学说陶冶人才。他讲学内容超出了当时一般学堂只讲四书五经的传统，还讲了许多新内容：“考古人良法善政，与泰西互证可行于今者"，以及“以算学为各学科之根本，约子弟治算，有代数、几何算稿"。他在书院堂壁四周放置格致（物理和化学）、算术等参考图书，悬挂地图和潘鸿轩百果挂图等新学资料。[3]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丘逢甲从东山书院和景韩书院辞职后，在潮州镇平会馆创办东文学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学堂迁往慰忠祠，更名为岭东同文学堂。其时，丘逢甲受委派往南洋调查联络华侨，并筹款谋在汕头办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5月，岭东同文学堂迁往汕头同庆善堂，丘逢甲为总监督（即校长），延请温仲和、何寿朋、温丹铭、姚梓芳等任教员。岭东同文学堂采取分班教学的做法，开设了经、史、国文、东文（日文）、格致、化学、生理卫生，以及“兵式体操”等新学课程，讲授近代科学，宣传新思想，深受粤闽赣地区青年的欢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冬，丘逢甲亲自撰写《创设岭东同文学堂序》和《岭东同文学堂开办章程》，在澳门《新知报》发表，系统地阐述教育救国思想和兴办新式教育的主张，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纲，西学为目”的办学宗旨和“借劲东文”的办学途径。经过苦心经营，岭东同文学堂成为粤东新学的一面旗帜，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岭东民气蓬勃奋发”，如早期同盟会成员何天炯、何天瀚、刘维焘、张谷山，参加黄冈起义的李思唐、李次温、杜国英，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北伐军司令姚雨平、北伐名将林震，以及国民党元老、中山大学首任校长邹鲁，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先驱黄际遇等，都曾是这里的学生。[24]
岭东同文学堂作为近代粤东地区首所新式学校，开创了潮汕新学的先声，掀起兴办新式教育的高潮，对推动近代社会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24]
丘逢甲内渡大陆后数年间，于潮州、嘉应地区致力于创办新学，成绩卓著。1906年夏，他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两广学务公所议绅和惠、潮、嘉视学员，以及广府中学堂、商业职业学校的监督。从此他在广州度过了最后的峥嵘岁月。同年11月6日，广东总教育会成立，德高望重的丘逢甲被公举为该会的正会长。[44]
广府中学是当时广州最古老的一间公立中学，校址在小北司后街(今越华路)越华书院的故址。丘逢甲上任后，聘请同盟会员丘冬友(蕉岭人)、王狮贤(梅县人)、林鲁传(平远人)等革命党人为监学。该校在丘逢甲监督期间，“管教整肃严明，学部徐视学评为广东第一”。[44]
1908年，丘逢甲又受聘为两广学务公所议绅。1909年，广州两广方言学堂监督隗文云无理撤换教员引起学潮，后被撤职。但当局仍“拟将各班班长及代表革除或记过，以儆效尤”。新任监督丘逢甲却坚持认为“监督既撤职，则学生不应惩办”。结果，学生获胜，学校得以照常上课。[44]
丘逢甲重视学校风气的培养，聘请朱执信任学监和负责讲授西洋史课程，还聘请同盟会员邹鲁担任国际公法、经济学和财政学的讲授工作。学校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丘逢甲以强国为目的，先后共“劝办学校百数”。他不愧为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教育家。[44]
思想源流
丘逢甲的早期作品主张“天然”，反对人工的刻意雕琢，诗境明朗直白，质朴自然。如，《初夏雨中》其二便将暮云遮山，乍晴还雨；瓜架豆棚，雀躁鸣蝉的初夏田园景色描写得格外传神。内渡后，他亲身经历了国仇家恨和身世飘零坎坷之苦，对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因此表现人民生活、评述国家大事的作品风格沉郁顿挫，所作《秋兴》《秋怀》等，很大程度上是学习杜诗的结果。他晚年的作品更趋成熟稳健，显现出沉雄阔达之风。
其次，南宋诗人陆游对丘逢甲影响极大。二人都生活在民族危难之际，都拥有力挽狂澜的雄心壮志，却也同时遭遇着报国无门的境遇，因此他们拥有同一颗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内渡后，每当激愤难平之时，丘逢甲也同陆游一般寄情山水之间，揽胜吟咏，写下了如《惠州西湖杂诗》《游罗浮》等风格清新隽永的诗歌。
再次，丘逢甲是祖籍粤东的客家人，且内渡后与客家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因此受岭南诗派和客家民歌的影响颇深。
最后，新思想和新知识在丘逢甲的诗歌中也有所反应，例如“电轮”“民主”和“殖民”等。这些正是“诗界革命”创作纲领的重要表现。[15]
艺术特色
第一，感情真挚强烈，情景交融。
中国古典诗歌讲求“诗言志”，认为诗歌需要做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之所以动人，关键是情真，而这一点在丘逢甲爱的国诗篇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丘逢甲作为一位爱国志士，闻听此事异常悲愤，便组织义军亲自领导了这场保台斗争，血战二十余日后，义军大败。之后，举家内渡，作组诗《离台诗》（六选二）：
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英雄退步即神仙，火气消除道德编。
我不神闲聊剑侠，仇头斩尽再升天。
面对割让台湾等地一事，作者充满了愤懑之情，痛恨政府的苟延残喘，却无力回天；愿将自己的生命和热情化作满腔热血，将侵略者杀尽。
第二，豪迈雄健，灵力遒劲。
江山渊认为丘逢甲诗歌豪迈雄健的风格正是他粗犷豪放性格的折射。如，《韩山书院新栽小松》（四选一）：
出林鳞鬣尚参差，已觉干霄势崛奇。
只恐庭阶留不得，万山风雨化龙时。
作者以小写大，将直冲霄汉的凌云壮志寄托于院内新栽的小松树身上。小松虽然刚出山林，却有傲视群雄的非凡气势，认为普通的庭院不能将他的远大志向束缚住，只要时机成熟，它将会大展鸿鹄之志。事实上，作者是在以小松自喻。
第三，诗人内渡后的诗歌主要是抒发对台湾的思念和对祖国统一的热切盼望，此时期的诗歌具有沉雄顿挫、苍凉悲壮的特点。
如《往事》：
往事何堪说，征衫血泪斑。
龙归天外雨，鳌没海中山。
银烛鏖诗罢，牙旗校猎还。
不知成异域，夜夜梦台湾。
作此诗时，距作者离台归返已一年有余。虽然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日子早已远去，然而台湾沦丧和抗击失败的悲愁苦恨仍然强烈地激荡在作者的心中。
第四，托物言志，寄托遥深。
比兴这一艺术手法在丘逢甲诗歌中运用极为广泛，以此来增强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和含蓄性，给读者以联想。如《欧冶子歌》中便借赞颂欧冶子的铸剑来抒发赶尽侵略者，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爱国思想。“妖鸟西飞金两翅，飞啄群龙龙半死。神龙不死何时起，金仙铅泪流不止。”其中，“妖鸟”指的是日本，“龙”指的是华夏民族，而“西飞”则是日本侵占台湾的比喻。此外，诗作还赞颂了象征着中华民族力量和智慧的“神剑”，它可以“昆仑为砺沃礁砥，陆斩虎狮水剧兕。妖鸟哀号张大嘴，群魔乞命等羊豕”。而“虎狮”“妖鸟”和“群魔”都是侵略者的化身，只有依靠“神剑”，才能战胜他们，“乃使五洋沉军舰、六洲平战垒”。又如，《晨起书所见》借一群麻雀抵御乌鸦的侵扰，向读者阐释出即使再弱小的力量，只要联合起来也能力大无穷。国家倍受凌辱，只要中华民族联合起来，定能驱逐列强，完成祖国的统一。然作者在末尾却发出了“嗟哉不能群，人而不如鸟”的感叹，这是面对现实中人心不齐发出的慨叹与深深的无奈。
第五，以文为诗，行笔自如。
所谓“以文为诗”是指将诗歌原有的格律、句式打破，纵横变化，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散文化的句式摆脱了旧格律的束缚，是对古典诗歌格律和形式的突破与创新，是诗人在探寻诗体解放方面所做出的大胆尝试，是实践黄遵宪“我手写我口”主张的具体措施。例如，《嗟哉行》一诗便继承了汉乐府和杂言诗的艺术特征，长短有致，读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15]
丘逢甲善于书法，其书法取法于颜真卿与苏东坡。在用笔方面：以笔力浑厚，挺拔雄劲，圆笔中锋，藏锋出之为主；字形方面：取其外拓与厚实，自然与疏朗的特点；章法方面：通篇起伏跌宕，一气呵成，迅疾而稳，给予人沉稳与庄重的效果，具有沉着而痛快的艺术感染力。[36]
唐景崧十分赏识丘逢甲，认为“海上二百年生此奇士，腹中十万卷佐我未能”。[17]
丘逢甲去世后，在广州的台湾同胞作了一幅挽联：忆当年，祸水滔天，空拼九死余生，只手难支新建国；痛今日，大星坠地，只剩二三遗老，北面同哭故将军。[13]
清末民国诗人吴芳吉：某所资取于四子者，不仅其文，尤在其人。若陶之超尘拔俗而无厌世之心，杜之穷迫饥驱而无绝望之语，屈则忠爱之忱不谅于世，而至死不去国，丘则处积弱之势、衰败之秋，而能发扬民族精神、祖国文化，以与时代俱进，此皆某所馨香祷祝以为创造民国新诗最不可少之资也。[16]
民国初小说家江山渊：（丘逢甲）躯干魁梧，高十尺以外。广额丰耳，两目奕奕生气光。言论风生，往往一语惊四座，声震屋宇。……所谓词章，凌厉雄迈，不愧古之作者。[15]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①吾尝推公度、穗卿、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闳远也。若以诗人之诗论，则丘仓海（逢甲）其亦天下健者矣。②盖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而能雅驯温厚乃尔，得不谓诗界革命一巨子耶？[11]
近现代目录学家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民国初元，（丘）君曾一至金陵，余犹及见之，躯干修伟，虎虎有生气。”又说“仙根本负盛名，唯鲜与中原通声气，至有不能举其名者。工力最深，出入太白、子美、东坡、遗山之间，又能自出机杼，不拘拘于绳尺间，固一时健者也。[22]
于右任题写的台北市新公园（今改称“二·二八公园”）内纪念丘逢甲的“仓海亭”亭联：耿耿孤忠，系民族复兴斗士；铮铮铁骨，亦诗坛崛起人豪。[22]
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副研究员邓菀莛：中国诗学现代转型，是关乎中国诗学正变、分合的重要问题。于诗学变革初期，丘逢甲响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的维新改良，并积极参与诗界革命。丘逢甲、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诗学，对中国诗学从开始变革到现代化推动，乃至新诗诞生、诗学（词学）发展、词学学科初建产生深刻影响。[17]
丘逢甲在参加台湾府童子试时，因考生中丘逢甲年龄最小，而交卷最早，受到当时视察考场的福建巡抚丁日昌的注意，丁日昌有意考察丘逢甲的才学，便以“甲年逢甲子”的上联命对，丘逢甲略作思考，便出口对曰“丁岁遇丁公”（因当年为丁丑年，丁丑之年遇见这位姓丁的巡抚，对得妙极），丁日昌“惊为才子”，为了更进一步考察丘逢甲的诗才，丁又命逢甲以台湾风物为题，作竹枝词百首，日未晚，百首竹枝词已成。丁日昌看后，拍案叫好，特意将逢甲父子留在官邸，设宴招待，并赠送一枚刻有“东宁才子”的印章给丘逢甲。从此，“丘才子”的称誉便在台湾四处传诵。[13]
先祖
丘逢甲是客家人，其远祖早先居住在黄河流域之光州固始（今河南商丘）一带。后来由于北方战乱频繁，才逐步南迁。南宋末年，丘氏家族的二世祖丘创兆，参加了文天祥的“勤王之师”，“勤王”失败后，创兆公才举家从福建上杭县迁居广东镇平县员山（今蕉岭县文福乡）。清朝乾隆年间，丘逢甲的曾祖父丘仕俊率领家人，由镇平员山东迁台湾，定居在彰化县东势角。[13]
祖父
丘学祥，善武术，在彰化设立国术馆，教授生徒，为人能锄强扶弱，好打抱不平，故颇受人们尊重。[13]
父亲
丘龙章，字浩臣，号潜斋，咸丰初年台湾府农生，毕生从事乡梓教育，在台中一带设馆讲学。台湾沦陷，随丘逢甲内渡回大陆，在粤东乡居。宣统三年（1911年）春，病逝于淡定村，终年七十九岁。[13]
母亲
陈氏，精明仁厚，有“古贤妇之风”，光绪五年病逝于台湾彰化县。[13]
兄弟
丘逢甲兄弟十人，姊妹四人，成人者九人，丘逢甲行二。[5]
哥哥：丘先甲，字达甫，曾佐兴台湾义军，于台湾割让日本后一起返回广东，后又迁回台中。[5]
三弟：丘树甲，字崧甫，台湾廪生，有文武才，乙未抗倭有功。[5]
五弟：丘兆甲，字时甫。[5]
六弟：丘同甲。[18]
儿子
长子：丘琮（1894年—1967年），又名念台。抗日战争期间任第四战区少将参议。1948年随同国民党政府迁台。1950年到1957年间，任监察委员、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机构资政，1957年起连任国民党中常委。1967年1月，出访日本，为瓦解廖文毅等早期“台独”活动而奔走，突发脑溢血身故，享年73岁。[32]
三子：丘瓒（出嗣），在台湾居住。
注：夭折两子丘琰、丘球未算入排行。
侄子
邱钦洲，曾任第四届台中市市长。
侄女
孙子
丘应楠，民国22年（1933年）生于广州，丘琮之子。台湾大学毕业后留美，获理学博士。1984年冬，获得国际化学学术界最高荣誉——华盛顿化学学会希尔兰奖。1964年，任教于华盛顿天主教大学。1986年8月，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数理院院士。[33]
丘应枢，曾任广州市台盟办公室主任。
丘应榆，曾任省台盟副秘书长、珠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34]
丘应梁，丘瓒的儿子，曾任台湾新竹卫生局局长。
孙女
丘淑珍，丘瓒之女，在蕉岭故居居住，是蕉岭县政协委员、县丘逢甲研究会理事。其生育有两子一女。[4][39]
曾孙
丘志斌，丘应桦之子，广东省丘逢甲研究会联络办公室主任。[35]
丘逢甲平生创作了近万首诗歌，现仍保存有2000余首。[2]他的诗集主要有《柏庄诗草》《岭云海日楼诗钞》等。《柏庄诗草》为内渡前作品，作者原以为毁于战火，后人亦长期未见。1979年始被发现，今由丘氏后人收藏，有手稿影印本传世。《岭云海日楼诗钞》12卷，为其弟丘瑞甲从遗稿选辑编年，均为内渡后所作，民国2年（1913年）粤东编译公司刊印。民国24年（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仓海先生丘公逢甲诗选》是丘逢甲之子丘琮据《岭云海日楼诗抄》12卷本所选，增入《离台诗》等作品。民国25年（1936年），中山大学出版《诗钞》13卷本，系将原书第5卷“己亥稿上、下”分为2卷，又另辑“选外集”1卷。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标点本，即以此为底本。1984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岭云海日楼抄》12卷，附《选外集》《选外集补遗》《柏庄诗草》《其他诗作》，为现行丘诗的最足本。[30]
对丘逢甲的争议，主要是由于他内渡引起的，指责丘逢甲内渡的文字，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是将丘逢甲与在台抗日中牺牲的吴汤兴、徐骧相比。如称“逢甲既去，居于嘉应，自号仓海君，慨然有报秦之志。观其为诗，辞多激越，似不忍以书生老也。成败论人，吾所不喜，独惜其为吴汤兴、徐骧所笑尔。”（见连横《台湾通史》）后来之争议即以此为起点；第二，是将丘逢甲与唐景崧相比，意其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耳。丘逢甲死后，有人作挽联以讥讽之，有“唐总统涕泣誓师，乘隙腰缠偷内渡”“地下若逢唐少保，拊心蒙面污魂过奈何桥”诸语；第三，是将丘逢甲自己的言与行相比，认为其“为德不卒”，如称：“其未战而先走之行为则与其先前所发表的激越言辞迥异；更何况丘逢甲在唐景崧不战而逃时，曾痛骂唐景崧，甚至表示要‘食唐景崧之肉’，但其行径却与唐景崧如出一辙，其言行未能合一，终为世人所讥。”[31]
位于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文福镇鹤湖村，于民国2年（1913年）建成。墓为灰沙砌筑，高1.4米，面积约500平方米。碑文记载丘逢甲在台湾率义军抗日及其内渡后倡办教育等史迹。[28]2019年5月，丘逢甲墓被列入梅州市第九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9]
名为培远堂，位于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文福镇逢甲村村口。该故居建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是一幢坐西向东，两堂四行的围龙屋。其正门门匾“培远堂”为清朝翰林温仲和所书，“培远”二字取自丘逢甲所书的两侧对联“培栽后进，远继先芬”各句首字。故居正门，有一尊丘逢甲铜像置于厅堂正中，四壁悬挂着丘逢甲及其故居的简介。中堂内以10多幅叙事图文，及展柜展出的丘逢甲的珍贵遗物、文献、手稿等，展示着丘逢甲的辉煌过往。2006年6月，丘逢甲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1]
2014年12月26日，由广东省丘逢甲研究会主办的丘逢甲诞辰1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丘逢甲故里梅州市蕉岭县举行。纪念活动以“弘扬爱国情·共圆中国梦”为主题，来自北京、广州、福建、台湾等地的领导、嘉宾和专家、学者，以及孙中山和丘逢甲的后裔，丘氏宗亲代表，梅州市以及蕉岭县有关领导和学者等70多人共同出席。[20]
1984年12月，广东省梅州市举行了全国首次丘逢甲学术研讨会，纪念丘逢甲诞辰120周年。为了纪念丘逢甲诞辰120周年，焦岭县委、县政府修建了“逢甲大桥”。[19]
1994年，在梅州市举行了第二次丘逢甲学术研讨会。[9]
1996年，在台中市逢甲大学举行了“丘逢甲与台湾历史文化"研讨会。[9]
1999年，在台中市逢甲大学举行了“丘逢甲、丘念台父子及其时代”研讨会。[9]
2000年，在汕头市举行了第三次丘逢甲学术研讨会。[9]
2004年12月23日，在广东省政协机关会议厅，举行了“纪念丘逢甲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省台办、省台联、台盟广东省委、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省社科联及来自台湾、香港和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丘逢甲亲属近二百人出席。研讨会为期两天，还组织观看了由两岸共同合作拍摄的纪录片《丘逢甲》。[19]
2009年11月，中山大学与逢甲大学联合举办了纪念丘逢甲诞生一百四十五周年的学术研讨会。[27]
，以丘逢甲名字命名的综合性大学，是台湾中部地区规模最大的学校，以培养工、商专业知识及高级管理人才为主。由丘逢甲之子丘念台及萧一山，杨亮功等创办，前身为私立逢甲工商学院，1961年正式招生，1980年改制为逢甲大学。校址原设台中市北屯大坑观音山，后迁址到台中市西屯区。[26]
2002年，作家徐青的电视文学剧本《丘逢甲》问世。[27]
2006年1月，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丘逢甲的故事》一书，内收《丘逢甲》电视连续剧剧本、丘逢甲的故事和丘逢甲爱国诗歌选读（王华编撰）。[27]